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噩梦般的一周

第1节 3月11日下午2点46分

——本书讲述的是一群蠢人的故事。

里氏9.0级

福岛县（1）临太平洋一侧被称为“浜通”，气温为6摄氏度，东南风轻拂。

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坐落于这个浜通地区面向太平洋一带，横跨双叶郡（2）的大熊町（3）和双叶町。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下午2点46分，在核电站的遥远海域，太平洋板块沉入陆地一侧的北美板块之下。两大板块的边界遭受大面积破坏，由此产生的剧烈震动袭击了东日本，引发了大地震。震源位于宫城县牡鹿半岛海域东南偏东130公里、深24公里处，规模为里氏震级（M）9.0。这意味着，继1960年智利地震（M9.5）、2004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近海地震（M9.1）等之后，人类观测史上排名第4的世界最强地震袭击了东日本。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工作的一位45岁男性分包商员工，当时碰巧在途经的办公室里遭遇了剧烈摇晃。他形容当时的感觉：“自己简直就像被装进了箱子里面，任由巨人摇晃。”架子倒了，储物柜也翻了，无法正常行走。短短几分钟时间却让人感觉特别漫长。摇晃一停息，便听到有人叫喊道：“大家没事吧？集合！”[1]

地震发生时，在5号机组工作的一名53岁清洁公司职员正在对现场进行清扫巡查工作。据其证实，在剧烈摇晃之下，建筑物虽然还算安然无恙，但随后便响起了尖锐刺耳的警报声。这是在向大家发出避难的指令。[2]

警笛一响，众人便开始往外逃。“不会要爆炸吧？”“也许会发生核泄漏！”他们异口同声地吐露出诸如此类的担忧。电力公司职员、分包商员工一齐蜂拥而出，试图躲避到远离核反应堆厂房的办公主楼。就连一直在试图阻止这般场面，提醒大家“请保持冷静”的保安也不知何时开始跑了起来。“要不要离开，自己看着办吧！”——这样大声叫喊着的职员比谁都更想要先逃出去。[3]

福岛第一核电站办公主楼玻璃破裂，桌椅也都翻了个身。吊顶掉落，室内一片狼藉，陷入了完全无法使用的状态。

虽然依照所谓的“老化管理措施”，一直在对核反应堆等核心结构进行维护和修复工作，但是除此以外，在40年前建成的设施当中，有不少东西自开始运作之后就几乎没有进行过保养。在核电站内，道路塌陷引发地裂，坠落物横在地上。甚至连操控核反应堆的中央控制室也不断传出通知，说电气系统等发生异常。

尽管工作人员在保养维修的过程中，更新了核设施及周边器械的零部件，但是厂房却依然是建成时的样子。无论从核电站本身的耐用年数来看，还是对厂房、设施整体构造而言，40年时间都太过漫长。[4]

由于地震，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供电的“夜之森线27号铁塔”侧面填土坍塌，受其冲击，铁塔从底部倒塌。与第一核电站相连的新福岛变电站的变压器、断路器等破损，支撑输电线的铁塔也发生倾斜。第一核电站内部也因直流断路器、其他断路器、电缆受损而无法从外部获得电力供给。[5]此时，福岛第一核电站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外部电源。由此可见，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从一开始就因地震摇晃遭受了毁灭性损害。

回想起来，其实此前有过令人毛骨悚然的预兆。当年，周边地区1月1日、1月12日、2月10日都曾持续发生地震，核电站在最近的3月9日上午和10日早晨也遭遇了3级地震。尽管福岛第一核电站每次都在新闻发布会上简要披露“厂房设备检查状况：无异常”“对外辐射影响：无”，然而实际上，此时海底已经开始发生异常变化了。

大约一周前，核电站内部刚进行了避难演习。地震发生时，办公主楼的工作人员前往避难场地停车场躲避。点名确认人员后，被选中的抗灾人员则转移到八个月前刚投入使用的抗震关键楼，此时办公主楼的功能已丧失。这栋抗震关键楼汲取了新潟县中越海域地震的教训，建于高台之上，抗震强度设计为7级。倘若没有事先准备这栋楼，福岛第一核电站里将连个指挥的地方都没有，或许这座核电站会成为以人类智慧无计可施的失控装置，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当时，幸好赶上正在对福岛第一核电站4号机组进行例行检查，在场人员比平时多，有超过5000名的分包商员工和作业员。加上东电职员，共有6400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地震后离开了核电站，去往住处、老家等地。这些人的离开无法阻止，因此最后留下的大部分是东电职员，约850人。

1、2号机组处，操作员一边等待晃动平息，一边开始核反应堆紧急停堆（Scram）后的确认工作。

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是沸水反应堆（Boiling Water Reactor，BWR）。这类反应堆通过铀燃料核裂变产生热能，使水升温变为蒸汽，从而驱动涡轮机来发电。反应堆即便在紧急停堆后，其核裂变产物等仍会继续衰变并持续释放热量。因此，如若不将其冷却，反应堆干烧将致使核燃料熔化。

福岛第一核电站1～5号机组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制造的“Mark Ⅰ型”反应堆。其中，只有1971年最早开始运转的1号机组的应急堆芯冷却系统不同于其他机组。而在下午2点52分，只有1号机组才有的应急冷却装置“隔离冷凝器”（IC）开始自动启动。

然而，IC在工作仅11分钟后的下午3点03分，被1号机组操作员手动关停。据东京电力后来解释，当时1号机组反应堆压力下降速度过快，无法维持在《保安规定》所制定的冷却温度下降速率“55℃/h以下”。换句话说，操作员做出冷却过快的判断，因而手动关停了IC。

当时负责1号机组运作的值班人员中，没有任何一位有过实际运转IC的经验。

仅有极少数员工听前辈说过“IC一旦运转，蒸汽就会猛烈喷发，致使机器发出轰鸣声”。

应急冷却水注入装置好不容易运作起来，却在仅十几分钟之后被人为关停。

这一情况并未有人通报站长吉田昌郎。

1号机组的一位操作员当时从其他员工口中得知“核反应堆压力大幅下降”。于是，他向值班长请示：“堆压下降过快，这样下去将无法保证压力容器的安全。此外，我想让机器停一下，以便确认还有无其他泄漏，是否可以这样操作？”据东电此后的说法，比起冷却温度下降速率，这位操作员更在意的是有无泄漏。他当时的判断是：IC系统的管线恐怕已因地震破损。[6]

2008年，《抗震设计审查指南》修订后，核电站抗震设计参数“基准地震动”设为600伽（Gal），而于昭和四十年代（4）申请设置许可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3号机组抗震设计最大加速度仅265伽。随着《抗震设计审查指南》的修订，东电虽然感觉到有必要对各号机组进行加强抗震施工，但是直至3月11日核电站事故发生也未采取任何相关措施。[7]据经济产业省（经产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解析，我们可以获知，核电站再循环系统管线泄漏面积哪怕只有0.3平方厘米，每小时损失的冷却材料（水）也将多达7.2吨。即使只是开了一个这么大小的孔洞，10小时也会损失72吨水，可能造成燃料损伤而引发重大事故。于是，“在海啸到来之前，核电站是否已因地震受损？”这一疑念很快在核电站技术人员及研究者当中产生，并一直萦绕着他们。

由于4号机组涡轮机房的冷却水箱发出了水位下降的警报，负责现场的值班长指示第一运转管理部的小久保和彦（当时24岁）和寺岛祥希（当时21岁）检查是否存在漏水现象。于是，两人拿着手电筒，前往有冷却水箱管线的4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

下午3点左右，寺岛给青森县陆奥（5）市老家打电话，对电话那头的母亲惦念道：“家里那边没事吧？”[8]随后，两人应该便进入4号机组地下了。

地震约40分钟后的下午3点27分，4米高的第一波海啸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员开始慌慌张张地跑上高台。8分钟之后，即下午3点35分，高达15米的第二波海啸袭来。海啸来袭的情景并不是朝陆地轻轻拍打波浪那般程度，而是“以超快速度在水平方向移动的水流”[9]。混凝土筑成的10米高防波堤由于海啸的猛烈冲击而瞬间被吞噬得不见踪影。

当海啸猛烈冲击约30米高的悬崖时，溅起的水花将高达50米左右，远远超过悬崖高度。尽管第一核电站的假想海啸高度只不过5.7米，但它却遭遇了约为其假想值3倍高度的海啸袭击。

正在对4号机组进行例行检查的工作人员违规将平时为防止放射性物质泄露而只开一侧的双门全部打开，然后逃了出去。“第二波海啸也来了！第三波也……！”“快逃到高台去！”“要被吞没了！”大家的脚步开始变得急促，不久便跑了起来。这位工作人员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海啸来袭时的情形。白浪从近海涌出，轻松地越过堤坝，浑水侵入核电站厂区内。工作人员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当时的情景真的就像是在看电影似的，我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10]

当时，在管控核电站各号机组的中央控制室里（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三个中央控制室，依次控制着1、2号机组，3、4号机组，5、6号机组），除6号机组外，电源指示灯都开始闪烁，而后又一齐熄灭。随即，连警报声都听不到了，应急电源也停止了工作，室内面板上的灯也逐渐熄灭，只剩下昏暗的应急灯。直到此时为止，中央控制室的负责人都一直以为核反应堆会稳定地紧急停止运行，这样就“可以逃过一劫”。然而，对该负责人来说，这是一个连究竟发生了什么都还不清楚的突发事件。

直到操作员一边大喊“海水流进来了！”一边冲进来时，他才对事态有所了解，开始意识到巨大海啸的来袭意味着什么。

下到4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的两人被浊流吞没，再也没有回来。

在巨大海啸来袭之后的下午3点半至4点，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大熊町的町议会议员木幡仁恰巧碰见了核电站及其分包商员工络绎不绝地逃出来的场面。好像是由于道路四处塌陷，木幡无法乘坐专车上下班。双方彼此擦肩而过时，逃出来的人们对木幡说：“危险！快逃！”“核电站已经不行了！”“只能逃难了！”逃离核电站的队伍绵延不绝。

住在有着3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而且拥有30公顷山林的地主木幡一家，从这一天开始被迫过上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然而，住在核电站附近公司宿舍的东电职工家属似乎立刻收到了避难的通知。木幡后来才得知，东电职员在向当地居民发出通知之前已让自己家人撤离到遥远的东京、新潟等地。这个消息让他大吃一惊。[11]

作为最后救命稻草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除6号机组的一台以外，要么整机被淹，要么相关设备浸水，纷纷失去了作用。而福岛第一核电站也因此失去了冷却核反应堆的办法。

在抗震关键楼里，吉田等核电站对策总部的干部们，面对如此难以想象的事态，全都说不出话来。因为事态发展已远远超出他们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所做的设想。

吉田一时间想不出该如何是好。

身在中国的会长（6）

当时，东京电力会长胜俣恒久正在远离日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胜俣作为爱华访华团的团长策划了此次行程，安排23名成员从3月6日至12日考察北京、上海、南京。然而，繁忙的他此次访华实际上是为了其他事情。他真正加入爱华访华团是从3月10日开始。原定出任副团长的是笹森清，当时担任劳动界顶级的工会总联合会会长，历任东京电力工会委员长、产业工会全国电力相关产业工会总联合会会长等职务。但由于他患病在身缺席此次访华之旅，所以由东电常务副社长（7）鼓纪男以团长代理的身份来管理行程安排。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胜俣、鼓、笹森这样的东京电力劳资双方的巨头齐聚访华团，而团员净是与电力商务并无多大关系的媒体相关人员。团员名单上列有《中日新闻》顾问大林主一、《西日本新闻》原东京分社社长土山昭则，还有在曾是三大报纸之一的《每日新闻》担任过中部总社编辑局长的加藤顺一和原专务董事主笔平野裕。

揭开东电要职率媒体成员组团来华这一奇特考察之旅谜底的关键，在于访华团的创立者石原萠记。石原当时86岁，担任月刊杂志《自由》主编，同时，也是广为人知的社会党右派、民社党等的理论家。

石原于1956年创办了汇集反共知识分子的日本文化论坛，1959年创办月刊杂志《自由》。[1]他所向往的社会民主思想很容易被东电管理层接受。因为在战后一段时期内，东电管理层曾处于与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日本电气产业工会”（电产）发生劳资对抗的窘境。其思想尤其容易被称为东电“复兴之祖”的木川田一隆接受。正因为木川自身负责劳务相关工作，且在与电产交涉过程中曾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非常珍惜石原。而且，他还委托其心腹，时任总务科科长的平岩外四，负责关照石原。自那以后，平岩在直至去世为止长达53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庇护着石原。

据说访华团的开展也有赖于后来爬上经团联（8）会长一职的平岩的建议。平岩把媒体界、劳动界人士拉到一起，建议他们共同举办日中文化交流活动。这番建议此后还关系到了爱华访华团。[2]

爱华访华团一行二十余人，考察旅行费用约为400万到500万日元，由中日双方均摊。其中，日方所负担的费用的一半，即全部费用的四分之一，由东京、关西、中部的三家电力公司出资。对于电力行业之所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这一不同领域赞助商的问题，石原说：“这跟我有很大关系，因为我非常强烈地想培养平岩的亲信。”[3]由于获得了资助，所以团员各自负担的金额仅为5万日元。

在核电站事故发生不久后，《周刊文春》抓住媒体大腕们只花5万日元就能去中国旅游这一点，刊登了一篇题为“组团中国游‘大型媒体招待名单’到手！”的报道。文中嘲讽地写道：“一看便知这呈现出了东电餐费、交通费全包组团游的样子。”[4]虽然文章中隐去了姓名，但《周刊文春》曾经的招牌主编花田纪凯也被列其中。从《文艺春秋》辞职后去到将批判中国作为卖点之一的月刊杂志《WiLL》担任主编的花田，接受了中国及电力公司提供的全套招待。或许是感觉到事情的糟糕程度，花田说道：“我们的参团费是5万日元。但我从不认为这些够支付全部花销。石原先生筹集了资金，包括东电在内。或许是彼此之间配合默契吧，我从未问过石原先生是如何筹集到这笔资金的。”[5]

在当时的电话采访中，花田结束与我的对话之后，还特意打电话给当时在公司（朝日新闻出版《AERA》编辑部）工作的我，说：“《朝日新闻》的大人物也曾经参加过这个活动。”他说这句话或许是因为觉得透露这点便能牵制住新闻报道。不过，我还是在《AERA》上实名报道了花田。[6]顺便提一下，曾经参加过的《朝日新闻》大人物是原社论主管田中丰藏。

3月10日中午前后，胜俣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与团员会合，傍晚出席了国务院政要举办的欢迎会。由于他此前刚结束与团员不同的行程安排，所以入住的酒店也不一样。

第二天11日上午，胜俣参观了凸版印刷在中国故宫博物院开展的文化资产数字化相关业务，下午3点左右（日本时间下午4点左右）乘坐巴士前往与中国外交部官员会面的地点。

就是在这个时候，胜俣得知了地震的消息。

时任《周刊现代》主编的元木昌彦在车上用手头的iPad浏览《朝日新闻》网页新闻时，注意到上面正在第一时间播报“东北地区发生的大地震”。元木大吃一惊，喊道：“好大的地震啊！”随即便把iPad递给后座的东京电力副社长鼓纪男。鼓大概是和旁座的胜俣一起，紧盯着画面。[7]

与中国外交部官员的会晤，仅限于二十多名团员中的几名人员，包括胜俣、石原等人。原定会晤时长为一小时左右，但开始约三十分钟之后对方便中途离席。不久后一回来就告诉胜俣他们，日本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预想。“胜俣先生，您必须马上回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了。”——被外交部官员这么一说，胜俣似乎极为不安。[8]

中方提出要帮他们准备回国的飞机，但得到消息，成田国际机场因地震被封锁，飞机无法降落。然而，即便选择降落在关西国际机场，东海道新干线当时也已经停运。因为东名高速也被关闭了，所以不能通过陆路前往东京。估计此时的胜俣内心焦急万分，但再急也回不去。

最终，3月11日晚上9点在当地举行解散仪式后，胜俣于12日早上7点35分坐上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的飞机，前往已解除封锁的日本成田机场。由于中方的关照，胜俣、鼓、胜俣的秘书元田宏辉三人，得以搭乘比其他团员早两个小时的航班。他们三人抵达成田机场的时间是午夜零点左右。

可是，遇上大堵车，加上换乘电车，费尽周折到达东电总公司时已是下午4点以后。然而，在抵达成田机场之后的大约4个小时当中，胜俣一次也没有与总公司联系。

胜俣听到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爆炸的消息，是在他坐上东电备好的专车，从东京站前往内幸町总公司的路上。[9]

身在奈良的社长

3月9日，地震发生两天前，东京电力的社长清水正孝在四国地区的高松市。与其说他此行是为了公司业务，不如说是为了金融界活动。此时，他已任社长近4年，还担任日本经团联副会长、电气事业联合会会长，热衷于金融界的活动。3月9日星期三这一天，经团联和四国经济联合会的例行聚会，即四国地区经济恳谈会，在香川县高松市举办。副会长清水与任会长的米仓弘昌住友化学会长、同为副会长的渡文明JX控股公司顾问等12名经团联干部一起离开东京，前往四国的高松出差。

地区经济恳谈会这个名头有点夸张，但对从东京出发前往高松的一行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可以稍事歇息的两天一夜之旅。因为此行并不要求他们做出严肃的商业判断，与四国金融界之间也并无紧要课题，主要是为了满足一年一次的会面需求。

对清水来说应该也是如此。他想远离东京，尽情舒展自己的羽翼。清水与前往机场搭乘羽田方向航班的其他成员分开之后，便开始了自由行动。陪同他前往四国的经团联事务局工作人员透露，清水没有和其他团员一起回东京，而是采取了单独行动，并推测“他应该是在关西地区有什么商业上的会晤吧”[1]。

然而，他虽然远赴四国，但却毫无迹象表明他与四国电力的高层领导有过商业会晤，抑或是他在恳谈会结束后在关西地区与关西电力的高层领导进行过商业洽谈。[2]

东京电力一直声称清水“此次出差的目的是与关西地区金融界人士进行会晤”（宣传部长铃木和史），并以“由于关联到会晤方，会给对方添麻烦”（同前）为由，坚决拒绝公开相关信息，但真相却大相径庭。

揭开这个隐匿事实的是《每日新闻》的一则独家报道。

报道称，在高松与经团联一行人分开之后，清水于3月10日下午带着夫人和秘书三人一起入住奈良宾馆，并预订了两晚住宿。[3]奈良宾馆建于明治四十二年，是有着“关西迎宾馆”之称的日式高级宾馆，位于奈良公园一角，地理位置绝佳。尽管是周四、周五这样的工作日，他却想着带妻子享受观光旅游的乐趣。

历任社长中也有人毫不隐讳地说，“由于忙于公司业务，我根本没时间去国外出差”[4]，业务范围仅限于关东地区的东电高层领导几乎没有在国内外来回飞的必要性。尽管如此，清水却非常喜欢去国外出差，他甚至还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露过面。

清水的愚蠢之处在于，其部下宣传部长铃木一直对外宣称“他出差是为了与金融界人士会面”，以袒护高层领导，而他自己作为当事人，在坐满了人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为什么待在奈良？”时，却回答说“个人隐私无法奉告”[5]。明明公司已经解释称他是在奈良会见关西财界人士，而他本人却承认工作日里因“私事”待在奈良。

在奈良，因卡通形象“迁都君”的奇异设计而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的“平城迁都1300周年庆”一直举办到了2010年12月末。活动本身虽已结束，但游客仍然可以免费进入平城宫遗址。

清水等三人10日下午4点多乘车抵达奈良宾馆，于11日上午在奈良市内观光，下午参观了平城宫遗址。清水借自己担任会长的电气事业联合会支援了“平城迁都1300周年庆”的名义，来了一次近乎观光旅游的出差。他受到了几近VIP待遇的接待，由参与平城宫复原工作的奈良县政府负责人及研究机构工作人员陪同参观介绍。

之后，清水原本打算带夫人一同参观东大寺的取水“修二会”（9）仪式。下午2点46分，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东电大领导清水却在工作日，为了和夫人一起游览古都而来到了奈良。

因地震的发生而惊慌失措的清水取消了参加“修二会”的计划，于下午3点40分左右回到宾馆。他赶忙收拾行李后，便乘坐宾馆安排的出租车离开了奈良。[6]推测清水离开奈良宾馆的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

当时，史无前例的大海啸席卷了东电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所有电力供给即将中断。

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核电站灾难即将来临之际，社长清水偕夫人尽享奈良风光，而作为东电巨头一直掌握着巨大权力的胜俣会长与常务副社长鼓则远在中国。

这意味着，东京电力排名前三的高层领导是一路人，为了观光或是不必要不紧急的考察离开了东京。

千“菅”一发（10）

当时，首相（11）菅直人正在出席参议院结算委员会会议。第一大在野党自民党的参议院议员冈田广意识到NHK正在进行国会转播，便拿出自制展示板，开始提问，说：“那么接下来请看这个展示板。”[1]“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政府参考人（12），请确认是不是这张表？”

冈田正说着的时候，NHK的国会转播画面上突然出现了紧急地震速报。报道称，宫城、岩手、福岛等东北五个县发生了强烈地震。一张便条被递到菅直人面前，他一脸郁闷地朝纸片看去。此时，传来了报道地震情况的新闻快讯。正在答辩的政府参考人——厚生劳动省（厚劳省）雇佣均等及儿童家庭局局长高井康行刚说完“请允许我来解释一下”，东京也受到了强震的袭击。面对如此长时间的左右摇动，高井发出“哇”的一声大叫，答辩无法进行下去。骚动蔓延开来。结算委员长鹤保庸介高声喊道：“请各位确保人身安全！”震动仍在继续。“这可有点糟糕啊！”“请躲到桌子底下！”“哇——”麦克风接收到议员们骚动不安的声音。枝形吊灯像起伏的浪花那样剧烈摇晃，眼看就要掉落地板似的。

晃动终于平息，鹤保似乎恢复了平静，他宣布道：“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午2点50分休息。但是，当天的委员会会议并未重新召开。

此时的菅直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得以摆脱困境。

3月11日星期五，《朝日新闻》早报刊登了一则菅不想看到的可恶报道。“在日韩国人涉嫌向首相提供非法捐款104万日元首相方面未作回答”。该报道在序言中简洁地概括了指控内容：“据《朝日新闻》调查，首相菅直人的资金管理集团于2006年与2009年接受了在日韩国人金融机构原理事的捐款，共计104万日元。原理事的亲属及多位相关人士解释说，原理事为在日韩国人。而《政治资金规正法》禁止接受外国人捐款。”[2]

就在5天前的3月6日晚，菅政府的重要阁僚、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菅的继位人”的前原诚司，因收受在日韩国人共计25万日元的政治捐款，辞去了外相一职。为了不让国政被外国人、外国势力等左右，《政治资金规正法》禁止拥有外国国籍者、外国资本占比50%以上的企业等提供政治捐款。外相仅因25万日元便辞职的事件刚发生不久，势必会有人提出收受了104万日元的总理大臣的去留问题。这是一则让所有人联想到“辞职多米诺骨牌”的独家新闻。菅政府进退两难。大地震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的。

最先获取菅涉嫌接受捐款消息的，其实是《周刊朝日》编辑部的记者铃木毅，他以在调查报道方面极具毅力而著称。铃木掌握到，在菅的资金管理集团“草志会”2006年与2009年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有疑似在日韩国人公司董事共计104万日元的捐款记录。平常《周刊朝日》编辑部都是周六完成校对工作，但这次比平常早两天校完，因此铃木在3月9日星期三晚上，向首相官邸的宣传负责人发出询问信，以确认该公司董事是否为在日韩国人。

首相官邸收到《周刊朝日》突然发来的询问信，大吃一惊。其他宣传负责人都已回家，留下来的只有内阁审议官下村健一。下村对询问信的内容表示“这个我自己无法处理”，急忙带上传真的询问信去找一直待在公馆的菅。他向菅请示：“我们收到了这个……”菅先瞥了一眼，顿时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道：“这是什么？”然后他说：“这个让我来保管吧。”并接过传真。[3]

不过，《周刊朝日》编辑部并未收到菅的答复。到了10日，代理人律师给编辑部打去电话回复说：“事实一经确认，我们将会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但截至校对完毕，并未收到对方的进一步说明。

这么一来，《周刊朝日》便在2011年3月18日发行的这一期上，以独家新闻的名义报道称“菅首相也收受‘在日捐款’”。前原仅因25万日元便辞去外相一职，而收受104万日元的菅被问及首相的去留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是这么一篇富有挑战性的特别报道。

