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提要研究
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卷前提要考論[1]
施德順 董恩林
摘要：本文從天津圖書館藏内府寫本《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的抄寫時間、格式與内容等方面論證了此提要並非如有的學者所論是文源閣《四庫全書》撤换下來的提要，而可能是第二次覆校《四庫全書》時校改文源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的工作本。這部卷前提要與文淵閣、文瀾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有一定聯繫，但也有明顯的區别。《津圖提要》的發現豐富了《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的研究内容，有利於重新認識卷前提要在校上之後的修改過程。
關鍵字：文源閣；《津圖提要》；四庫全書
天津圖書館藏有一部内府寫本《四庫全書》卷前提要（以下簡稱“《津圖提要》”），以館閣體抄寫，顯是四庫館舊物，從其内容可窺見《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的纂修、校改過程，有利於推動《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具有獨特的價值。該卷前提要以前見於文獻記載較少，學界關注不多，目前僅有李國慶、江慶柏等先生撰文研究（以下簡稱“李文”“江文”），李文介紹了《津圖提要》收書與其他卷前提要的異同，並對相關問題作了有力考證；[2]江文則提出了《津圖提要》屬《四庫全書》七閣中的文源閣卷前提要，且是“從已經抄寫好的文源閣提要中被撤换出來的”結論，爲《津圖提要》的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礎。[3]我們經過研究，認爲江文關於《津圖提要》與文源閣《四庫全書》關係密切的結論證據充分，可成定案；但其認爲《津圖提要》是文源閣卷前提要撤换下來的一部分的推斷，則可商榷。茲不揣譾陋，草成小文，就正於方家。
一、從時間上考察《津圖提要》遠在文源閣《四庫全書》繕寫完成之後
《津圖提要》共1433篇，分裝60册，其行款格式與《四庫全書》其他卷前提要相同。《四庫全書》卷前提要一般會在末尾署明校上年月，據統計，《津圖提要》有50餘篇校上於乾隆四十五年，260餘篇校上於乾隆四十六年，90餘篇校上於乾隆四十七年，其餘1000篇左右都是乾隆四十八年校上。文源閣《四庫全書》纂成於乾隆四十八年，已成定論。[4]江文認爲，《津圖提要》是文源閣《四庫全書》完成之前撤换下來的部分提要，也就是説其抄寫時間應該不晚於乾隆四十八年。但我們仔細考察《津圖提要》的實際抄寫時間，發現其遠在文源閣《四庫全書》完成之後若干年，僅此一點，足證《津圖提要》不是文源閣四庫繕寫完成前撤换下來的卷前提要，證據如下。
其一，由《津圖提要》已按照《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津圖紀稿》”[5]）中的批注作出修改，可知《津圖提要》繕寫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之後。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始於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六十年始有浙江刻本和武英殿本《總目》（以下簡稱“殿本《總目》”）相繼刻成。在這二十餘年時間裏，《總目》經過多次進呈、修訂，形成了數種稿本，《津圖紀稿》即是《四庫全書》總纂官修改删定《總目》的原稿，其上多有鈎乙塗改之處，對研究《總目》修訂成書的情形與過程極具價值。關於《津圖紀稿》的抄寫時間，學者已經作了大量研究，得出了比較可靠的結論。夏長樸先生在《〈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於殿本”説的再檢討》一文中，根據《津圖紀稿》底本中有周亮工《書影》《賴古堂詩集》等書提要，初步斷定此稿本當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李清文字獄案發生、亮工之書被撤之前。[6]劉浦江先生的《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則依據《津圖紀稿》天頭眉批和浮簽上提到“刻本”，結合乾隆五十一年曾有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之事，認爲《津圖紀稿》“應該是乾隆五十一年爲刊刻《總目》而抄繕的一個清本”。[7]針對劉文的結論，夏長樸先生又於2016年發表《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編纂時間》一文，指出《津圖紀稿》中卷首仍收録高宗御制詩文，乃從其他抄本羼入，卷首所收上諭最後一條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則其抄寫上限應在此之後。又《津圖紀稿》收録了丁煒的《問山集》，此書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已遭禁毁，故其抄寫下限不應晚於此時。[8]夏文論證詳實，證據確鑿，可成定論。
