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考古故事（代序）

先讲一个故事吧：

“真理”来到村庄，一丝不挂，村庄里的人都怕它，不敢直视。智慧老人把“真理”请回家里，给它披上漂亮的衣裳。穿上衣裳后的真理，化名为“故事”。当“故事”走进村庄，所到之处，人们都喜欢它。

这故事告诉我们，“故事”的本质是真理或真相，是由修辞、技巧等形式包装起来的真相。讲好一个故事，就是揭示一个或多个关于自然、人生与社会的真理或真相，而这真相，竟然为多数人所喜闻乐见。如果关于好故事的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谬误、谎言、欺骗和矫情，便绝无可能是好故事，无论它用了何种修辞。

考古学，是以发掘、整理、研究古人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古代历史、人类行为、社会模式演进的学问。以求实、求真为目标的考古学，其所揭示的关于古代历史、人情或社会的真相，可以是一份考古发掘报告或一篇学术论文。但是，一个好的考古项目及其学术成果，只是好故事的必要条件，并非好故事本身。

怎样的考古叙述才算好故事？注定不会有标准答案。我们竭尽所能，也只能大致描述一个好故事最有可能长成的模样——也许我们可以为好故事下一个实用主义的定义：受更多人欢迎的故事更有可能是好故事，让更多人从中获得趣味、情感、知识和思想滋养的故事才更有可能是好故事。但是这么说，等于什么都没说。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实践的层面，讲好考古故事，就是为一项考古工作及其学术成果穿上漂亮衣裳的过程。这件美丽而吸引人的衣裳，可以是博物馆里的展览，电视频道的纪录片，也可以是记者、考古人或作家笔下的文字。这里只说后者，即考古题材的文本。

我最早读到马黎的文字，在八九年前，她是《钱江晚报》入职不久的文化记者，她关于考古发现和成果的新闻报道，受许多读者欢迎。大家说好看。好看的秘诀，无他，就是距离考古工地近些、更近一些。马黎能吃苦，每有考古新发现，总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加上为人谦逊，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考古人多乐意向她提供第一手信息，而她总能在考古人冷静、客观甚至无喜无悲的讲述中，抓住一两个“新闻点”，将古代的物事，与现代的生活连接起来，穿越古今，透物见人。

透物见人，是一种技能，也是境界。讲好考古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透物见人的过程。人文学科，必须见“人”，这是平常的道理。然而，不同学科的“人”却大不相同。文学中的“人”，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历史学科的“人”，既有秦始皇、苏东坡等具体人，更有士农工商的“群体人”——毕竟还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或日常活动，转化为好故事，相对容易，市面上稍稍畅销的人文书籍，十之七八属文史类读物，就是这个理。

而给考古学穿上一件漂亮衣裳，则困难得多，因为考古学面对遗迹和遗物，并不直接见人，额外多出一只透物见人的拦路虎，在未有文字以前的史前考古领域（晚唐、五代吴越国以前的浙江考古领域也大体如此，唯程度有差）中，既无具体人，也无历史学范畴的群体人，所指之“人”通常是文化人类学等社会学科范畴的“抽象人”。两宋以后，历史文献的存量固然大幅超越前代，但考古发掘的墓葬、城市、瓷窑遗址，依然是历史的碎片，难以呈现为背景明确、首尾完整的具体事件。如何将古代的片段遗迹、坛坛罐罐的碎片，拼接出有头有尾的故事，继而与现代人的情感、趣味、思想建立起连接，就格外艰难。当然，我们也大可以说，只有艰难的事情，才值得今天有志气的年轻人去做、去开拓。在我看来，马黎写作的意义，正在于此——她的系列报道，从一万年前的史前聚落，到新石器晚期的水稻田，从商周时代的贵族大墓，到唐宋时期的青瓷窑址、城市和佛教文物，直至明清的海塘和普通人的坟墓，上下一万年，包罗众多的文物类型，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式样的关于考古工作记录和学术成果传播的样本。换言之，《考古浙江》为如何讲好考古故事，奉上了多种可供探讨和参考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可能性的探索，都无法一蹴而就。《考古浙江》正是作者长期摸索、反复试验、力求完善的过程性文本。

七八年前马黎的文字，并非如此，古人说“悔其少作”，事实上，一个有自我要求的作者，随着知识、趣味、价值观的改变或提升，恐怕连自己四五年前的文字都不能接受。马黎经常表达对早前文字的不满，这个“自选集”甚少收录最早期的文字，正是她是有追求的明证。她早年的新闻报道，有个特点，大量使用网络语言，或采用“以今例古”“蹭热点”的叙述技巧，常以打比方的手法沟通古今，帮助读者理解古物。这是新闻和通俗写作的常见手法，网络语言、蹭热点的好处，显而易见，容易贴近读者，让今人对古人迅速产生“通感”与“共情”；坏处也明显，因为热词、热点易冷，时过境迁，文章必然呈现出追求时效性的“速朽”特征。很多记者坦然接受这一事实，新闻本就以为读者提供快捷的资讯服务为目的，没有人会把“新闻纸”当成藏之名山的著作。然而，对一个有自我要求的作者而言，这只是皮相之谈。网络用语的过分使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时效性，而是与作者的书写诚意、写作态度有关。

写作者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如何把握自己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感，即“分寸感”。一般而言，新闻记者的写作有明确目标或定位，与读者的距离较近；独立作者、学者，与受众的距离稍远，为追求文本的严肃性和独立性，甚至会刻意与公众保持相当的距离。