只是铃木等《周刊朝日》的记者们失算的是，与《周刊朝日》编辑部不同，《朝日新闻》社会组调查报道班的记者们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在进行同样的采访。他们在得知《周刊朝日》将刊登这一消息后，匆忙赶在其发售前的3月11日，将相关报道刊登在《朝日新闻》早报上了。[4]就这样，首次报道的荣誉被报纸抢走了。

媒体爆料正好给一直想要夺回政权的第一大在野党自民党带来了攻击民主党政权的好材料。自民党的野上浩太郎在《朝日新闻》报料的3月11日上午进行的参议院结算委员会会议上，当即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以“今天的早报里出现了极其重大的报道”开头，追问菅是否接受了外籍人士的104万日元捐款。

站在答辩席上的菅的行为，简直就是斧头劈水，白费力气。菅解释说，自己与对方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的，对方是那位熟人从中学到高中的同学，和对方的交情也就是一起出去钓过鱼、参加过聚餐而已。此外，首相断言道：“因为对方是日本名字，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日本国籍。正如报道所说，我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外国国籍。”[5]

野上即使想要攻击，也没有除新闻报道之外的攻击材料，因此无法射出第二箭、第三箭。在隔靴搔痒的过程中，提问者更迭，不久便发生了大地震，委员会会议进入了休息时间。下午2点56分，菅回到了首相官邸。

当时的菅直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得以摆脱了困境。

第2节 电力供给尽失

无“主”的总公司

在3月11日星期五下午2点46分的大地震发生后不久，东京电力总公司接到了位于震中附近福岛县“浜通”地区的两个核电站据点报告，称涡轮机和核反应堆等已自动停运。

“浜通”地区有一个大型核电站基地，即东电自半个世纪之前便开始修建并不断扩张形成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福岛第二核电站。取福岛（Fukushima）罗马字表记的首字母“F”，通称“1F”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内有1～6号机组，被称作“2F”的第二核电站内有1～4号机组，共10座核反应堆集中选址于此。当时，除正在进行例行检查的机器以外，福岛第一的1～3号机组和第二的1～4号机组均在运行。这7座核反应堆内均自动采取了瞬间插入控制棒以实现紧急停堆（scram）的措施。当时，这个总输出功率达900多万千瓦、占东电总供电15%的基地瞬间陷入了瘫痪状态。

然而，停止的不仅仅是核电站。同样位于“浜通”地区的广野火力发电站的2号机组、4号机组，以及常陆那珂、鹿岛、千叶等东电的12座火力发电站也都停了下来。水力发电站也以福岛县内的15处为首，共计22座发电站停止运转。由于东电在短时间内同时失去了大量可供给的电力，所以下午3点半，整个关东地区有405万户家庭停电。

受地震影响，东电公司内部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第三紧急状态”命令，相关员工纷纷接到紧急呼叫。在总公司二楼常设的一个500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危机应对室里，陆续挤满了工作人员。下午3点06分，在这里设立了“紧急灾害对策总部”。

在总公司二楼设置的对策总部里，为方便召开视频会议，摆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面对大屏幕可以坐二十人以上。此外，还配备了紧急情况下可使用的热线电话、传真机、卫星线路连接的电话及电脑等。然而，本应坐在会议桌中央的社长清水正孝，却因无法从奈良返回而未出现。将清水提拔上来的会长胜俣恒久和常务副社长鼓纪男，也都被困在了中国，不在这里。代替指挥的是副社长藤本孝，他作为电力流通总部部长一直主持输配电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藤本心里想着“要避免大规模停电”。为了重启已暂停的核电站，需要时间进行检查等工作。换句话说，福岛的10座核电站暂时无法使用。“一旦到了下周一，事情将会变得非常糟糕。如果不控制需求，将造成大面积停电。”[1]受灾后，藤本一直在思考该如何避免大规模停电。

尽管遭受了里氏9.0级大地震的直接袭击，但是在东电高层领导当中，却弥漫着一种因核反应堆暂时紧急停堆而感到安心的氛围。更确切地说，当时的状况让人想起了2007年因新潟县中越海域地震导致紧急停堆的柏崎刈羽核电站的“教训”。

那时，柏崎刈羽核电站3号机组附近的变压器发生火灾，不断冒黑烟。火势蔓延了两个小时后才被扑灭。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从柏崎刈羽1～7号机组所有乏燃料池中溢出，流经地板后再通过自动泵流入日本海。由于在灭火工作上耽误了不少时间，加之很晚才公布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发生泄漏的问题，所以当地的新潟县知事（13）、柏崎市市长等对东电的应对持不信任的态度。而且，东电在地震发生5天后才在当地柏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这种不得当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东电的不信任。

东电汲取中越海域地震所引发的事故教训，制定了在大地震发生时迅速组织管理干部前往现场，并在当地进行信息公开、危机处理的指导手册。因此，东电原子能部门大领导副社长武藤荣作为原子能选址总部长，决定在核反应堆紧急停堆后立即前往现场。中越海域地震的创伤驱使他采取这种行动。武藤说：“在新潟变压器引发火灾时没能向当地居民做好解释工作，这是个教训。”[2]下午3点30分，他从东电总公司出发，火速乘坐直升机前往福岛第二核电站。

就在武藤离开总公司不久前的下午3点27分，福岛第一核电站遭遇了4米高的海啸袭击。而在8分钟之后，即下午3点35分，第二波15米高的海啸袭来。

损失极为惨重。

面朝大海的主要厂房建筑几乎全部被淹，最浅处淹没深度（浸水深）有1.5米，最深处达7米。浊流汹涌而来，涡轮厂房和核反应堆厂房陷入了被海水包围仿若孤岛的状态。海水怒涛般地涌入地下，面向大海一侧的涡轮厂房等建筑里，1～6号机组的12台应急柴油发电机和1～5号机组的应急配电盘或是整机没于水中，或是相关设备浸水，都成了无用之物。唯独只有6号机组的一台应急柴油发电机，因设在高出基准海平面13米多的柴油发电机厂房内而幸免于被水淹没。

福岛第二核电站也遭遇了9米高海啸的袭击，12台应急柴油发电机中有9台陷入无法使用的状态，可用的只有3台。[3]

本因核反应堆紧急停堆而松了一口气的东电总公司对策总部，却因收到失去电力供给的通知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事态过于严重，一名干部一时说不出话来。“一旦失去电力供给，我们将无法冷却核反应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会发生堆芯熔毁。”[4]说完，他便立即取消了12日以后的所有安排。“柴油发电机也不行了，无法作为备用。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是，尽可能快地获取电力。”

下午3点42分，东电的“紧急灾害对策总部”变更为“核能紧急情况对策总部”。

原子能村的不作为

东京电力副社长武藤荣当时60岁，作为东电原子能部门原子能选址总部的总部长，处于原子能派系的顶点。他的前任武黑一郎从副社长退居到顾问（fellow，类似社友、顾问之类的存在）的位置，由武藤正式接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原子能派系最高层，不过也就是9个月前，即前一年6月份的事情。

东电的原子能部门约有3000名员工，或许由于它是一个由原子能工程、原子核工程这类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学科所支撑的世界，所以只有这个部门从整个东电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王国。东电有不少职员像县政府地方公务员那样悠闲度日，因此理科精英居领导地位的原子能选址总部对东电来说，实在是一个异样的世界。而且，核电站所在的福岛县浜通地区和新潟县柏崎与东京总公司相隔甚远，这使得他们的独立性更强。因此，普通员工带着些许轻蔑的语气将其称之为“原子能村”。他们在治外法权的世界里妄自尊大，总是惹祸，因此一直拖着整个东电发展的后腿。

直到2002年核电站事故瞒报事件的发生，这种积弊才涌现出来。当时，在福岛第一、福岛第二、柏崎刈羽的东电所有核电站据点，其原子能部门要么不向主管政府机关经济产业省报告事故、设备缺陷等问题，要么篡改数据，通过这类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进行恶意隐瞒。东电认识到事态严重性，其会长荒木浩、社长南直哉以及两名顾问平岩外四和那须翔等同时辞职，原子能部门有35人受到辞退、降级、减薪或严重警告的处分。

被托付后事的则是擅长向经产省等政府机关进行政治游说的胜俣恒久。胜俣提拔的是有着1米8高个头的武藤。

2002年瞒报事故问题发生时，武藤正借调到电气事业联合会，幸免受丑闻事件牵连。他原本担任原子能计划部副部长、核燃料循环部部长，在总公司的工作时间比在核电站现场要长。正因如此，他与现场发生的瞒报事件没什么关联。在前辈们接连下台或被降职的情况下，他相对地开始显露头角。虽然2007年福岛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等数据隐瞒问题也遭到曝光，但是武藤想方设法渡过了难关。尽管如此，但如果要任命为曾由实力派掌控的原子能村最高领导，武藤仍然不够显眼。关于不显眼的理由，东电的骨干员工如此评价道：“武藤是由于两次原子能丑闻事件，上面的人都走光了，所以才提拔上来的。坦率地说，他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人。说起话来叽叽咕咕很小声，都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1]

然而，这样的武藤在前往福岛的直升机上，一定不胜惭愧吧。

他早已知道，这一天会到来。

他知道超出预想的大海啸可能有朝一日会袭击东电的福岛核电站基地。

由于超过10米的大海啸（远超他们预想的最大规模5.7米）曾经蹂躏过这个地区，所以他知道，说不定哪一天，可能自己的核电站会再次面临巨大海啸的侵袭。尽管如此，作为原子能部门大领导的武藤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应对措施。

3月7日星期一傍晚，即地震发生4天前，东电原子能设备管理部土木调查负责人等武藤的三名部下，拜访了主管政府机关经济产业省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并向抗震安全审查室室长小林胜汇报了超预想大海啸来袭的可能性。当时东电的这三个人带上了写有“谨慎处理磋商用”的三页资料。资料中记录了明治三陆海岸地震和贞观海啸这两个模拟实验的结果，上面写着最大高度超过10米的海啸来袭，陆地上的海浪会飙升至15米以上高度。资料上还明确记载着，东电计划在第二年（2012年）10月采取对策以应对预想的巨大海啸。[2]

对小林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小林说：“由于计算过程并没有显示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估算结果，于是我询问计算方法如何、对于这个试算结果东电打算怎么做，并告诉他们要把回复带过来。”[3]

但是，东电并没有给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室长小林带来答复。因为海啸真的来了，仅在4天之后。

2002年7月，在文部科学省（文科省）设事务局的政府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总部，针对从三陆海岸到房总半岛的地震活动问题，利用当时最新的调查研究成果整理了《地震活动的长期评价》。所谓“长期评价”，其目的是对地震发生地点及规模的可能性进行长期预测。为了汲取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教训，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于2006年制定了新的核电站抗震标准《抗震设计审查指南》。

此外，由于受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海啸引发印度马德拉斯核电站应急海水泵无法运作这一事故的影响，保安院于当年10月召集各电力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一旦超出设计预想规模的海啸来袭，应急海水泵将无法使用，直接导致核电站陷入堆芯损伤的危机状况”，并命令“对于此事，各公司要严肃对待并汇报高层”。[4]

受政府此举影响，东电在2008年，也就是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发生的3年前，开始假想巨大海啸来袭的情况。同年4月，东电根据里氏8级的明治三陆地震（1896年），重新评估了海啸假想，并推算出可能发生最大逆流高度15.7米的巨大海啸。6月左右，时任东电原子能选址总部副总部长的武藤，以及没想到后来成为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的原子能设备管理部部长的吉田昌郎接到报告。此时，伴随社长的更迭，东电内部进行了董事会的大调整。至此，一直担任社长的胜俣晋升为会长。同时，他将一手培养起来的清水正孝提拔为新社长。随之，武藤的头衔虽然依然是原子能选址总部副部长，但是从执行董事升任为常务董事。

同年（2008年）12月，东电还根据学界热议的贞观地震（869年），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取水口附近进行了8.7～9.2米高的巨大海啸模拟实验。贞观地震里氏8.4级，规模非常大，是此前东电假想的7.9级地震的6倍。据推测，即便在距仙台平原海岸线约3公里的内陆地区，海啸高度也将达到3米。据古文书上记载，当时死亡人数为1000人以上。[5]

这般规模的海啸如果袭来，将势不可挡。东电考虑对评估海啸影响的土木学会做工作，请他们修改以往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假想海啸高度设为5.7米的预测。武藤指示土木学会根据最新数据进行影响评估。而此后武藤的上司，即当时原子能派系的大人物——副社长武黑一郎，也收到了这一系列模拟实验结果的汇报。

尽管如此，武黑并没有下达特别指令。武黑、武藤、吉田，这些东电原子能村的高管们，都认为政府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总部整理的《地震活动的长期评价》当中的看法尚不确定，没有必要立即反映到设计中。

当时，吉田认为，假想的巨大海啸不可能发生。而且，武藤和吉田都认为，如果为了保护核电站而修建特别高的防波堤，那么一旦海啸来袭，核电站附近没有防波堤的村庄将成为牺牲品。因此，在公司内部的对策讨论会上，由于多数意见认为“仅仅为了保护自己而修建高防波堤的行为估计不会得到社会认同”，所以设置防波堤的提议就这样被搁置了起来。

原子能村的这些大人物都知道巨大海啸的假想。然而，他们既没有通知会长胜俣，也没有通知社长清水。[6]

即便如此，东电的原子能选址总部还是认识到，沿海地区的海水泵耐力可能会成为问题。于是，从2008年6月开始，他们便与厂商探讨如何提高马达的不透水性。但是，他们了解到这在技术上是个大课题，难以解决。尽管他们也讨论过提高厂房防水性的做法，但这也仅仅止于讨论而已。[7]

2009年6月，在经产省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原子能安全保安部会的会议上，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活断层地震研究中心负责人冈村行信以古文献中记载的贞观海啸为例，质问道：“东电明知有可能发生无法比拟的巨大海啸，而却根本没有在假想中提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东电的两位地震对策专家——原子能设备管理部的西村功和高尾诚在会议现场。尽管两人早在前一年2008年就开始进行模拟实验，但他们却只字未提。不仅如此，西村还回答说，在设计上应该考虑的曾经发生的地震，按照再小一点规模的盐屋崎冲地震（里氏7.5级）为准就可以了。[8]

这大概是因为一切都是秘密吧。当时，由于东电考虑在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首次实施“钚热利用”计划，即取出乏燃料中的钚（Pu）元素进行二次利用，所以有必要采取不会对当地产生刺激的安全措施。

对东电来说，“钚热利用”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想要达成的夙愿。政府和电力行业原计划将以核燃料循环计划产生的钚为燃料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商业化，但由于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文殊”（14）频频发生事故，在实用化的道路上完全看不到希望。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推进在轻水反应堆中使用钚燃料的“钚热利用”计划。“钚热利用”在电力行业中的优点在于，无需等待技术上存在较大挑战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完成，即可将钚作为燃料消费。但另一方面，当发生事故时，存在可能大量释放无法想象的超长半衰期（约2.4万年）元素钚（钚239的情况下）的风险。

对东电一直持冷淡态度的福岛县知事佐藤荣佐久，始终对“钚热利用”显示出消极的态度。然而，在活力门事件和村上基金事件中因进行强行搜查而名声大噪的特搜部部长大鹤基成，率领东京地检特搜部以“涉嫌受贿”为由逮捕了佐藤，帮着东电“肃清了知事”。此后新上任的知事佐藤雄平虽然一开始对“钚热利用”持谨慎态度，但是随着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大熊町、双叶町纷纷表示接受，以及应自民党福岛县联盟的要求，渐渐地开始表现出“理解”的态度。

因此，东电在这个时期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海啸假想过于乐观这一负面消息。“我想，如果公开的话，那么‘钚热利用’计划就会泡汤。毕竟是在那样一个时期……”面对我的采访，保安院的一名官员如是失望地说道。

“当初他们之所以隐瞒2008年的模拟实验，是因为当时柏崎刈羽核电站的F-B断层出现了问题。尽管东电认识到那是活断层，但却没有公开，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关于被认为是中越海域地震震源所处的F-B断层，东电虽然一直坚持“虽然是长7～8公里的断层，但不是活断层”的观点，但是实际上，其内部在2003年的调查中早已知道这是超过20公里长的活断层。尽管如此，东电却一直隐瞒此事。直到地震后，才对外公开。“明知是活断层，却硬要否定，东电隐瞒了真相。这和海啸的模拟实验如出一辙。他们想在福岛推行钚热利用，所以才隐瞒海啸模拟实验的吧。”[9]

这是连一向和东电保持同调的经产省保安院都无法容忍的事情。

东电不作为之罪应当遭受强烈谴责。他们不仅轻视专家的警告，疏于海啸的应对，而且还给设有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总部事务局的文部科学省做工作，以求得到适当关照：“今后修订《地震活动的长期评价》时，希望能让读者明白贞观地震的震源还未明确。为了不让读者认为贞观地震在不断重复发生，希望能够在语言表达上下功夫。”

给文部科学省做工作这事是在3月3日秘密进行的，也就在东电的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受巨大海啸袭击的8天前。

3月11日海啸发生的当天下午6点半，原子能选址总部长武藤荣副社长来到现场，巡视福岛第二和第一这两个核电站据点以及周边的自治体（15）。当时，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担任前线指挥的是站长吉田昌郎。吉田从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原子核工程专业毕业之后，于1979年入职东京电力，2010年就任核电站站长。

武藤和吉田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在东京电力的原子能部门，东京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占主流，丰田正敏、池龟亮、榎本聪明、武黑一郎，还有武藤，都是东京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学历方面与学会、厂商有所关联。与他们这群原子能村的精英相比，吉田虽说是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但却是个长期在核电站工作的“现场派”。从1999年开始，他在福岛第二核电站担任了三年的发电部部长，2005～2007年，被派往福岛第一核电站担任机组站长。

东电的原子能部门内部也分为好几个小集团，形成了一种不喜欢相互交流的奇特组织文化。一群毕业于东大工学院被称为“理论派”的精英，制订了长期的核电站选址计划，与东芝、日立制作所等核反应堆制造商讨论规格，掌握学会动向。由于他们在原子能部门深谙内部官场职务并打算走仕途，所以对原子能发电现场并不精通。在这群精英之下，设有按核燃料、运作等各专业领域纵向划分的垂直组织，吉田被划在了负责设备维护的小组里。他负责带领在当地雇用的高中学历职员和被称为“合作公司”的分包商及转包商的男人们，妥善安排处理发电站现场事务。吉田就是担负着这样职责的“现场的男人”。

这个3月11日以前完全不为人知的现场派男人，将被委以重任，即应对左右日本命运的核事故。

3月11日晚，吉田在战场般的现场指挥。这时，武藤向大熊町町长渡边利纲介绍情况，并于12日凌晨1点左右，在町公所召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新闻发布会。但是，由于是深夜这一时间段的缘故，只有几名记者到场。

12日凌晨4点，武藤进入距离第一核电站5公里的紧急应对据点“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原子能大人物武藤委托站长吉田处理核电站的事情，自己一直忙于遵照指南向当地进行解释。

“此后，凌晨4点多，我听说应急指挥中心启动了，于是便过去看看。之后，还去了第一核电站，在入口处做了勘查。但由于时间紧迫没法进去，所以没办法就那样在室外地坪上待着。然后在那里做了一小时左右的解释工作……”[10]他的说话方式总是含糊不清让人难以理解。总而言之，似乎说的是，他把应对紧急情况的这段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对当地的解释工作上。

此时，代替武藤留守总公司的常务小森明生（原子能选址总部副总部长）感到非常担忧。

现在，因地震和海啸失去了外部交流电源和应急柴油发电机，要想冷却核反应堆，只能依靠能够自行发电的电源车。于是他下达了急需电源车并请求警察带路的指示。

当时是下午5点07分，大约停电一个半小时后。[11]

原子能紧急事态

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结束当天下午4点多在首相官邸召开的全体阁僚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于4点半左右回到经产省时，事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海江田最初收到的报告是核反应堆已经紧急停止。因此，至此他所意识到的问题是：向电力消费大户关东圈提供电力供给的据点福岛核电站丧失供电能力，导致未来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该如何应对？虽然外面还很亮，但天色在逐渐变暗。他一直在思考的是：如果到时候不能用电怎么办？这是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难题。

然而，等待着从首相官邸返回的经产省大臣海江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噩耗。

“大臣，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发生了异常情况。”

下午3点42分，据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判断，已经陷入《原子能灾害应对特别措施法》第10条第1款所规定的状态，即很可能发生了原子能紧急事态。因此，他通过传真向东电总公司以及经产省等发送了《发生特定事态报告》。表格上的“全交流电源丧失”一栏被圈了起来，他当时报告说：地震引发海啸造成1～5号机组所有应急柴油发电机被水淹没无法使用，仅6号机组的一台发电机正在运行。

54分钟之后，即下午4点36分，吉田再次发来报告，表示情况进一步恶化。根据《原子能灾害应对特别措施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发生了相当于原子能紧急事态的事故。基于第10条的那次报告意思是“有可能发生紧急事态”，而根据第15条所做的这次报告意思是“已经发生了紧急事态”。这意味着，事态升级了。

所谓“原子能紧急事态”，是指首相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后，必须立刻让可能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周边居民撤离的最糟糕情况。当时，核电站将放射性物质扩散到周边的噩梦般的事态已经临近。

吉田报告说，应急堆芯冷却装置因断电而无法运行，这意味着完全没有办法冷却核反应堆，他写道：“由于无法监测1、2号反应堆水位，所以无法掌握注水情况。”

仅在9分钟之后，他发送报告称，1号机组核反应堆水位得以确认，暂时解除1号机组的报告，只有2号机组处于异常状况。但是，下午5点07分，由于1号机组核反应堆水位无法监测，他再次依据第15条进行了报告。

下午4点55分，身着浅蓝色防灾服的首相菅直人召开了灾后首次新闻发布会。他仅仅提到了“关于核设施方面，虽然部分核电站已经自动停止，但截至目前，还未证实放射性物质等对外部产生影响”。首相只是传达了没有大碍的片面信息，明显是想要早点了结这件事情。虽说发生了战后最为严重的灾害，但总理大臣的新闻发布会时间只持续了2分19秒，而且完全不接受记者的提问。

作为负责宣传的发言人而被提拔上来的经产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审议官中村幸一郎，在经产省内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接到了紧急通知。下午4点57分，中村刚结束发布会正准备离开时，一位勃然变色的保安院职员突然闯入，向他报告说：“刚收到东京电力联络，已判断是第15条情况。”“第15条是什么？”在一片哗然的新闻发布会会场，大为吃惊的中村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只是反复强调“详细情况稍后再做说明”。[1]

海江田对报告感到非常惊讶，他说：“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去跟总理大臣解释。”他带领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干部，沿着刚走过的路折返首相官邸。[2]保安院的科长助理和秘书官等三人坐上了车后座。下午5点42分，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他非常惊慌，急忙驱车赶往菅直人的办公室。

此时，首相助理寺田学和细野豪志正聚在菅直人的办公室里，两人都是受到菅器重的人。

寺田今年34岁，身高1米87，体重80多公斤，身材魁梧。他出生于秋田县横手市，曾是三菱商事职员，27岁时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此时已经是第三届了。他的父亲典城曾任秋田县知事，是对儿子所属的民主党进行最激进批评的在野党众人之党的参议院议员。

另一位心腹细野也只有39岁，京都大学毕业后任职于三和综研（16），28岁时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此时是第四届。他曾被写真周刊杂志（17）偷拍到与新任新闻主播山本莫纳在街头亲吻，因身陷婚外情丑闻而声誉受损。但是政权更迭后，他在小泽一郎手下担任副干事长，又开始崭露头角，并于当年1月起就任菅直人的首相助理。1993年，细野还是学生，曾在海江田首次参加竞选时帮过忙，两人也是旧识。在随后的数日里，海江田和细野睡在首相官邸接待室的地板上或是狭窄的沙发上，度过了不折不扣的“废寝忘食”的日子。

同时，菅还叫来了另一位宠臣——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福山49岁，从京都的同志社大学毕业后，曾在大和证券做过一段时间的上班族，之后进入松下政经塾和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后来在京都当地参议院选举中胜出，当时是第三届。在政权更迭之后，他先是担任外务副大臣，后就任官房副长官，在党内走的是得天独厚的路线。

因事出紧急而慌忙赶来首相官邸的海江田，此时带着《呈报书》。上面写着，请总理大臣务必宣布原子能紧急事态，并决定居民的撤离区。由于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福山还没法很好地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寺田也一样。尽管如此，菅却意外地反应灵敏：“真的吗？失去了所有电源？备用电池怎么了！”在首相官邸的政治家们大多不知道核电站基本构造的这个阶段，菅直人虽然不是专家，但在某种程度上，他通晓一些专业术语和构造方面的知识。这位毕业于东工大（18）理学院应用物理系的“理科首相”，对技术上的事情容易做出反应。