既然《津圖紀稿》底本抄寫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之後，其眉批時間更在其後，而《津圖提要》中校上於乾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的提要，其内容已同《津圖紀稿》修改本。如《禹貢會箋》提要，《津圖紀稿》原作“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十七年薦舉經學”，後以墨筆在上“薦”字下添入“舉”字，“詞”字下添入“試不入格”，“十七年”下補入“又”字。[9]考《津圖提要》《禹貢會箋》提要校上時間是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内容與改本相同。[10]又如《御定平定准噶爾方略》提要，《津圖紀稿》原作“聖祖仁皇帝親討平之，貳負械尸，刑天輟舞，北邊於以敉寧”，館臣勾去“貳負械尸，刑天輟舞”八字。[11]《津圖提要》中此書提要校上時間是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亦已删此數字。[12]《津圖提要》已吸收《津圖紀稿》所作修改的這種例子很多，絶非偶然相同，只能説明《津圖提要》所署校上時間並不是實際的繕寫時間，其抄寫時間當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之後。而四庫卷前提要所署校上時間與實際抄寫時間存在差異的情況，早已爲學者所發現和證實。[13]
其二，由《津圖提要》删去了有關周亮工著作的文字，可知《津圖提要》繕寫時間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之後。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高宗發現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録》内竟有順治帝與明崇禎帝四事相同的記載，龍顔震怒，不僅嚴厲斥責了相關人員，還下令“所有四閣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内，俱著掣出銷毁，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删”。[14] 此事關係極大，之後館臣對《四庫全書》及卷前提要等嚴加檢核，凡涉及違礙之處均需簽出删改，甚至直接撤毁，不僅李清的四種著作俱遭禁毁，連帶周亮工、吴其貞的著作也受到裁撤，而卷前提要中凡提及此數人之處，也經過改纂，或直接删去。通過比較《津圖紀稿》《津圖提要》，我們發現《津圖紀稿》保留的有關周亮工等人著述的文字，《津圖提要》均已作了一定删改。如《丹鉛餘録》提要，《津圖紀稿》原作“慎博覽群書，喜爲雜著。周亮工嘗刊其書目，凡二百餘種。其考證諸書異同者，則皆以丹鉛爲名”。[15]《津圖提要》則删去涉周亮工的句子，將文字調整爲：“慎博覽群書，喜爲雜著。計其平生所敘録，不下二百餘種。其考證諸書異同者，則皆以丹鉛爲名。”[16]又如《疑耀》提要，《津圖紀稿》作“周亮工《書影》稱贄《四書第一評》《第二評》，皆葉不夜所僞撰”，[17]而《津圖提要》已改作“相傳坊間所刻贄《四書第一評》《第二評》，皆葉不夜所僞撰”。[18]以上諸例中周亮工的姓名、著作等在文法與事實上並無需要修改之處，《津圖提要》的删改明顯是因爲文網森嚴而不得不對涉及二人的相關文字作出相應删改處理。禁毁周亮工著作之事始自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則《津圖提要》的繕寫時間自然只能在此之後。
其三，由《津圖提要》填寫了各書部類，可知其繕寫時間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之後。
乾隆三十八年，館臣曾就排纂《四庫全書》之事向高宗上奏：“臣等酌議，凡應寫各書，俱於每卷首行寫‘欽定四庫全書卷幾萬幾千幾百幾十’，下注經部、史部字樣，次行方寫本書名目卷次。但首行卷數，此時難以預定，謄寫時暫空數目字樣，統俟編輯告成後再行補填，於排纂體制方能井然不紊。”[19]是《四庫全書》編纂之初即打算在每書首行標注其在《四庫全書》中的卷數和四部分類，但因爲各書卷數時有變動，故暫時空置數目字樣。
今考文瀾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凡是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校上原抄提要都没有填寫四部類目，可知在乾隆五十二年抄寫文瀾閣《四庫全書》時仍未填寫四部分類。又故宫博物院藏有十種李清諸人遭到禁毁的書籍，從用寶情況看，既有從文津閣《四庫全書》中撤出者，也有出自南三閣《四庫全書》中者，其中僅有吴其貞《書畫記》一書首行書“子部八”，次行寫“藝術類書畫之屬”。[20]其餘書籍無論來自文津閣或南三閣，都未題寫四部類目。也就是説，至少在乾隆五十二年之前，文津閣及南三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前兩行並未標注四部類目，其他各閣的情況應該也是如此。這樣的處理方式極易造成書籍排架時的混亂，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紀昀奉旨覆校文津閣《四庫全書》時發現：“欽定《四庫全書》，雖以經史子集爲大綱，實分爲四十四類，中又分六十二子目，皆區别甚明，原應於提要前二行下逐類注寫，以清條理。因繕本係陸續進呈，《總目》尚未排定，未及注明，迨合架之時，又未照《總目》補注，遂至《總目》分類而書不分類，未免界限混淆。現在文津閣書子部内雜家、類書二門顛倒互攙者，已經查出九部二十一函，是即門類未分之所致。”紀昀提出，文津閣書“似應逐部添寫，方爲清楚。……所有文淵、文源二閣，俟臣事竣回京之日，亦一例照《總目》填寫，庶幾暇檢閲，益覺開卷瞭然”。[21]可見，文津閣、文淵閣、文源閣《四庫全書》在此之前皆未在提要前兩行標明部類（檔案記載文溯閣卷前提要的部類直到乾隆五十五年三月才添寫）。[22]而今《津圖提要》1400餘篇提要，除2篇外，每篇都標注了部類，則其繕寫時間定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之後，而且這也説明《津圖提要》不是從文源閣《四庫全書》撤换下來的提要。
