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师明：我所参与的农工党在南京的革命活动

我是1947年7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介绍人是当时中国农工民主党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虞键、申葆文二人。监誓人是当时农工民主党中央由香港派到上海来的曾伟同志，他也是当时中共南方局地下党员。

1947年10月我到了南京，在交通部津浦铁路局当实习生。1948年夏，虞键同志来南京帮助重建“农工党”南京市地下组织。他找到我，要我出任“农工党”南京市支部委员会委员，并以铁路实习生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我记得支部委员会委员还有覃汉川、倪伟思、燕非平、朱静芳、梁均超、阳昌明、扬坚等同志。覃汉川同志任支部主任委员，其他委员都做了具体分工，有的负责组织，有的负责宣传，有的负责民运，有的负责军运，我则负责工运和青运。委员会不定期举行会议，交流情况，研究工作，解决问题。

农工党在南京做了大量工作

以覃汉川同志为首的“农工党”南京市地下支部建立以后，在“农工党”华东局指导下，积极进行了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工作。根据我的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党员，壮大力量。支部刚成立时，党员人数不多，主要是一些老同志，经过大家的努力，到南京解放前夕，已有党员400人左右。党员中有工人、农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铁路职工、工商业者和旧军警人员等。他们有的编入小组，不定期举行碰头会，会上大家学习形势，交流从事地下活动的情况，研究如何完成上级交下的具体任务等。有不少党员单线联系，工作和情况都通过个别接触联系，我当时就个别联系了40至50个党员。广大党员都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从事反蒋民主活动。

第二，编印地下刊物，进行宣传活动。“农工党”市支部出版了地下刊物，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大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谈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具体担任此项工作的是在水西门南京度量衡厂工作的陈继明同志，刊物编印就在他家。在1949年农历年期间，我还到他家了解过刊物编印情况，我也亲自将刊物分发给我所单线联系的党员。刊物的名字我记得叫《前进》。此刊物南京解放后更名叫《前进日报》。还以四开版铅印发行过一段时间，社长是覃汉川，总编辑是郑永欣。

第三，利用各种关系，搜集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送给中共地下组织参考。重要的我记得有倪伟思告诉过我曾经搞到了国民党江防情况。

第四，在市郊建立据点，迎接解放军过长江。“农工党”地下支部积极在南京西郊江心洲和八卦洲一带发展党员，特别是船民和旧军警人员参加“农工党”，把他们组织起来，以配合解放军打过长江。

第五，进行军事策反工作。为了分化瓦解白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农工党”支部在南京解放前做了大量的军事策反工作。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现役军人和特务到街道派出所巡官警察，都是策反对象。当时就有很多军警界人员经过工作参加了“农工党”组织。

第六，受“农工党”华东局的委托，在邻近的省和地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我所承担的工作主要是在皖南、安庆和江阴一带。

第七，布置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的工作。我记得在“农工党”支部委员会议上曾数次研究讨论在南京解放时，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尚未进城时，“农工党”组织和党员如何全力以赴地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保护国家财产的问题。此项工作曾布置到党员，特别是参加组织旧军警人员以及管理物资的党员。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时，在维护治安和保护国家财产方面曾起过一定作用，当城里真空时，有些党员就保护过一部分物资，以后移交给军管会的有关部门。

“农工党”在南京解放前做了大量工作，以上仅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

为了迎接解放军过江，“农工党”组织决定，要我在南京近郊江心洲、八卦洲一带发动群众，发展“农工”成员，建立据点。1948年秋的一天下午，我找到了住南京西郊上新河螺丝桥棉花堤的一位老“农工党”成员肖树茂同志（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四川重庆市北碚镇金刚碑“农工党”办的民利制革厂当工人），要他在江心洲农民中间开展活动，发动群众，发展成员，建立“农工党”地下组织，他欣然接受了任务。

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到江心洲一带召开5人左右的小型谈心会和进行个别访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了成员数十人，建立了十来个“农工党”小组。另外，我还多次由肖树茂、叶世明陪同到八卦洲去开展活动，通过叶世明在八卦洲也逐步发展了一些“农工党”成员。在上新河和燕子矶一带，我们还吸收了少数要求投靠人民的国民党的军警人员参加“农工党”。经过半年的努力，在上述地方共联系发展了农工党成员近200人。在发展成员中，我们有意识地吸收了一些船工加入“农工”组织，以便解放军过江时派船接应。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就已经全面崩溃。23日解放军渡江进入南京城，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我们在江心洲、八卦洲一带的“农工党”成员，虽用不着用民船接应解放军过江，但当时在协助解放军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国家财产，以及协助解放军搜缴国民党溃散部队枪支弹药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作用。南京城解放后几天，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新河时，“农工党”成员将保存和收缴的物资与武器都交给了解放军部队，拿到了收条。