不过，菅中途打断了海江田的话，说道：“我马上要去参加执政党和在野党的领导人会谈。”于是，这次谈话只进行20分钟。

菅与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等人一同出席了下午6点多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朝野领袖会谈，并向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及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等人提出了“政治休战”。对于在野党自民党来说，尽管菅涉嫌收受非法捐款这一千载难逢的攻击素材从天而降，但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灾难，朝野两党一致同意从下周初开始中止所有国会审议。

在此期间，海江田一直在办公室等着，他的焦躁感越来越强烈。虽然想向首相解释，但“当时有领袖会谈，因此时间就这样过去了”。[3]

菅大概也是出于对核电站事故的担忧，只在朝野领袖会谈开头5分钟露了个面，便中途离开，回到了首相官邸办公室。但是，究竟要如何宣布紧急事态，官邸几乎没有什么专业意见。此时，在与官邸菅办公室相邻的秘书官室里，厚劳省出身的山崎史郎及经产省出身的贞森惠祐等菅的秘书官正慌乱摊开《六法全书》，四处寻找相关法规。

海江田原以为只要呈报，菅就会立即宣布原子能紧急事态。然而，菅只是一味地重复：“这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会像切尔诺贝利那样啊！”并没能立即宣布紧急事态，着手让居民撤离。海江田事后回顾说，菅首相询问了第15条报告严谨性相关的问题，自己没能给出充分的回答，换句话说，“为了让总理大臣理解花了不少时间”，这是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上花费时间的原因。[4]海江田等政治家虽然开始阅读从《六法全书》中复制下来的相关法规条文，但是内容却无法轻易进入他们的脑袋里。

菅认为，比起首相官邸在紧急时刻所做的准备工作，与海江田同行的保安院干部们、院长寺坂信昭以及次长平冈英治等人更加靠不住。

“秘书官们查看《六法全书》……这很正常啊，因为不可能了解所有法律条文是如何规定的，所以查看是理所当然的。与之相比，倒是保安院，他们应该具备专业知识。然而，面对我提出的疑问，他们怎么也给不出让我能够理解的、令人信服的回答。”[5]

对于菅提出的“怎么样了？”“怎么办？”这类问题，保安院的干部们无法给出让人满意的回答。面对菅的提问，他们只会互相使眼色默不作声。[6]

对于寺坂战战兢兢的应对，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就连菅问及安装应急柴油发电机的地点，寺坂也答不上来。“你真的是原子能专家吗？”寺坂扭捏地答道：“我是毕业于东大经济学院的行政官员。”寺坂从宇和岛东高中和东大经济学院毕业后，于1976年进入当时的通商产业省，虽然先后任主管电力行业的资源能源厅电力与燃气事业部部长、主管百货商场及超市等的商务流通审议官，但说到核电站相关的知识，却近乎完完全全的门外汉。

“为什么没有一个懂技术的人在！”菅如此斥责道，“给我把懂技术的家伙带来！”

自称是“行政人员”的寺坂清楚地知道，“在如此重大的事故中，技术知识极为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完全没能获得菅的信赖。此后，寺坂把后事托付给次长平冈，便悄悄离开首相官邸，回到位于经产省副楼的保安院总部。[7]

关于紧急情况的应对方法只有一部立法，即以1999年东海村JCO临界事故（19）为契机制定的《原子能灾害应对特别措施法》（《原灾法》）。不久，聚集在首相官邸的政治家们，包括菅直人在内，极为痛彻地感受到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因为这部法律并没有预料到大地震、大海啸和核电站事故同时发生的情况。

《原灾法》规定，当其适用对象灾害发生时，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应设立紧急技术咨询组织，向总理大臣提出建议。该组织由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长班目春树等5名委员和40名调查委员组成。为向政府提议，该组织要传唤召集成员，但受地震影响，电话几乎无法接通，因而无法召集大家。好不容易联系上的对象也因当天交通极为混乱而无法赶来市中心。[8]

菅叫来了警察厅出身的内阁危机管理总监伊藤哲朗以及国家公安委员长中野宽成协商此事，最终于晚上7点03分宣布进入原子能紧急事态。此时，菅给妻子伸子打电话，让她把母校东工大的名册带过来。“理科首相”是想依靠自己的私人关系，从保安院及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等之外的渠道，听取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他想从母校的学者那里获取直接的建议。

菅还是在野党的时候，曾遭遇过JCO事故，那时他与东工大的同学取得联系，通过他们的交际网掌握了事故的概况。“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当时也想这么做。但是最终名单没能送过来。于是，我通过私人关系，咨询了日后要成为内阁官房参与的人。”[9]菅叫来的这个人，是他在东工大的老朋友，就在两周前也就是2月末，此人在首相公邸（20）为菅举办了激励会。他就是菅过去参加学生运动时的伙伴日比野靖。他是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副校长，尽管专业是计算机系统设计，但菅却请他一同出席了重要会议。3月20日，即将就任内阁官房参与的日比野，渐渐对老朋友的举止产生了些许怀疑。

“因为总理大臣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从政，也没有上班族的工作经验，所以我认为（对总理大臣来说）在如何运作组织这方面还存在经验不足之处。”[10]

据《原灾法》规定，宣布紧急事态的同时，必须界定需要被迫撤离的居民区域，并开始引导居民进行撤离。然而，菅政府虽然宣布了紧急事态，但却没能着手开展关键的撤离引导工作，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清楚现场情况。《原灾法》第12条规定，发生紧急事态时，应设立“紧急事态应急对策据点设施”（Offsite Center，应急指挥中心）作为前线总部的指挥塔。包括福岛在内，全国有22个地方设有这样的应急指挥中心。然而，福岛县大熊町的这个“福岛县原子能应急指挥中心”，万一有事需要紧急集合，路况条件也不允许。而且，由于突然失去电力供给，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和网络几乎都失去了通信功能。能用的只有装载在防灾车上的东西和6台便携式卫星电话，且能够传输的数据比普通通信线路还要差。这意味着前线基地在关键时刻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我们完全没有讨论过核电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应该设置怎样的撤离区。”细野如是描述当时的情况。[11]

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晚上7点45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居民以及滞留人员目前还没有必要立刻采取特别行动。不需要慌忙撤离，请在自家或原地待命。”

倒是当地的福岛县政府，似乎对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表示不满，最先向居民下令撤离。晚上8点50分，该县自行决定向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下达撤离指令。

在首相官邸，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及保安院次长平冈英治等原子能专家被召集到五楼，阁僚们向他们咨询“该设定多大范围的撤离区域”。当时，已经有报告预测称“最糟糕的情况有可能造成堆芯损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将范围设定在半径3公里内，根据此类依据，平冈和班目当场解释说：“通常的撤离训练是在3公里范围内进行的。”撤离区域划定为方圆3公里，事后看来这一范围实在过小，其缘由便在于两人当时的说明。

晚上9点23分，在福岛县下达撤离命令30分钟后，菅政府下令方圆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撤离，并要求方圆3～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在室内避难。枝野在当晚9点52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上向民众传达：“希望大家迅速开始撤离。”这与两小时前的信息大相径庭。

这时，自吉田汇报有必要宣布原子能紧急事态，已经过去了近5个小时，即使是从菅宣布原子能紧急事态算起，也已经过去了2小时50分钟。

当时他们并不知情，但据推测，1号机组的堆芯顶部下午5点已经暴露了。[12]

福岛第一核电站中央控制室的白板上写着：下午5点50分，放射线监测仪的指示上升。

这意味着放射性物质已经在泄漏了。

保安院的失败

此时，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完全没能构筑好应对一切的架势。

3月11日地震发生当天，许多员工都在霞关的经济产业省副楼内的保安院总部。工作人员匆忙地换上浅蓝色防灾服，拥入常设的紧急情况应对中心（ERC）。在这里聚集的职员们都绷着个脸。他们在ERC里布置桌子，搬入白板。院长寺坂则前往首相官邸。六所、东通、女川、福岛第一、福岛第二、东海……听到各地核电站及原子能相关设施都已安全停止的消息，大家松了一口气。

到这里为止，事态发展都和之前训练手册上说的一样，然而之后就不同了。

3月11日下午3点42分，大概从收到福岛第一核电站吉田发来的第10条报告开始，在保安院发挥重要作用且兼任ERC总管班的保安院企划调整科只能被迫一味地“派遣人员”。他们向现场派去经产副大臣池田元久、审议官黑木昭弘、原子能发电检查科科长山本哲也，甚至不得不部署安排人手去首相官邸代替无能的寺坂进行解释。从11日傍晚开始，企划调整科科长片山启便一直在协调将保安院的现有人力物力派往何处、如何确保交接班人员的问题。片山向经产省官房秘书科提出要求，希望在全经产省范围内选派有保安院工作经验的人员作为支援部队，并一直忙着与寺坂之间商量派遣人员的事情。[1]

下午4点36分，接到第15条报告后，原子能防灾科科长前川之则慌忙冲了进来。这时，寺坂及片山等保安院干部第一次听说1号机组的应急冷却装置IC以及2、3号机组对应的RCIC等名称。在此前的原子能防灾训练中，并没有设想过如此严重的紧急事态，没有过针对性的训练，因而此后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始料未及的。

按照设想的程序，当核电站发生紧急状况时，各核电站的计算机会将核反应堆的情况传送过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经产省下属的原子能安全基础机构将启动其运营的“紧急情况应变支援系统”（Emergency Response Support System=ERSS），以预测堆芯的损伤情况。然而，失去所有电力供给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并没有自动传送重要数据，ERC设备组只能袖手旁观。

大约在3月11日傍晚的同一时间，为启动原子能安全技术中心运营的“紧急状态下环境剂量情报预测系统”（System for Prediction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Dose Information=SPEEDI）的专用终端，文部科学省主管的财团法人原子能安全技术中心派出的操作人员抵达了保安院的ERC，但是这里也没有输入数据。

核电站事故的撤离指示程序为：①首先通过计算机线路获得该核电站核反应堆状态信息，②ERC设备组驱动ERSS以预测成套设备的进展情况，③基于预测结果，ERC放射线组驱动SPEEDI，确定防护区域，④然后居民安全组将预测结果与各自治体的居民撤离计划等进行比对，确定撤离引导地区。然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的情况没有被自动传送，应急监测箱也因地震受损，连监控车也由于路况不好而无法靠近。

“紧急情况的根本前提无法成立时该如何应对？我们完全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准备。由于ERSS不能用，所以SPEEDI也无法使用，因而也无法确定撤离区域。在保安院处于这种状况的情况下，率先确定撤离区域的是首相官邸。”

片山回想起当时的情形。[2]

“我们没能制定出确定撤离区域的草案。当时，在首相官邸的次长平冈和委员长班目两人下令说‘就按这个决定执行！’当然，对于没能做出草案这一点，我甘愿接受批评。”[3]

作为原子能灾害对策总部事务局的保安院，此时已完全丧失职能。

借用片山的话说，保安院在政府内部处于“隐居”状态。“要是我们能够，至少我自己能够站出来就好了。”然而，事态并没有这么发展。实际情况是，在距离首相官邸直线距离只有700米的经产省副楼保安院内，人们一直处于张皇失措东跑西窜的状态，而且持续到了3月20日左右。

保安院在经产省内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组织。它原本是由经产省管辖的矿山保安监督部和资源能源厅的原子能规制部门，以及经产省从解体的科学技术厅夺来的原子能行政部门合并而成的组织。因此，很难说汇集于此的都是原子能监管专家。在保安院总部工作的352人当中，担任液化气、矿山等安全监管的有101人，其余251人负责原子能行政。其中，寺坂、片山等行政官员以及航空宇宙、机械等完全不同领域的技术官员也不少。“院长对能源厅厅长有人事任免的权利。明明是监管机构，却隶属能源厅这一推进机构，这本身就有问题。而且，由于两三年就会进行人事调动，所以培养不出专业人才。”一位曾在保安院工作过的平成年间（21）进入经产省的官员透露说。[4]按照惯例，院长和次长由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轮流出任。当时的寺坂，是个完全不适合处理危机的人。次长平冈虽说是技术官员，但专业是机械，对原子能也并不精通。

速调电源车

这个国家的原子能行政领导们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失去所有电力供给的情况。

就在10个月前，保安院院长寺坂信昭还曾被日本共产党众议院议员吉井英胜问及：“如果发生核电站输电铁塔倒塌，自主发电的柴油发电机电源也被阻断的情况，该怎么办？”他当时回答说：“为防止这类情况发生，我们在工程设计上已经做了安全设计，足以确保这类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1]寺坂冷淡地把吉井提出的疑问挡了回去。然而，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事情来看，显而易见，少数在野党共产党议员吉井的设想远胜过身为主管政府机构最高负责人的寺坂。

制定了《核电站抗震设计审查指南》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也是如此。2007年2月，时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的他在浜冈核电站相关诉讼中，作为中部电力方证人出庭，当被问及无法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的情况时，他直言道：“我们没有预想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干脆明确地排除这种情况，设计工作就没法进行。”[2]

从两位最高负责人毫无忌惮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对于失去所有电力供给的情况，他们完全没有做任何准备。其实，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曾讨论过这类问题，甚至在1993年成立了全交流电源丧失情况讨论工作小组。不过，因被认为“发展到严重事态的可能性很低”而受到轻视，报告也被束之高阁，深藏于柜子里，不再拿出来重新研究。[3]所以说，政府没有做任何准备。“是故意不考虑失去所有电力供给情况的”。菅领悟到了这一点。“因为如果预想到这一点的话，就会引发恐慌”。[4]

本来如果能通电的话，核电站就能获救。但是，应急柴油发电机无法使用，能从外部传送电力的铁塔也倒塌了。于是，东京电力想出了一张王牌——电源车。即，出动搭载自主发电机的大型车辆。事到如今，救命稻草只有电源车了。总公司的配电部门向各分公司下达指示，要求确保高低压电源车，并确认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路线。

下午6点，福岛县对策总部发布消息称，8辆东电的和1辆陆上自卫队福岛驻扎地的电源车，正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东电还要求东北电力紧急出动手头现有的电源车。

但是，由于受大地震影响，地铁、JR（22）、私铁等大多已停运，从3月11日傍晚开始，首都圈的夜间公路干线到处都是大塞车。而且，越是靠近福岛，越是因塌陷、山体滑坡等缘故，导致道路无法通行。

在首相官邸，副长官福山和首相助理寺田通过首相秘书官，与东电、自卫队等取得联络。[5]在哪里有几辆车？可否由警车带路，让正在通行的一般车辆让道？不能用警车开道吗？路况如何？——这样频繁仓促的联络持续着。

不久，总理大臣的办公室里搬来了白板，工作人员开始在上面写：几辆电源车通过什么路线向当地行进。

由于大塞车和道路损坏，电源车前进道路受阻，迟迟无法行进，坐在办公室沙发上布阵的菅开始焦躁不安起来。他问道：“现在到哪里了？”秘书官回答说：“刚通过立交。”

福山探讨了用自卫队直升机空运电源车的方案。在这个危机时刻，一国首相菅通过电话问东电的人：“电源车的重量是多少？大小怎么样？”[6]然而，过了一会儿他们了解到，由于超重，无法采用自卫队空运的方式。

抱着一线希望，福山通过防卫省出身的秘书官打听美军飞机空运的可能性。他们多次询问电源车的重量及大小等信息。然而，美军飞机空运也同样由于过重而无法实现。当知道不可能空运的时候，就只有尝试陆路了。

这种让人提心吊胆的紧张状态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菅下到地下危机管理中心为止。首相消失在地下后，留在官邸五楼的寺田负责安排电源车，细野豪志则一心扑在解决居民撤离的问题上。福山往返于总理办公室所在的五楼和地下之间。由于手机在地下没有信号无法接通，寺田每次都通过固定电话向菅汇报进展情况。

“不管从哪里调来都可以。希望电源车尽快到达现场，哪怕只有一辆！从各地调往福岛第一核电站！一辆可能不够，给我多调点车去现场！”据说这就是福山当时的心境。[7]为恢复核电站的供电，调度的电源车总共达到了69辆。

晚上9点15分，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通过传真联络，向经产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原子能防灾科发来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这是他根据第15条发出的第六次报告，汇报了异常情况。当时他的危机感正转向2号机组。传真上写着，2号机组燃料棒开始裸露的时间——核反应堆内的水位到达燃料棒顶部最顶端的时间（到达TAF时间，TAF是Top of Active Fuel的缩写）——“估计在21点40分左右”。接着他在传真中这样写道：

堆芯损伤开始预计：22点20分左右

RPV（Reactor Pressure Vessel，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破损：23点50分左右

1号机组正在评估中

晚上10点过后，从保安院也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这是利用ERSS解析2号机组反应堆状态的数据，是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ERC设备组根据过去的数据库进行推算的结果。这些数据没有在保安院内共享，就连企划调整科科长（ERC总管班长）片山也没有收到。[8]上面这样写道：

22:50 堆芯暴露

23:50 燃料包壳管破损

24:50 燃料熔化

27:20（23）核反应堆安全壳设计最高压（527.6千帕）

两个预测中清楚地写着堆芯损伤、燃料熔化、安全壳损伤这一严重事态的进展情况。这意味着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状况。

菅把相关干部召集到地下危机管理中心的一个小房间里。官房长官枝野、福山、寺田、细野，还有经产大臣海江田、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以及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干部也都出现了。

大概这个时候，东电派来的原副社长（特别顾问）武黑一郎也出现了。武黑从东电副社长的职位退下来之后，就任向海外出口日本核电的国策公司“国际原子能开发”的第一任社长。他曾经是东电“原子能村”的首领。收到首相官邸“想找个能解释技术问题的人”这一消息，他急忙穿上西装赶赴官邸。下午4点，他到达官邸，然后先折回东电总公司，晚上再次聚到官邸。这次他是和东电派来的原子能品质安全部部长川俣晋一起去的。

此后核电站会怎样？——这是政治家们想知道的问题。“像切尔诺贝利和三里岛那样的事故是否有可能发生？”即便福山这样发问，也没能得到明确的回复。虽然有人回答说，也不是不可能，但不清楚具体情况。这时，福山觉得“专家之间也没有达成共识”。[9]无论他问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泛泛之谈。

东北电力的两辆车是第一批电源车，到达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5公里的紧急情况应对据点“福岛应急指挥中心”时，已经是晚上9点之后。此时，一直笼罩在强大紧迫感的东电总公司二楼对策总部里，第一次发出松了一口气的欢呼声，“太棒了！”

首相官邸也是如此。一名秘书官大声说：“刚到核电站了！”秘书官室的女庶务几乎要放声大哭般地高喊道：“太好了！”

眼看就要渡过这场危机了，微弱的希望之光射了进来。随后，当天深夜到12日凌晨，电源车陆续到达现场。[10]

但是，连接插头不匹配。而且，电压也不匹配。总理大臣听到这样的报告大吃一惊。“居然不匹配……明明是电力公司，事先却完全没做好准备。怎么会有这种事！”[11]

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想到了连接2号机组厂房里的动力变压器。但是，2号机组周围区域到处都是瓦砾，电源车无法靠近。他想到把电源车移到受损相对较小的2号机组涡轮机房旁，用电缆从涡轮机房大件物品进出口连接到动力变压器所在地。为此，需要200米长的电缆。但是，电源车上配备的电缆却并没有这么长。

听到现场在问“能否空运长电缆？”的消息后，东电总公司的对策总部急忙向公司内部和客户询问，但始终没有找到。

一位东电分包商的员工想起核电站保管着他们公司定期检查工程用的电缆。一听到有电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这也是一瞬间的事而已，因为等到要从仓库取电缆时才发现这次又缺少钥匙。好不容易电源车到了，可是现场时时刻刻传来“电缆长度不够”“锁打不开”的消息，几乎让菅及首相官邸的其他高官们急得都快要炸了。

最后，终于开了锁。用装有起重机的4吨卡车运出了长高压电缆，并将其截短到200米左右。虽然长度足够，但直径超过10厘米，重量超过1吨。通常情况下，要使用机器花几天时间铺设，但现在即便想启动机器也没有动力。这样一来，不得不依靠在核电站工作的40多名职员的人力了。

即便核电站的对策总部和现场之间想取得联系，电话也接不通。虽然在大踏步地推进作业，但在一片漆黑之中，瓦砾遍地，窨井盖也被吹掉，就连脚下也不稳当。此外，还有强烈摇晃的余震。对海啸再次来袭的恐惧之情，使作业难以顺利进行。

在晚上11点20分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原子能发电安全审查科科长山田知穗称“由于电源车尚未连接，所以还没有恢复供电”，他不得不承认作业进展困难。[12]

由于通讯不畅，现场和东京之间的联络也无法顺畅进行。因此，东京这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理解吉田他们所处的困境。

晚上11点49分，吉田的第九次报告发到了保安院。上面写着“1号机组涡轮机厂房里的辐射剂量在上升”，“原因正在调查中”。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是很明显的。

放射性物质泄漏了。

虚幻的美军救援

在太平洋彼岸，对于在日本发生的事情，美国比日本政府有着更强的危机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1日出席总统出口磋商会时表示：“驻日美军向核电站运送了非常重要的冷却剂。”她明确表示，今后也将继续支持日本，并补充解释道：“日本对核电的依赖程度极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但是，由于地震给部分发电站带来了压力，出现了冷却剂不足的情况。”[11]2日凌晨3点，路透社报道了克林顿的这番发言。

然而6小时后，她的发言被断然否定了。据悉，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实际上并没有运送。”媒体做了后续报道，对第一次报道内容进行了修正。报道继续写道：“据悉，在向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汇报对日援助政策的调整状况时，估计出现了混乱。”[2]

克林顿的此番发言后来招致了严重的臆测，对菅政府造成了损害。因为很多人的解读是，克林顿说了“运送了冷却剂”，而这些冷却剂最终没有送到是因为日本政府拒绝了美国的提议。甚至有人猜测说，尽管美军提出了应对方案，但是“包括反美反安保一代的菅首相在内，民主党政权中枢存在对美军的排斥反应，因此拒绝了美军的提议”。仙谷由人在国会上用“暴力装置”这一有悖于时代的左翼用语称呼自卫队的事件（24），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因此，他们认为，菅政府的确有可能这样做，这种解读是有基础的。

此后，不断有报道强化这种猜测。

“在执政党内部，关于政府的初期应对问题，出现了批判的声音，认为‘想必美方早已判断报废核反应堆是无奈之举，提议要为日本提供援助。尽管最终做好废堆的思想准备，注入了海水，但菅首相没有当机立断决定接受美国的援助，导致应对推迟了数日’（民主党干部）。”（《读卖新闻》，2011年3月18日）“当初，对于美方的援助提议，首相官邸反应迟钝。一位民主党人士透露：‘对于请求美方帮助这件事情，不仅是希望保住核反应堆的东电，首相也并不积极。’”（《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4月13日）

“‘问题出在日本方面。’一位民主党干部作证说，在这一阶段政府拒绝了美方提出的核反应堆冷却相关建议。因为其前提是采取尽早注入海水等办法报废核反应堆。菅直人首相也并未充分意识到堆芯熔毁的危机，更倾向于不依赖美国而自行应对。当时，东京电力也报告称‘本公司可以处理’。”（《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4月30日）

细野豪志表示，如果真的有这种“特殊的冷却剂”，他认为当然“没有比这更值得感激的事情”，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向有关人士询问克林顿国务卿的提议实际上是怎么回事？[3]

“我已经向相关人士进行了核实。在此期间，也向曾与美方接触的人士打听过，并没有那种特别的东西。换句话说，并不是美方提出了什么真正的好办法，而日本没有接受导致事态恶化——我是这么认为的。”

只是《读卖新闻》和《日经新闻》放大了路透社的错误报道而已。

但是，毫无疑问，关于震灾后的核电站处理问题，日美之间存在着沟通不顺畅的问题。14日晚，美国能源部和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的专家访问首相官邸，副长官福山让班目和保安院的干部一同出席接待。第二天15日，又换了一批成员，在官邸向美方进行解释。在福山看来，己方应该是毫不隐瞒地做了解释，但美方似乎不能完全理解日本专家的解释。[4]日方遭到美方猜忌，被认为“在隐瞒什么”。

U形掉头命令

福岛第一核电站失去电力供给时，东京电力社长清水正孝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他不知道如何从享受工作日观光的奈良回到东京。

由于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均已被封锁，下午3点以后，伊丹、关空、神户等机场都没有飞往东京的飞机。东海道新干线也在地震发生的同时暂停了运行。晚上6点26分以后，虽然分批恢复了去往关西方向的下行列车，但是去往东京方向的上行列车，除了已经在铁轨上的车辆以外，都停止了运行。东名高速也被封锁。