綜上，我們采取逐次推考的方法，將《津圖提要》的繕寫時間斷定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之後、五十二年三月之後、五十二年十二月之後，從而可以明確，此“提要”絶不是文源閣《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八年纂成前撤换下來的卷前提要。那麽，會不會是文源閣《四庫全書》纂成之後撤换下來的呢？畢竟《四庫全書》七閣卷前提要在纂成之後若干年内都在不斷地撤换。下面我們從《津圖提要》的格式與内容來看看這個問題。
二、從《津圖提要》的格式與内容推斷其來源
通過與《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比較和對相關檔案的梳理，我們可以確定《津圖提要》的繕寫時間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之後，這個時間距離文源閣《四庫全書》告成已近四年，既然已經告竣，爲何還要繕寫這1400餘篇提要呢？《津圖提要》以館閣體書寫，[23]除了經部孝經類《御纂孝經集注》提要有所殘缺外，其餘提要皆首尾完具，版面潔浄，無任何點畫修改之處，這一點確實很像是從定稿中撤换下來的書稿。但值得注意的是《津圖提要》原稿采用宫裝書的形制裝幀，至今還有部分册頁保留有黄綾包角，説明是在宫内裝訂成册的。從事物常理來看，如果是撤换下來的卷前提要，明顯没有必要保存下來，更没有必要運到宫内如此完整地裝幀和保存下來。同時考查現存文獻資料可知，《四庫全書》其他各閣撤换下來的卷前提要，以及初擬卷前提要，也確實没有如此裝訂完整保留下來的。[24]由此足以説明《津圖提要》絶非撤换下來的無用之物。此其一。
其二，更重要的是，《津圖提要》中很多提要已經與殿本《總目》完全相同，而殿本《總目》向來被認爲是《四庫全書總目》的最終定本。既然已經與最終定本相同，就不存在撤换的問題，即使只有一篇相同而被撤下來，都是説不通的，除非書頁上有點墨塗改之處需要更换，而《津圖提要》絶無此類不完美之處。今考《津圖提要》所收各篇提要，大多與殿本《總目》完全相同，其他不同之處也能從《津圖紀稿》中得到解釋。如《詩總聞》提要“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於‘四始’之首”下，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提要俱作“自漢以來説《詩》者多依《小序》，蘇轍《詩傳》始去取相半，其廢序言《詩》，則鄭樵唱而質和之也”。[25]《津圖提要》則與殿本《總目》相同，作“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説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説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别出新裁，堅鋭之氣，乃視二家爲加倍”。[26]又如《古今紀要》提要末尾，《津圖提要》作“其所發明可謂簡而盡矣”，[27]而殿本《總目》則作“一語決疑，可謂簡而盡矣”。[28] 考《津圖紀稿》底本與《津圖提要》同，館臣以墨筆勾去“其所發明”四字，改爲“一語決疑”。[29]可見《津圖提要》根據的仍然是《總目》，只不過是未經總纂官修改的《總目》。
其三，《四庫全書》各閣卷前提要正式定稿的格式，如果書前没有目録，一般依次是“欽定四庫全書”總題、書名、“提要”二字、部類名稱，其後緊接提要正文；如果書前有目録，則依次是“欽定四庫全書”總題、書名、部類、目録，目録之後接提要正文而省“提要”二字。《津圖提要》中部分提要並未在前三行題寫“欽定四庫全書”總題、書名、“提要”二字及部類，而是直接以“臣等謹按”起始，且提要之前有不少空行，如《欽定書經傳説彙纂》《欽定平定金川方略》等提要，[30]顯示出非正式定稿的特徵。若是文源閣《四庫全書》纂修完成之後的撤换稿，則這些提要之前必然會有本書的目録卷次，而不會是空行，這也排除了它是卷前提要正式定稿的可能。
其四，《津圖提要》中存在大量空白頁，版心上方均書有“欽定四庫全書”六字，中間靠左的位置寫“提要”二字，右邊書名位置則未填寫，這與卷前提要的版心内容相同，可知這些空白頁應是當時抄寫《津圖提要》時所剩餘的稿紙，説明《津圖提要》應是有意識有準備地統一抄寫的提要，而不是正式定稿的卷前提要，從而排除了它是從原書中撤换下來的可能性。如果是從文源閣《四庫全書》中撤换下來的提要稿，就絶不會有這種空白頁的情況存在。
總之，上述幾個方面的證據足以説明，《津圖提要》不可能是文源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的撤换稿，無論是纂成前還是纂成後的撤换，都是缺乏根據的。那麽，這部《津圖提要》究竟是什麽性質的提要呢？在排除了上述幾種可能之後，唯一解釋只能是：這部《津圖提要》是當時文源閣《四庫全書》編纂完成之後，館臣爲撤换其中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卷前提要而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抄寫的工作底本，下面紀曉嵐、阿桂所奏可以證明這一點。
文源閣《四庫全書》纂成之後曾分别於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兩次覆校，這兩次校勘的相關檔案皆存世。在第二次覆校文津閣《四庫全書》時，紀昀上奏云：“查出提要内删節、改竄及遺失私撰各篇頁，與《總目》不符，必須一律賠换，以臻完善。”軍機大臣阿桂等認爲：“應如紀昀所奏，先交武英殿官爲换寫，其需用工料銀若干兩，應即查明議敘各供事現任某省，飭令按數攤賠，並行知各該督撫上緊追齊歸欵，毋任延宕。俟寫畢後，仍責成紀昀帶領官匠將文淵、文源二閣换寫篇頁，逐一抽换完竣，再前赴文津閣，抽换整齊，免致歧誤。”[31]從這一奏摺，我們可以知道當時曾經事先大規模抄寫出《四庫全書總目》以備七閣卷前提要抽换之用。並曾先由紀昀主持文淵閣、文源閣提要的抽换，然後再對文津閣等其他各閣卷前提要進行撤换，《津圖提要》的抄寫時間恰好與紀曉嵐主持此二閣卷前提要撤换事宜相合。可見，《津圖提要》極有可能是館臣爲文源閣卷前提要抽换工作準備的工作底本，甚至也可能作爲北四閣卷前提要抽换工作的底本之用。
