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表达安慰的关键对话

“适用技术”是一种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个别情况，适应当地产业、社会或经济需要的实用技术。我将适用技术“适时适地适人”的概念与心理学结合，提出一套实用的治疗方法，并称之为“适用心理学”。这个词如此简单又美好，我已被它深深吸引。

在非洲的某个村庄，因为缺乏饮用水，孩子们一大早就要背起水桶外出汲水。他们往往需要步行数小时汲水后再返回。由于孩子们走路很吃力，加上水桶破旧，回程中几乎流失了半桶水。得知这件事的设计师，与其他人合作设计了圆筒状的水桶。

之后，孩子们的生活出现了转变。他们像是在玩游戏般，将装满水的水桶一路滚回家。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搬运更多的水，还能更有效地储存水资源。村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孩子们原本因为要汲水无法去学校，现在也可以上学了。一个如此简单的水桶设计为日常生活带来了奇迹。这是一个常见的成功的适用技术案例。

在这个人类梦想迁居火星、航天科技发达的时代，仍有一群人因为缺乏简单且实用的技术而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适用技术的概念，正是源自对他们的关怀与关注。

在以人类生活富足为目标的科学时代，甚至是科学万能的时代，却只有少部分人过着富足幸福的生活，这是相当奇怪的现象。有些人认为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缺乏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在于我们日常需要的适用技术不足、资源分配不均。这是细腻而伟大的洞察，所以我在初次接触到适用技术的概念和相关案例时，内心非常激动。

简单的科学原理和平凡的技术带来的结果并不简单平凡，甚至创造出杰出惊人的成果，将原本充满痛苦的灰调人生变为彩色，就像看着口袋中原本皱巴巴的纸片，经过魔术师吹一口气后，变成鸽子往天空飞去。

只不过这里还需要加上一点，那就是“洞察他人痛苦的细腻心思与热忱”。这是将非现实化为现实的奇妙力量，犹如魔术师吹的那一口气。当适用技术的概念如宣纸上的墨水渗透进我的内心时，正好与我当时的想法一拍即合。这不仅解答了我在治疗（主要是创伤治疗）过程中听着泪流满面的人吐露心声时心中出现的疑问，也是我长久以来身为心理治疗师的想法：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专家的心理学，而是适用心理学！

越是心理治疗专家，越容易提供“无用的帮助”

近十五年来，我曾与许多受创伤者并肩作战，例如曾经试图自杀的被解雇的员工、“世越号”遇难者的家属等。在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时，我能清楚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他们几乎不可能抚平的内在创伤。同时我也深刻觉察到这样的事实：与心理治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在创伤治疗中根本派不上用场。

在社会性的灾难发生时，心理治疗专家、社会活动家、志愿者等许多人都会参与救助，但灾难过去一段时间以后，那些专家就不再出现了。这是我长久以来观察到的现实。专家撤退并非因为受创伤者情况获得改善或好转。恰恰相反，原本的混乱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心理上的伤害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此时必须给予更多相关治疗，然而这却让专家们望而却步。

“世越号”惨案发生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一开始有许多心理治疗专家参与治疗，后来几乎都消失不见，反倒是志愿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志愿者们说：“我们没办法坐在家里袖手旁观，所以就赶过来了。”他们觉得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了，却流着泪帮忙打理每一件事。他们为受创伤者准备食物、洗碗、打扫，一边不断倾诉着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伤、愤怒与无力感，一边握紧“世越号”遇难者家属的手，与他们一起哭泣。

他们这种真诚的表达，给受创伤者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我曾多次看见这样的画面：志愿者们以行动和眼神，告诉那些遭受创伤后不再相信世界和他人的人：“你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才是真正的表达安慰的关键对话。

那些志愿者虽然并没有心理治疗师的从业资格，但他们努力寻找需要自己出力的地方，发挥小我的功能。“世越号”惨案发生时，政府官员们对遭受创伤的遇难者家属态度冷漠，甚至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而志愿者们用他们始终如一的行动，用人类的共同情感形成了“强大的连接感”，成为那些家属的救命绳。

