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你从未阅读想象中的事物，你的阅读本身即是想象。

作为出版人，我等无意起诉阅读之无能、书本之无能，与之相反，这恰是在思之法庭上为白纸黑字所做的辩护。阅读掣肘于自身失之虚浮的表演性—眼神在纸面上单向滑步的独舞、双色玻璃珠受限于槽的回旋滚动——不可能精密缝合逐行逐字被区隔的意义。幸而印刷术，或曰肢解术的施术者以夹于纸页间音与形的速溶成分，令大至章句可解于道理，小若字词可化入印象。

所以读者朋友呵，用眼睛舔一本书是不理智的，不若吃掉书，然后于想象的胃内重构书的存在。所谓书，并非为专擅拼读的智性射线预备的扫描件，最完美的书本甚至是没有字的。一册书与一面镜子的不同之处在于镜子拥有视力，而书却先天失明。你捧在手中的是一本白日梦指南，也是冥想训练的瑜伽场地。你的瞳孔抟聚并吮吸着眼前弥散的意义，让叙事的利刃夹在块状的云团之中，一马平川地通过你，沿着命运的纹理层层切削，给灵躯的内衬镌上思想的年轮。就此而论，眼前这本书其实是完整的，只因你之完整。

这部由马其顿人写就的土耳其语著作被译为中文出版，其理所当然如同奥德修斯跨过伊萨卡故居的门槛，中文应是这本书中一切言说的理想归宿。鬾阴人①在其短暂的数百年历史中，像一缕烟尘自云贵一带扬起直至在西域的漫天黄沙中隐没无踪，其命数的始与终多半着落于今日之中国境内。从某个超现实的角度来讲，鬾阴族虽独有一套完备的话语与书写系统，但对于汉字甚至比它的使用者更为重视，也更为精熟。他们能从中看到入口和出口，锁闭或敞开的房间，可拆卸、安装、扳移、拼接的路径与管道，并断定九万个汉字的存在只为描画一座方形迷宫的九万种不同的走法。鬾阴人称这座迷宫为“卡第木”，意为“缚鬼结”，他们认为直线和直线之间转接与交叉的千变万化足以围困幽灵。

本书首版印数仅为一百一十册，虽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即已问世，却始终未有在市场及文化意义上被公之于众，在历经复国运动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除其中两本因现已无法确知的巧合被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收藏外，其余的一百零八册已全部遗失，在战事与生产的紧张气氛中，可以想见它们的下场不是灰烬便是纸浆。

土耳其学者对鬾阴族及《山魈考》一书的重新发掘——对于本书被再次激活的命运而言，其重要及有力程度不亚于一次新的发明——始于1917年，塞汗·阿赫斯卡教授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举办讲座公布了有关鬾阴人的习俗、传奇故事及族群种属的部分研究成果，并在随后成立了鬾阴历史资料调研小组，他的学生们将之戏称为影子稽捕小队。这个剧场化的名称虽不严肃，却碰巧复原了这个幽玄异族的吊诡语境。他们组织半公开的集会宣讲经不得推敲的发现与考证，近乎游戏地议论有关鬾阴的各种奇趣的猜想，长期在报纸登载邮票大小的告示征集线索，结果只收到一些玩笑式的臆造或梦话般的反讽。

小组在1922年底被冒烟的枪膛和一颗出膛的子弹强行拆散。一个本该飞逝的瞬间因其具有的决定性而被拖拽得无比漫长。受空气压迫的黄铜弹头像顶风的雨伞在抵抗中不断提升表面张力，歇斯底里地在大脑、丘脑和延髓内部冲刺，如一颗金色的鱼雷甩动着螺旋形的尾波钻过黏稠的浆体，在逻辑记忆以及梦境的物料中划破涟漪、搅弄旋涡，最后于血雾掩映之下没入壁炉上方的青砖之内。因在几种不同的阻力间切换多次以致变形，在这颗弹头上出现了一张被尖叫扭曲的面容，应是被射杀者的鬼魂附身其上、借势飞行，直到终于在几道辐射状裂纹的中心——一只金属蜘蛛的巢穴里——安身立命。头是塞汗的头，握枪的是他软垂在椅畔的右手，遗言仅此一句，以工整得近乎虔诚的三一体录在一页撒马尔罕绢纸上：“活人怎能痛饮黄泉之水？”