三、餘論
雖然上文中，我們有充分證據，並運用排除法，判斷《津圖提要》不是文源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撤换下來的定稿，而是爲了這一撤换工作而準備的工作底本。但《津圖提要》還與北四閣中的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卷前提要存在一定關係，儘管我們現在没有證據論定這種關係的確切屬性，而借此機會提出來供同道進一步研究，應該是有意義的。我們認爲，《津圖提要》的發現，爲研究《四庫全書》成書後提要的修改提供了直接的證據，凡是出現在《津圖提要》中的提要，相應最早的文源閣提要必定與此不同，聯繫文淵閣提要等，可知各閣提要的差異有一部分是由覆校修改産生的。如荀悦《漢紀》提要，《津圖提要》與文淵閣提要、殿本《總目》相同，文津閣、文溯閣提要書名作“《前漢紀》”，提要内容也差别較大，而與校上於乾隆四十年的《四庫全書薈要提要》相同。考文淵閣本《漢紀》正文書名作“《前漢紀》”，可見最早繕寫文淵閣本時提要和正文應同作《前漢紀》，只是後來提要作了一定修改。《津圖提要》中《漢紀》提要與殿本《總目》同，説明最早文源閣本提要與此並不相同，參考文淵閣提要之例，最早的文源閣提要極有可能與文津閣、文溯閣提要相同。又如《毛詩正義》提要，《津圖提要》與文淵閣提要、《總目》完全相同，而文溯閣、文津閣提要書名作《毛詩注疏》，内容與《津圖提要》不同，卻與校上於乾隆四十年的《四庫全書薈要提要》同。此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正文中書名作《毛詩注疏》，可見文淵閣提要經過改寫。文源閣提要的情況很可能與文淵閣提要相同，也經過改换。此外，《毛詩陸疏廣要》《春秋微旨》《欽定平定金川方略》《春秋列國諸臣傳》《千金要方》《仁山集》《一峰集》等提要也都是這樣的情況。
文津閣提要大部分情況下與文溯閣提要更爲接近，而與《總目》有所區别，但也有少數例外。如司馬光《傳家集》提要，文淵閣、文溯閣提要評價其詩文成就，認爲“光大儒名臣，固不以文重。然即以文論，亦所謂辭有體要者”。[32]《四庫全書薈要提要》與此同。相比之下，文津閣提要則對温公大加讚賞：“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詞章爲重。然即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淩跨一代。”[33]這篇提要與《津圖提要》《總目》同，而與文淵閣、文溯閣提要差異明顯。《筠軒集》提要、《秋聲集》提要也屬於這種情況。對此，前人解釋文津閣《四庫全書》成書時間較晚，其提要乃根據修改後的《總目》抄寫。這一解釋看似有理，但它不能解釋同樣是校上於乾隆四十九年的大量提要，其内容卻與《總目》差别巨大。《津圖提要》中收録了《傳家集》提要，説明校上於乾隆四十八年的文源閣提要原本與《總目》不同，可能與文淵閣、文溯閣提要相同，館臣通過《津圖提要》將其改作與《總目》相同，而文津閣提要很可能也是通過這種方式經過修改。由此，我們大膽推測，北四閣本全書繕寫完竣之初，一部分提要都是相同的，只是在後來覆校時某閣提要根據《總目》作了修改，某閣提要則保持原貌，所以才造成了今天各閣卷前提要的複雜情況。而北四閣中的文溯閣卷前提要與《津圖提要》《總目》的差異則相當大，聯繫到上文阿桂所上奏疏提到要對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卷前提要進行抽换工作，恰恰没有提到文溯閣，這意味著當時北四閣中，唯有文溯閣卷前提要没有進行抽换工作，這可能與文溯閣遠在盛京不便開展抽换工作有關。這些説明，《津圖提要》不僅僅是文源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抽换工作的工作本，可能也同時是文淵閣、文津閣卷前提要抽换工作的工作本。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津圖提要》不可能是從文源閣《四庫全書》中撤换下來的提要，而極可能是第二次覆校時爲文源閣卷前提要抽换工作準備的工作底本。從其與文淵閣、文津閣也存在一定異同關係這一點來看，甚至可能也作爲北四閣其他閣卷前提要抽换工作底本之用，但目前我們没有更有力的證據，只能留待以後作進一步研究。
【作者簡介】
施德順：台州學院人文學院講師；
董恩林：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重大項目“清人文集經義整理與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7ZDA259。
[2] 李國慶、王釩：《〈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及其收書異同録——兼論金毓黻所論〈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問題》，《中國四庫學》第一輯，2018年1月。
[3] 江慶柏：《天津圖書館藏内府寫本四庫提要爲文源閣提要考説》，《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1輯，2018年8月。
[4] 參見黄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53頁。
[5] 《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已於2011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
[6]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於殿本”説的再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40期，2013年3月。