这条坚韧的救命绳充满了势不可当的治疗能量。我称赞他们的举动，他们却坚称自己并不懂心理治疗，觉得我的称赞用在他们身上并不恰当。志愿者根据个人的体会和经验采取的行动，其力量和效果与那些用专业理论指导行动的专家截然不同。

在其他灾难事故中，也不断出现类似的情况。志愿者们一开始虽然在混乱中手足无措，不过最后总能给予受创伤者实质性的帮助；相反，拥有职业资格证的专家一开始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明确指出治疗方法，但很快又匆匆离开。与其说他们因为工作繁忙，必须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如说受创伤者不再向他们寻求帮助，甚至拒绝他们的帮助，致使他们离开。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心理治疗专家，越容易治疗失败？如果在生命处于危急关头时，专家都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甚至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那么专家身份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也有相关职业资格证，所以敢在这里冒着被误解的风险，用精神医学的例子进行说明。精神医学是为了诊断与治疗精神病或精神相关疾病而在学术或临床领域设立的一门学科。在这个领域中，必须固守从疾病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痛苦与冲突的传统，所以精神医学更重视从“病患”的角度来看人，而非“人”的角度。医师们从入行开始，就已经习惯这种下意识的治疗过程。对于我和其他精神科医师来说，这种观点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本该为人类最大利益服务的精神医学或心理学，长久以来与学科原本的理念背道而驰，逐渐脱离了对人类本身的探索。

我曾经听过受创伤者向专家恳求“真正有用的帮助”。什么是“无用的帮助”？“有用的帮助”为什么帮得上忙？“无用的帮助”又为什么帮不上忙？

不少精神科医师在充分聆听受创伤者的悲伤与痛苦前，已经开出药物处方。这是因为他们将受创伤者表面的痛苦视为主要症状，并以此作为疾病的判断依据。这种以神经递质失衡来解释抑郁症的病因，并用药物减缓病患症状的行为，是医师的惯常做法。

确实，当失眠或焦虑等症状减弱了当事人的复原力，为当事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大的痛苦时，利用药物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症状。但是对于受创伤者而言，失去子女后又被当成精神病人看待，无疑是二次伤害。他们已经承受了身心被撕碎的痛苦，而医师又把他们当作病人，就会加重他们的痛苦。

受创伤者所期望的，是对方将自己当作遭受痛苦的人，而非病患。他们只是希望专家们别再冷漠地开出处方，而是用心去关怀他们难以启齿的巨大伤痛，深入理解与体会他们的心情。

受创伤者的这种期望其实很常见。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遭受伤害、感到郁闷或孤独时，都会产生这种最直接的心理期望。

我已切身体会到，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心理治疗师，对于人的认知仍存在一定局限。要摆脱这种认知的局限，其实非常困难。

心理治疗中的转折点

每当家中有人向我倾诉感冒了、很不舒服时，我总是回答：“那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没啥大不了的。忍一忍就好了。”这句话确实没错，但是他们对我的反应很不满意。当时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何感到失落，只觉得他们太矫情，太脆弱。感冒不算什么大病，那些不舒服的症状过一段时间就能自行缓解。感冒也不必吃药，只要多喝柳橙汁这类富含维生素C的饮料，充分休息，就会自行痊愈。没什么需要特别照顾的，也不必特别在意。从医学角度来看，我的话没有说错，更不是冷酷无情。

但是听到这句话的人，感受却不一样。即使没有患上足以致死的重病，也希望他人真心关心自己身体的不舒服；即使病情轻微，也希望别人告诉自己日常生活中该注意的事情，或者介绍一两个偏方，这样才会感到贴心又温暖。

这些反应的背后，是希望他人在对待自己身体的不适时，别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他们期待自己的痛苦能被真诚对待。人类的这种期望或心情近乎本能，在身体健康时是如此，在身体不适时更是如此。

当时我并未察觉家人的这种心情，只把重点放在对方倾诉不舒服的症状上。在医学上，没有进入疾病范畴的所有状态都是正常的，既然正常，那么身为医师的我当然觉得无所谓。但从对方感受来看，我就是一位无情的医学工作者。