有关鬾阴的一切探究从此失去了组织依托，所有东拼西凑的碎片、语焉不详的哑谜和全部海市蜃楼的残垣断壁重又龟缩在一副秘辛形式的硬壳之中，收敛于少数几人的内心一角并得以留存下来。六年过后，塞汗教授的爱徒古辛·泽比尔希在一次私人聚会中，以教授曾抄录的《山魈考》书中的一个段落来追思亡师：“要时常流泪，但应控制其中的盐分，因为眼睛是我们在自己的脸盘里喂养的两条黑白双色鱼。”时隔三周，终身未事婚育的泽比尔希女士将由她最终整理完成的《山魈考》第二版手稿邮递到安卡拉的出版商厄齐尔先生手上，随件夹寄的是一枚已氧化乌黑的弹壳和一则附言：“与其醉生梦死，不如举起这小小的铜杯饮一口黄泉之水。”同样曾为教授门徒的厄齐尔想必会露出苦笑，无论故弄玄虚或是黑色幽默，和他有过一段情愫的古辛小姐都堪称塞汗·阿赫斯卡的衣钵传人。

次年春天，第二版《山魈考》在土耳其出版。对于彼时屈指可数的土耳其读者而言——范围仅限编者亲友以及出于礼貌和客套对这一课题表达过兴趣的少数几位学者——值得留心的仅仅是一些先于阅读的笑料与奇闻。刺激他们想象力的要点并非一个新的历史及人类学疆域，而是精神失常者的疯狂言行，以及一个饱含恶意的传说中师生之间的暧昧关系。就在书籍出厂后不久，不幸的事件再次发生，惨痛但恰如其分，几乎像是以一种文学手段生造的历史呼应。厄齐尔先生治下的山羊角出版公司发生火灾，五百平方米的图书仓库被付之一炬，未及进入发行环节的九百七十一册第二版《山魈考》在其中尽数被毁——另外的二十九本样书则作为赠品已提前寄往科尼亚、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等地。

传闻此事乃厄齐尔在业内的宿敌耶尔马兹收买后来失踪的仓库管理员下手所为，此人在十余载之后成了安卡拉乃至整个土耳其的出版业巨子。报刊登载他的照片鲜有正面，往往只是侧脸甚至背影。有传记文字声称他的长相棱角分明但不失和善，但另有坊间传说描绘其生就一张楔形的脸。尖得出奇的下巴使他的脑袋像一把斧头的横截面，为了讨好一位对他多有提携的官员，他曾用下颌骨击碎两只核桃，劈断三块木板。

如果不是一个孩子适时来到人世的话，之后就再没什么可说了。1929年春天，奥坎·阿伊德出生于伊兹密尔一个富裕的新派家庭。在他的右臀生有一块拳头大小、形似鸡雏的赤色胎记。他母亲的姐姐，一个被亲友一致公认为古怪的老处女就此解读道：有胎记的人要比没有的人多一张面孔，除了属于今生的活人的脸，还有另一张地狱之火没能彻底烧尽的前世的脸，带着死前一刹那的表情。七岁的奥坎·阿伊德在一次闲谈中从妈妈那里得知了这个说法，从此拒绝食用任何一种禽类。对于年幼的奥坎，每年只能见一两次面的古辛姨妈有一种确凿的女巫气质，他如履薄冰地置身于她所营造的魔力场域以内，她的言行所暗示的一切，均被理解为一个神秘世界向他发出的指令。