当时，清水想到的办法是去往距离奈良约150公里的名古屋。如果能到名古屋机场，也许就能乘坐直升机前往东京。要是直升机的话，能在羽田等机场以外的地点降落。名古屋有东京电力和中部电力为监控输电线而共同出资成立的新日本直升机公司，该公司在名古屋机场基地拥有贝尔机等15架直升机。

清水费尽心思抵达名古屋机场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但不走运的是，由于新日本直升机的主要业务是在白天巡视输电线，没有配备夜间飞行所需的仪表，因此未获得夜间飞行许可。就算想飞，也不能在夜间飞行。

一脸茫然的清水接下来想的是，搭乘与爱知县运营的名古屋机场共用跑道的航空自卫队小牧基地的自卫队飞机。小牧基地配有参与伊拉克重建援助等国际和平合作行动的第1运输航空队，并配备了大型运输机和直升机。清水想着，以核电站的紧急应对为由，应该能想办法让他搭乘吧。

由于东京电力总公司向经产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进行了情况说明，于是晚上9点半左右，经产省拜托当时在首相官邸的防卫省运用企划局局长樱井修一使用运输机运送清水。

接到樱井指示的运用企划局事态应对科职员，认为这是基于经产省的请求，属于一般的省厅（25）合作，“基于机关内部判断”[1]，同意搭载清水。

清水回东京的事终于有了眉目。他将要乘坐的是第1运输航空队的C-130。C-130因“大力神”这一爱称而闻名，是世界各国都在使用的运输机。它靠四个螺旋桨飞行，最多可搭载全副武装的64人空降部队，或者装载70吨物资装备。

晚上11点30分，手无寸铁的清水一个人钻进了这架四发螺旋桨C-130，飞离了小牧。此行目的地是位于埼玉县狭山市的入间基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次日12日凌晨2点左右能到达位于东京内幸町的东京电力总公司。到时，他应该在总公司二楼的对策总部里，总算能着手指挥处理核电站问题了。

防卫省事态应对科科长井上一德，从下属那里听到“运送清水”相关的消息，他觉得这事必须向大臣汇报。[2]当时，三陆沿岸已因巨大海啸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要求自卫队出动的呼声不断，场面一片慌乱。几项任务同时并行，他还不知道载着清水的C-130已经起飞。井上最终向防卫大臣北泽俊美报告此事时，还以为是在起飞之前。

对此，北泽告诉井上：“首先要把灾民的救助放在第一位！”首相已经宣布原子能紧急事态，身为防卫大臣的北泽自己也向自卫队下达了原子能灾害派遣命令。然而，无论是北泽还是井上，都没有想到用运输机运送东电清水的意义，而是说出“当务之急是营救灾民”的话。

由于身处上命下服的防卫省，井上接到北泽的指示后，便立即与小牧基地取得了联系。他当时考虑的是，大臣的指示意味着应该把运送灾害派遣医疗队等与人命救助有关的事情放在首位，没有必要用运输机运送清水。而部队的答复是，载着清水的C-130刚刚起飞。“那让它返回！”井上命令道。

载着清水的C-130在起飞约15分钟后，即晚上11点45分左右，U形掉头，再次飞回起飞地爱知县。午夜零点过后，C-130返回了小牧。尽管拜托了自卫队，但清水还是没能从名古屋向东行进。浪费了时间，又回到了原点。[3]

12日凌晨1点过后，清水收到身在东京的常务小森明生发来的极具冲击性的汇报，说“要进行泄放操作”。最终，清水在名古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12日早上7点，他乘坐新日本直升机公司的直升机从名古屋机场出发，8点15分降落在东京新木场的东京直升机场。由于之后驱车前往总公司，被卷入了大堵车当中，最终到达东电总公司的时间是上午10点左右。

社长不在的期间，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已陷入无法挽回的致命状态。

1号机组反应堆内的燃料已经熔化，安全壳内的压力也远远超出设计时的最大工作压力。

第3节 释放放射性物质

泄放

凌晨零时，日历翻到了3月12日。福岛第一核电站终于度过了在事前模拟实验中认为2号机组安全壳会破损的时间（11日晚11时50分）。然而，处于危险境地的不是2号机组，而是被认为保有冷却功能的1号机组。11日23时，涡轮机厂房内记录下了很高的辐射量。

地震发生时，包括从东京来的出差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内，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共有8名职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其中，3人前往与福岛县大熊町的福岛应急指挥中心位于同一建筑物内的保安院原子能安全检察官事务所，余下的5人负责在核电站内收集情报。

虽然不清楚写下记录的确切日期和时间，但是原子能安全检察官事务所的一名职员，在其备忘录中记下了来自东电的情报。

状况 刚才东电负责人。1—2号 有危险、

1812 燃料棒暴露、

2020 堆芯熔化、

2030 安全壳可能损伤、

2222以后 堆芯熔毁。

可以进行泄放了？已开始注入少许流水，但不能舒忽大意。然而事态严重、有危险。以最坏的情况为前提制定对策[1]

这张便条是记者形山昌由于4月2日在现场发现的。办公室没有上锁，全员都已撤离，室内没人。在大型媒体不愿冒险的情况下，自由撰稿人全力以赴的游击战式取材方式奏效，拿到了绝好的特别素材。

据形山介绍，这是用蚯蚓爬似的颤抖的字体，写在手册之类资料后面的文字，也顾不上潦草的平假名（26），甚至有错别字。让人感受到当时那种紧张氛围。[2]

据东电和保安院事后分析，1号机组由于地震紧急停堆后，通常情况下，核燃料顶部（有效燃料顶部）以上5米左右的水位，在仅两至三小时后会降至核燃料顶端，燃料棒开始暴露。

晚上7点半左右，燃料棒应该已经完全露出水面，即陷入了燃料棒完全暴露的状况。与此同时，堆芯最高温度从地震前的600度左右一下子飙升至2500度以上。[3]地震发生3小时后燃料开始暴露，1小时后燃料棒开始受损。

下午5点过后，在1、2号机组的中央控制室里，工作人员开始根据《事故时运行操作指南（重大突发事故）》思考对策。该《指南》的制定汲取了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教训。然而，这本长达50页、当年2月份刚出的第16版修订版《指南》，却几乎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根本没有设想过长时间失去电力供给的情况。[4]

站长吉田在拼命确保电力供给的同时，还开始准备利用消防车灭火系统注水降温。11日下午5点半，吉田指示1号机组启动柴油灭火泵，使其处于“待机状态”，并做好使用消防车注水的准备。然而，由于此前从未想过使用消防车注水，所以并未确定应该由核电站的哪位来负责执行这项任务。尽管吉田下达了指令，但是没有人具体讨论过这种情况。

3月12日星期六凌晨零点左右，吉田发出指示：“泄放”——为了缓解安全壳内过高的压力，将反应堆内的空气向外部排出的作业，通俗点说就是“抽气”。将安全壳内的空气排出，意味着向外喷洒放射性物质。这是最糟糕的办法。

大约20分钟前，也就是11日晚11点50分左右，发电站对策总部修复组人员在1号机组的中央控制室内调查时确认到，放有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安全壳压力为600千帕，远远超出设计时的最大使用压力427千帕。如果不把过高压力释放出去，任由其发展的话，安全壳就会破裂。

用于安全壳泄放的管线有两种，分别是从安全壳本体出来的管线，和抑压室（suppression chamber）出来的管线。各管线上有气动AO阀（Air Operated Valve）的大阀和小阀。两种管线汇合后的管线上装有电动驱动的MO阀（Motor Valve），其前方有一旦施加一定压力便会开启的爆破片（rupture disk），再往前连着排气筒。

泄放时，基本上优先通过抑压室泄放。这是因为被释放出来的气体通过抑压室的水放出，就像经由过滤器一样，放射性物质的量会减少。

为准备泄放，工作人员已开始对排气所需阀门进行位置确认，但是估计作业会难以推进。因为MO阀在断电的情况下无法运作，AO阀的开启需要压缩空气。由于原本可用开关控制的阀门无法自由开闭，所以必须有人去现场撬开阀门。

仅11日一天，震度（27）5弱级以上的余震就发生了10次之多。在对大地震和大海啸再次袭来的恐惧一直持续的情况下，为确认阀门的式样及构造等信息，核电站对策总部修复组的成员去往因地震而变得乱七八糟的办公主楼拿图纸。但是，没有人熟悉泄放用阀门的式样和构造。对于这种实际业务方面的问题，被称为合作公司的“分包商”员工和作业人员要精通得多。吉田很早就认为东电正式职员不愿意去现场是个问题，但通过这次核电站事故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的核电站知识“空心化”，仅靠东电职员的力量举步维艰。

吉田等核电站干部们所在的抗震关键楼里，由于安装了应急燃气轮发电机，所以有电，可以和东京通过电话和传真等保持联络。但是，核电站内除此以外的设施都因停电而处于一片漆黑当中。行政主楼里也没有灯光，只能一边打着手电筒一边分析图纸。找着找着，工作人员发现抑压室的气动阀（AO阀）上有把手，应该可以想办法手动打开。[5]

即使想派人去1号机组打开阀门也很困难，因为核电站厂房周边的核辐射量一直在异常上升。晚上11点，在涡轮机房一楼北侧的双层门前，显示每小时1.2毫西弗，超过了普通人一年受辐射的上限值1毫西弗。

在如此严酷的情况下，不得不派人去现场。而且，核电站内原有的5000个放射性剂量仪，由于海啸被水淹没或是建筑物倒塌的缘故，大部分都不能使用，看上去还能用的只有320个左右。与平时不同，就连弄到一套齐全的装备都要费些力气。

凌晨0点56分，署名站长吉田的第10报，以传真的方式发到了东电总公司和经产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告知了异常情况。上面写着：“1号机组的D/W压力有可能已经超过600千帕，详细情况正在确认中（设计时的最高使用压力：427千帕）。安全壳压力异常上升。”[6]

即使到了这个阶段，现场也无法锁定陷入危机的是1、2号机组当中的哪一个。与第10报一起通过传真发来的0点30分的“福岛第一核电站设备相关参数”中写着：1号机组应急冷凝器（IC）正在运作，但2号机组堆芯隔离冷却系统（RCIC）已停止，因断电而无法启动。[7]换句话说，可以理解为，1号机组还在勉强维持注水，而2号机组已停止注水。

应急冷凝器和隔离冷却系统，都是在如失去所有交流电源的这类紧急情况下，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装置。阀门的开闭和控制都由电池驱动。核反应堆将冷却的水变成蒸汽，而应急冷凝器则将这些蒸汽冷却，让其变回水。这种冷凝器是老式的Mark Ⅰ型核电站的配置，福岛第一核电站只有1号机组进行了实际安装。2、3号机组则安装了与此不同的隔离冷却系统。

吉田拿到的数据是自相矛盾的。1号机组应该是在持续注水的，换句话是说，冷却功能在发挥作用，但是安全壳的压力却超过了设计时的最高使用压力。虽然2号机组应该是停止了注水，但压力却并无异常。从逻辑上讲，如果有冷却水进入，堆芯就会被冷却，因而安全壳的压力不太会上升。相反，如果没有注入冷却水，堆芯的温度就会不断上升，安全壳的压力应该也会飙升。但是，拿到的数据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前后矛盾。

凌晨0点53分，菅首相下到官邸地下的内阁危机管理中心，进入幕阁成员聚集的小房间。经产大臣海江田万里、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首相助理细野豪志，以及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东电的特别顾问武黑一郎等人悉数到场。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安全壳有可能会被破坏，因此不得不使用泄放阀将压力释放到外部去。”班目和武黑这么一说，政治家们第一次知道了为减轻反应堆内的压力，也就是抽出气体的“泄放”这个概念。

据福山称，当时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到底什么是“泄放”成了讨论的中心。海江田被告知，泄放有湿式和干式两种，东电打算采用湿式，即让积水通过安全壳底部的抑压室，以减少放射性物质的飞散。至少在“泄放”的话题刚出来时，海江田最初的认识是这样的。[8]

政界人士纷纷追问：“到底会释放多少放射性物质？”“我们必须要撤离多少居民？”原子能专家们的回答是“没有必要撤离那么多人”。[9]

最终，凌晨1点半，菅和海江田一致认为有必要进行泄放。他们口头告诉东电的武黑特别顾问要进行泄放。

凌晨1点半左右，核电站的吉田收到总公司发来的指示：“希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打开电动阀（MO阀）、气动阀（AO阀），进行泄放。凌晨3点，经产大臣海江田和本公司将共同宣布实施泄放作业，希望在那之后进行泄放。”

聚集在首相官邸的政治家和高官们都认为，泄放过程中阀门很容易操作。由于失去了电源，泄放操作无法进行，必须要手动打开的现场实情，并没有很好地传达给官邸。不同于监控画面24小时实时播放现场影像的东电总公司对策总部，首相官邸的地下危机管理中心没有像东电总公司那样与现场连接的电视电话会议系统。

在没有任何关于泄放实施准备就绪通知的情况下，首相官邸开始怀疑，东电是不是在犹豫不决。泄放意味着用自己的手打破核电站安全神话，向外部散播核辐射。“因为他们亲手打破了自己认为绝不会泄露的坚定信念，所以才会犹豫吧。”菅的亲信、内阁审议官下村健一当时是这么认为的。[10]

正是这个时候，菅提出要去现场视察。

由于已经入夜，从东北受灾地传来的影像黑漆漆的看不太清。不仅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三陆海域的受灾情况到底怎么样？待在首相官邸地下的危机管理中心也无法掌握情况。这些不解让菅感到非常焦急。

是1号机组，还是2号机组？

凌晨1点半到2点35分之间，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收到了经产省保安院通知首相要来视察的消息：“上午10点左右菅首相计划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1]

吉田对总理大臣到来的消息半信半疑。因为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现场，2号机组由于隔离冷却系统（RCIC）停止而被认为处于危机状态。然而，现场由于没能掌握2号机组究竟是什么情况而处于混乱当中。2号机组值班人员带着由空气瓶和防护面罩组成的自动空气装置以及手电筒、雨靴等装备，前往现场进行确认。然而，由于余震不断，通常1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的确认工作耗费了一个多小时。

在凌晨1点左右进行的确认工作中，虽然听到2号机组RCIC室发出微弱的金属声，但无法确认隔离冷却系统的驱动状况。别说是电话，就连所里的联络专用PHS（寻呼）也无法使用，所以去到现场的值班员不得不特意赶回中央控制室进行汇报。

1号机组的情况也是在一味地发生恶化。

凌晨2点半，1号机组安全壳内压力达到了最高使用压力的两倍，即840千帕。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安全壳将无法承受。

尽管如此，反应堆水位的燃料顶部却显示“+130厘米”。换句话说，水位计显示，燃料棒在水里。测出的数据是矛盾的。

1号机组的工作人员手动关停了已启动的应急冷凝器这件事情，始终没有通报给吉田等核电站干部们。他们还以为应急冷凝器一直在保持运转。

可以认为，此时1号机组的水位计已经无法显示正确的水位了。实际上，燃料棒处于完全裸露的状态，因此被迫受热，导致安全壳压力高涨。

凌晨2点35分，吉田决定优先对被认为已停止注水并丧失冷却功能的2号机组安全壳进行泄放。

然而，2号机组值班人员再次前往确认时，发现2号机组RCIC室的水位略有上升。通过确认现场仪表架，发现RCIC泵的排出压力升高。看来隔离冷却系统还在运作。换句话说，里面有水。被认为停止发挥作用的2号机组隔离冷却系统并没有失去冷却功能。明确判断出这一点，是在凌晨2点55分的时候。

2号机组的冷却功能勉强得以维持。应该优先进行泄放的是1号机组才对。

从凌晨3点06分开始，在经产省的接见室，海江田和东电常务小森明生、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长寺坂信昭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将要进行世界上首次向外界排出放射性物质的泄放作业。海江田说道：“我收到运营商东电的报告，说由于安全壳内压力越来越大，需要打开泄放阀以降低内部压力。”与此相对，东电小森的发言却不得要领。他对事故经过进行详细冗长的说明之后，说道：“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也请示了国家、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安全监管当局保安院，作为电力公司，本应首先做好预防工作，但是却让地方的各位非常不安，为此，我们深感痛心。作为此类突发事件的控制处理方式，已确定的做法是先释放安全壳内的一点压力，我们打算执行这一判断。”这是在说，东电受到国家督促才不情愿地下大力气去处理。在这个紧迫的时刻，小森冗长拖沓没完没了地做解释，而且说话还含糊不清。

小森接着说：“首先，我们打算对2号机组进行降压作业。”直到这时，记者们根据从东电总公司新闻发布会上获取的信息判断，一直以为处于危险状况的是1号机组，因此，对于小森提出的“对2号机组进行泄放作业”的做法感到困惑。对于“为什么是2号机组？”这样的质疑，小森没能给出明确答复。[2]

海江田离开了座位，仿佛非常恼怒。“我要回首相官邸，剩下的细节请问保安院。”说完，他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会场。

在新闻发布会上，小森的回答一直是前言不搭后语。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收到通报称2号机组冷却功能仍在发挥作用。

东电的核燃料循环部部长武井一浩打断了小森与记者们的对话：“非常抱歉打扰，刚收到消息，已确认2号机组RCIC里有水。可能需要进行泄放作业的是1号机组。”凌晨2点55分，在新闻发布会过程中突然收到消息，称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人员来到2号机组厂房并已确认里面有水。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原本打算先针对2号机组实施泄放的计划由于这个消息被完全打乱，重新开始准备对1号机组进行泄放作业。

地震发生后不久，对于因地震自动启动的应急冷凝器所导致的核反应堆压力急速下降的情况，1号机组值班操作员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这样下去将无法维持《保安规定》中所设定的冷却温度下降率“55℃/h以下”（或是堆压降得过低，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将无法保持压力容器的完整性），于是，3月11日下午3时03分，他通过关闭两个阀门来手动关停了冷凝器。冷凝器共有八个阀门，除了关闭了的两个阀门以外，其他都保持全开状态。换句话说，该操作员判断，通过对已关闭的两个阀门进行打开和关闭操作，可以根据需要启动冷凝器。

然而，据判断，遭大海啸袭击失去电力供给的11日下午3点35分以后，冷凝器电路中的故障安全防护功能开始启动。故障安全防护功能是在突发紧急事故时维护安全的一种功能。其设计是，一旦电路探测到冷凝器管线破损，便会关闭阀门以防止漏水。为此，之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调查与核查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畑村洋太郎）在《中期报告》中推定，在因海啸导致冷凝器电路断电的同时，故障安全防护功能启动，关闭了阀门。报告还分析称，除被操作员手动关闭的两个阀门以外，应该是全开状态的六个阀门也被转向关闭的方向（据判断，有的阀门全部闭合，有的则关到一半）。据此可以认为应急冷凝器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经后来确认，冷凝器两个水箱的水量分别剩余65%、85%，由此可见，冷凝器几乎没有对核反应堆进行冷却。

然而，在1号机组值班人员当中，没有人把失去电力供给和故障安全防护功能联系起来考虑。就连经验丰富的吉田站长等发电站的干部们，也没有想到故障安全防护功能启动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没有被告知手动关停的事情。

因此，他们一直“误信”冷凝器在工作，即1号机组的冷却功能还在发挥作用。

东京的东电总公司也是如此。核电站的设计方向，始终考虑的是要将放射性物质封闭起来。冷凝器的设计也是一样，在发生异常情况时也会关闭，换句话说，它会自动运作以防止向外喷洒放射性物质。因此，尽管东电原子能部门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即“如果断电，冷凝器的故障安全防护功能就会启动”，但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点。

吉田等人是在11日晚上9点半左右发现异常的。直到从1号机组值班人员口中听到曾打开冷凝器阀门操作的消息后，吉田他们才意识到此前阀门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晚上9时50分过后，由于放射剂量上升，他们开始怀疑冷凝器是否在正常工作。晚上11时50分，当得知1号机组安全壳内压力异常升高时，他们才觉察出“冷凝器没有在工作。核反应堆压力容器里产生的水蒸气正向安全壳内逸出”。过了午夜零点，站长开始认为，1号机组的堆芯损伤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应该优先考虑泄放的不是2号机组，而是1号机组。

吉田在发现2号机组的冷却功能还在工作后，决定测量1号机组泄放时的辐射剂量。于是，凌晨3点45分，他派工作人员去到1号机组核反应堆厂区。工作人员一打开厂区的双层门，便看到“大片白色烟霭”，意识到异常情况后急忙关上门，没能进行测量。这里的被辐射风险看上去非常高。

凌晨3点12分，官房长官枝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泄放的实施和菅的现场视察。

“我们收到东京电力报告称，由于安全壳压力有可能正在增大，为确保安全壳的完整性，有必要排出内部压力。伴随着这项工作的进行，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被释放到大气中，但估计量很少。考虑到朝海那面的风向，目前的措施能保证居民的安全，请大家沉着应对。”

此外，他还这样说道。

“出于想要更清楚地掌握核事故情况等考虑，今天（12日）早上总理大臣想亲自去现场看看。计划乘坐直升机前往现场，现在正在进行最终协调。我们正在讨论的方案是，早上6点从首相官邸的直升机场出发，飞往福岛核电站，在当地降落。10点50分再返回首相官邸。”

就这样，枝野发布了菅首相要去现场视察的通知。

记者们的提问接连不断。

——总理大臣视察核电站时，压力释放是否结束？

“东京电力正在对包括技术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最终调整，并将在不久后采取措施。”

凌晨3点过后，海江田和东电的小森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考虑对2号机组进行泄放。他们似乎一直以为泄放作业会马上进行。

——想必现场局势很紧张吧？总理大臣不在现场会有怎样的风险？

“亲临现场确认，应该会有助于之后的应对。”

——如果风向发生变化怎么办？

“气象厅报告称，目前风向为西风和西北风，情况应该比较稳定。而且一般来说，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的量本来就非常微小。”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枝野重复说了两次“撤离指令的内容没有变化”。他强调，与晚上9点23分发出的敦促方圆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进行撤离的指令相比没有变化。

枝野明确表示，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影响极小。

SPEEDI

凌晨1点35分左右，在枝野根据气象厅报告明确称“从核电站刮来的风是向着大海吹的”之前，首相官邸收到了预测放射性污染扩散的模拟图。该模拟图由SPEEDI绘制。

SPEEDI的专用终端设在保安院、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文科省以及福岛县政府等各核电站所在地的自治体，并通过专用通信线路连接。这个预测系统能读取未来6小时内的风速和风向，将放射性物质在大气中的扩散状况通俗易懂地反映在地图上。

晚上9点12分，几乎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传真发来预计2号机组堆芯损伤开始时间等信息的同时，保安院首次启动SPEEDI，并于3月12日凌晨3点半，制定了模拟2号机组进行泄放作业的实验。这是在未输入实际放射性物质释放量的情况下生成的假想模拟图。

由于首相官邸没有专用终端，不能直接看到这个模拟实验，所以让保安院发过来。为应对核电站事故，设置在保安院的紧急情况应对中心（ERC）的放射线小组工作人员，用扫描仪读取这份图像数据，放入连接经产省和首相官邸的其他专用终端文件夹。这是11日晚10点41分发生的事情。

12日凌晨1点35分，就在大家谈论泄放指令、菅直人视察核电站等话题时，第二次模拟实验数据以同样的方式发送过来。这个模拟实验通过在地图上明确标识的形式，展示了如果凌晨3点半在1号机组进行泄放会产生什么影响。

预测图显示：风从西北吹向东南，放射性物质估计会南下到太平洋的洋面上。同时，模拟实验还进行了外部辐射剂量的评估和吸入导致甲状腺辐射剂量的评估。虽然不清楚第一次发送的预测图在首相官邸是否可供阅览，但第二次的图被打印出来，交给了内阁官房职员。[1]

但是，当时的假想结果并没有向菅他们汇报。

据曾经担任菅的首相秘书官、经产省出身的贞森惠祐介绍，据说当时的数据被送至首相官邸的地下危机管理中心，并在复印后交到了各省派到该中心的联络员手上。不过，“数据没有交给官邸的干部、正副官房长官以及危机管理监管。由于学习积累不足，我在地震发生的初期阶段，并不了解SPEEDI的情况。就连预测图发给了各省联络员这件事我也是很久以后才得知的。”贞森这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2]

保安院从11日至16日期间，使用SPEEDI对放射性物质扩散情况进行了45次预测。12日至16日期间，文部科学省也用SPEEDI对碘等放射性物质扩散情况进行了38次估算。12日，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也至少进行了一次预估。

