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我写过的最好的长篇小说是《巴塞特的最后纪事》。”特罗洛普七年以后回顾并总结说，而且从他的那个时代到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批评家也都赞同他这个主张。这一主张牢牢地建立在克劳利先生身上，这是他笔下最有力量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他描写入微的创作理念。但是，也有人抱怨小说的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之间缺乏整体性；然而，特罗洛普对本书“写作技巧”却自鸣得意，而且如果后来的许多更为自由的标准可以认可的话，那他对一部长篇小说的必要统一性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虽然一个故事应该是“整一体”，他在《自传》中写道，但“它可以有许多部分”。

尽管书中的情节本身也许要求为数不多的人物，但也可以对它尽量加以扩充，在众多的人物身上看到它的充分发展。书中可以出现一些辅助情节，把它们完全用来阐明小说的主要故事，并把它们作为故事的一部分和同一作品，来占有它们的地盘——有如一幅油画，画面上可以同时出现许多人物形象，但在看画人的眼里，它们则不会是各占一方画面一样。

这部小说的一部分，经常让人觉得它组成了“一方画面”：对这个问题，我后面还将要谈到。但是，小说的主要情节在众多人物身上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部小说的力量蕴藏在克劳利先生以及包围着他的那个社会之中，这些是不能各占一方的。就“技巧”这点而言，它们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在第一卷里，巴塞特郡的整个社会画面，从主教府邸到制砖工人的小土屋，通过周围世界对那张支票的神秘性所作出的反响，逐步展现在我们面前。“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是小说的而不仅是标有这个篇名的那章的主题[4]；这件新闻溅起的一圈圈涟漪波及巴塞特郡，接着波及邻郡阿林顿和伦敦，那个“周围世界”从从容容地扩大了。那起对偷窃行为的羞辱性指控案，把克劳利先生从他那孤单的生活中硬拉出来，和周围世界有了难以逆料的接触；他对周围世界如何看待这点所作出的反应，又反过来部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各种事件的进展，本地区舆论的转变，他同主教府邸及其使者表面上的抵触，还有他孤独的内心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比特罗洛普一般写作更具悬念的叙述。

但是，与此同时，起因和结果这张网又完全被克劳利先生和他的世界之间形成的对照支配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与世格格不入了；他的存在恰恰就是这一存在的稳定性和各种重要性的一种威胁。（“这是违反自然的；如果像这种事出现得多了，这世界就不会向前发展了。”如图古德先生所说。）这个忧郁而倔强的人物，困陷于种种逆境而不举手就范，在巴塞特郡的社会里显得极不协调，犹如一只落魄的鹰关在场院里。在特罗洛普的小说中，还有谁能够，举例来说，引用《力士参孙》中的话——“和奴隶们推磨”——引用得如此有力和中肯呢？他那与众不同的说话习惯、渊博的学识、古板的为人、满口的经文，跟其他人物口中那种平淡的言辞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在他访问图古德先生时，经常产生喜剧的效果；一点不假，他对普劳迪太太的那次有名的胜利，有部分是他语言上的胜利。他的外貌同样富有意味；下面是他在主教书房里的样子：

那双充满愤怒和抗议的深陷的眼睛，那两条又粗又浓的眉毛，向外倾诉着频繁的怒气话——频繁而一般情况下沉默无语的话语——那愤慨的倍受压抑的习惯性蹙眉，那挺直的鼻子和厚大有力的嘴唇，那面颊上的道道深沟，以及他那惯有的思索和苦难兼而有之的表情，全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个人与众不同的外貌，使旁观者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真正性格。只要曾经看见过克劳利先生，无人会认为他是个幸福的人，或是个怯弱的人，或是个愚昧的人，或是个明智的人。

最后这一串以否定开头的句子，是一种贴切的概念。他的不幸是和一个人的气质以及不公平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才智被一种病态的自我折磨的自尊歪扭了。着重强调这点，同样是这部小说“技巧”的一部分；这点，如大家已经充分论述过的[5]，可以被“认为是他对自尊进行机智、细微的研究的结果”。克劳利，如同他妻子所说，“不仅遭受着假自尊的折磨，也得到真自尊的支持。”其他形式的自尊分别在克劳利太太、格雷丝·克劳利，副主教格兰特利身上表现出来，尤其最为突出的是莉莉·戴尔身上表现的自尊，因为她也遭受着“周围世界如何想”之苦。

特罗洛普承认，“一部小说不写爱情，很难做到引人入胜或一举成功。”他在这部小说中写了相当分量的爱情，有三对恋人在最后一章中终成眷属。但是，他把一种更大的兴趣侧重点放在三对相处多年的已婚夫妇关系上——克劳利夫妇、普劳迪夫妇和格兰特利夫妇。在这里，他也暗示着许多对比；克劳利先生在他写给那位主教的信中，清晰而意外地描述了其中一点：