十一岁生日当天，奥坎第一次借助手边的辞典阅读《山魈考》，他尚属残疾的文字能力扶着拐杖踏过这样一个句子：“所谓神，即是以鸟为犁在天空耕作的农人。”于是他脱掉裤子，站在两面镜子中间反照自己的背后，期待着神使他的屁股羽翼丰满。这种偷偷摸摸的自渎行为持续了一个星期之久，直至他又被这一句戳破了念想：“风的针穿云的线，只为缝补被翅膀割破的天空。”这是，或只是对飞翔的谴责吗？就像吓人箱里的拳头，疑惑时常会从字词堆里突然弹出来；句子与句子战事不断，单打独斗或两军对峙、势均力敌或多寡悬殊；有时是近邻之间的冲突，有时是隔着大半本书的远征，但总归没有打出个结果。小奥坎的头脑备受折磨，最后他决定接受父母的意见：这本书与他的姨妈一样，出自某种反常识的例外，不值得深究。

1946年夏天，遵照父亲筹划多年的设想与安排，尚未年满十八岁的奥坎只身前往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德语。在那里，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并以少年人的轻率将对这种孤独过度的、无止境的反抗同时视为乐趣和罪责。家道殷实的他开始流连于销金窟、温柔乡，内心过早地经受阵阵情欲与愧疚的涤荡，使他笼罩于一种易被误认为衰老的疲惫当中。两年之后，在姨妈的葬礼上，一个目光呆滞似穴居动物的中年男人走向他，主动和他交谈。那人将颤抖的右手伸进襟口摸出一只随身酒壶，在他面前抽烟，陶醉如吞吐灰色的灵魂。他告诉他，自己与古辛是多年好友，感情甚笃，而且，他猜测眼前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就是她在信中多有提及的外甥奥坎。

“关于你，我可知道不少事情。”男人说。

“她可曾向你说起我的胎记，我的第二张脸？”奥坎询问他，嘲讽的语气让自己也感觉很不得体。

“啊，胎记，胎记，”男人轻轻颔首，“她对胎记下了这样的定义，她说那是一部被焚毁的经典尚未烧尽的最后半个页码，在那上面记载了一项不可外传的神圣奥义。”

“她总是这样善变吗？”奥坎感到有些惊讶。

“不！”男人回答，“正相反，她固执、呆板。关于胎记，她始终坚持这一说法，似乎格外认真，格外有把握。她说她唯一不确定的是如果继续下去，这本书，这部经典会完全化为灰烬，还是反而会从火焰中淬炼出耀眼的真意。”

此后，时光被压缩在一句话里：1951年奥坎被他的学业进一步流放至更远的维也纳，1952年他和一位奥地利姑娘相爱，1953年他们分手，1954年到1956年他令人信服地连续赢得高额奖学金，1957年阿伊德博士带着他的学位回到土耳其。

在这期间，他每每尝试以多种不同的象征手段解读一块污渍、一颗卵石、一道菜的配方、一个坏习惯、一种常见或不常见的地质结构。有一次他说爱情是一颗抹了蜜的子弹，另一回他又说爱情是一条蚯蚓被切成两截后断开的部位将灭未灭的神经反应。他部分掌握了事物化身为语言的诡秘方式，并以此重新审视古辛姨妈和那本奇怪的书籍——简而言之，不存在真假之辨，一切言说俱为真实，因为不相容、不和睦、无序、随机、冲突，正是一切现象之根本。1959年，经过几个月的打听——之所以需要那么久，只因他从未感到迫切，奥坎·阿伊德找到并专程拜访了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厄齐尔先生。这位不修边幅的长者请他留下来吃晚饭，他却脸色突变，双手在身上胡乱地摸索了一通，等到被问及是否不见了什么时，才停下来露出微笑：“不好意思，我弄丢了我的胃。”望着他，厄齐尔望见了活生生的回忆，逝去的半生——一团纠结难解的年月之数列——在他面前如云雾散去。他说：“在你的身上有另两个人，还有两册被遗忘的书，你是第三人，但仍是同一本，你的生命等于一乘以三，再除以三。”