医生很容易忽视病人的感受，我是研究心理问题的精神科医师，仍免不了如此。我无法脱离以疾病为治疗关键的认知。但是人们期待的精神科医师，是对人类心理拥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经验的人，是心理专家+大脑专家+人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的结合。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做到。

过去我单纯从疾病角度去看待“人”时，每次在诊疗室见到不同的人，我都像踏入迷宫般茫然。那时，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感到茫然无助。我试着钻研各种理论，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工作坊，全心投入心理咨询工作以累积经验。我也曾经就心理咨询中的困惑向医生前辈寻求指导，但仍然没有找到答案，那种空虚、慌乱的感觉依然存在。

后来，我发现有个方法能让我摆脱困扰，一解疑惑，那就是把我眼前的所有人都当成患者。

从精神医学的观点或疾病的观点来解释人，所有问题都会变得单纯。因为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被解释为生理上的疾病，这自然简单得多，接着再根据症状给予合适的药物就行。只要这样做，我就能立刻摆脱自己心中的混乱。对患者进行医学说明后，任何患者都不会提出异议，而我也被推崇为专家，人们会把我的意见奉为圭臬。对于任何一位上门求助的人，我这位拥有职业资格证的专家都有绝对的主导权。只要上门求助的人没有离开我的诊疗室，我就能继续为他指点迷津。

专业医师的身份使我误以为“我熟知所有答案”，但其实就像没有清洗干净的污垢被棉被盖住，我内心对于人类本质的困惑，始终存在，并且越发迷茫。

我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开始在诊疗室以外的地方，聆听人们内心的声音。近十五年来，我不断地与大企业的高管和员工、公务员、官员、律师等社会各个领域的人畅谈心事。

我深入聆听他们的人际关系问题、生命与内在的矛盾、欲望与创伤。他们不是登门找我讲述自身症状的患者，而我当然也没有把他们当作患者。他们只是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生命中的一切。我发现，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过去我在诊疗室经常接触到的类型；我治疗过的一些患者，很多在本质上和这些人并无太大差异。

换言之，我和人们见面的场所（取决于是不是诊疗室），深深地影响了我如何看待他人。过去我之所以无法将眼前的人视为全然独立的个体，原因就在于此。我终于知道，长久以来身为精神科医师对于“人”感到困惑的原因了。

来到诊疗室的人，多数都是忍了又忍，忍到不得不寻求医生协助的时候才来的。对他们而言，当下需要他人的帮助，只好放弃尊严，被当作病人也无妨。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句话，就是进入诊疗室后，医患（医生—患者）关系永远是对医生绝对有利的关系，也是以医生为中心的关系。

而在诊疗室以外的日常空间见面时，人们总想努力表现自己的魅力，守护自尊。要在那种日常空间吐露真实的心声，就需要特别且充分的理由。

影响人心的最根本因素

在诊疗室以外的地方走进人们的内心后，我才真正知道，走出诊疗室后，我们在心理上是平等的。他们不把自己当作患者，而我当然也不认为他们是患者。

过去我总是将诊疗室内的人定义为患者，下意识地站在医生的优越位置面对他们。而在诊疗室外，没有了“白袍”这件保护外衣，我才能平等地聆听他们的心里话。

任何人都有创伤，也有某些比别人更敏感的心思。一个人无论多么健康，也不可能24小时保持健康；神经衰弱的人，也并非24小时都是神经衰弱的状态。

现在，我觉得自己可能与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科医师有所不同了。也就是说，我对人的观点或态度可能与精神科医师同行有了很大不同。

近十五年来，我白天和企业家、律师、官员见面谈心，晚上或周末则去陪伴灾难事故中的受创伤者。经过这段时间，我才完全找回对“人”的感觉。我的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宁静、沉着与坚定。

灾难后的心理创伤，伤口直接暴露在污染之中，没有干净的消毒室，也没有手术室。尘土附着在伤口之上，引起发炎，造成日后的二次创伤、三次创伤。

对受创伤者而言，他们已经没有心力去承受专家的误判或疏忽。他们虽然宣称自己不是患者，而是受创伤者，但是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位患者都承受着更致命的伤害。在他们袒露自己的伤口前，必须与他们展开一场心理战。