“我不能说主教是出于整人的目的，哪怕这个主意可能是那个用舌头整人的女人、他妻子想出来的。我坚持认为，在由各种女人参政的行为都会是同样虚假并有害的事务中，女人是可以叫来从最有效的出发点提提意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克劳利先生给他妻子看的信的草稿中，这最后一句话没有写进去。

显而易见，这部小说有足够的内涵使它构成一种缺一不可的整体。但是，作为一组庞大系列小说的“最后纪事”，它也同一个更庞大的统一体联系在一起。特罗洛普结束这组系列小说的种种原因，这里只能加以猜测，而且必定会联系到写作的各种情况。一八六六年一月开始写这部小说时，他跟他的出版商说，他打算在五月份完稿。但事实上，这部小说让他一直写到九月份，比原计划多花了六个月左右的时间[6]。这本书显然是在他的手下逐步成熟的；它并不像有些不喜欢有关马达利娜的那些情节的批评家所说的，是为了凑够规定的篇幅而拉长的。在写作过程中，他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改变了初衷，我们在这方面能看到特罗洛普自己的证据：在那个文学俱乐部里，他无意中听到两位都读过一本较早的巴塞特郡小说的牧师抱怨说，他反复让同一人物出场太多，尤其与普劳迪太太的纠缠，这时他便凭着一时冲动把她处理掉了。仅此一点也没有必要把这部小说拉长；人们，包括米切尔·萨德勒尔[7]，自然而然结论说，“一时冲动”处理掉一个主要人物导致他决定收拢这组系列小说，把这部小说作为“最后纪事”，因为“最后纪事”并非最初的书名。直到一八六六年六月，特罗洛普脑子里的书名还是“一张二十镑支票”；他正常的写作设想表明，他写到这里时还有这部小说的最后四分之一要写，正是这四分之一的章回中，他不仅把这部小说的线索收拢了，而且把整整一组系列小说的线索作了交待。追溯《巴彻斯特养老院》和《巴彻斯特大教堂》的众多情节得到进一步交待，而随着小说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最后登场，小说的调子渐渐变成了告别式的，终于在结尾的那段用依依不舍和十分庄重的口吻宣布：“这将是巴塞特的最后纪事。”

那种被剥夺的感觉是普遍的。《旁观者》的书评作者明确指出，人们仿佛觉得他们的朋友忽然都同意迁往新西兰去：

“从此再看不见副主教格兰特利了，我今后可怎么办呢？”前些日子一个男人说——“今后再也没有指望听到格兰特利副主教说‘老天爷呀！’，这对我来说是迷惘的，痛苦的。”

但是，特罗洛普虽然有时对他的决定流露懊悔之感，可他没有改变这个决定。他结束这组系列小说，还有另一个原因：早在一八六六年写作《你能原谅她吗？》时，他实际上已经开始他的“半政治故事”新系列小说了。他最初的想法兴许是把两组系列小说交叉在一起写；政治方面的兴趣一直是巴塞特郡小说结构中的第二条线索；“奥莫尼乌姆的公爵”是两组小说常见的人物，普兰塔吉尼特·巴里泽[8]以一个飞黄腾达的青年政治家面貌，已经出现在《阿林顿的小庄园》里，通过他跟邓贝罗夫人若即若离的调情，和格兰特利家发生了联系。完成《最后纪事》两个月后，特罗洛普开始写《菲尼斯·芬恩》，“人物性格递进发展的必要性”通过一组连续的系列小说，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成为一个他认为是一场挑战的问题。

他坚定地相信，一个小说家应该在他的众多人物身上表现出“时间总在产生的那些变化”，他甚至说，“在每一个月纪录的最后那天，他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比这个月的第一天老一个月。”在他的《最后纪事》中，他也不得不写出那些年月带来的变化，让我们感觉到，比如说，那位副主教和哈丁先生比在《巴彻斯特养老院》中老了十二岁；他通过他们每个人的记忆，十分成功地做到了这点，并通过展示他们本质上的许多别的共同点，和他们反对海勒姆医院的态度形成对照。在莉莉·戴尔和他的两个求婚者身上，这些变化描写得更加出色。一度有“美男子”之称的阿道弗斯·克罗斯比，由于那桩唯利是图的婚事，他忍受了多布斯·布劳顿的种种侮辱，又去和曾被他看不起的巴特韦尔先生借钱，这时已是衣冠不整、暗淡无光了；看到他两次和莉莉不期而遇，使莉莉从着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效果，我们对此并不觉得意外。“粉碎那种假的形象”使约翰尼·埃姆斯有利可图，并通过他在克劳利先生一案中充当“勇将”，进行意大利之行，加强了这种效果。（特罗洛普富有独创性地让他和克劳利太太结为亲戚关系，这在《小庄园》[9]中是没有听说过的）在他身上，变化和一致这两点表现得恰到好处；他不再是个“少年”，他在金钱和社会地位上万事如意，敢向拉夫尔·巴夫尔爵士摆架子，从卢佩克斯太太的膳宿公寓的种种惨况中一跃钻进了贝斯沃特和变化的城市财富那半个世界中。他这时不会被阿米莉亚·罗珀掳去，但是在更狡猾并有同样捕捉本领的马达利娜面前，却一样易受攻击。那位发现“他身上自始至终粘着那种难下定义的粗俗的原有的污点”的书评作者，不是过分刻薄的；这里对胡克院和贝斯沃特的场景含有真正的辩护成分。那些场景不只是对巴塞特世界提供了一种对比和评论——除了多布斯·布劳顿一家的市侩习气，那位副主教的市侩习气看来好像是文雅的；由于这两个世界在第五十九章（“一个女士向L.D.小姐表示问候”）那种不调和的对比，读者对这种交待心悦诚服了，而约翰尼·埃姆斯始终是这场喜剧的关键人物。