至于《山魈考》一书，第一版早已无处可寻，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的登记簿里，最后两位借阅者的签名受到某种不知来历的腐蚀，似给一群食墨的妖菌做了果腹的点心。而免于火灾的二十九本第二版样书出于受赠人的轻慢，不过三十年间，竟然全部丢失，其中也包括古辛本人送给外甥的那一本。经过破产、失意，加之从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的长途搬迁，原先保存在詹苏·厄齐尔手上的第二版手稿也仅余七章。奥坎时常在夜里就着灯光，捧出重新装订整齐的残稿，借手指搓捻纸张的触感翻阅自己的童年。从那时起，直到八年后《山魈考》第三版完稿成书，奥坎始终低调但不懈地进行与之相关的调查，其范围的无限广大使他无异于同空气搏击。尽管年幼时曾通读全文，但他并非神童，对于缺失的四章内容，虽夜夜抛撒记忆之网，最后捞起的仍不过星星点点。所幸尚有厄齐尔先生在奥坎·阿伊德的请求下，念及故人之情，穷尽心力，整理摘录自己与泽比尔希女士以及阿赫斯卡教授有关《山魈考》与鬾阴族的诸番对话和书信往来，其中或直接引用，或间接转述，多处涉及已告遗失的章节内容。如今，我们读他的《忆林掘珍》一文，就是掀开时空的帷幕，对那些被遮蔽的部分作惊鸿一瞥。只留下，但到底还是留下了火花般倏忽明灭的只鳞片爪。

196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位自称对鬾阴略有所知的男人致电博士，并于一个小时后抵达他公寓的门口。恰逢奥坎的情妇，一位驻颜有术的迟暮美人正与他道别，一只脚刚跨过门槛。待她离开后，来访者长叹一声，感慨昭华易逝。奥坎不由得大吃一惊，原因有二：第一，即使视力健全的男人也不敢断言女人的年纪；第二，眼前的这位是一个面戴墨镜，不住用手杖敲打地面的盲人。在他的要求下，陌生人向他解释道：“世上只有两种苍老无法粉饰，阴毛丛中的银丝和影子脸上的皱纹，因此她可以瞒过所有人，唯独你跟我除外。”而紧接着，这位神秘来客下面的话却更加耸人听闻：“我，是一个鬾阴人的后代。”

自《山魈考》原书的作者之后——况且他并未署名——首次有人自承鬾阴一脉，其意义不言而喻。两人共进晚餐，一番长谈直至深夜，盲眼的男人向博士叙述了一段包含血腥世仇、夺宝逃亡、匿迹、通奸、乱伦等全部骇人词汇的家族史。其间一人问一人答、一张嘴一支笔，他总要等到奥坎抬起头与他面对面时才会开口，对此他解释说，人与人的相互理解遵循力学定律，对话的双方应充分地相对，以此使表达与领会的面积最大化。等到一切叙述告一段落，他不顾奥坎的一再挽留，坚持于当晚离开。

“无知的人称我为盲人，”他说，“天文学家会看到我的太阳是黑色的，海洋动物学家会看到一只乌贼盘踞在我的头顶。”

他站在门外抖开一条绳索，拴住一阵撒欢的风作为向导，伴着僧人敲击木鱼般的嗒嗒声化入夜色，像一颗糖蹦跳着溶解在咖啡里。

几个月后，奥坎·阿伊德决定将第三版《山魈考》公之于世。已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多年的他，并未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大范围地批量印行此书，而是采取了一种奇特的、行为艺术的形式，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引来了不少的关注。那是在明媚的初秋时节，一大清早，他出了寓所，迎着温和的日头伸了个懒腰，仿佛穿透了一层发光的茧。他走向校园，夹道的无花果树在他面前抖开一条斑驳的青石长卷。他的目光温柔，心绪宁静，抬头望着树枝上的节疤和阳光下近乎透明的树叶，蛛丝般的叶脉和点缀其间的红斑像一个叶形之国版图上的河流与村镇。低下头，他又看到路面的起伏，以及青砖的棱角与纹饰，在封门板卸掉一半的店铺门前，条帚的扫痕使他想起一位少女正在梳理顶上的青丝——她犹豫着该绞条辫子还是挽个发髻。灵感从体内照亮了他，令他好似一件灌满了风的乐器，于呼吸的起承转合间，在七窍所感中奏响天成的乐音。

