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少子化问题
有一些被社会视为问题,其实不是问题的事情,例如少子化问题。
以日本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日本一年的新生儿人数约为200万人,近年则低于110万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07年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07年的出生人数为1089745人,总生育率为1.34。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数为1.34人。
为了应对这个现象,近年来,日本政府设置了负责少子化对策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等新职位,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等,以此作为少子化对策。
然而,少子化并非问题,而是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少子化并不是论点。
放宽视野,从世界的层面来看,也许日本的少子化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在世界各国苦于人口增加引起的粮食不足问题的背景下,如果日本的人口减少,就会降低对粮食的需求。日本无法自给自足,必须从世界各国进口大量粮食,如果进口量因人口减少而降低,那么这些粮食就会多出来。把这些多出来的粮食让给其他受粮食不足所苦的国家,势必能拯救许多生命。
少子化不过是个现象,我们应更进一步思考少子化究竟有什么坏处。
如果把少子化当成问题,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论点?我试着列举出如下几点:
可能的论点一:一旦新生人口数减少,劳动人口就会减少,日本的生产力(GDP、GNP)也会随之下降。1995年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为8171万人,其后则逐年减少。虽然妇女和高龄者的就业率不断上升,但是劳动力人口在1998年达到高峰(6793万人)后,便处于衰减中。如果新生人口数持续减少,劳动力人口将会进一步减少,预计将导致经济活动严重停滞及生活水平下降。
可能的论点二:少子化将造成老年人口(65岁以上)/生产年龄人口的比值上升,而国民年金等社会福利体制将难以维持运作。平均每位年轻人的负担将会增加,而这将降低年轻人投入工作的干劲,陷入不愿生儿育女的恶性循环。
可能的论点三:少子化将造成国家财政因为岁入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经济活动停滞)和岁出增加(社会福利增加)而濒临破产。
可能的论点四:少子化将造成地方乡镇等地区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失去蓬勃朝气。
虽然我列举了四个可能的论点,但是相关解决方案因各个论点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比方说,如果论点是“生产年龄人口减少”,就有增加外籍移民、建构方便女性就业的环境、创造适合高龄者就业的工作环境等解决方案。
如果论点是“年轻人的负担增加”,就必须改革长久以来宽厚对待高龄者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一个能够减轻年轻人负担、提升他们的劳动意愿和生育意愿的环境。但是,这是一个只能请老年人含泪牺牲,以成全年轻人的解决方案。
如果问题是“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就不能视之为“少子化问题”,而应思考缩小差距、均衡发展等相关对策,包括建立一个“小而美”的政府、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制度等。
如果问题在于“乡镇失去活力”,则必须通过地方政府推行足以让老年人乐在其中、发挥自我专长的措施,使乡镇地区保持蓬勃朝气。
由此可知,解决方案会因应解决的问题而异。
然而,目前人们看到了少子化现象就将其当成问题,并讨论得沸沸扬扬。在还没有明确设定问题的情况下,就殚精竭虑,努力想要遏止少子化,提高出生率。
显而易见,没有任何答案能够同时满足这四个论点,但是人们对此没有察觉,或者视而不见。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把少子化当成问题进行讨论,就必须确定在前述四个假设的论点中,究竟是为了解决哪个问题而实施少子化对策。不可能在尚未确定想解决的问题之前,就着手实施少子化对策。
这时,有必要思考“这是谁的问题”。问题不但因人而变,也会随着“问题针对谁而解决”的对象的不同而完全改观。
2002年4月至2008年3月,日本企业创下连续六个年度获利增长的纪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而言,这是自2002年起连续六个年度成功创下的佳绩。
然而员工是否因此变幸福了?并不尽然。虽然公司的业绩对经营者而言很好,但员工却未获利。企业通过减薪、削减年终奖金、裁员、由正式雇用转换成非正式雇用(短期约聘人员或计时人员)等种种措施让员工变成“穷忙族”(指虽有工作,但收入无法维持生活最低水平的族群)。
以往,只要员工努力,公司业绩就会增长,并以加薪、发奖金等方式回报员工。员工的努力会反映在薪水、奖金上,生活也会获得改善。公司和员工的关系是双赢关系。然而现在却变成零和游戏,经营者和员工的幸福指数呈反比。“让所有人都觉得快乐”的问题设定,也变得无法推进。“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如何”与“究竟是为谁实施的少子化对策”等,才是人们应该讨论的问题。
因此,如果要解决少子化现象引起的年轻人经济负担加重的问题,就应针对是否应该改革为高龄者提供丰厚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等议题进行讨论。
如果从日本经济产业省、社团法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经团联”)的立场来看,问题在于劳动人口减少、GDP和GNP减少,而讨论的方向则是日本政府该不该接受大量外籍移民,怎么做才能让更多已婚女性或高龄者投入就业市场。
如果从高龄者的立场来看,就应该讨论“怎么做才能让年金和医疗制度更完善”,实施可以让老年人安心度日、尽情享受、发挥自我的措施等。
如果我接到“请帮忙解决少子化问题”之类的委托,首先我会告知委托人,“少子化问题”这个论点设定得很奇怪。然后我会询问几个问题:“请问你想解决少子化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决谁的问题?是为了年轻人的幸福吗?还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又或是为了老年人的幸福?(或只是为了选票?如果是的话,我就不会接案……)”由于目的和对象不同,解决方法会大不相同。
纵使出生率获得改善,由1.34提高为1.5,人口还是会持续减少。如果只是想增加日本人口,其实只要日本愿意接受外籍移民就能解决。但恐怕日本人很难接受这个方法,因为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移民政策弊多于利的反对意见,例如“恐怕会产生文化摩擦、社会阶层固化、歧视等严重社会问题”“外籍移民也会被日本低生育率的生活形态同化”等疑虑。
事实上,日本目前就有雇用东南亚外籍劳工从事照看老人或病人等工作,但没有赢得好评。
如果认为“即便日本人口不多,只要人民生活无虞即可”,那么最务实的解决方案就是卸下“经济大国”的招牌,把日本政府组织精简到“小而美”的规模。不过,从日本政府的政治立场或是经团联的经济立场来看,这是绝对不可能列入考虑范围的对策。
如果着手解决问题之前没有厘清论点,少子化问题将无从解决。最后,为了构思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对策而被任命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将成为一位不知从何下手解决少子化问题的政府官员——想必这位官员正为此苦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