南京解放后，“农工党”中央派季方同志来南京整理党务，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并建立了西郊“农工党”总支部，以肖树茂同志为总负责人。1949年12月“农工党”中央举行全国五干会议，决定将“农工党”组织中属工人农民的成员，分别交给工会及农会，“农工党”组织不再联系了。

接收吴子培为皖南地区特派员

1948年秋天，吴子培同志从安徽屯溪市专程来南京找我。吴子培同志是我父亲章伯钧青年时代在安徽省桐城县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皖南“贵徽”师管区司令，“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副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子培于1946年曾到南京找过我父亲，谈到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要求参加反蒋民主活动。我的父亲曾对他说：“我的儿子章师明现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将来你可以找他，要他设法介绍你参加‘农工党’地下组织。你可以在皖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47年10月我离开上海时，父亲对我说：“我有一个小同乡，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叫吴子培。此人虽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官，但一直不被重用，为人较忠厚，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满，想在政治上找一个出路。将来他如果去南京找你，你可以接待他，和他谈谈，如果他要求参加‘农工党’，你可以当介绍人，并要他回屯溪一带发展组织，在国民党军队中搞点策反工作。”由于我父亲的关照，所以我把吴子培同志的情况向“农工党”南京地下组织汇报后，就介绍他参加了“农工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

不久，“农工党”华东局的虞键同志来南京时，我又向他汇报了吴子培的详细情况，经研究决定委派吴子培为“农工党”皖南地区特派员，负责在屯溪一带的“农工党”地下组织活动，接受我的具体领导。吴子培同志回屯溪以后，在1948年冬及1949年春，积极开展了民主革命活动，发展了一批“农工党”地下成员，在屯溪一带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进行策反工作，他还推荐许致中同志为“农工党”屯溪地下组织总干事。

这里值得叙述的一件事就是：皖南解放后，吴子培和许致中同志到南京，向我谈了他们如何策动当时国民党屯溪保安司令方师岳起义一事。据许致中同志说，屯溪即将解放时，他曾到屯溪城里与方师岳接触，说服动员他率部投向人民，方师岳眼见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当即表示愿意起义，和平解放屯溪。约定当人民解放军向屯溪县城挺进时，以摇旗为标志，欢迎解放军进城。许致中与方师岳谈话以后，立即找到已渡江的解放军某部前进指挥所，将方师岳准备起义的情况做了汇报。但因接谈的同志未及时向上级汇报，而部队又快速前进，致部队到达屯溪时，将放下武器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方师岳作为战场俘虏抓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了解审查，最后按政策定方师岳为起义人员。

支持吴钟祺率部起义

1948年冬天，吴子培同志从皖南来南京找我，谈到他有一个儿子叫吴钟祺，是黄埔军校18期炮兵科毕业生，现在国民党江阴要塞黄山炮兵总台第6台任上尉台长。吴老先生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节节胜利，天快要亮了，蒋介石的反动王朝即将彻底完蛋了。我的儿子还很年轻，我不想让他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你可要为我的孩子在政治上找一个出路啊！你能不能介绍他加入‘农工党’，参加革命活动。我的儿子是炮兵台长，将来解放大军打过长江时，他可以率部起义投靠人民。”

当时我有点犹豫，不敢贸然表态。因为他的儿子是国民党现役军人，才二十几岁就当上了上尉台长，政治思想到底如何，摸不着底。因此我推托说：“你的孩子不在南京地区，我们不好联系，以后有机会再讲吧！”他觉察到我有所顾虑，便诚恳地说：“你放心好了，我和你父亲是中学同学，我不会坑害你的，我的儿子对我很孝顺，是听我的话的，在我未找你之前，我们父子二人已谈过了，吴钟祺是想投靠人民，争取有个光明的前途的。”我听他讲得很诚恳，就答应可以考虑向“农工党”地下组织反映，并要他将他的儿子在江阴的地址写给我，我还对他说：“以后的事你可以不管了，如‘农工党’组织同意，由我们派人去江阴要塞和吴钟祺联系，你可以立即写信告诉他说，不久南京章师明可能要介绍一个朋友去江阴拜访他。”