专业医师不等于治疗师，能拯救他人的才是治疗师。唯有在了解人的本质、创伤的本质后再采取行动的人，才是治疗师。

我同时接触过社会顶层的人和瞬间被推入泥淖中的底层受创伤者的内心创伤，从中发现了一个事实：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拥有什么样的外在条件，总有影响人心的最根本因素。

影响人类生命至最后一刻的，不是环境，而是人类本身。抛开外在条件，所有人都只是一个个体。

如今我可以说，把生命的痛苦看作疾病的医学观点大错特错。将“人”视为“人”，才是真正的专家该有的态度。我相信在这个基础上，适用心理学是所有人都能够用来帮助自己，也能直接帮助家人或朋友的工具。

我亲身体验过的治疗原理与机制

一百多年前，弗洛伊德开始研究门诊病患，建构精神分析理论。其影响范围之广与深，自不必赘言。身为治疗专家，我个人观点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精神分析学的学习与经验上。我深入研读过他的各种理论，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一名精神科医师。

但是我没有在这本书中引用教科书中出现的弗洛伊德或荣格、阿德勒等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或学说，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我想从我个人的视角，谈谈到目前为止从案例中体验到的治疗核心原理与机制，希望借由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故事，为人们提供“有用的帮助”。我将会以我过去的个人经验为重心，谈谈实际的治疗技巧，这些技巧可以真正为自己与身旁的人带来帮助，甚至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拯救他人。

就像适用技术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一样，我希望适用心理学也能达到那样的效果。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适用心理学不是理论，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具有实质功效的实用心理学。这种可以帮助我理解自己和他人内心的简单心理学，我称之为适用心理学。

如果法律规定只有具备厨师资格证的人才可以做饭，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想要填饱肚子，就得每天吃外卖或去饭馆。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通常自己做饭。虽然有时也会外食，但是并不完全仰赖厨师。即使不吃厨师准备的高级料理，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如果长时间不吃家常饭，就会感觉不适。那正是家常饭的力量。

和生理饥饿一样，我们还会面临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以及冲突带来的焦虑。我们不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次都去找专业医师或咨询师。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频繁程度就像不吃三餐总会出现的饥饿感那样，并且每次都得寻找专家帮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家常饭那样可以用来自行解决心理问题的心理学。

在日常生活中，当食欲无法获得满足时，人们容易感到疲倦、变得暴戾或充满无力感。同样，当作为生命根本的人际关系遭遇冲突而无法获得解决时，长久下来，不仅容易造成性格扭曲，人生也将困难重重。为了过上安定的生活，我们需要像家常饭一样简便的治疗方法。而这个治疗方法，正是适用心理学。

适用心理学的核心——共情

近年来，医学界总是将造成我们生活不便与困扰的原因，例如精神疾病、抑郁、焦虑、敏感等，归咎于生理因素，并且这股趋势愈演愈烈。对于这种带有偏见的主张，我完全不认同。和我抱持类似想法的精神科医师不少，但是我们的想法散播至整个社会的速度仍如龟速般缓慢。这是精神医学界长久以来脱离医学、科学领域，转而进入产业链所造成的问题。

产业链的力量对临床的影响相当巨大，几乎难以想象。如果要改变这种将焦虑或抑郁等问题视为脑部疾病的普遍认知，创造一个新的思考空间，必须有个足够强大的新力量，穿越制药公司这样庞大的资本与政府、媒体筑造起的铜墙铁壁。

这个时代在解释几乎所有心理上的困境时，都试图从大脑中寻找原因，而我想要向世人传达一种心理力量。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启动，也能比药物治疗更快速地撼动人心，有效应对真实生命中的痛苦。而这个力量的关键，正是共情。

我所说的共情，是体认到“界线”的共情。关于这个部分，我将会在书中详谈。

这个界线分明、立体的共情，就像是家常饭一样的治疗方式，也是适用心理学的关键。

共情适用于任何人。只要彻底了解了共情，你就会像观看白纸化为白鸽的魔术一样，见证它的神奇效果。

郑惠信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