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一◆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逐的“运动”梦
《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我与它的相遇来自于运动员的自我挑战性格，首次与它见面是准备博士论文，阅读游戏哲学的文献时，再加上本身也想专研一本游戏哲学经典；第二次相遇则是撰写教授论文，内心尘封已久的运动情结，因《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这个阿拉丁神灯，而被重新开启，我在心中偷偷地许下一个愿望：“运动”梦的追寻不只是孩子的玩意！第三次相遇则缘于中文译本的翻译与出版，最初翻译只是为了准备上课的教材，课堂里令人惊艳的思想火花与共鸣，使得出版成为一项自我赋予的责任。中文译本初稿在十年前就已完成，苦于种种原因，使得这本游戏经典至今才和中文世界的读者见面。
本书翻译是由周育萍和我共同负责，内文第一章到第七章译文是由我负责，第八章到第十五章是由周育萍负责；附录一和附录二是由周育萍负责，威廉·摩根的推荐序、前言则是由我负责。两位译者不约而同地都十分珍爱这本书，各自都熟读本书并有了翻译全书的想法，我想这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我们在讨论译文的过程中，为了专有名词的中译多次上演活生生的哲学论证攻防。记得有次在咖啡馆坐了四个多钟头，两人针对专有名词“PLAYING GAMES”的翻译各有所见，由于“PLAYING GAMES”是伯纳德·舒兹哲学理论的关键词，“玩赛局游戏”“游戏比赛”“赛事游戏”和“玩游戏”都可以是中文翻译的候选项，我们虽然明白“游戏”“赛局”或“比赛”是常见的译法，但它很容易使读者落入日常用语习惯，而未能觉察到这个复合词的特殊意涵，所以基于下列三个因素，本书将它翻译成“玩游戏”：一方面，有鉴于伯纳德·舒兹理论的中间立场，“激进自为目的主义”和“激进工具主义”，都是他强烈反对的理论。另一方面，“PLAY”一词是一个高度模糊的词语，我们“玩”一场游戏，只是意味着我们“参与”其中，可以用其他词来替换“玩”一词，而完全不会改变它的意思。此种玩的隐喻用法，并不是伯纳德·舒兹理论的重点。最后，“GAMES”一词常被视为是“PLAY”的下位概念。伯纳德·舒兹并不同意所有“GAMES”都必定是“PLAY”的传统想法，他主张两者在逻辑上是各自独立的。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受到许多人的帮助，两位译者感恩于心。首先，本书作者伯纳德·舒兹无偿地提供他的硕士论文影印本，并耐心地解答我对本书所提出的疑问，大师风范永存于心；作者的遗孀谢丽尔·巴兰坦大方地提供版权的联系窗口和作者美照，让中文读者能一睹作者风貌。其次，《国际运动哲学期刊》前主编威廉·摩根多次协助我们联系并撰写了一篇本书精华的简介（即推荐序三）；研究运动哲学的专家刘一民老师在百忙之中仍破例为本书撰写一篇推荐文，惟妙惟肖地把本书在美国课堂的样貌描绘出来；许立宏教授帮我和许多《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爱好者牵线，并立即应允为本书写推荐文。最后，感谢出版社负责人的全力支持以及“游戏哲学专题研究”课堂学生的讨论与翻译，带给我许多的心灵力量，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