江阴要塞黄山炮台隶属于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是长江江防第一线。黄山炮台为国民党江防要塞主炮兵阵地。黄山江面最狭处只有2300米，当时克虏伯15厘米野战重榴弹炮射程30里，国民党军队自恃可以用大小火炮封锁长江，可以阻止百万雄师过大江。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长江。我想如能争取到吴钟祺弃暗投明，率部起义，掉转炮口，轰击江北国民党军队桥头堡阵地，掩护解放军过长江，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在和吴子培老先生谈话后，我即将情况向倪伟思同志做了汇报。倪听了认为很重要，即向上海“农工党”华东局组织请示汇报，并建议派人去江阴与吴钟祺接头。

不久，“农工党”华东局派上海市“农工党”地下成员周公南同志到江阴与吴钟祺联系，并告诉他：“章师明同志已同意介绍你加入‘农工党’, ‘农工党’组织已批准，由上海‘农工党’组织与你单线联系，并要你很好隐蔽下来，在国民党官兵中进行工作，待解放军过江时率部起义，为人民立功。”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江向江南挺进时，吴钟祺同志就在中共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的起义斗争中投向了人民，为人民立了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钟祺同志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他现为南京市政协委员，他的几个孩子都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他现任“民革”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家人过得美满幸福。他的父亲吴子培老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了北京，曾任中央建工部下属某砖瓦厂厂长，退休后，于1961年病逝南京。

说服关堃垕弃暗投明

还有一件值得叙述的事，就是南京“农工党”地下组织如何争取国民党军统直属京2组组长中校关堃垕弃暗投明。

关堃垕于1930年在北京加入“农工党”（当时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农工党”内，他曾任总务干事、组织干事、青年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伪统治区，关曾在南京私立南方大学任注册组主任兼代教导主任，还在汪伪考试院任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在保密局任党政组通信员、大学站直属员并兼特务办的边声通讯社、公论通讯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保密局又委派关为南京潜伏特务，任直属第2组组长，了解掌握国民党反动派逃台后潜伏南京的特务动态。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农工党”组织如何办？当时以“农工党”华东局特派员身份来南京工作的倪伟思同志，当即返回上海向虞键同志做了汇报。不久，虞键和倪伟思同志来南京对“农工党”南京地下组织进行改组，重建市支部。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争取关堃垕为我所用。根根关当时的情况，支部认为争取他转变有可能。一是当时革命形势大好，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关堃垕拖着一家老小，不能不有所考虑。二是他充当军统特务虽已有一段时间，但没有发现他有明显的破坏活动。

原则确定后，覃汉川和倪伟思等同志便约关堃垕谈话，讲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向他指出：只有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才有出路。在形势所迫和党的政策感召下，他表示愿意投向人民，立功赎罪。

因此“农工党”组织当即规定：1．关堃垕今后必须毫无保留地将军统和他本人的一切活动情况（包括所见所闻）及时地如实地向组织汇报请示，不得有任何隐瞒；2．指定介绍关堃垕加入“农工党”的同志为联络员，负责与关联系；3．关堃垕报送的情报，由倪伟思同志转送给中共领导的有关方面。

在南京蒋家王朝面临崩溃的前夕，特务头子毛人凤布置任务，给关堃垕一部分电台，叫他潜伏下来，在南京解放后进行破坏活动，并将关提升为“潜京2组”上校组长。关立即将军统布置的潜伏情况，人员名单，与台湾联系的密码，办法和呼号汇报给“农工党”组织。对汇报的这一情况，“农工党”组织当即做了研究，决定要关接下这部电台。因为当时南京即将解放，我们要加强对敌工作，加紧搜集情报，配合解放大军胜利渡江，此时更需要关发挥更多的作用。

后来关堃垕向“农工党”组织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毛人凤密令关追踪中共中央委员曾山同志的手谕，“潜京2组”特务电台的密码，以及军统少将特务“潜京1组”组长荆有麟的活动情况等。“农工党”组织得到这些重要情报后，立即转送给中共联络员。关除提供情报外还将军统局发给“潜京2组”的“应变费”的大部分交给“农工党”组织，作为对组织的贡献。计有银圆100枚，大米20担。这对帮助“农工党”一部分地下同志渡过生活难关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打消关的顾虑，记得在南京解放前夕，有一天覃汉川同志还陪同我到关家，介绍我与关见面，因为关知道我父亲章伯钧。关见到我很高兴，我除了谈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外，还鼓励他好好干，为南京的解放贡献力量。

1949年4月23日，南京得到解放。不久，“农工党”组织就将关堃垕和他的那部电台一并移交南京市军管会。“农工党”组织争取关堃垕弃暗投明的工作到此结束。

（本文选自《金陵破晓 纪念南京解放40周年史料专辑》，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原标题为《解放前农工民主党在南京的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