考古学如果是一门严谨的学科，新闻如果是一项严肃的事业，那么，从业者应该是大家心目中定位的学者或作家。学者和作家，最宝贵的品质是“自由”与“独立”。有公信力的作者，其思考与表达是独立而严肃的，尽管谁都无法做到完全的独立，但文章的独立姿态，哪怕只有形式上的独立，其实也有必要。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分寸感，如何拿捏？故作高冷，固然不好；刻意迎合，则尤不见佳。过分使用热词的作者，会让读者认为他是个趋时的人，甚至会为迎合部分娱乐化的读者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姿态。这也许会赢得更多的读者，但不足以补偿对文本公信力和作者独立形象的伤害。

子曰“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己”，我们也不妨说“记者之文为人，作者之文为己”。记者更多为读者考虑，作者看重自我境界的提升并兼顾读者。谁都无法明确说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究竟多远算远、多近算近。这种微妙的平衡感，取决于不同人的天赋和立场。是的，优秀作者与一般作者的分野，不在文辞，而在于讲述的分寸感。

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谁又不是在“为人”和“为己”之间反思、摇摆和挣扎呢？

《考古浙江》可以看到作者在“分寸感”上的逐渐进步，对一个记者或作者——以文字为职业的人而言，没有比这更可喜的了。她依然会用网络热词，会打“以今例古”的比方——这是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但恰如其分，点到为止，在内容的时效性和严肃性之间寻求平衡；她的考古发现及其学术成果的报道，通常会以详细展示考古发现和工作经过作为故事的明线，又将考古发现和推导的必然逻辑作为故事的暗线，话题通常聚焦在与大众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领域，却又含蓄地表达古今之间的观念和文化的变迁，在趣味性与学术性之间寻求平衡；关于浙江文物考古前辈王士伦先生和金华汤溪守墓人的报道，她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文字愈发深沉，以扎实的叙述为基础，间有克制的议论和含蓄的抒情，在记录、抒情和议论之间寻求平衡，说到底，这是理性与情感的平衡。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平衡”和“分寸感”的重要性，因为这就是讲好考古故事的秘诀所在。而分寸感无法细说，它决定于写作者的立场和一念之间。我曾与马黎讨论由“新闻纸”写作逐渐向出版方向转型的可能性。我的业余写作也起步于报纸副刊，近年有意向出版的方向调整，深感转型之苦，书稿的写作逻辑不同于做新闻传媒，至少我们要从短平快的“爽文”迷思中解放出来，在生活体验或知识领域中拿出更成体系、更有纵深的文本，就像本书中的许多好题材，本可以深挖、做大形成独立册子的，经得起读者较长时间的检验、品味和研究，只在新闻纸和手机中一次性地过一遍，未免太可惜。

考古发掘的对象，本是古人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寻常物事，本质上，并无神秘可言。今人之所以感觉茫然或神秘，主要因为这些文物脱离了历史的时空和脉络，游离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以外，变成了一颗颗不知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的流星。讲好考古故事的困难，多半在于此——如何将残缺、无序的遗物，尽量准确地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时空和背景中去，犹如天文学家通过演算，将脱轨的流星还原到它最初出现的地方。这也是判断一个学者学术能力和作者讲述能力的重要标准。汉唐以后的历史时期考古，有文献的辅助，将文物还原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可能相对容易，而先秦考古对讲述者的叙述技巧就有更高的要求。

只有知识和真相是不够的，为考古硬核知识赋予更多的人文内涵，才有可能是更有效的传播。考古专业领域的“硬知识”，例如良渚文化陶器编年、河姆渡人的生计方式，当然会有小部分人有探索和研究的欲望，但多数人可能不会感兴趣，他们更想了解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和器物设计的理念，以及河姆渡人在距今7000年前的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利用并有限度地改造自然。这样的知识，才能与更多的“人”有关。

在著名的《傅雷家书》中，傅雷关于音乐的议论“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有一组通信特别好，大意如下：傅聪练习莫扎特，遭遇瓶颈，向父亲倾吐烦恼。傅雷回信说，我们对莫扎特音乐的认识是从感性开始的，但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认识，更要深入研究莫扎特的音乐，最好成为莫扎特的研究专家，伟大的艺术是感性与高度的理性相结合的产物；搞研究，写论文，只要纯理性就够了，然而，艺术家（相当于故事讲述者）不能停留在纯理性，需要将学术成果诉诸情感。如此，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脉搏，就与莫扎特跳动在一起，奏出动人的音乐。讲好考古故事，何尝不经历“正反合”的认知过程？我们对一块墓地、一处遗址的认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将理性认识诉诸内心的情感，这样的讲述更有可能与公众建立起更多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一个优秀的考古故事讲述者，除了考古、历史场景的还原能力，更要拿捏记录、议论、抒情等多种维度之间的分寸感，在科学与人文、实证与推测、学术与生活、理性与情感，甚至在独立姿态与市场需求、象牙塔与大众口味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马黎跟踪采访了近十年来浙江几乎所有的重大考古发现，采访了众多与浙江考古、文物保护领域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她是浙江考古的观察者、参与者、记录者和传播者。作为记者，她坚守岗位，努力为读者生产更好的新闻报道；作为作者，她勤奋写作，不断反思，做成一件事，既可服务社会，也能变化气质，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考古浙江》是一个记者和作者献给读者和自己的礼物。

郑嘉励
2021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