“时间总在产生的各种变化”，不仅仅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在结束他的这组系列小说时，特罗洛普还考虑到那座教堂里的某些变化。同《巴彻斯特养老院》和《巴彻斯特大教堂》相比，这部小说对于当代问题评论较少；但是，“基督教会委员们”的工作和“一八六〇法案”的种种后果却不止一次在书中涉及；哈丁先生和副主教格兰特利喝着普卢姆斯特德的红葡萄酒，谈话回到了往昔的岁月，那时候，主教府邸兴玩惠斯特，教士们参加巴彻斯特城的舞会。他们的谈话是很有特色的。

“哎呀，哎呀！我想到这点，看见他们现在工作得多么卖劲，想想我们以往度过多么惬意的时光——我有时就觉得没多大把握了。”

“我相信工作过去比现在做得要强许多许多。”副主教说。“那时没有这么多表面上的好听话，却更讲究实际效果。那时世人就是世人，牧师则是绅士。”

没错——他们过去都是绅士。

像主教邸宅的那样一个老女人的人物，在我们中间是不能抬起头来的。这就是法案带来的变化哪……

但是，通过他的主要情节和人物，我们可以看出特罗洛普是个全心全意拥护至少一种改革的人，因为他七年前[10]在《弗雷姆利牧师住宅》一书中早已攻击过牧师薪水之间的那种悬殊差别，仍和过去一样。克劳利先生的许多麻烦全来自他的穷困，我们不可以忘记他个人正是整个阶级的代表：“一个终身拿次等薪水——还养活一家人。”特罗洛普写这部小说时，《英国教会的牧师们》的特辑正在《帕尔马尔报》上刊载；他把那位薪水可怜的副牧师描写得像一个

衣服褴褛的讨乞鬼……他的朋友被要求通过任何士绅都以破碎的精神接受的种种捐献，一次又一次地从难以形容的贫困的深渊之中往上拉他——一个他周围的穷人都知道以后只是乞丐的乞丐，因而将不会以他们教区的牧师身份给予尊敬。

这种独特的素描引起了一些争论，特罗洛普在他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为他的这一观点进行辩护；一些条件虽已看得出些许改善，但他仍认为那种薪水是入不敷出的：

一个已婚的副牧师，或一个分区的教区牧师——用每年一百五十英镑的收入应付他各方面的开销，无论从宗教上，或者从社会上，或者从职业的观点上来看，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光景。

那部小说本来可以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为了千百个克劳利先生，书的结局不那么乐观。在他最终的纪事中，特罗洛普为这个穿着寒酸的人争到了另一口气，又完成了一个艺术家更艰巨的任务。“我自己认为，”他说，“已经以很高的准确度和灵敏性描绘出那不幸的人的头脑。”

但是即使这样，这话也说得不过分；这话同样适用哈丁先生的那种描写。特罗洛普在那里满足了我们的种种期望；通过克劳利先生，特罗洛普就远远超过了我们那些期望了。这里值得重温奎勒-库勒四十年前结束他评论重新发行巴塞特郡小说的那段话：

在克劳利先生的塑造方面，在他熟练地处理那个强大而病态的头脑方面，我敢说几乎仿佛惊奇地看到他突然显示了他自己有塑造李尔王的手笔。在这方面，特罗洛普，这个人们经过了曲折的途径才慢慢深信他是一个远比他知道的或人们已经承认的更伟大得多的艺术家，破除了李尔王这一形象的迷信——出于赞扬他的种种最大善意，人们惊愕而羞愧地意识到，这个人的创造力远远未被认识到，他的能量也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估量。

一九六六年

凯思林·蒂洛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