从那天起，一遇上好天气，他都会携一桶一帚，腋下夹着一沓稿纸，于中午的闲暇时光来到图书馆门前，饱蘸清水，在地面抄写《山魈考》中的句子与段落。后语始成，前言已干，将受之于天的文字归还于天。起初，路过的师生们只稍缓匆忙的脚步，投来好奇的一瞥，但只消再见一次就像喝干了双份的狮子奶②，被迷惑勾住裤脚，不自觉地驻足观望，如果还有第三次，他们必定会为这个场面的舞台感与宿命感所折服——水在挥洒、字已轮回，晴朗的午后，被日光汽化的传奇濡湿了每一位观者的口鼻。

每一日，偶遇的、顺道的、专程赶来的人在博士身后成行、成片、成林，三种动机交织的地毯越铺越大，其中的第三种色调更是点增滴长，渐渐地窃居主流。不过两个多月工夫，奥坎的名声不胫而走。在冬天到来之前，土耳其新闻报刊登了题为《字生字灭：秋日校园里的荒唐独角戏》的报道，一位心理分析专家——同时也是奥坎的一个朋友——应邀做出分析，称当事人无疑在实施一种补偿行为，论其根由，可能与两个事件有关，一是童年时期的奥坎曾因为在墙壁上涂鸦而遭到父母的严厉体罚；二是在奥坎十岁时，一位从事清洁工作的年轻女仆曾令他深深着迷。人们来来去去，猜测议论，甚至对于文字的物质状态以及书写的有效性发表了不少形而下的和形而上的观点，但几乎没有人看到，更少有人提及他究竟在写什么。

两年后奥坎·阿伊德死于一次幽会——此前他为了隐匿自己日益增长的疯狂而长期独处，许久未近女色——在满足的战栗过后，他仿佛被一个突然绽放的笑容击毙了。医生和敛尸人均声称曾目睹他的臀部出现火焰般的异象，两者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第一位看到的是被烧毁的鸟巢和一副鸟的骸骨，而第二位，据其本人所说，起初他以为看到了一个被烈焰焚烧的中国字，但马上又否决了自己——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字。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雕版，当中布满长短不一、纵横交错的直线，以凹线或者凸线为基准，看到的笔画自然是不同的，更何况凹凸之中另有凹凸，所以每一眼都会看到不同的字，如果非要给个答案，那么它更像是一座由无数回廊、沟壑、阶梯和桥梁构成的复杂无比的迷宫。更有兴味的是，两位负责给遗体更衣化妆的仪容师却坚称阿伊德先生的臀部白白净净，除了几颗芝麻大小的红痣以外，什么都没有。奥坎虽终身未娶，却有上百名情妇，一共为他生下三个女儿、八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在父亲死后才出生，在他的左臀有一块赤色胎记，形似一个残缺不全的笑脸。

比奥坎博士年轻七岁的艾力诺·古乃利那时刚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们短暂且不愉快的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妻子向亲人和密友控诉丈夫的病态，他将她为新厨房购置的所有刀具丢掉，并且株连了从事女红必不可少的两把剪子。艾力诺认为所有的女人出于天性，都无可救药地敌视男人的阳具。她们在厨房里、案头上，切断一根胡萝卜、剪掉一块布头，背对你，低下头，专注地，面带毛骨悚然的微笑，假意接受了服侍人的命运，实则是以烹饪和手工程序中的类比动作转移对男人的阉割冲动③。这个很可能被自己的或别人的某一次割礼吓得精神失常的男孩长大后也在一所大学任教，但他却没有奥坎那样显赫的留洋背景，称不上学者，只是一名基础教员。每周两天，礼拜二和礼拜五，为他的学生讲授中亚史和人类学课程。1967年的秋季，他也是那些兴致勃勃同时又心不在焉的旁观者之一。在这个特殊集群的演进过程中，秩序和层次是自然形成的，甚至早于集群本身。他们宛如一页自动排版的字符，在矩阵中占据各自的位置，一旦有人离开就依次递进，填补缺口。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虽然没有强烈意愿，但出于无所事事以致次次不落的古乃利像是楚河边、汉界旁的小兵小卒被一步步地顶上了最前线。在外人看来，他无疑已是奥坎最为坚定的追随者。