事实上，凌晨3点53分，保安院使用SPEEDI对“12日正午开始泄放作业”的影响进行重新评估。于是发现，放射性物质将向内陆这侧大范围扩散，而不是向海那侧。这和送到首相官邸的、模拟凌晨1点12分实施的预测图显示的风向完全不同。此外，预测结果还显示，放射性物质的扩散方式不是以核电站为中心的同心圆状，而是朝浪江町以及饭馆村等方向，即向西北方向蔓延，因此，放射性物质预计将会扩散至相当广阔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些数据表明污染将在内陆地区的大范围内进行扩散。

虽然这些数据极为重要，但首相官邸的高官们，包括菅在内，都从未收到任何相关信息。关于SPEEDI这件事，菅回忆道：“我根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SPEEDI的报告！传达到了首相官邸，和传达到了首相我这里，意义完全不同。没有一个人用我能理解的方式向我解释啊！”。[3]

尽管使用SPEEDI共进行了多达84次的模拟实验，但这些数据却在一段时间内被隐藏了起来，没有向公众披露。直到媒体开始察觉，专门负责案件报道的优秀新闻记者三桥麻子等在3月19日发售的杂志《AERA》3月28日刊中发表“对国民‘隐瞒数据’”的报道。在此之前，这些信息丝毫没有向外界公布。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释放到大气中的放射性物质的量，以半衰期长达30年的铯-137来看的话，则相当于168枚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量。即便用半衰期为29年的锶-90来换算，也相当于2.4枚广岛原子弹的量。这意味着，核电站事故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污染。

如果保安院能够充分发挥SPEEDI的作用，或许就能让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居民免遭大量辐射了。然而，经产省的职业公务官（28）们一丝一毫没有这种问题意识。把SPEEDI的数据发给首相官邸负责人的是紧急情况应对中心总管班长，即保安院企划调整科科长片山启。他轻率粗暴地说道：“那是实际存在的终端装置，只是形式上在我这里经过一下而已”。[4]对于大部分数据都隐藏在保安院里而完全没有很好地用于居民撤离一事，保安院原子能灾害应对监察森山善范后来申辩道：“我们没有料想到这些。”[5]从日本最高学府毕业到政府机关工作的男人们，直到最后也一次都没有想到要努力保障民众安全这一理所当然的事情。

首相视察

凌晨3点59分，长野县北部发生震度6强级的地震。首相官邸地下的危机管理中心再次紧张起来。继半天前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列岛再次遭到巨大地震的袭击。官房副长官福山朝着蜂拥而至的气象厅职员大声喊道：“这是大地震的余震？还是即将再次发生的大地震前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引发东海地震或首都圈直下型地震怎么办？在持续断电、通讯中断的情况下，政府实在是应付不过来。此刻，福山的脊背感到像是背负着冰柱似的强烈寒意。[1]

幸好这次的地震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福山回到了危机管理中心的小房间。当时，海江田因迟迟没有收到泄放成功的报告而万分焦急。就算他催促东电派到首相官邸的武黑特别顾问：“还没有开始吗？”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直到此刻，一直挤在首相官邸的政治家们想当然地认为武黑偶尔通过电话联系的对象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有人因泄放一直没有进展而恼怒，便对武黑说：“请把电话给吉田站长听一下。”于是，武黑命令身边的东电工作人员：“给我查一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电话号码！”看到这一幕，福山才恍然大悟。

哎？这个人不是直接和现场取得联系的啊！

“我终于明白了，武黑都是通过内幸町的东电总公司进行联系的。这时我才明白，他并不是直接和现场取得联系的。”[2]

凌晨5点左右，正在首相官邸打盹的枝野，被疑似海江田叫声的声音唤醒。“还没有进行泄放作业！”[3]……

大概在同一时间，挤在首相官邸的首相助理寺田学也听说了已向菅报告称“辐射剂量太高，还不能进行泄放作业”的消息，他惊讶地问道：“还没开始？”[4]菅也感到困惑，因为即使问东电的武黑以及保安院干部“为什么还没有开始泄放？”，也得不到明确的回答。菅当时想：“最让人头疼的是无法解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导致我这边也无从下手，不知到底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才好。”[5]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

在即将进行有史以来的首次泄放作业之际，该如何撤离居民是个问题。关于这点，菅和枝野、海江田、福山等人在一起讨论。凌晨1点半下令预计3点过后实施的泄放作业，到5点还没有完成。换句话说，在此期间安全壳内压力相应地升高了，发生爆炸的可能性也更大了。而在聚集于首相官邸的行政人员当中，开始有人提出“居民会恐慌”“转移居民的公交车该怎么办？”“医院的患者如何撤离？”等问题，并以还没有摆好架势做好准备为由，表示不赞成扩大撤离区域。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班目及保安院次长平冈英治等人提议说：“在受控条件下实施泄放作业的话，没有必要扩大撤离区，但保守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能扩大到方圆10公里范围，将足以应对相当严重的情况。”为此，菅做出判断，认为还是预留更大的撤离区域会比较稳妥。凌晨5点44分，菅决定将撤离区域从方圆3公里扩大到10公里范围内。

此时，不仅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二核电站的危机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和第一核电站一样，第二核电站也遭到了海啸袭击，面向大海一侧的海水泵受损，丧失了冷却核反应堆的功能。凌晨5点以后，第二核电站向保安院通报发生了异常情况，即1、2、4号机组的抑压室温度相继超过100摄氏度，“失去了抑压功能”。对此，继福岛第一核电站之后，菅宣布第二个原子能紧急事态，下令第二核电站方圆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进行撤离，3至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在室内避难。

随着危机不断升级，对枝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首相视察核电站的计划是否应该执行，或是应当取消，首相官邸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

尽管枝野一直觉得，由于完全不清楚核电站的情况，有必要派一位职位高的政治家去把握整体状况，但对于菅亲自出马，他认为“总理大臣亲自去的话，反而难以避免诽谤和情绪化的批评，被人说首相的到访让现场陷入混乱”。因此，他强烈建议菅打消念头。[6]

但是，一旦取消已宣布的首相视察，就等同于告诉公众事态足够严重，最终可能还是会造成恐慌。首相官邸的高管们害怕的反倒正是这一点。

曾在东京大学读书时帮助菅竞选的TBS记者出身的内阁审议官下村健一被菅叫了过去。菅对他说：“有人说我不应该去，你怎么看？我倒是想去。”下村回答说：“我认为这是总理大臣您该判断的事情。但如果您决定去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些建议，比如从直升机上面应该看哪些地方。”——这就是曾成功在直升飞机上做过很多场新闻转播的他能给的建议。[7]

据寺田称，此次视察核电站“起初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计划”。“因为只是说‘有可能会去’，而并没有说‘一定去’。在这个过程中，辐射剂量上升，加之去现场又很困难。只是，如果已宣布的首相视察最终被取消的话，会产生相反的宣传效果。所以最后判断还是应该去吧。”[8]

早上6点，他们才最终确定要去现场视察。菅的同行人员有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和寺田，加上下村等人。早上6时14分，他们一起从首相官邸楼顶搭乘重要人物运送专用直升机“超级美洲狮”出发了。

菅之所以想去核电站视察，是因为想把握隔靴搔痒的现场情况，也就是说，想亲眼目睹现场的情况。武黑电话的那头不是吉田，而是通过内幸町东电总公司进行联络，对于得知这件事的菅来说，在中间隔着一两个缓冲物的情况下，试图取得良好沟通的做法，实在慢得让人焦虑。

菅后来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况。

“汇聚到首相官邸的东电、保安院、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与现场之间，还有‘东电总公司’的存在。不知道那里是怎么处理的。后来我才了解到，胜俣和清水两位领导当时都不在东电。”

“我问东电、保安院、安全委员会专家组的意见，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选择泄放’。因此，政治家小组便认为‘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于是下令进行泄放作业。然而，尽管大家都说要这么做，但指令却根本没有被执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我一方面想了解地震、海啸的影响，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核电站现场的情况。所以，哪怕只是短时间，我也想去和现场负责人谈谈。”[9]

因此，想在亲眼目睹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后，再敦促尽早进行泄放作业。菅是“市民运动家”出身，这种“运动家”的作风，即便在他成为首相之后也没有改变。这个决断很像他的风格。

早上6点50分，经产大臣海江田万里根据《核反应堆等规制法》（29）强制下令要求东电实施泄放作业，这反映出了菅的急躁心情。之所以下达这个有法律依据的命令，是因为政府这边觉得不能再听任东电自主判断了。

经产大臣海江田也曾想过“我陪同首相一起去吧”[10]，但福山听后觉得“总理大臣和经产大臣都去不好”，于是他通过枝野让海江田放弃了同行的打算。[11]

取而代之，与菅同行前往现场视察的是班目。菅在直升机里问班目：“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他回答说：“燃料包壳管的锆有可能熔化，与水反应恐怕会产生氢气。”菅追问道：“是否有爆炸的危险？”为让菅放心，班目回答说：“氢气虽然会逸出到安全壳里面去，但安全壳里装满了氮气，没有氧气，所以不会爆炸。”

“如果通过现在正在全力处理的泄放作业释放到大气中，由于氧气的存在，会发生燃烧反应，但不会是爆炸性的事件，因为它将在烟囱上发生。”

班目的话大概这个意思。[12]

寺田和下村都清楚地记得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他们两人记得，班目明确表示“不存在爆炸的危险”。

聚集在首相官邸的学者、行政官员、东电员工等原子能专家们，无论问他们什么，都没能给出坚定而负责任的回答。菅一旦发问，原本是专家的保安院职员只会面面相觑，扭扭捏捏。他们处于无论问什么，都只会回答“没把握”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菅的亲信下村的眼中，“就像没做作业的学生一样，避免和首相有眼神接触”。这个国家的原子能行政领导就是这副样子。

而在这之中，可以说是唯一给出坚定回答的，就是班目的这句“不必担心，不会发生爆炸”。

菅原本是为了敦促“尽快泄放”而去到现场的，结果却带来了相反的效果。

菅从首相官邸登上“超级美洲狮”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时，核电站发来联络说：“实施泄放时会联络直升机，让直升机不要飞过它的上空。”[13]在现场，一切都是吉田在指挥。因此，当站长吉田忙着接待菅的时候，指挥命令就会中断。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个借口，但由于菅首相来到了现场，我的目光不由得转向首相，所以两个多小时都没能做出‘泄放’的指示。当时，都是我一个人在指挥调度。由于我的指示停止了，周围都动不起来。”——吉田这样说道。[14]

根据东电后来公布的1号机组运行日志，在从早上6点29分菅乘坐直升机从首相官邸起飞，到上午9点04分菅离开核电站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中央控制室的白板上没有任何记录。

也就是说，在这个紧急时刻，菅的来访疑似让指挥命令系统瘫痪了两个多小时。

早上7点11分，菅抵达福岛第一核电站。扛着电视摄像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下来，以捕捉身着防灾服来视察的首相的“英姿”。见到乘坐微型巴士前来迎接的东电副社长武藤荣，菅突然大声喝道：“为什么没有立刻进行泄放？！”武藤的回答不得要领，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当到达抗震关键楼前时，有人大喊：“快进来，快点，快点！”当时的现场已经成了战场。尽管对方是总理大臣，但却受到被人大声叱责般的糟糕待遇。7点19分，一行人进入抗震关键楼。走廊里，工人们正躺着打盹，还有光着身子的男人，不知是在清除放射污染，还是在换防护服。首相一行穿过被通宵工作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男人们占据着的走廊，进入了一间粗陋的会议室。

武藤和站长吉田负责向菅“进讲”。菅带着怒气地扯开嗓门吼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泄放？”武藤回答说：“我们想在恢复供电的情况下电动打开，所以还需要4个小时。”武藤冗长拖沓的说话方式让听的人感到着急。吉田的说法和武藤相同：“还需要4个小时。”

菅非常恼怒。“居然要花4个小时！”

他内心积压的不满全部发泄了出来：“东电一直在说‘还要几个小时’。一直不都是这样吗！”

这时，吉田说：“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实施泄放的。”然后拿出核电站的图纸开始讲解。“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做好拼死的思想准备，组建敢死队来做。”听到这话，菅似乎被说服了。

组建敢死队来做——对于这句话，菅第一次感到释然和理解。[15]

下村看了看吉田，心想：“这下完全不一样啊，和到首相官邸来的那群木头人完全不一样。”

辐射剂量非常高，以至于随行的医护人员都捏了把汗，偷偷地提醒寺田，并建议他：“最好不要在这里待太久。”但是，在兴头上的菅开始询问其他设备的情况，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早上8点04分，最终在一行人停留了约53分钟之后，菅再次登上直升机离开福岛第一核电站。

当“超级美洲狮”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空盘旋时，菅胸前口袋里插放的放射性剂量仪响起了巨大的警报声。

据估计，截至此时，1号机组产生的氢气已多达900公斤。

第4节 核电站爆炸

敢死队

3月12日上午8点03分，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做出指示，以一小时后的上午9点这一时刻为目标，释放增大的压力，即进行泄放作业。结束与吉田等人的面谈之后，菅进入陆上自卫队运送重要人物的直升机“超级美洲狮”离开现场，时间是在上午8点04分。所以，吉田是在菅一行人刚进入直升机时便下令实施泄放作业的。吉田对1号机组的值班人员说：“虽然有可能遭受核辐射，但是我想拜托你们去现场手动操作。”

断了电的1号机组核反应堆厂房内一片漆黑。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并打开阀门，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向外泄露的核辐射量急剧上升，凌晨4点时观测到辐射量为每小时150毫西弗。[1]一小时内泄漏的高浓度放射线，就超过了紧急情况作业时工作人员的年最大允许剂量100毫西弗。由于遭受放射线照射的风险很高，所以不能让年轻人去。

假设现场的辐射量为每小时300毫西弗的话，即使戴上一个由气瓶和面罩组成的自动空气装置，并服用碘片，最多也只能坚持20分钟。而能够进行实际作业的时间则更短，只有17分钟左右。强烈的余震还在继续，摇晃和坍塌可能使作业无法进行。为此，吉田决定组建曾向菅保证“在紧要关头一定会进行泄放”的“敢死队”，设三个分队，每队由轮值班长和副班长两人组成。

然而，上午8点27分，被派到大熊町公所的东电员工报告说，大熊町还有一部分没有撤离的居民。于是，总公司和第一核电站之间协调决定，等撤离结束后再进行泄放作业。上午9点03分，收到联络说，已确认完成居民撤离工作（虽说如此，但事实上，此时完成了撤离的只有一部分居民）。

上午9点04分，在完成确认的一分钟后，两人一组的“敢死队”第1队出发执行1号机组安全壳的泄放任务。套上防护服，佩戴好气瓶和面罩，还有计数一旦超过100毫西弗就会发出警报的手持放射性剂量仪。由于没有通信工具，所以在安排去往现场的这队再次返回中央控制室之后，下一队才出发。上午9点15分，第1队的两人把一个电动运作的MO阀打开约25%之后返回。其中一人的受辐射剂量为20毫西弗，另一人为25毫西弗。[2]

接着，第2队出发，目的是打开气动AO阀。然而，由于辐射剂量过高，他们不得不中途停止。第2队两人的受辐射剂量非常高，分别为89毫西弗和95毫西弗。

据推测，不久后其中一人受辐射剂量超过了限度，达到106.3毫西弗。尽管如此，核电站内却没有职业健康医师，无法进行医疗上的应对处理。由于受到过量核辐射的那名“敢死队队员”一段时间后表示出现头痛和发烧的症状，于是急忙开车将其送到了大熊町的县立大野医院，但是那里没有医生。好像已经撤离了。

第3队的出动最终不得不推迟。核电站内和附近都没有医生。不能再继续采取这种措施，让核电站的员工置于遭受核辐射的恐怖境地。

这次，在讨论往气动AO阀上安装临时空气压缩机（compressor）方案的同时，寄一丝希望于通过管线中剩余的气压将阀门打开的做法，尝试通过远程操作转动阀门。

上午10点17分，第一次尝试。不过，不知道是否已打开。10点23分，第二次。10点24分，第三次。

上午10点40分，核电站正门前的观测点显示辐射量升高，因此，暂时推测远程操作导致向外部释放了放射性物质，然而似乎并非如此。原本放射性物质在尝试泄放之前就一直在泄漏，凌晨4点左右，包括正门前在内的多处观测点均显示辐射量上升。因此，不能只依据正门前观测点的辐射量上升数据来判断。

现场决定放弃利用剩余压力远程操作阀门的做法，改用临时压缩机输送压缩空气。于是，派人去从合作公司的办公室取出压缩机。但是，为了将压缩机安装到管线上，需要适配器，而这次又找不到适配器。

中午12点半，出门寻找适配器的同时，用配有起重机的卡车把压缩机搬出去。下午2点，找到适配器的替代品，启动临时压缩机。通过这些操作，1号机组的泄放作业终于得以实施。

安全壳的设计最高使用压力为427千帕，但压力曾一度上升到840千帕以上。

就在泄放作业迟迟没有进展的这个时候，东京霞关经产省副楼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正在进行令人恐惧的推断。模拟实验显示，如果继续这样不能进行泄放作业，那么3月12日晚上11点，1号机组的安全壳会破损，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将被挥洒出去。

此时的模拟实验结果被简单地记录在一张A4纸上，附上手绘的曲线图表。图表显示，如果安全壳的压力继续这样升高的话，晚上11点安全壳的压力将升至1200千帕，到时候安全壳会破损。“无法进行耐压泄放的状态继续下去的话，假设安全壳的耐压为设计压力的3倍，那么大约10小时后，大量放射性物质会被释放出来。这个时候，相对于堆芯内置量，稀有气体100%、碘和铯各10%、锶及其他不到1%的放射性物质将被释放。”——在这些记载之后，写着下面这段“令人恐惧的推断”。

“估计辐射剂量在场地边界为数西弗以上。此外，根据气象条件判断，在距离发电站3至5公里范围内有可能存在明显的公众辐射危害。”[3]

在1999年东海村JCO临界事故中，有两名作业员死亡，预计其中一人受辐射量为6至10西弗，另一人为20西弗左右。像JCO临界事故时那样致命的数西弗（数千毫西弗）的污染灾害可能从福岛扩散开来。

在这张纸上写有两种假设情况下的“应对措施”：（1）恢复供电的情况；（2）没有恢复供电的情况。如果没有恢复供电，将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利用消防车注水”。与失控的核电站作斗争的手段，已经只有消防车了。这画面简直就像是拿着竹枪对抗B29轰炸机一样。

这次模拟实验的结果传达给了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和首相官邸。下午2点02分，报告通过传真发至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职员手写附上了“来自ERC井上”的文字。这是由设置在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紧急情况应对中心总管班编写而成的。

担任总管班班长的保安院企划调整科科长片山启，也是向首相官邸发送SPEEDI数据的负责人。他虽然参与了这一重要模拟实验的制作和传达过程，但这些直接关系到民众安全的重要数据，在媒体和国会引起骚动之前，始终被隐藏着。直到半年后的9月13日，保安院才公开这一“令人恐惧的推断”。

下午2点半，终于显示安全壳容器内的压力下降，从NHK录像中也可以确认到，排气筒中冒出了类似白烟的东西。可以看出，实施了泄放，即“放射性物质的释放”。保安院的令人恐惧的推断“致命放射性污染”似乎是杞人忧天。下午2点41分，610千帕；下午2点50分，580千帕；下午3点14分，530千帕[4]……经证实，压力逐渐降低。

下午2点40分，保安院发布新闻公告[5]称“已开始释放蒸汽以降低压力”。下午3点过后，菅首相在首相官邸表示：“已成功对安全壳进行减压。虽然释放出若干放射性物质，但正在逐渐脱离危机。”[6]似乎总算可以避免安全壳破裂的最坏情况了。

然而，泄放作业的实施，距离3月12日凌晨零点过后吉田指示进行准备工作开始，已经过去了14个小时。从海江田拔出《核反应堆等规制法》第64条第3款这把尚方宝剑，并依法下令之后算起，也已经过去8个小时。

当时，1号机组早已meltdown了。

Meltdown，又称堆芯熔毁，是指核燃料受高热影响，熔化（melt）成黏稠状，失去原形落（down）至反应堆底部的现象。

据推测，3月12日早上6点左右，也就是地震发生约15小时之后，1号机组反应堆内的燃料全部熔化，进而溶解并破坏压力容器底部，甚至侵蚀安全壳底部的混凝土。[7]

1号机组爆炸

刚想着是不是有那么一瞬间喷发出了火焰，紧接着就听到“砰”的一声，发生了大爆炸。强烈的震感袭击了核电站厂区内部。

3月12日下午3时36分，1号机组发生爆炸。

滚滚浓烟笼罩了整个楼栋，被破坏的混凝土碎片变成瓦砾落下。东电的两名职员和分包商的两名工作人员在1号机组的涡轮机厂房附近，被掉落的瓦砾所伤。产生的大量氢气充满了整栋楼，1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生了氢气爆炸。

尽管最终泄放成功，但突然的爆炸让核电站的职员和作业员陷入了恐慌。“让我回家！”大家被吓得脸色苍白。吉田等核电站干部无权阻止想要逃走的他们。对吉田他们来说，眼前将是一片漆黑的最糟糕的情况。[1]

此时，终于连接上200米电缆的电源车，正试图通过2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内的动力变压器恢复电力。这样眼看就可以驱动硼酸水注入系统，从而实现高压注水。然而，电缆被爆炸飞来的瓦砾击中，电源车自动停止。电力恢复又回到了原点。

原本试图用海水代替即将见底的消防水池里的淡水，但由于爆炸造成瓦砾坠落，消防车的玻璃被砸碎，软管严重受损。周围四散的瓦砾似乎有很强的辐射性，无法让作业员靠近。

这时燃料已经完全熔化。8月，爆炸发生约5个月后，东电公布1、2号机组之间的排气筒附近测出每小时10西弗（1万毫西弗）的辐射量，这个剂量会让暴露在其中的人40分钟内死亡。1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内的管线也测量出每小时5西弗的致命剂量。这些都是泄放作业时用于释放安全壳压力的管线。[2]

一切都被耽误了。必须撤离现场，确认安全与否。必须一边监测辐射，一边移开高辐射剂量的瓦砾。此外，还必须从室外消防栓上凑集软管替代受损的软管，用于注水。

当时，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51207人已被命令撤离。撤离目标是富冈町14808人、大熊町11363人、双叶町7243人、浪江町17793人。

在事态越来越严重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现场，“我们以为更广的区域，至少方圆50公里正在撤离”，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核电站爆炸之后，这点规模的撤离“真的没问题吗？”，这是吉田等人的反应。[3]

“请看电视！”首相助理寺田学在首相官邸五楼的秘书办公室里，听到了尖叫般的声音，惊讶地回过头来，发现在官邸的首相秘书官助理事务官正大声喊道：“请看日本电视台！”

屏幕上播放了1号机组爆炸的情形。从远处用长镜头拍摄的图像被放大。火花飞溅，浓烟四起。

寺田急忙冲进隔壁的总理办公室，此时首相正在与官房副长官福山和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讨论问题。从警察那里收到1号机组正冒白烟的情报，菅向班目提问，班目回答说：“应该是挥发性的东西吧。”

当时，日本电视台实际上是在爆炸发生一小时后才向全国播放这一震撼画面的。从当地福岛中央电视台拍摄影像到日本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转播，中间空出了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在犹豫是否可以断言那是爆炸，担心直接那样报道的话会引发恐慌。”日本电视台报道部门的现场干部坦言道。[4]尽管这段影像将成为独家新闻，但是对于这则需要承担风险的报道，他们还是犹豫了。

寺田跑进来的时候，菅正在问班目关于白烟的事情。他报告说：“首相，核电站爆炸了！”紧接着夺过遥控器，切换画面播放。[5]

冲击性的画面被反复播放。菅直人张口结舌。哪里是什么挥发性的白烟，这就是爆炸。负责宣传的内阁审议官下村健一质疑地问班目：“班目先生，刚才的是什么？不是发生爆炸了吗？”

根据福山的记忆，当时班目露出一副（此后也经常露出）“完蛋了”的表情，双手捂头，发出“哇”的一声呻吟。他抱着头，好一阵子一动不动。即便福山问他：“这是切尔诺贝利级别的事故吗？”他也没有回答。

对于亲眼目睹整个过程的下村来说，这是令他终生难忘的震撼场面。这就是日本最好的原子能专家的样子吗？——他是这么想的。

作为首相顾问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本应是日本原子能领域最优秀的实务工作者，也应最具才智。处于这样职位的班目，似乎是为了让大家放心，一直明确地表示“不会爆炸”。然而，事实上却发生了爆炸。