[7] 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四輯。
[8] 夏長樸：《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9] 永瑢、紀昀等：《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第2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336頁。
[10] 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内府寫本卷前提要》，鄭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16頁。
[11] 永瑢、紀昀等：《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第3册，第532頁。
[12] 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内府寫本卷前提要》，第537頁。
[13] 參見劉遠遊：《〈四庫全書〉卷首提要的原文和撤换》，《復旦學報》1991年第2期。
[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一一九一《諭内閣將〈諸史同異録〉從全書内掣出銷毁並將總纂等交部議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92頁。
[15] 永瑢、紀昀等：《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第4册，第563頁。
[16] 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内府寫本卷前提要》，第1069頁。
[17] 永瑢、紀昀等：《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第4册，第576、577頁。
[18] 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内府寫本卷前提要》，第1074頁。
[1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四九《辦理四庫全書處奏遵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宜摺》，第75頁。
[20] 故宫博物院編：《故宫博物院藏四庫全書撤出本彙編》第35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39頁。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一二八五《禮部尚書紀昀奏敬擬添寫總目款式進呈御覽等事摺》，第2107、2108頁。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一三四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陸錫熊奏詳校文溯閣全書辦法摺》，第2174頁。
[23] 江慶柏：《天津圖書館藏内府寫本四庫提要爲文源閣提要考説》，《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1輯，2018年8月。
[24] 張升先生做過《四庫全書》館臣分纂稿的彙集出版工作，所收都是從文集中輯出，或是直接抄自四庫底本，可見有意地成規模地保留初擬稿或撤换稿的情況是不存在的。詳參張升：《〈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
[25] 王質：《詩總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33頁。
[26] 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内府寫本卷前提要》，第128頁。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册，第329頁。
[27] 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内府寫本卷前提要》，第550頁。
[28] 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册，第123頁。
[29] 永瑢、紀昀等：《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第3册，第612頁。
[30] 分别見於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内府寫本卷前提要》，第106、535頁。
[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一四四七《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遵旨核議紀昀覆勘文津閣書籍各情摺》，第2307頁。
[32] 司馬光：《傳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4册，第1頁。全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編委會：《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第707頁。
[33] 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編（集部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