10月的一个休息日，走出婚姻事务登记处——他曾经在这里认领了一个丈夫的合法身份，现在终于完璧归赵——艾力诺·古乃利只身来到港口，顾盼那些进港的船只、出航的船只、抛锚起锚的船只、靠在岸边摇篮般轻轻晃动的船只，以及那些成群的兴奋、独个的戒备的外来客。他从强壮似金刚的非洲大汉的赤膊中挤过去，与缠头巾的穆斯林打了个照面。因为他的经过，几名歇脚的水手停止以南半球的语言交谈，他们抽着烟，以目光跟随他，面容冷峻。嗅着柴油、狐臭、石灰和烟尘的气味，他与散漫的海鸟同一步调，在钢铁与汽笛的奏鸣曲里走进走出，思考着：所谓家庭，就是一座雌雄同体的房子，法律之力随时可以拆除它，正如随时可以筑起它。站在岸边瞭望，海和天空静若处女伊斯坦布尔吻向亚洲大陆的两片蓝色嘴唇。他仿佛看到头顶三角帽的船长们翻出人手一张的航海地图，拿笔一划拉，祭出各自的纸上分水术，带领大伙儿骑着大大小小的铁鱼铁龟漂洋过海，被抿于唇间的地平线像一台创世纪打印机将整个世界的美景对着他们徐徐吐出。

黄昏时分，暮色的纱巾拂过面颊，古乃利突然醒悟到，自己不仅失落了一根肋骨、一种性别，更遭到一种人格的罢免，他被切除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从此以后，只能居于一种中间状态。再无什么我国、他乡，从此以后，他只能称所有人为你，称自己为你。

次日一早，他即辞去教职，再隔三日便乘船前往伊兹密尔。在那里他拜见了阿伊德年迈的母亲，出奇地，她竟然被他的疯言疯语所说服，将逝者遗留的一大沓稿纸赠送给他。同年，艾力诺以奥坎·古乃利为笔名在文学杂志《鞑靼》发表以鬾阴族为主要素材的中篇小说《秘密的决斗》。通观全篇，无论主角、配角抑或路人，凡出现人称代词，均为“你”，甚至也罕有复数形式。读者对此多不以为然，批评其哗众取宠、难以卒读，但也有极少数评论家给予关注，并持激赏态度，称其弃绝了第一人称的主观和第三人称的漠然，隔着言语的桌几，或含情脉脉，或横眉怒目，与一切人与物保持永久的相对和一种映射式的观照。

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维塞·伊马斯教授也曾与本书的中文版译者胡杨女士论及小说家古乃利的作品。“奥坎·古乃利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对人的身份问题做出的预言。”教授说，“他指出‘你’是一片大海，而‘我’与‘他’却只是其中的两个岌岌可危的小岛，被吞没只是早晚的事情。”当时他应邀来到中国新疆，对库尔勒城郊的一次新的考古发现做评估，邀约方希望他的权威意见可以被用作定论。出于对教授本人的尊崇，以及自己作为本地学者所应承担的义务，胡杨女士受聘为伊马斯教授在中国期间的翻译兼助手。那是1997年秋天发生的事，一位古板的老者和一个孤僻的妇人很难带给你罗曼蒂克的幻想，当他们肩并着肩，站在一尊出自原始崇拜的阳具神像前，生育的自然力想必也会凶猛地撞击他们干枯的身体，但妙趣横生的春宫图景却不可能以这样两个形象来进行描摹。他们之间有的只是事务性的对话与接触，一些偶现的、隐晦的、恋物的色情意味只有以变态的妄想才能够捕捉。