菅喃喃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不会发生爆炸的吗？”。

班目后来发言，大概意思是说：“我一直说的不会爆炸，指的是压力容器，不是核反应堆厂房。”[6]

听了这话，菅大吃一惊，问道：

“你什么时候加了这样的条件？你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条件，不是吗？”

班目辩解道：“1号机组爆炸时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我一直在说的是，至少根据技术方面的知识来说，安全壳内是不会发生爆炸的。而楼栋里有空气，所以会发生爆炸，这一点我是清楚的。”[7]

这件事之后，班目在首相官邸的信用开始下降。下村非常意外，他想：“大家都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如果在老师给出的考试范围内，拼命努力的话能拿到100分，但一旦超出范围哪怕是一点点，只能得0分。根本无法应对预料之外的情况。班目、保安院、东电都是如此。”

菅此后好像给东电的什么人打过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在回答：“我们正在现场确认。”正在办公室里的下村听到菅焦躁地说：“说去确认还有什么用，现在电视上不都在播了吗？！”

挂了电话的菅说：

“据说现在有人正去往现场确认情况。说是去确认……屏幕上不是在播放爆炸的画面吗？！”[8]

后来确定是氢气爆炸，但这时的首相官邸不知道1号机组爆炸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是哪种爆炸，什么情况都没掌握。菅想知道是安全壳爆炸还是核爆，但没有人能够解释。[9]

唯一清楚的是，电视上播出的事实：1号机组发生了爆炸。

当时，在经济产业省，七八名干部正聚在事务次官松永和夫（麻布高中、东大法学院）的办公室里一起讨论问题。经产副大臣松下忠洋、官房长上田隆之、官房总务科长柳濑唯夫等都出席了会议，但即使到了这个阶段，经产省也未能准确掌握核电站的情况。

通讯中断，消息几乎进不来。当地的“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无法发挥作用，勉强能依靠的只有当地保安院事务所的防灾车卫星线路。大家凑在一起非常烦躁，心想：到底为什么联系不上呢？

就在这时，次官室的电视上出现了1号机组爆炸的震撼画面。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核电站发生了爆炸”……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让人脊梁骨发寒。“反正留在这里也没用。”副大臣松下说要去首相官邸。柳濑觉得不好意思让政治家副大臣一个人去，于是说：“我也去。”随即只拿了件外套就陪同一起去了。柳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那之后，他要穿着身上那套衣服在官邸待上一段时间。[10]

经产省作为中央直属的资源能源厅，负责推进核电站的发展，而它旗下的保安院则担负着安全规制的职责。然而，此时的经产省完全缺乏危机应对能力。

用“惊慌失措”这个词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海水注入

3月12日下午5点左右，柳濑来到了首相官邸五楼，这里是总理办公室和秘书室所在地。

偌大的接待室里，约有30人，分别来自东电、保安院、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核反应堆制造商东芝等地方。在柳濑看来，聚集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在首相官邸的地下危机管理中心，由于没有信号无法接通移动电话，反而陷入了信息缺失的状况。而且，为应对三陆的海啸灾害，各省召集过来的应急小组已经在地下安营扎寨，环境嘈杂，不便商谈事情。因此，取而代之，菅办公室所在的五楼接待室被用作指挥场地，成为首相进出的地方。

晚上6点左右，菅出现了。班目说：“总之要往里注水。如果不能注入淡水的话，就注入海水。”内阁官房长官枝野也加入其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就在这时，菅追问班目等人：“注入海水，不会发生再次临界吗？”“再次临界”是指，已经停止的核裂变反应由于某种原因再次启动。裂变反应链一旦开始，就很难控制，反应堆可能会由于产生大量能量而爆炸。这样的话，放射性物质将大范围扩散，使日本东部的大片地区受到污染。此时，对于菅提出的“注入海水，不会发生再次临界吗？”的问题，班目回答说：“不能说再次临界的可能性为零。”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一旁的福山认为班目所说的“不能说是零”就等同于“有可能”，他顿时有种担心发生再次临界的危机感。当时，班目心想：“作为可能性应该不是零，如果问我是否有再次临界的危险性，我也不应该说绝对没有。应该是有的。”[1]

当菅问起“注入海水是否会带来问题”时，有人列出问题，比如：“如果注入海水，会产生盐分，有可能堵塞流道”“盐分可能会造成腐蚀”等。于是，菅又一个劲儿地追问道：“那用硼酸怎么样？”等等。

这时，东京电力的特别顾问武黑一郎报告说，由于1号机组发生爆炸，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现场的海水注入准备工作。于是，首相官邸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一下海水注入是否有问题。磋商定于一个半小时后再重新开始，首相官邸的讨论暂时结束。[2]

就在首相官邸暂停讨论的期间，福岛第一核电站现场已凑集消防栓软管，取代因1号机组爆炸而受损的消防车软管，并已将其连接到消防车，至此完成了海水注入的准备工作。晚上7点04分，根据现场站长吉田的判断，一声令下开始注入，终于可以注入海水了。

在首相官邸复会前，武黑被要求调查三个问题：是否备有用于注入海水的泵、注入海水用的管线是否存在破损、注入海水后的核反应堆是否可控。福山记得，武黑当时还在担心水是否会进去。武黑打电话想要询问吉田。

武黑 问你，海水注入怎么样了？

吉田 正在做。

武黑 哎？

吉田 已经开始做了。

武黑 喂喂，已经在做了？快停下！

吉田 为什么？

武黑 你问得太多了！首相官邸这边已经在嘟囔了。

吉田 你在说什么？[3]

武黑对“当场的气氛”的解读是：在未经菅允许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注入海水。因此，他用强硬的命令语气要求吉田中止好不容易才开始的海水注入作业。对于冒着生命危险奋战的吉田来说，这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应对方式。当时，对于除东电总公司外，首相官邸插手现场这件事情，吉田心里还纳闷：“指挥命令系统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过，吉田认为的首相官邸其实并非菅直人政府，而是当时在官邸的东电干部，也就是武黑个人的判断。

对于已经注入的海水，最终决定将其定位为“试验注水”，用于测试是否能够进入核反应堆内。后来在首相官邸的主页上写着“试验注水”，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此时，武黑并没有接到菅直人明确下达停止注入海水的命令，纯粹是察觉到首相官邸的“气氛”而做出的判断。

“真是的！原来是这么解读的，那些家伙。首相官邸的人、总公司的人和现场的人，所有的沟通都发生了偏差。要么是隐瞒了什么，要么就是无法判断。”

菅这样回想着当时的情况。[4]他说，这是武黑的过度“解读”。

收到“看气氛”的武黑提出的“中止建议”之后，晚上7点25分，东电总公司社长清水正孝向现场站长吉田下达了停止注入海水的指示。

吉田听到指令之后，并没有执行。事已至此，吉田不想中断好不容易才开始的海水注入作业。因为很显然，如果不持续冷却，危机将进一步升级。为此，必须不断注入海水。

于是，吉田决定演一场戏。他叫来了注入海水的负责人，一边利用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麦克风收声，一边用周围听不到的很小的声音事先嘱咐该负责人：“我现在会下令暂停注入海水，但你千万别停。”

之后，他大声地喊道：“暂停注入海水！”声音响彻了抗震关键楼紧急情况应对室的整个房间。待在东电总公司对策总部的清水等所有人，以及应急指挥中心的副社长武藤荣，甚至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很多人，都深信吉田已经暂停了海水注入。然而，吉田却装作完全不知道的样子，继续注入着海水。

晚上7点40分左右，首相助理细野带着监控数据赶到。他详细解释了这些数字。爆炸瞬间的辐射量很高，之后下降并稳定了下来。对于这种情况，细野解释说：“这好像是反应堆厂房发生氢气爆炸，看上去不像是核爆炸。”[5]听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首相官邸暂时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班目开始对氢气爆炸进行解释。

“我想应该是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中产生的氢气泄漏到安全壳里了吧？我原本以为由于安全壳里充满了氮气所以不会爆炸。但氢气却从安全壳的小洞里逸出，积聚在核反应堆厂房的上部。然后发生了爆炸——我认为可以这样推断。”[6]

据现场判断，开始注入海水30多分钟后，首相官邸的磋商再次开始。经产大臣海江田、官房副长官福山、两位助理细野和寺田、稍晚赶来的防灾担当大臣松本龙等陆续进入拥挤的会场。

会上，保安院向菅汇报说：“应该加入硼酸继续注入海水。”“由于控制棒已经严重受损，即便是加入硼酸进行混合，也不会达到临界状态。无论是海水还是淡水，情况都一样。”[7]菅似乎接受了这样的回答。

晚上7点55分，菅亲自下令要求注入海水。晚上8点05分，经产大臣海江田万里起草了命令注入海水的书面文件。

晚上8点10分，看到这一系列举动的武黑再次致电东电总公司，联络说首相已经同意注入海水。于是，晚上8点20分，东电向保安院报告说已经开始注入海水。

在东电总公司对策总部的人员中，有人以为，从晚上7点25分清水下令停止注水，到晚上8点20分“重新开始”为止的55分钟内，由于菅首相的命令停止了海水注入。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在东电内部，却酿成了受害者意识，以为“东电开始注入海水之后，被首相官邸暂时叫停了”。[8]他们认为，这是民主党政权的重大失策。就像当初想搭乘自卫队飞机返回东京的清水，被再次拉回名古屋那次一样。

事实上，由于海水注入并没有被中断，而且是在燃料已经熔化并发生堆芯熔毁之后，所以很难认为东电看作问题的“55分钟空白”对核反应堆造成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尽管如此，由于对菅的厌恶感和排斥心理，东电内部形成了共识，认为“在极其严峻的状况下‘55分钟空白’破坏了核反应堆的完整性”。东电的内部正在萌发对菅政府的敌意，这牵涉到之后的“逼菅下台”事件。

下午6点25分，菅将此前以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为对象的撤离令，大幅扩大到方圆20公里范围内。这样一来，被列为撤离对象的居民一下子增加到3倍多，达到177503人。人口众多的南沼市和田村市的撤离提升了整体数量。

随后，两小时后的晚上8点32分，总理大臣在首相官邸召开灾后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也许是不眠不休的缘故，菅眼睛下面微微肿胀，看上去十分疲惫的样子。尽管通过电视，全国民众都知道1号机组发生了爆炸，他却避开了“爆炸”这个词，提到发生了“新情况”，并宣布撤离区域由此前10公里范围内扩大到20公里范围内。但是，这次新闻发布会不接受任何提问，在短短9分多钟的时间里，只是单方面地传达了消息而已。

“撤换”中村审议官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根据经产省的《原子能防灾业务手册》等决定，由主管原子能安全技术基础的审议官和首席统括安全审查官轮流进行新闻发布。

3月11日是主管原子能安全技术基础的审议官中村幸一郎负责的日子。中村从鹿儿岛的拉萨尔高中进入东大工学院原子能工学专业，入职经产省之后担任保安院原子能安全技术基础科科长等职务，是经产省内屈指可数的原子能专家。听到福岛第一核电站涡轮机厂房北面测出每小时1.2毫西弗的高辐射剂量，1号机组安全壳压力处于超出设计最高压力的状态之后，中村深知事态的严重性。

在3月12日上午9点45分的新闻发布会上，中村提及：“由于一部分燃料外露，所以部分燃料包壳管可能已经开始熔化。”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准确的评论。

此后，在下午2点的新闻发布之前，中村向院长寺坂信昭报告说，由于第一核电站厂区内监控测量值升高，失去全部电力供给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判断1号机组的应急冷凝器（IC）不可能在运行，所以“1号机组正在发生堆芯熔毁的可能性很高”。寺坂当时对中村说：“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只能这么回答了。”

对此，中村在12日下午2点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上，较之上午的发布会更进一步深入解释道：“有堆芯熔毁的可能性。推测堆芯熔毁几乎正在进行。”根据这一发言，各媒体大力报道“堆芯熔毁”的可能性。

令人吃惊的是，首相官邸因保安院提供的信息缺失而处于焦躁不安的状况。经产省出身的首相秘书官贞森惠祐等人对保安院的姿态表示怀疑，并指示保安院职员提前联络首相官邸告知新闻发布内容。贞森本打算始终保持保安院与首相官邸的信息共享，但寺坂却将此曲解为“新闻发布的内容必须事先经过首相官邸的批准”。由于寺坂的误解，此后保安院的新闻发布突然陷入了停滞状态。

中村提议在下午5点50分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把他换下来。之后暂时由首席统括安全审查官野口哲男出现在媒体面前。野口虽然是技术官，但却是东大土木专业的毕业生。不久，保安院的发言人换成了负责原子能安全及核燃料循环的审议官根井寿规（久留米大学附属高中、东大理学院地质专业），再后来一直到核电站爆炸时为止，是负责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经产省通商局的负责审议官西山英彦（东京教育大学附属高中、东大法学院），被这些不是原子能专家的官员取代。西山在3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熔融’这个词是不恰当的。”这个发言与中村的发言相比，退步了很多，还做出了与事实不符的解释。[1]

首相官邸的政治家们完全未被告知这些细节。保安院的发布被首相官邸叫停，说真话的中村被撤换，这样带有阴谋论的奇怪信息被散布到了社会上。“首相官邸与调动中村的事毫无关系。我和枝野长官都没有参与。”福山回顾当时的事情说道。

“总之，那时候首相官邸完全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对于开新闻发布会一事，官房长官枝野也没从保安院那里得到任何情报。尽管如此，保安院还是擅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做出发言，因此我们希望保安院能提供信息过来。事情就是这样。”[2]

继武黑之后，寺坂也进行了奇妙的解读，而且还把责任推给了首相官邸。他说道：“没有首相官邸的许可，就无法解释。”这是因为他不想自己承担责任。

中村从负责公关的职务上被“撤换”下来之后，武黑一身西装革履，从首相官邸回到东电总公司二楼的对策总部。在对策总部里，他的座位旁边坐着后辈小森明生常务。

虽说是在1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但对策总部里却流淌着过于悠闲的气氛，没有紧张感。晚上10点59分，武黑开始向坐成一排的东电干部们报告首相官邸的情况。

“有一个词叫‘急躁菅’，怎么说呢，总之就是菅经常发怒。我也被训了六七次。与之相比，吉田君的训斥可招人喜欢了。昨天还被菅训斥道：‘你说怎么办？’‘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处理好吗？’所以，撤离区域从3公里变成10公里，再变成20公里。他的危险意识好像极其强烈——‘如果不对怎么办？’——因此，公里数就一倍、两倍地往上加。”

武黑这话的口气，是想说首相官邸过度扩大撤离区域，夸大了事态的严重性。

跟用粗鲁腔调说话的武黑坐在一起的干部们点了点头。

这时，吉田插话道：“我可以提问吗？”

“从目前被撤离的人群来看，他们对东电不去做解释这点感到非常不满，说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今后我们会变得遭人嫌弃。”

高桥明男特别顾问打断吉田的话，说道：

“你跟选址地域部、站点（福岛第一核电站）还有宣传部商量一下。”

吉田嘟哝了一句：

“很难……跟现在的成员没法谈。”[3]

东电总公司的氛围跟现场的紧张感相比，差得太远了。

3号机组的危机

3号机组的应急冷却装置，即隔离冷却系统（RCIC）在海啸来袭后启动，并一直持续冷却核反应堆，但在运行19个小时后的12日上午11时36分，最终停止了运转。接着，另一冷却装置，即高压注水系统（HPCI）于12日中午12时35分自动启动。高压注水系统冷却水流量大，如不调节流量，核反应堆水位就会急剧上升。而且，暂停重启的话，需要大量电力，电池消耗厉害。因此，3号机组的值班操作人员打算一边监视核反应堆水位，一边调整流量。

到了晚上，核反应堆的水位计电池好像用完了，无法了解水位情况。于是，考虑设置让它多注入些水，通过监视核反应堆压力和高压注水系统的排出压力来探查运转情况。然而，排出压力逐渐下降。在不知道水位的情况下，无法确信是否还在持续注水。这样下去高压注水系统或许会被破坏——操作员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3号机组的值班操作员停止运行高压注水系统，转而考虑用柴油驱动消防泵从消防系统注水。但为此，必须通过控制面板的操作打开主蒸汽安全泄压阀（SR阀），为核反应堆减压。查看中央控制室的控制面板发现，显示安全阀关闭的绿灯亮着。

在关闭高压注水系统之前，值班人员向位于抗震关键楼的3、4号机组中央控制室值班长直言关闭高压注水系统、打开安全阀减压、消防泵注水的想法，并获得批准。但是，核电站从这里开始没有向上面传达信息。因此，吉田完全没有意识到3号机组的操作员想手动关闭高压注水系统。

3月13日凌晨2点42分，3号机组值班人员手动关闭了高压注水系统。

接着，进行了打开主蒸汽安全泄压阀的操作，但是显示“关闭”的绿灯最终没有变成显示“打开”的红灯。试了两次，都打不开。隔离冷却系统和高压注水系统的起动耗尽了电力，电池的剩余量已经不足以打开阀门了。要是先确认阀门是否能打开之后再关闭高压注水系统就好了，但现在已经是马后炮了。

尝试启动柴油驱动的消防泵，从消防系统注水。但由于无法打开安全阀减压，核反应堆压力过高，无法注水。凌晨3点35分，他急忙试图重启高压注水系统，但电池已经没有剩余的电量，无法启动。虽然试图重启已停多时的隔离冷却系统，但也无法启动。

更改注水方法的操作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代价太大了。3号机组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冷却方法。

吉田是在13日凌晨4点左右得知这一情况的。高压注水系统已经停止运行了一个多小时。就像一号机组应急冷凝器被手动关闭时一样，极其重要的消息没能很好地传达下去，使得“指挥官”无法采取妥当的应对措施。

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除了“天灾”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电员工造成的“人祸”。

同样遭受海啸袭击的福岛第二核电站，在确认1、2、3号机组替代的注水方法是否可行之后，从此前使用的RCIC切换到另一种注水方法，即补充水冷凝系统（Make-Up Water Condensate System=MUWC）。相对评价而言，第一核电站过于缺乏审慎性，盲目下赌注，导致失败。

13日凌晨5点10分，吉田判断3号机组已经丧失了冷却核反应堆的能力，并向保安院等部门报告。

从引发氢气爆炸的1号机组事件中吸取教训，泄放准备工作得以迅速推进。3月12日晚，在3、4号机组的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一边看《事故情况下的运行操作程序手册》，一边检查阀门的位置和步骤，并写在白板上。为了打开抑压室（suppression chamber）泄放阀的大阀门，13日凌晨5点前的黎明时分，工作人员试图用小型发电机强行激磁的方法打开电磁阀。然而，包裹着抑压室的环形房间一片漆黑，加上蒸汽导致室内高温，作业环境非常恶劣。尽管试着去打开，但却打不开。

最后手动进行打开操作，13日上午8点41分，泄放成功。

确保冷却水是一大课题。虽然核电站内有3辆消防车，但其中一辆因海啸损坏，另一辆则被用于向发生爆炸的1号机组注入海水。剩下的一辆车在北边不远处的5、6号机组旁。[1]由于地震，核电站内的道路到处塌陷，再加上发生爆炸的1号机组的废墟阻碍通行，从5、6号机组到3号机组的一点点距离，消防车移动起来也并不轻松。

福岛第一核电站虽然发出请求，希望消防车前来援助，但消防车始终没有过来。

保安院在12日1号机组发生爆炸前，向消防厅提出了出动消防车的要求。消防厅方面则发来询问，想了解防辐射装备及专家同行的情况。保安院的企划调整科科长片山启和原子能防灾科科长石田之则，在保安院的紧急情况应对中心问东电派来的联络人员：“我们接到消防厅这样的咨询，该如何回答呢？”过了一会儿，东电再次向保安院提出要求，说：“由于需要给核反应堆注水，所以我们想要消防车。整个作业将全面佩戴面罩。需要装备及专家同行。”保安院又把这个要求传回给消防厅。

在保安院像玩传话游戏一样斡旋在消防厅和东京之间的同一时期，作为首相官邸紧急集合队成员过来的总务省局长级官员也开始向保安院打听：“是否要向现场派遣可远程大量喷水的车？”听到这一联络的保安院紧急情况应对中心负责人再次向消防厅要求派遣消防车，同时也联系东电说：“现在开始派遣消防车。”

受消防厅委托，东京消防厅的超级救援队于12日下午3点半出发。但在出发后不久的下午3点36分，1号机组发生了爆炸。

在紧急情况应对中心，总务省和消防厅派来的人员也挤了进来。“我们不了解安全管理和有效的注水方法。”“消防员有没有被辐射的危险？”——现场理所当然存在这种担忧的声音。“就算派遣了也有可能白跑一趟，所以让他们折回吧。”此时，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但在紧急情况应对中心里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如此，东京消防厅的超级救援队还是做出了“我们尝试尽可能去现场”的判断，并急忙开始赶路。消防厅联系保安院说：“会试着尽可能地去到边缘地带。”他们联络说打算开到撤离区域20公里范围内的警戒线附近，之后的事情由自己判断。——保安院原子能防灾科对此留有记录。

保安院向超级救援队打听：“能否去到应急指挥中心？”但是，消防厅方面在进入撤离区域内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所以，决定暂时停在常盘高速公路守谷服务区待命。

在那之后，救援队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指示和联络，就这样被搁置在那里。

他们一直等待，结果最终在当天暂且返回了基地。

“保安院没有收到联络说已撤回，因此没有掌握他们撤回的时间。”

代替前川成为保安院原子能防灾科科长的松冈建志后来这样说道。[2]虽说如此，但也没有迹象表明保安院下达过指示。超级救援队似乎是被遗忘了。

12日，东电再次要求保安院出动消防车。但是，保安院前川科长不愿意做出判断。“如果没有人能准确说明核电站内部状况和安全性的话，即便煞费苦心地请求消防车出动，可能也会再次以失败告终。”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东电派来的联络人员。前川的意思似乎传达给了东电总公司。东电没有进一步发来联系。[3]

3号机组的干烧状态仍在持续。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指望不上消防车前来救援，所以最终为了能让5、6号机组旁边的消防车发动起来，只能用沙袋把路填平，并清理路面散落的瓦砾。这样一来，确保了5、6号机组旁有一辆消防车，另有一辆可在福岛第二核电站发生紧急情况时使用，备用的消防车共两辆，为海水的注入做好了准备。

吉田曾打算往3号机组里也注入海水。在首相官邸五楼接待室的委员长班目、保安院次长平冈、东电原子能品质安全部长川俣晋等人在得知此举后，对注入海水的利弊进行了探讨。“注入海水的话会废堆。”“消防水池、过滤水箱、纯水箱里没有淡水残留吗？”“新潟县中越海域地震后，不是建了很多消防水池吗？”——收到这些讨论意见，东电的川俣部长于13日清晨经由总公司向吉田传达道：“不是有淡水吗？如果淡水还有残留的话，最好尽量使用淡水。”吉田把这理解为首相官邸的指示，换句话说，就是菅首相的指示。

吉田用话筒向大家传达。

“呃……首相官邸的意见是，使用海水的决定做得太早了。因为他们觉得使用海水大概就意味着废堆吧。”[4]

听后，第一核电站的员工们流露出不安的情绪：“话虽如此，可是没有水啊。”“可是（不早做决定的话）供水会延迟……”

在3号机组现场，使用消防车吸取涡轮机厂房前反冲洗阀槽里的海水，并向核反应堆注入海水的线路已准备就绪，但吉田中断了海水注入作业，命令变更注水线以换成淡水。使用消防车进行注水作业的员工和分包商的作业员们不得不寻找被埋在凌乱废墟中的消防水池的取水口。这样一来，浪费了几十分钟的宝贵时间。

要想用消防车注水，必须打开排气安全阀，对压力剧增的核反应堆内进行减压操作，但由于电池不足，无法打开阀门。

核电站内的电池已经在早些时候被用于恢复处于危机的1、2号机组的仪器设备，3号机组的备用电源也已经用完了。于是，号召员工们把停在停车场上下班用的汽车里的电池拆下并收集起来，连接到中央控制室的仪表盘上，以保证电源。13日上午9点08分，终于努力成功打开了排气安全阀。压力急速下降，上午9点25分，以消防水池为水源的消防车开始代替注水。高压注水系统（HPCI）关停、断水已过去6小时43分钟。继1号机组之后，3号机组也即将出现严重情况。因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3号机组一直处于干烧状态。

吉田考虑到消防水池的水不久就会用完，于是指示上午10点半准备注入海水。过了正午，消防水池终于枯竭了。但是却不能顺利转换成海水。作业过程中发生余震，被迫中断。下午1点12分，在淡水注入结束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可以开始注入海水了。要是一开始就注入海水就好了。东电川俣不必要的“解读”电话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6小时43分的干烧对3号机组来说是致命的。据事后解析，高压注水系统停止数小时后，堆芯最高温度上升超过2000度。凌晨6点，失去冷却功能4个小时后，水位下降，燃料暴露，上午8点左右堆芯开始熔化。开始注入海水的时候，已经发生堆芯熔毁了。同时，这个时候燃料包壳管已经发热并与水反应，产生大量氢气。[5]

