三

我第三次进长春，是1946年4月18日我军首克长春之际。

根据苏军同国民党当局的协议，苏联红军定于1946年4月15日撤出长春。4月14日中午12时苏军的最后一次撤兵的列车开出长春火车站，下午2时我军就开始攻打长春。4月18日晚7时攻克了长春。这是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这次战斗歼灭了姜鹏飞指挥的第二、第四两个总队1万多人，加上5个警察中队、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以及由日本人组成的独立团特殊部队，共2万余人，其中俘虏14000余人，包括国民党的长春城防司令中将陈家桢以及高级军政人员40余人。

这次进长春后，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我仍任市委书记，徐慎任市委秘书长、陈东平任组织部部长、王阑西任宣传部部长、陈郁任东北工会主席兼长春市工会主席。市委机关和我都住在沈瑞林的公馆里。刘居英是同我一起进长春的。刘居英任市长，张文海任秘书长，于克任公安局局长。东北局也迁到了长春，又分配一批干部给长春市委，长春市委的班子也健全了，市政府的班子也健全了，还组建了各区中共区委、区政府、公安局，并配上了负责干部，这些干部是很强的。如大同区中共区委书记刘俊秀、东荣区中共区委书记黄霖等都是老干部、老同志。这比第一次进长春时大大加强了。市委、市政府积极准备接收工厂、学校和市政机关，组织力量恢复生产。经过短短几天的紧张工作，城市交通恢复了，学校开学了，供电问题也解决了。东北局还调来《东北日报》的魏东明同志帮助复刊《长春新报》，复刊词是魏东明撰写的，社长仍由我兼任，章欣潮仍任总编，杨文元负责发行和对外接洽事务。《长春新报》很快复刊了，成为长春市委的党报。开始，每日的报纸清样都由我审查，后来因工作实在太忙顾不上了，交给了魏东明看清样，这样减轻了我很大的工作量。不久，东北局宣传部派了一位同志来找我谈话，说是《长春新报》在长春有群众基础，《东北日报》没有《长春新报》发行量大。并说：“没有一个城市办两个党报的，宣传部要你们把《长春新报》交给《东北日报》。”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一个城市不能办两个党报，哪有这个规定。当然，我还是照顾大局，把《长春新报》交给了东北局的《东北日报》。

这里我提一下统战工作。1946年2、3月间，我潜入长春做地下工作时，接到转来的周恩来同志给我的电报，要我去找长春市市长赵君迈，做他的统战工作。赵君迈是湖南人，是当年北洋军阀时代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赵恒惕的弟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很好，是太子派，以前和我党有联系。我通过地下党员孙亚明的联系同他约见。在一个星期日，我给赵君迈的公馆打了个电话，赵君迈接了电话，我用暗语讲了我是石磊（曹瑛同志的化名），他很机警，就约定一个时间要我去他那里，我准时赴约。在进他的院子前为预防不测，我和孙亚明商量好暗号：他手里拿着报纸，表示不要进去。如手里没拿报纸表示可以进去。我见到赵君迈，他很客气地欢迎，寒暄几句便说：“这里谈话不方便，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谈。”我同他坐上汽车到了一栋雪白的大楼里。这原是伪满总理张景惠的公馆，改为市政府招待所的，这时宋美龄正飞来长春也住在这座大楼里。她是代表蒋介石来“慰问”苏军驻守在长春市的将士们的。宋美龄在长春还召开了一个妇女大会，我们地下党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把传单带进会场散发。赵君迈就在这栋白色的大楼里宴请了我，我们在席间交谈了一些情况，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他表示同意。谈话后我就告辞了。

这次我军打进长春时，国民党的党政人员都成了俘虏，其中也有长春市市长赵君迈和地下党员孙亚明同志。当时彭加伦同志负责看管这些高级俘虏。赵君迈向他讲了同我的关系，彭加伦即向我汇报。我即同赵君迈会了一次面，向他做了解释工作，我对他说：“为了革命工作和你的安全还得委屈一下。”赵君迈表示理解。过不久，国民党同我们交换俘虏时，我们用赵君迈、孙亚明换回了作家金人等二人。金人是在沈阳市任地下市委书记时被捕的。这样孙亚明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被暴露，继续在赵君迈那里工作，以后，赵君迈一直同我党有联系。后来将孙亚明和他的关系交给徐慎同志了。徐慎于1947年，同他们商议在解放长春时，进行里应外合的工作。