在两位学者的合作过程中，一些未曾料想的发现指向一个从未被正史记载的民族，而颇费周折才终于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竟与伊马斯教授许久前读过的一篇离奇的小说不谋而合，这使两人振奋莫名。他们当即约定，在维塞返回土耳其之后保持通信，继续各自对这一地下课题的研究，可是没想到调查工作却进展得出乎意料的艰难。伏案翻阅了数十本《报刊文章目录年鉴》《书籍作者与目录索引》之类的官方资料以后，教授发现奥坎·古乃利署名发表的作品仅此一篇，而除了这个名字以外，他再也没有读到有关这位作家的只字片语。维塞·伊马斯教授并未放弃，而且似乎也不感到悲观，他在日记里写下神秘的话语：“欲寻乌有之人，须往不在之处。”

十一年后，即将淡忘此事的胡杨女士在家中收到一只航空邮包，其中装着的自然是一些稿纸与信件，另外再加上几瓶土耳其香料和几件恶魔眼吊坠。在来信中，教授将自己的近况以及这许多年来的经历略过不提，只请好友将他寄来的《山魈考》残稿翻译为中文出版。译事伴随着生活的流转，直至2012年，胡杨博士才将部分译稿——含各版序言、附言、研究文论及原著的首章首节——快递至本社。我社编辑读后深以为然，即刻与译者取得联络，并相约于当日下午进行会面，可是当他来到博士指定的咖啡馆中，却未见其本人，只有侍应代为转交的一张字条。其中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仅写有一段似是而非的呓语：

我的不在已在你面前，

我的不见已与你相见。

我在时，你的身边空无一人，

当我离开，你的身边会多出一人。

我已赶往另一不在之处，

赴失约之约。

谁曾料想之后胡杨博士竟踪迹杳然，家中只余空房一间，手机也无人接听，我们通过学院及其亲友多方打听，结果仍旧一无所获。本书付梓前夕，我社曾尝试通过土耳其文化中心联系维塞·伊马斯教授，静候月余，却只等到教授已失踪多时的消息。一场同谋抑或只是一个巧合？我等不得而知，虽有人质疑此书是否仍有出版的必要，但事已至此，无主之托反而愈发无可推拒。相信多年以来数位学者的文章与言论，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若干神秘事件，足以使本书的内容不至过于单薄。据考证，《山魈考》一书的结构似一张蛛网，也如一座由中心神殿不断向外扩建的城池，每一章每一节均可视作层层嵌套、大小不一的圆，首章首节居于这一系列同心圆的中央，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一旦失去它，所有其他的圆内都会出现一个空洞，就像剜去瞳仁的眼睛、割掉睾丸的男人，因此本版译文虽只收录原书中的一节，却取其核中之核，正可独立成篇、完满无损。

尽管不切实际，但我等确亦怀有愿望，希冀本书读者中有人知晓过往诸位编译者的下落。或许冥冥之中已有一个电话、一封信件，正经由一道线路、一辆邮车，裹挟真相疾奔而来。我们将在此等候。

编者

2013年4月

①“鬾阴”一词为音译，若在阿尔泰语系诸语族之中追溯其来源，则这一读音可能有“鬼魂”之意，然其与国际通用的现代生物遗传学词汇“Gene”，即汉语音译的“基因”一词读音也极为类似。若要附会强解，则我们可以发问：难道基因不正是一种随着血脉传续代代勾连的幽灵链条吗？

②一种土耳其特产的烈酒，据说其酒精含量最高可达70%，与后文中名为“恶魔眼吊坠”的饰品一样，都是在土耳其当地十分流行的特色商品。在这块土地上，与此二者一般流行的，是在这种命名原则之下隐含的一种智慧现象。土耳其人以猛兽的乳汁来指称本地的烈酒，既赞美了饮酒者的男子气概，却又将之等同于黄口小儿；他们将贴身的饰物比作魔鬼的器官，寄托的却是平安吉祥的心愿。表面看似矛盾，实则暗合一种潜在的情理。这新月之乡的人明白，世事如同双头蛇，通过自我反对和自我撕扯形成其赖以成立的表面张力（形势往往一触即崩，但到底还是借此悬停于存在之中，暂时获得了一个确定的坐标）。因此，英雄本就是世上最幼稚的人，而魔鬼既然自我允诺，不行善只为恶，要求自己像夜行的蝙蝠一般避开每一桩善行，可想而知，其双眼必然具有明辨是非、趋吉避祸的异能。当然，天使也拥有无与伦比的判断力，可是天使从未现身于我们之中。