来自替代用消防车的注水量如同杯水车薪。核反应堆的水位没有恢复。根据后来的解析结果，由于在高温下熔化的燃料，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本身破损，一部分掉落到底部的混凝土中。[6]3号机组的燃料应该熔毁了60%以上。

此时，吉田脑海中浮现出对此后将引发严重问题的各号机组乏燃料池的担忧。“公共水池的温度正在上升，怎么办？”总公司有人在电话会议系统中回答说：“把干冰或者冰块什么的扔进去。”吉田说：“辐射剂量在上升，我们不知道能把多少冰块带到作业层……OK，去准备冰块。”小森当机立断地说：“那就拜托制冰公司，还有冷藏车。”核反应堆用消防车，乏燃料池用冰块。这也还是需要用人海战术把冰块运到池子里。

这段对话过后三十多分钟，吉田的声音被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麦克风接收到。

“泄放只能打开一个吧……这是一场赌博啊，那就赌吧！”[7]

吉田已向核电站内部发出指示，要求3月13日上午10点15分对2号机组进行泄放作业，正午前后进行海水注入工作。

第5节 濒临崩溃的日本

蘑菇云的爆炸

尽管终于可以开始注入海水了，但3号机组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当工作人员打开核反应堆大楼的双层门时，空气中弥漫着白色的烟雾，就像1号机组那时一样。双层门北面记录下每小时300毫西弗以上，南面也测出100毫西弗的剂量。此前在核电站工作的人们被允许的辐射量为每年100毫西弗（3月14日提高到250毫西弗），可见如今的数值是非常高的辐射剂量。在北面最多待上不到20分钟，在南面最多待上一个小时左右，就将达到被允许的年辐射量上限。3月13日下午2点31分，该测量结果告知了设在抗震关键楼的紧急对策总部。

3、4号机组中央控制室的辐射剂量也有所升高。下午3点半，3号机组值班人员至隔壁的4号机组旁躲避。3号机组某个地方已经开始泄漏。吉田等人所在的紧急情况对策总部不断传来报告称“辐射剂量高”。

为了泄放而预先打开的阀门，也没能如愿维持开启状态。13日上午9点前，原本用气瓶已成功打开的阀门——S/C气阀（AO阀）——在两个半小时后，似乎由于气瓶压力消失而再次关闭。工作人员为了保持阀门开启状态，进入了包裹着抑压室（suppression chamber）的环形房间，但由于室内高温和剧烈摇晃，无法让它保持“开启”状态（锁定在打开的状态）。

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咕嘟、咕嘟”声。阀门在上方，工作人员正试图踩在环面部分进行作业时，黑色长靴被高温一下子熔化了。

最后，决定像1号机组那时一样，用带起重机的卡车将空气压缩机（compressor）运入后进行安装，再打开阀门。晚上8点多，在阀门关闭9个小时后，才判断出阀门似乎已经打开。

此后，阀门不断重复这样的情况：刚认为打开了，没过一会儿又关上了。似乎是无法维持气压。一次又一次，不得不重复作业，再次打开已关闭的阀门。

终于开始用消防车注入海水，但由于反冲洗阀槽储存的海水已经没了，所以不得不在3月14日凌晨1点10分停止注入海水。为了使用因海啸积存在4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的海水，工作人员一度破坏涡轮机房的大件物体搬入口的卷帘门，并试图让消防车进来取水，但看起来很难抽到水。尽管还探讨过从技能训练中心的水池和4号机组的排水口取水，但都不可行。最后，再一次将水槽灌满海水，于凌晨3点20分终于成功恢复海水注入。

尽管这样持续地注入海水，但核反应堆的水位却丝毫没有上升。3号机组的水位一直低于核燃料的有效燃料顶部（TAF）。

凌晨2点 TAF 负1.8米

凌晨3点 TAF 负1.85米

凌晨4点 TAF 负1.8米

凌晨5点 TAF 负2.0米

一方面水位没有上升，另一方面，泄放阀重复着刚打开又关闭的状况。3月14日早上6点10分，安全壳压力终于达到520千帕，超过了设计设想最高使用压力（427千帕）。

对首相官邸来说，核电站事故是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但在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中，首相官邸必须指挥的事情堆积如山。3月13日上午9点半开始，在首相官邸召开的紧急灾害对策总部和原子能灾害对策总部的联合会议上，一方面，诸如“如何处理海底尸体？”“请全国的保健师从明天起进驻现场”的声音高涨，另一方面，获悉从第二天14日下午开始受灾地预计将会降雪。虽说受灾地也处于发达国家的一角，但是据报告称存在诸如“毛毯不够用”“食物和燃料的运输可能无法保障”等问题，可见尚未做好最起码的准备。甚至有报告称：“福岛县还需要66万份餐食，但目前只剩下2万份。有的地方只有糖和蜂蜜。”[1]

在维持幸存者生命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东电宣布“从明天起实施轮流停电措施”。陷入电力短缺的东电，计划将管辖范围内的关东地区分成五个组，从14日早上6点20分开始实施前所未有的错峰停电。最先令人担忧的便是对住院患者及手术等医院方面的影响。

13日晚上9点20分，在首相官邸，首相出席召开了电力供需紧急对策总部会议。会上，总务大臣片山善博呼吁要考虑使用人工呼吸机的患者。厚生劳动省也对东电突然提出的错峰停电申请感到困惑。因为当天是星期天，所以很难做到完全告知全国各地医院和居家患者。听到这番话，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身子往后一仰，惊讶地说道：“东电到底是怎么想的！”[2]

除核电站事故以外，还有错峰停电。首相官邸内部对东电越来越不满。本已打开的泄放阀很快就关闭这件事也让人分外焦躁。

福山想寻找一些办法推迟错峰停电，于是与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商量。到了14日，凌晨一点，福山把东电负责电力供应的副社长藤本孝叫到首相官邸。

藤本的态度高高在上，说话语气粗鲁无礼。“因为有患者居家疗养，所以能不能想办法推迟错峰停电的时间？”枝野和福山这样要求道，“我们希望呼吁大型企业等用电大户节约用电，灵活处理对医疗机构和居家患者的供电。”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要求。

藤本反驳道：“由于用电大户是我们公司的客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节电。”

枝野愤怒地回击了他过于傲慢无礼的回复，说道：“如果因此真有人死的话，东电犯下的就是杀人罪。我将指控这是故意过失杀人。”[3]

虽然枝野和福山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以藤本为首的东电高层对枝野的斥责感到极为恼怒。

14日凌晨1点52分，东电的电话会议系统上出现了身着衬衫打着领带的藤本的身影。可能是为了做好全面保密工作，能听到有人提议“关掉麦克风”，但实际上没被关掉。藤本内心无法排解的愤懑的声音全被麦克风接收了。“大家注意听了，官房长官对轮流停电有很强烈的意见并找我谈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此与各位进行信息共享，请大家不要对外传播。首先‘绝对不要承认明天早上6点20开始错峰停电’。官房长官、官房副长官福山、节电启发大臣莲舫三人说‘这相当于要杀死在家里使用人工呼吸机、人工心肺的人’。还说：‘你们明明知道这些却仍然要进行错峰停电，我将以杀人罪追究你们的责任！’他们大概对我说了这些话。归结起来就是在为装有人工心肺、人工什么的人准备好电源之前要推迟错峰停电的时间，还让我们断掉用电大户的供电。”

他还说：“他们让我告诉客户‘说这是大臣的命令或官房长官的命令’，还有让我尽量控制需求，说你们要去努力拜托客户。”藤本把要拜托节电的用电大户称为“客户”，而将没有电就可能会死的人称为“装有人工什么的人”。[4]

最终，东电虽然放弃了14日开始的错峰停电，但却放大了对责难自己的首相官邸的不满。东电宣传负责人开始采取行动，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写成一封揭露枝野言行的匿名信，并散布给了各大媒体公司。

东电派到首相官邸的武黑一郎特别顾问和另一名东电工作人员，虽然承诺说用于泄放的阀门“绝对会打开，没问题”，但阀门每次都会关闭。不仅是3号机组，此刻开始进行准备工作的2号机组也发生同样的问题。细野豪志怒气冲冲地说：“为了不让开孔堵住，就不能塞点竹矛或者混凝土片什么的进去吗？”但东电却只是重复同样的话：“没关系，一定会打开的。”

曾任东电副社长的武黑一郎，被聘请担任计划向海外出口核电站的国际原子能开发株式会社（由9家电力公司和东芝等3家核反应堆生产商共同出资）的社长，是原子能村的首领，但他缺乏核电站的实务经验，在这战场上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东电原子能选址总部的首长武藤荣副社长飞往事发地福岛，而副总部长小森常务则在总部指挥。因此，已经退下的武黑正好适合叫来做首相官邸的联络员。武黑也认为自己是被动员去负责解释工作的临时性角色，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一直待在首相官邸。

在首相官邸的政治家们，认为东电考虑到武黑因核电站的海外销售等可能在政界吃得开，出于这种期待才给他分配这一角色。可是，在紧急情况下起用这样的武黑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这是个现实问题，首相官邸进入危机应对模式时，一个无法自己做判断的人就算来了也没什么用。还要一个个询问总公司，原以为他是在和吉田直接联系，是我想错了。虽然他不是坏人，但却是个派不上用场的人。”一位政府高官政治家毫不客气地说道。[5]

寺田学和细野豪志这两位首相助理，对以武黑为象征的东电的应对越来越表示怀疑。“考虑到既然1号机组已经成这样了，恐怕2号机组及3号机组等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提前打开阀门呢？”两人都这么认为。[6]

即使命令东电，事态也毫无进展。而且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局势的改善。首相官邸方面如同隔靴搔痒。

讽刺的是，这对东电方面来说也是一样。即使东电给首相官邸地下的危机管理中心打电话或发传真，这些信息也似乎不会传到五楼的办公室。首相官邸的地下和五楼之间信息迟误。因此，SPEEDI等重要信息没有传达给决策者菅直人首相及正副官房长官等人。这种信息沟通差错反复出现，直到东电起用联络员直接向官房长官枝野汇报消息，并组建政府和东电共同的联合对策总部为止。

靠不住的不只是东电。被派往首相官邸的原子能专家，也都是些让首相非常信任的内阁审议官下村健一觉得“这群人也就这点本事吗”的人。不管问什么，都只是扭扭捏捏的。13日上午，下村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即便受到批评，也只是低头沉默不语。这些技术人员、科学家、经营者，根本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或防止事故再发生的对策。”

这句话指的是东电、经产省保安院和原子能安全委员会。

3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宣传部长铃木和史出现在东电二楼的对策总部，他大声说：“我收到消息说，周日早晨电视台报道的情况非常不好，特别是TBS关口宏的节目Sunday Morning。节目中说东电什么也没做，我正在通过商业渠道进行抗议。”不只是铃木一人，东电非常擅长这种公关手段。对看似有影响力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历任评论主管或现任评论委员，以免费旅行或豪华料理的方式进行款待；对写批评报道的媒体，通过遏制广告投放的方式来封杀批评。或许是因为擅长使用这类花招，被各公司的宣传负责人称为“公关做得一流的公司，被视为是一家值得学习的公司”（全日空宣传负责人）。

铃木接着说：“如果有无法容忍的报道，我们将严肃处理。”[7]尽管核电站发生了爆炸，他们却完全处于平时的状态，这点从上述发言中也可以看出。

大约9小时后，也就是晚上7点前，东电电视电话会议的图像上记录下会长胜俣恒久的身影。麦克风接收到胜俣叽叽咕咕说话的声音。

“社长的新闻发布会是在20点举行。总理大臣新闻发布会时说‘有可能发生堆芯熔毁’……”

后面便听不见了。也许他们想让菅来说“堆芯熔毁”这个词，而不是身为运营者的自己来说。

此时，高桥明男特别顾问接到了电话，对方是正在首相官邸的武黑一郎。“喂，我正在准备社长新闻发布会，会长就在我旁边。”——说着高桥把电话递给了胜俣。

胜俣接过电话，“嗯，嗯”地附和着电话那头武黑的话。“排气阀好像可以打开了。哦，氢气？氢气的问题？啊……他们在说这个吗？”首相官邸的高官们似乎担心继1号机组之后3号机组会发生氢气爆炸。武黑正向胜俣汇报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种概率很低。虽说惊动国民是否合适是个问题，但反过来说，接下来的社长新闻发布会要是被问到的话，我会否定的。因为我还是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排气阀打开了，估计（氢气）会消失。虽然也有可能，但只要想办法让氢气跑掉就好了，所以可能性很小。新闻发布会是20点，马上就19点了，我要集中精力准备。就先这样吧。”

东电大领导胜俣否定了3号机组氢气爆炸的可能性。他虽然觉得“也有可能”，但说被问到的话会给出否定回答。

留下的影像准确地记录了东电大领导的真面目。[8]

13日晚上8点多，也就是胜俣那通电话过后约一小时，在总公司的高桥通过电视电话询问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站长吉田：“2号机组什么时候注入海水？”

吉田回答说：“我想早点开始。对2号机组我想早点注入。”

这时，自称是“总公司修复组”的男员工打断了他：“不好意思，请恕我多嘴。虽然我知道2号机组没有水，但我听上去感觉是突然要从海水开始……”吉田愤然打断他的话：“是从海水开始注入。”

“1号机组是因为到处都没有淡水所以选择从海水开始注入。而3号机组是因为有相当多的淡水，所以从淡水开始注入，但后来不够就换成了海水。2号机组是真想用淡水，所以做了安排。但今天白天匆忙改了，因为在此期间没有准备2号机组的淡水，所以要用海水注入。”

吉田的说话方式非常详尽易懂，但语气中却带着怒气。

不过，那位自称是总公司修复组的男子并不介意吉田的这种焦躁，他追击道：“之所以说突然用海水的事，是因为那样材料就会被腐蚀，很可惜。可以理解为，也可以选择尽量坚持等待淡水，对吗？”他完全没有理解吉田的解释。

吉田愕然地说道：“不！能！那样理解。现在没有淡水。因为再不开始就会延误的。”[9]

即便是在一座核电站发生爆炸之后，东电总公司内部也还是这般气氛。

然而，危机还在继续。

第二天14日早上，3号机组安全壳内的压力开始上升。早上6时50分，屋外的作业员被命令全部撤离。过了不久，决定复工，但事态已经发展到危机时刻。上午7点35分，吉田向保安院等部门发送了各号机组堆芯损伤程度的估算值。据报告，堆芯损伤程度为1号机组55%，2号机组35%，3号机组30%。大约20分钟后，他通过传真向保安院、东电总公司、福岛县厅同时报告了3号机组“安全壳压力异常上升”的消息。

3号机组反应堆迫在眉睫的危机已向首相官邸汇报。在上午9点半开始的紧急灾害对策总部和原子能灾害对策总部的联合会议上，福岛县选出的国家战略大臣玄叶光一郎敦促：“希望能够允许100%的信息共享，包括不好的信息。”枝野回击道：“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即使是不好的信息，只要是正确的，也会公开出来。”菅一直怀疑“原子能村”专家的能力，他已经开始利用个人人脉依靠母校东工大的教授们了。菅表示：“我也在听取各种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因此，以20公里范围内的撤离指令，即使目前事态发展到最坏的情况也能应对。”[10]

接下来是约一小时后的事了。

3月14日上午11点01分，3号机组大楼上空仿佛燃起熊熊大火，随即发生剧烈爆炸。喷出远远超过1号机组氢气爆炸时的大量浓烟，在空中升腾。仿佛是被炸弹击中引起了大爆炸，蘑菇云一般的黑烟升起。

湛蓝的天空瞬间被污染成一片黑色。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内部由于黑烟的缘故，明明是白天却变得一片漆黑。爆炸导致3号机组的核反应堆厂房严重受损，大量瓦砾散落在地上。由于坠落的瓦砾，4名东电员工、3名分包商员工以及4名自卫队人员，共计11人受伤。核电站里陷入一片恐慌状态。

在这些瓦砾当中，有的一个月之后还释放着每小时900毫西弗、每小时300毫西弗的高辐射剂量。[11]

3号机组与其他几号机组明显不同。它燃烧的不是普通的铀燃料，而是混合了钚的MOX燃料。从核电站发电后使用过的核燃料中，将未发生核裂变的铀和核反应堆内产生的钚重新处理后取出，再将这些取出物重新制造成可再次使用的燃料，这就是MOX燃料。

由于被九州电力和四国电力等公司领先，再加上当地一直面露难色，所以东电未能如愿以偿地顺利实现计划。正因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钚热利用”项目。东电从上一年9月开始启动，但启动后仅半年就发生了大爆炸，造成含有剧毒钚的放射性物质飞散。在国际事故评价标准中，与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被评为“7级”，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惨案。

由于是第二次爆炸，日本全国都对东电过于糟糕的举动感到震惊。此时，整个日本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中。

2号机组也岌岌可危

“总公司、总公司，不得了了！不得了了！3号机组刚刚发生了爆炸。”站长吉田的声音一反常态，可以感觉到肌肉的紧张。

高桥明男特别顾问说：“感觉是不是和1号机组一样？”

吉田说：“由于我在抗震关键楼，所以不太清楚，但明显是不同于地震的摇晃。”听到这里，在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的常务小森明生立刻喊道：“现场的人，避难！”听到这个声音，东电总公司二楼的对策总部似乎终于感受到了现场的那种危机感，开始骚动，不安也蔓延开来。[1]

在3号机组发生大爆炸的24小时前，吉田感觉2号机组处于危险状况，开始着手准备2号机组的泄放和海水注入工作。到了3月14日，东电终于借到了12辆消防车。此外，使用柏崎刈羽核电站和自卫队赶来支援的消防车做好准备，准备像3号机组时一样，往反冲洗阀槽里装满海水，再通过消防车的软管注水。2号机组还在运转的冷却装置——隔离冷却系统（RCIC）——一旦停止，就打算立刻换成海水。软管已经铺好了。

就在这时，3号机组爆炸了。含有高剂量辐射的混凝土碎片飞溅，黑烟滚滚喷出。消防车遭到破坏，软管也没用了，使用水槽的方案也不可能了。

相邻的3号机组的爆炸，使原本稳步推进的2号机组的泄放作业也无法进行了。

2号机组的值班员戴着面罩，扛着气瓶，借助手电筒进入厂房，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早上，已经成功地手动将安全壳的泄放阀打开到了“25%开”的状态。之后，他还打开了抑压室泄放阀的大阀。

然而，由于爆炸的影响，好不容易打开的阀门又重新关上了。在2号机组进行作业的员工们不得不中断工作，撤离到紧急对策总部所在的抗震关键楼。为了确认安全以及现场情况，暂时无法重新开展泄放及海水注入等工作。

电视新闻上播放了拍摄到的爆炸画面。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的小森脸色发青，说道：“有什么东西在飞。”总公司的社长清水正孝大声嚷道：“尽快联系相关部门！”

宣传部长铃木急匆匆地来找清水。“因为3号机组附近有白烟，所以我把最近的情况汇总在一起写了一篇文章……”铃木还想说明，但清水打断了他，失望地说：“你这是想告诉我什么？”

铃木 3号机组的爆炸。

清水 这个事？

铃木 是的。

清水顶回去：“这是刚才已经发生的事！”“那么，”铃木说着，开始念起重新改过的内容，“核反应堆大楼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高桥吃惊地说：“保安院也在说是氢气爆炸，我们就说氢气爆炸不就好了吗！”有人附和道：“首相官邸也在说是氢气爆炸，这不就好了吗！”于是，清水命令铃木：“这样就行了。速度！这是拼速度的时候！”

东电的宣传部长试图在第一则报道中以“产生白烟”这样的用词来解释这起巨大的蘑菇云爆炸事件，尽管全国人民正从电视上收看这一令人震撼的画面。[2]

中午12点37分，吉田通过电话会议系统用悲痛的声音开始讲话。“发生了两起爆炸，可以说是非常震惊，员工们都很消沉……虽然能做的都做了，但士气衰败。被辐射剂量也都到了极限。”高桥特别顾问告知：“柏崎马上会派10人去支援。”

吉田接着坦言道：“对1、2、3号机组以外（各号机组内）的乏燃料池，也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否则令人担忧。”当时在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的武藤立刻回复说：“的确，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恢复外部电源，哪怕一个也好。”清水正孝社长也回应道：“确保电源是最重要的。”

吉田对这两人说：“我们有电源，但必须要区分短期的和中长期的。”之后又不安地补充道：“乏燃料池的温度升高了很多，4号机组也相当潮湿（湿气重）。”总公司有人员说：“4号机组乏燃料池已经接近100度了，这也需要补给吧，如果不冷却的话……”

不过，谁也没能找到办法。[3]

就在这时，3月14日下午一点多，2号机组的生命线，也就是隔离冷却系统，因电池耗尽而停止运转。核反应堆的水位瞬间下降。2号机组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危急时刻。这时，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电组人员向吉田报告说：“2号机组的反应堆水位下降了很多。”吉田喊道：“快确认供水线路的完整性并进行操作！因为会发生和3号机组一样的情况，所以要尽快操作。不要让燃料暴露！”

下午1点38分，吉田联络说“核反应堆冷却功能丧失”，并报告预测3小时后的下午4点半，水位将下降到燃料顶部，达到“到达TAF”状态。

为了预防氢气爆炸，吉田正与总公司之间探讨摸索打开2号机组的爆破板（blowout panel）的方法。爆破板会在核反应堆厂房内的压力增大时打开，将内部压力释放到外部。然而，在经历了中越海域地震中柏崎刈羽核电站的爆破板脱落事故之后，爆破板被安装得比以往更牢固了。所以，即使想打开爆破板让氢气逸出，紧急时刻却打不开。

高桥 爆破板！时间不多了！

吉田 快没时间了！

高桥 我听说用喷水推进器能切开，有哪里的喷水推进器可用吗？现场有吗？

吉田 总之，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核反应堆厂房的天花板上开个孔。从里面做的话，考虑到还要脚手架，很难弄。能否尽快用直升机从外面钻个孔？

总公司有人解释说：“我们正计划从外面用云梯车和喷水推进器开孔。”吉田恳求道：“那拜托尽快着手。”总公司有人为难地说：“现在正在准备，但在运送途中发出了海啸警报，所以正在等待。……现在正在东京。”还在东京。麦克风里沉默了一会儿。“我们马上准备。”也不知是总公司哪位的声音空洞地回响着。[4]

当试图重新开始注入海水时，准备好的消防车被破坏，高辐射的瓦砾散落一地，修复同一条线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得采用从卸货场地汲取后直接注入的方法，着手重新修建一条海水注入管线。

要想成功地用消防车注水，必须降低反应堆内的压力，还必须打开安全排气阀或安全壳的泄放阀。而打开安全排气阀需要电池。于是，这次又召集核电站员工，再次让他们从通勤车上卸下电池拿过来。虽然把电池拿到2号机组中央控制室连接上了电缆，但电压太低带不动。只好再次命令员工们确保电池供应充足，让他们往停车场跑……这样的事情不断重复。所有对策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索着用人力来应付。

下午6点，终于开始减压。由于压力过高，核反应堆的减压一直没有进展——虽然此时燃料棒已经开始暴露，并将整个裸露出来。

现场张罗着一边看减压效果，一边用消防车开始注水。然而，晚上7点20分，发现准备好要注水的消防车因汽油耗尽而停了下来。

没有汽油了。

海水注入始终没有开始，首相官邸彻底等得不耐烦了。这时，接到了因汽油耗尽消防车无法工作的报告。“这到底算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不管是用直升机还是什么的，把油给我运到当地！快把油送去！”守在首相官邸的寺田学当时是这么想的。[5]

搬到首相官邸总理办公室的白板上，写着1、2、3号机组各自的状况。被当作帮手从资源能源厅派到官邸的节能与新能源部部长安井正也进进出出进行说明。于是，政治家们终于渐渐明白了情况。1号机组和3号机组发生爆炸，2号机组也岌岌可危。“通过安井的说明，我们终于能够了解事态发展了，并且，由此也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非常惊险、极其复杂的操作。”福山哲郎回忆当时说。[6]

晚上7点54分，终于开始使用消防车向2号机组注入海水。从隔离冷却系统停止、失去冷却功能开始，已过去6小时29分。当时2号机组被认为已经发生了堆芯熔毁。经后来分析推测，此时还产生了大量的氢气。