当时我们还抓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支援前线。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攻打被我们解放的四平街，保卫四平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支援前线的任务很重，由市政府出面动员资本家捐款，我们尽力组织物资运送前线。二是积极筹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已集中起来，拟定于5月24日正式开会，民主选举市长。不料5月22日下午突然接到通知，东北局召开紧急会议（地址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要我去参加，会议气氛很紧张，会上宣布立即撤出长春市，决定要在半夜12时以前全部撤出。下午4时我回到市委，一方面把上级指示告诉代表们，会不开了。这使大家感到太突然了，4月18日进长春时，上级讲要“永坐长春”，四平吃紧时还提出保卫大长春，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长春市；另一方面即刻通知市委秘书长徐慎（已得林枫秘书通知），要市委领导的单位今晚全部撤出长春市，去吉林。直到交通员把通知都送到各单位回来了，最后我和徐慎、王永生带领市委机关的人员向吉林方向撤去。王永生找来一辆汽车，是准备我和徐慎等撤出用的。车主人说：“这辆车是我个人的。”王永生耐心地动员车主人说：“以后一定还你，你不要害怕。”这已是5月22日午夜了，我们随部队离开了长春市。这是我第三次进入长春，仅一个月多几天，工作刚刚展开，就又撤出来。

5月23日，我们撤到了岔路河。这时王永生才发现在忙乱中把几百发子弹丢了。我批评他：“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这个东西怎么能丢！”这同志平时对工作是很负责任的，这次出于太急忙，故也不能完全怪他，事已至此也就没有办法了。

在岔路河稍事休息后，我和徐慎等又转移到吉林市，休息了几天。5月28日，我们又撤出吉林市，往延边地区进发。走了有20里路的样子，汽车坏了，又派汽车队长赶着马车去买零件，可是好久也买不回来。王永生急中生智拿出2000元伪币对一位老司机说：“看样子，我们要步行了。”老司机答应修理一下，还真不错，汽车修好了，我们又乘车到了敦化县，在敦化住了一段时间。

1946年7月11日至24日，吉辽省委在敦化召开了扩大会议，由陈正人同志主持会议。1946年5月19日和5月22日相继撤出四平和长春后，东北局即于1946年7月7日为今后东北的战略方针做出决议，并于1946年7月11日，经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省委扩大会议正是根据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精神来召开的。会上大家检查了前阶段的工作和对形势的认识以及对中央的方针任务的贯彻执行情况，总结了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在会上发言激烈，各自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对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作了适当的评价，指出存在右的倾向。在分析当前的形势下，制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和反奸清算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次会议还进行了省委的改组，把吉辽省委改为吉林省委，吉辽省委书记林枫调回东北局，由陈正人任吉林省委书记、张启龙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我仍任宣传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孔原任民运部部长，李初黎为秘书长，白栋材是副秘书长兼管组织工作，1947年10月由杨尚奎任组织部部长。吉林省军区司令员是周保中，政治部主任是唐天际，政治部副主任仍为谭甫仁，赖传珠任参谋长。负责后勤工作的是吕正操、万毅同志。东北地区有很多日军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的仓库，我们及时收集了这些物资，装备新成立的人民部队。

1946年8月17日，陈正人、周保中同志带领着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等机关和干部进驻了延吉市。省委机关设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从此，我在吉林省委担任一段宣传工作，直到1947年2月去敦化县任中心县委书记。3月，敦化中心县委改为吉敦地委，我任地委书记，刘俊秀任副书记，邓克明任军区司令员，我兼政委。专员是董昆一。当时吉敦地委主要任务，一是继续搞土改；二是剿灭残匪；三是准备攻打吉林市，后来吉林市没打。1947年9月我又回到省委，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我任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不久，孔原同志来接任市委书记，我又被调回吉林省委，继续任宣传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主要为解放长春做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