③弗洛伊德为这一恐惧命名实属多此一举，精神分析的方法论缺陷使得其中普遍的和根源性质的神秘未能尽显。或许从乌兰诺斯开始，这种恐惧就作为一种远古记忆扎根于性别意识深处，像一头独角的恶龙，俯伏在至为幽暗的洞穴里。天空神乌兰诺斯覆在大地女神该亚的身上，无休止地与其交媾，却要将因此孕育的子女捂在该亚的体内，不准许其生养。不堪重负的大地母亲指使儿子克罗诺斯弑父，要他趁乌兰诺斯与自己做爱的时候割掉父亲的阳具。最终，被阉割的乌兰诺斯就此死去，蝉蜕为一片青色的虚空。神话学家认为乌兰诺斯之死象征着生命的开端，正如宙斯推翻克罗诺斯象征着秩序的建立。但在这里，我们只对这个故事以最表面和最直接的方式传达的信息有兴趣。男性的性行为纯粹出于冲动，作为这种冲动的结果，女性承担起了自然赋予的生育职责，但女性的生育意味着男性不得不停止性行为。换句话说，在男性的性冲动中埋藏着一种悲剧性的悖论：它以自身的结果来反对自身。从神到人，每个男性都了解这种与自身背道而驰的意志。以这种矛盾作为背景，男性的阉割恐慌就与阿普列乌斯在《金驴记》（又名《变形记》）中所表现的另一种恐慌（性器畸变增大的恐慌）成了一体两面。男人对于阉割谈虎色变，也许正因为他们隐约意识到阉割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阉割便是悖论的消除。但实际上，悖论不止一个：理性始终视欲望为敌人，但在同时却又将终结欲望的行动——阉割——看作疯狂。这个悖论只能拆解，无可消除。拆解的方法就是将疯狂转移出去，将自相矛盾变为两相矛盾，于是，女性便接过了男性递来的阉割之刀。在一桩发生于日本的著名案件中，一个名叫阿部定的女人在情欲到达顶点时割去了情人的阳物，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拱起那道情欲之浪的双方合谋的结果。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歌集》第六十三首描述了一个名叫阿蒂斯的男人自我阉割的故事：先是“一种狂野炽热的冲动/驱使他用锋利的燧石割掉了腿间的重负”，然而在这之后“阿蒂斯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澄明之心/忽然看清自己失去了什么，此时又置身/何处，不禁心血激荡，重新回到岸边。/泪水涌满眼眶，在那里眺望茫茫海天……”阿蒂斯分明是自己阉割了自己，但为了不被悖论的旋涡所吞没，偏又必须将自己看作是“不由自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中，引发了阿蒂斯的迷狂的神灵名叫库柏勒，也是一位女性。一般来说，阉割意味着力量被剥夺，意味着无可洗刷的耻辱——参孙被割去头发其实是被阉割的隐讳说法。但也有例外。《马太福音》19:12：“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在苏美尔神话中，征战与性爱女神印南娜潜入“有去无回之地”（即冥府），讨伐她阴毒善妒的姊妹冥界女王伊瑞绮嘉拉，结果却被其麾下的恶灵戕害，而后水神与智慧之神恩基应印南娜的侍女宁柯尔巴所求，创造了两个奇怪的生物，一名噶拉图拉，一名库尔雅拉，两者都无性别（即为阉人），却凭借神圣的水和食物让已化为“绿泥”的女神复生。可见，有一种阉割不但无损人的完满，还可能使人圣洁，予人神力。那必是一种从对立中脱身而出的，有益的中庸之道。艾力诺·古乃利对此有所发现，他称这种阉割为人称的阉割，他称这种阉人为“你”。与古乃利共享这一发现的还有现代神学思想家马丁·布伯，他最著名的书便叫作《我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