晚上10点50分，吉田判断出安全壳压力异常上升，于是，他在向保安院和东电总公司发送的传真中写道：超过最高使用压力（427千帕），达到540千帕。

晚上11点22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记录了驻扎在东京总公司的顾问早濑佑一的骂声：“好好干啊！赶紧打开（阀门）！”面对早濑的高压语气，吉田焦急地回答：“是，是。”武藤发出惨叫似的声音说：“再不打开SR阀的话，会不断上升的。”

“不能泄放的话，安全壳就会坏掉。”麦克风接收到不知是谁的声音，第一核电站有人这么说。

接着，扩音器里传来了第一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声音：“抑压室的小阀门好像没开。”这引发了总公司的骚动。高桥明男特别顾问发出“呜呜”的呻吟声。武藤说：“如果不打开，就会过压。”吉田说：“已经要陷入紧急状况了……”武藤勉强费力发出声音说：“可以打开的。”

早濑从一旁插话。

早濑 喂，吉田，如果能泄放了，就立马开始！快点！

吉田 是。

早濑 不要想多余的事。我这边会承担全部责任的。

峰松昭义顾问 干井（安全壳）要是坏了就麻烦了。赶紧先打开干井泄放的小阀门吧。

吉田 现在正在下达指示。

高桥 就算打开了小阀门，也还有一个阀门要开。

接着，吉田打断了对话：“请不要问那么多，因为现在正在进行打开操作。”原子能村曾经的老大们陆续被派往东电总公司进行支援。武黑、早濑、峰松、高桥等前辈们一一对吉田插话。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多嘴的小姑子和拿主意的船夫却比实战部队的人要多。吉田对着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麦克风喊道：

“请不要妨碍我！”[7]

吉田想起了电影《中国综合征》。该片由简·方达主演，讲述的是美国的核电站发生堆芯熔毁事故，熔化的燃料穿透到位于地球另一面的中国的恐怖故事。核燃料熔化，由于高热穿透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和安全壳，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出去——如果2号机组的情况变成这样，那么1号机组和3号机组的作业就很难继续下去。

吉田意识到了“死亡”。但是，必须保护员工和分包商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他想留下控制各号机组所需的人员，让其余大部分人撤离避难。他让人准备了撤离用的巴士。

首相官邸获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东电想要从现场撤退。“不会吧？”这是一个令所有人愕然的消息。

从电视新闻报道中突然得知，担任原子能选址总部长的副社长武藤荣将于晚间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事故发生后，东电将几乎所有的新闻发布会都交给了宣传部有名无实的闲职部长和原子能设备管理部的中层管理人员。公司高层把事情委托给属下，自己却待在有保安严密保护的总公司高楼里不出来。

东电有会长胜俣、社长清水，再加上副社长武藤等6人，共计8名代表董事。在日本的上市公司当中，有这么多代表董事的，除三菱商事、三井物产等一部分大型综合商社以外，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但他们的管理干部层在记者面前露脸的次数，却屈指可数。一位资深的宣传负责人被记者逼问：“为什么领导层不亲自出面解释？”他惭愧地低下头说：“我拜托了，可是……领导们不愿意出来……”在组织中摆架子的那伙人，不想成为众矢之的。

如此这般的东电，原子能部门的最高领导居然突然出动，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不是要宣布撤退吗？——

当时在首相官邸的高官们都这么怀疑。[8]

“东电撤退”

晚上7点28分，在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的小森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直接向总公司提出要求：“请推进对避难标准的讨论。”对此，在总公司的副社长武藤荣做出了讨论撤离标准的指示。

随后，大约过了20分钟，东电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录像画面中，出现了在总公司二楼碰头协商的东电领导们的身影。胜俣、清水、武藤等5人站起身来，表情严肃地窃窃私语。

清水问：“有传言说拒绝了美军，是真的吗？”武藤回答说：“不可能拒绝的。”胜俣问身边的顾问早濑佑一（原副社长）：“去了吧？”早濑说：“去了武黑那里。”好像是派人去武黑那里，通知他重要事情。

紧接着，高桥给福岛第一核电站方面传话：“现在1F（福岛第一核电站）有多少人？希望给我回个电话。”总公司有人大声回答：“现在核电站场地内有850人左右，就算把巴士挤满也只能坐上一半左右的人。”

高桥说：“武藤副社长，这个，要到什么时候，全员才会撤离现场避难？”他继续说：“现在要把1F所有人都撤到2F（福岛第二核电站）的会客大厅避难吧。”

清水听了之后，像是让他“修正”似的说道：“首先请明确，现在还没有确定最终撤离避难。因此，现在我们正在推进向有关部门的确认工作。”

所谓的有关部门是指“政府”。当时是晚上8点20分。[1]

晚上7点54分，海水注入终于开始，但东电却迟迟不愿意公布这一事实。即使寺田催促保安院公布，官员们也不情愿地说：“那是运营商要做的事。”

寺田打电话给站长吉田。

——海水注入已经开始了吧。

是的，开始了。

——那请告诉他们公布吧。

我知道了。

吉田欣然答应。

但是却没有公布。

寺田后来才知道，据说他与吉田的通话都被转接到设在东电总公司二楼的对策总部，也就是说，东电高层在“窃听”，他们尽管知道首相官邸的意向，但却不愿意这么做。

“他们不公布积极的消息，反而硬要制造重大情况一直持续的印象。这些人不是想要逃走吗？”——寺田这个时候怀疑道。[2]

面对3号机组的大爆炸，东电社长清水正孝决定离开现场“避难”。晚上6点41分，清水致电经产大臣海江田万里，提出“希望从福岛第一核电站撤至第二核电站避难”，但海江田万里不答应：“那可不行。”因为他认为，“如果将第一核电站大量人员转移到第二核电站的话，就会出现越发无法控制反应堆的状况”。[3]

此后，清水给海江田的秘书官打了大概8次电话。然而，大多数电话没接通，或是只能进行短时间的对话。

清水也致电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提出请求，枝野当然也不可能容忍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枝野质疑：“如果那样做，反应堆将无法控制，我们不就没法阻止情况恶化吗？”清水支支吾吾。枝野认为这个电话表明东电想全面撤退。[4]东电也给细野打了电话，但细野说：“这些话不应该讲给我听。”他拒绝听这些话。

海江田和枝野、寺田在官房长官室讨论时，经产大臣秘书官说：“是清水社长的电话。”“不用搭理，刚刚已经说过不行了。”海江田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海江田对枝野和寺田说：“东电想要逃避。”枝野也吐露道：“我刚才也说过那样不行。”寺田说：“还是好好地接听电话拒绝他比较好。”“也对。”于是海江田走出房间去接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我接过电话，已经说了不行。”[5]

从这个时候开始，东电撤退的动向逐渐在首相官邸扩散开来。

在能源厅部长安井向大家说明各号机组情况的时候，日历翻到了15日。在凌晨一点左右，福山提出建议，大意是：“东电撤退之事，我认为最好还是要请示总理大臣吧？”说这话是因为，面对像即热式电热水器一样容易暴躁的菅，海江田和枝野都开不了口。由于接二连三的爆炸，枝野等人之间开始弥漫“东电不得不撤退”的气氛。福山的秘书官秘密前往议员宿舍，去请已经回家的防灾担当大臣松本龙，为了不被媒体察觉，悄悄把他请进了首相官邸。

就这样，15日凌晨3点左右，在首相官邸五楼的总理办公室紧急召开了讨论东电撤退问题的会议。叫醒正在打盹的菅，只有菅、海江田、枝野、福山、细野和寺田等政治家参加。菅当场对大家说：“撤退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弃之不顾，日本会变成什么样？”然后他问细野：“你能不能去东电常驻下来？”

从3点15分开始，大家转移到会客室，召开总理大臣出席的重要会议。出席者有菅、枝野、海江田等，加上防灾担当大臣松本、原子能安全委员长班目春树等安全委员会和保安院的干部们。

继1号机组、3号机组后，2号机组也处于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危机状态。经产省事务次官松永和夫中途进来。他拉了拉海江田的袖子小声说：“我有话要跟大臣说。”总觉得他是来传达东电撤退意向的。

菅毅然决然地说：“没有撤退这一选项！”接着，他对班目和能源厅的安井他们说：“还有能做的事，对吧？”能源厅的安井说：“是的，现场的士气还是很高的。”细野用从电话里听来的站长吉田的话回答说：“吉田站长也说还有能做的，现场说还能做。”

当时菅想：“如果是化学工厂倒还说得过去，可是如果搁置6座核电站和7处乏燃料池不管而撤退，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时间长了释放到大气中怎么办？”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允许东电撤退。

寺田接过菅的话，插话道：“保安院和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是如何考虑的？请让我们听听两个部门的想法。”两个机关的代表似乎都被菅的气势所压倒，回答说：“还有可以做的事情。”

菅似乎从这个回答中获得了力量。是吧，还有能做的事。菅语气强硬地说：

“把社长叫来！”[6]

菅对想要逃离战场的东电感到十分惊讶。必须要防止他们临阵脱逃。核电站事故发生在他们的地盘上。知道复杂的核电站设备构造和操作的人，恐怕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菅对寺田说：“撤退是不可能的，去那里控制住他们。”

寺田按照菅的命令，叫来了东电社长清水正孝。凌晨4点多，社长带着两名东电员工来到了首相官邸。寺田问：“是一个人进来？还是三个人？”清水回答说：“我一个人进去。”清水一个人进去见菅。寺田觉得清水是一个从容不迫的管理者。寺田带着清水进去了，让陪同的两人在别的房间等待。

等待清水的是菅、枝野、福山、海江田和细野。“清水社长，撤退是不可能的。”总理大臣斩钉截铁地说。清水说：“明白。”听到这句话，海江田惊讶地发出了一声“哎哟”。在菅、福山、细野的眼中，他看起来扭扭捏捏的。清水的措辞总给人一种不明确的感觉，也不知道是撤退还是不撤退。菅认为“这样很危险”，于是不容分说地命令清水：“你们是逃不掉的。要成立一个类似对策总部的组织，我会让细野助理常驻在那边。”菅直人接着说：“什么时候可以成立？”

清水说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菅立刻斥责：“不行！太慢了。”

……那就5点半吧，清水说。寺田像是要求确认一样斩钉截铁地说：“刚刚的回答可以认为是社长您同意了？”清水点了点头。

该放在哪里呢？菅在考虑。如果设在首相官邸，那就会重蹈覆辙。通过这4天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把东电的人叫来，事态也会在不明朗的情况下发展下去。“只能进驻到总公司了。”这是总理大臣的决断。

看到清水的样子，菅命令细野：“你跟他一起去！”

借用当时在场的寺田的话，被菅逼问的清水处于“完全慌了”的状态。

清水和细野一起离开了首相官邸，把从东电总公司带来的两个随行人员忘在了休息室里。这两人之后一直在首相官邸等待，被排除在此后发展怪异的事态之外。他们后来才领悟到自己的愚蠢，向寺田强烈抗议：“你这不是让我们白等一场吗？”[7]

凌晨5点26分，菅在首相官邸宣布：将组建政府和东电的联合对策总部。

政治权力进入民营企业，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在法律上没有任何规定的做法。这也是菅后续一系列“法外之策”中的第一个。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东电可能真的要逃跑了。

经产省的松永次官曾给人一种容许东电“撤离”的印象。假如听凭经产省决定的话，东电将“一举退兵”，政治家们是这样判断的。

联合总部

清水回到东电总公司时，完全心慌意乱了。

“总理大臣在来的路上了，叫会长来，叫会长！”清水异样的行为让东电的科长级职员吃了一惊。他们急忙召集会长胜俣恒久以下的全体董事。

此时，总公司二楼的东电对策总部挤满了近300名工作人员，几乎没有立足之地。那里摆着一张临时凑合用的白色桌子，正在准备椅子和瓶装茶。凌晨5点35分，菅直人进来了。一位科长还以为总理大臣肯定是来给他们鼓劲的。可是，他错了。菅突然开口大骂。

“比起当前，你们给我好好考虑今后的事情！现在就算逃也逃不掉了。损失太大了！这样下去的话，日本将会灭亡。没有退路，给我拼命干，60岁以上的去现场！消息太慢，而且不准确。1号机组从发生爆炸到收到联络居然花了一个小时。这里这么多人，都在干什么！东电要是逃跑的话100%会倒闭的！”

菅左手叉腰，用相当强硬的语气发表讲话，说了大约11分钟。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连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二核电站，还有柏崎刈羽核电站的员工们，都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听着菅的话。菅越是激动，他们越是耷拉着脑袋。

后来东电强辩说，“我们没有说过撤退”，而主张自己使用的是“避难”一词。然而，清水表示，自己未能找到机会将吉田打算“留下维护工厂设备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人员”这一想法——尽管这是他和吉田之间的共识——告诉海江田他们。也就是说，清水缺乏解释能力。那么，也难怪会被认为是要“撤退”。吉田考虑留下的最低限度，是10名左右与自己相熟已久的属下。他想着“这些人会和自己一起拼命”，但这个阵容也不可能驾驭已经失控的核电站。

被总理大臣斥责这件事，对许多东电人来说，既意外又遗憾。一位科长级职员说出了他的反感：“这些天一直在公司过夜，拼命工作，却因为那次被骂，失去了干劲。”[1]从这时起，东电的反菅情绪对事态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进入东电的福山，对东电员工们过于缺乏紧迫感的情况，感到不知所措。由于他们处于不眠不休的极限状态下，所以自然以为这里也应该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可是，东电总公司二楼对策总部的气氛完全看不出紧张。“我原以为这里应该会更加战战兢兢的，没想到还挺热闹嘈杂的……”甚至有员工看热闹似的说：“哎呀，是菅首相。”“拜托，请不要暂停工作”“请不要停下手中的工作”，福山不得不多次提高嗓门喊道。[2]

早上6点多，正当菅等人“占领”东电总公司的时候，2号机组抑压室附近最终还是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吉田发来了悲痛的传真。他先是在纸上手写道：“2号机组发出了巨大的冲击声。对策总部的……一旦准备好了，将把对策总部转移至福岛第二，然后避难”（……是无法辨认的部分）之后又用笔擦掉，并重新写道：“以防万一，应对要员中暂时留下作业所需人员，其余暂时避难。”这是他在早上6点37分发出的第70次15条报告。之后，早上7点，发来修订后的传真说：“内容修正为：为慎重起见，除监视和作业所需人员外，暂时撤离避难。”

据估计，福岛第一核电站当时有850人，吉田决定留下注水作业等所需的70人左右，其余暂时撤到福岛第二核电站避难。留下的男人们后来被称为“福岛50死士”，他们的英勇表现为人所称颂（虽然说是50人，但实际上是70人）。

菅、细野等人和胜俣等东电干部转移到和对策总部的大房间同层的小会议室之后，留在大房间里的东电的人突然开始撰写向总理大臣报告的文书。

有人大声喊道：“我现在开始写请示书。”“总务部长，你来写吧。”总务部长模样的人把写好的稿子念了出来：“关于避难一事，……这样可以吗？”然后，传阅文书，取得各方批准。最后，社长清水批准了这份禀议书（30）。

看着整个过程的寺田感到非常震惊，都这般紧急情况了，还要什么禀议书啊！[3]

清水拿着这个来到了会议室的菅这里。资料上写着“关于总公司功能转移”，还有“留下最低限度的人员”。清水拿着这个向菅提出请求：“由于情况相当不妙，希望批准撤离避难。”但菅断然拒绝道：“不可能。给我继续注水作业。”清水说：“是，是的。”

对于东电的最高领导胜俣，菅似乎用尽了耐心，他说：“希望不要只做一件事，至少要建立两套体系同时作业。”胜俣回答说：“是的，谢谢。”菅说：“不是要你说谢谢……你做不到吗！”听着两人的对话，菅的亲信内阁审议官下村健一想：“非得让总理大臣这么说才行吗？”他在记录了对话的笔记栏外加了这样一句话：只做评论家式发言的会长。

在一旁观看的首相秘书官好像忍无可忍了，他向胜俣追击道：“请不要因为自己在这里，就以为绝对没问题哟。”

首相助理细野豪志也问道：“如果撤走避难的话，1、2、3号机组都会发生堆芯熔毁吧？”胜俣说：“嗯，虽然不清楚程度，但是……”他之后在说什么就听不清了。细野焦急地说：“在这里就让我们坦率地交换意见吧。”实际上，1号、2号、3号机组都被认为已经进入了堆芯熔毁的状态。

此时，东电员工拿着“核辐射扩散预测图”过来开始解释，但这是一份既没有公里数也没有比例尺的资料。问题一多起来就答不上来。下村记录在笔记本上：被问到也“答不上来”。

下村对清水说：“不是说确认后才行动，而是要预测未来的事情，先行动起来，如果发现不对再停止。你明白吗？”清水又说：“是，是的。”

“无论问什么，回答只有三个：‘是’‘是的’‘那么’。”下村是这么认为的。[4]

菅“占领”了东电总公司约3个小时，上午8点45分他才回到首相官邸。

对于自尊心极强的东电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的经历。东电干部们当中传来“不应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屋上架屋的指挥命令系统”“被首相官邸攻占了”的声音。在他们看来，这是把初期事故应对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东电身上。

在政权内部，菅的行为被赞为英明果断。副长官福山在来往的记者们面前极力称赞道：“菅首相走进东电说‘撤退是不可能的’，真是了不起。”“我认为政府很难干预民营企业，如果对方说‘是这样的’，我就想会不会是这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然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5]时任联合对策总部的事务局局长，后来成为核电担当大臣的细野也说：“事前的手册几乎没有派上用场。政府必须通过获取东电所掌握的信息来决定事情的发展。这是赌上了生死存亡的政治判断。”他对菅的决断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枝野也在半年后回顾道：“很庆幸那一瞬间是他当首相。”[6]

菅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我进了大楼才知道，东电总公司和各个核电站现场是通过24小时电视电话连接起来的，看了之后才明白了。”菅后来才知道，连保安院都没有人在东电总公司常驻。和首相官邸一样，都是从东电叫来被称作“灾害应对现场信息联络员”的人员与之沟通，因而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慢一两拍。

“组建联合总部什么的是在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应该是保安院从东电叫人来说明情况，必要时向经产大臣和总理大臣传达。没有直接控制东电的法律。”

因此，试图采取的法外措施，即组建联合总部，对之后的事态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去那边，只在首相官邸指挥的话，就会不了解情况。”菅这样说道。[7]

成为联合对策总部事务局长的细野在东电待了不久便发现“这就是一家平常的公司”。在每天接触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东电是一家常规的电力供应公司，是难以做出重大决策的公司”，“不是一家能果断处理事情并采取快速灵敏行动的公司”[8]。东电原子能选址总部的干部们，除了吉田以外，都是一样遇事惊慌失措，无论被问什么都吞吞吐吐，或是只会说些含糊不清的话。

另外还有一点，他终于认识到，控制这个公司运作的不是清水，而是胜俣。他这样向首相官邸报告道。

“我终于明白了。公司内部的势力关系不在清水，而在胜俣。”[9]

3000万人撤离计划

早上6点左右，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甚至连戴着全脸面罩的工作人员都能听到。吉田收到了2号机组抑压室压力已降至零的报告。获知这个消息，吉田判断是2号机组爆炸了。

根据后来的解析可知，当时爆炸的不是2号机组，而是4号机组。据推测，2号机组并没有发生爆炸，而是抑压室附近发生了严重损伤。

几乎在爆炸声响起的同时，发现4号机组核反应堆厂房五楼的屋顶附近存在受损情况。上午8点11分，在正门附近监测到高辐射量。不久，发现4号机组的西北角附近发生火灾。4号机组周围散落着此前没有的瓦砾。

4号机组正在进行例行检查，并没有在运转。反应堆内的核燃料全部被取出，1535根核燃料被保管在厂房顶部的乏燃料池中，并一直浸泡在水中冷却，应该是安全的。

虽说处于停止运转状态，但由于核燃料会产生衰变热，所以必须持续冷却。但是，由于失去外部电源，4号机组乏燃料池冷却泵的功能已经瘫痪。冷却水的补给作业也并不如愿。平时保持在40度左右的池内水温在3月14日凌晨4点上升到了84度之高。

接着第二天15日早上6点左右，发生了爆炸。

虽说其他机组发生了爆炸，但核燃料处于反应堆压力容器、安全壳、混凝土屏蔽墙等多重防御之中。可是，4号机组核燃料的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已经从核反应堆中取出，放在了安全壳外面。厂房的墙壁也严重受损，从上面可以看到乏燃料池。与其他机组的燃料池相比，衰变热更高，水分蒸发速度更快。一旦水分蒸发燃料暴露，与此前一样，燃料包壳管中的锆和水蒸气发生反应产生氢气的话，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氢气爆炸。那时，完全没有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和安全壳等遮蔽物的4号机组，将直接释放大量放射性物质到外部空气中。

整个首都圈都可能会遭受核辐射。日本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天，日经股票平均指数暴跌了1015日元，跌至8605日元。

与撤退计划受阻的东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一个逃离的是经产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现场事务所，即福岛第一原子能保安检察官事务所。

3月11日震灾发生时，检察官事务所里共有8人，包括东京保安院总部来的出差组1人在内。其中5人留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负责信息收集和向保安院报告工作。但由于核辐射量上升，他们5人撤到了离核电站5公里远的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避难。事故发生时，保安检察官原本肩负着确认现场、联络总部的重要职责，但他们却偏偏选在总理大臣菅直人乘坐直升机过来的3小时前就撤离了现场。批准此举的是保安院原子能防灾科科长前川之则。

然而这样一来，包括经产省本省在内就无法掌握核电站事故的信息了。由于海江田的指示，5名退避人员中的4人再次返回核电站区内，进行信息收集工作。虽说如此，他们也并没有走出抗震关键楼，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各号机组的情况。而只是把从发电站员工那里听到的内容通过电话传递到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将两者连接起来，起到类似“信鸽”的作用。

14日3号机组爆炸后，他们大吃一惊。他们认为继续留在这里自己会有危险，所以决定再次撤到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尽管如此，选择的避难地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也很难断言是安全的。总务省在两年前即2009年的行政评估监视中，指出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存在没有高性能的空气过滤器、紧急情况下无法采取降低核辐射量的措施等问题，要求其进行改善。不过，保安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并未安装。3号机组爆炸后，辐射量上升。

15日，也就是菅阻止东电撤退的第二天，由所长横田一磨（札幌西高中、北海道大学）率领的安全检察官全体决定撤到福岛县厅避难。作为监督机关的他们采取了与吉田等70人截然相反的行动。这一天，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经由保安院总部向福岛县原子能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发送了传真，指示“避难时，给方圆20公里以内撤离范围的住院患者服用稳定性碘”，但现场的检察官们只顾迁至福岛县厅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传真。

就这样，他们逃到了60多公里外的福岛县厅。

在核电站接连爆炸的这段时间，菅委托日后将任命为内阁官房参与的几位学者进行“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什么”的模拟实验。

保安院院长寺坂、能源厅部长安井、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面对菅，为了让情况看上去不严重，故意不用术语“堆芯熔毁”，而是使用“堆芯损伤”一词来进行解释。然而，菅直人对他们这种说辞并不信任。他暗中咨询认识的学者们，菅说：“我从他们那里听说，早期就开始堆芯熔毁了。”[1]

就像那时一样，菅没有选择通过保安院等政府机关，而是选择了与此不同的途径，让他认识的学者们进行最糟糕情况的模拟实验。在他委托后的两三天内，模拟实验结果被送到了菅这里。结果预测放射性污染会扩散到整个东日本的大气中。

过了一段时间后的3月25日，细野豪志也从原子能委员会那里拿到了同样的模拟实验。用幻灯片演示文稿制作的《3000万人撤离计划》的封面上写着“福岛第一核电站应急预案草图近藤骏介”。近藤担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是东大名誉教授。上面写着，如果陷入新的氢气爆炸等最糟糕情况，核电站方圆170公里内将被强制搬迁，250公里范围内都要撤离。170公里范围内包括新潟县和关东北部，250公里范围内的话，东京和横滨也在其中。[2]这片广阔的地区将在几十年内无法居住。

菅看到这里，心想：“日本要崩溃了。”

“我想着，天皇陛下究竟要转移到哪里才好？还有国会、各省厅……政府机能到底还能否得以维持？内阁怎么办？没有戒严令，这样的撤离可行吗？而且，未来的选举该怎么办？GDP会下滑到什么程度？失业率又会是多少？说起来，如果日本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不能使用，而被分割成北海道和西日本的话，还能作为国家进行统治吗？国家将自然灭亡。我一直在想这样的事情。如果3000万人被迫撤离的话，在撤离途中，病人和老人可能会以几十万人为单位死亡。我想，总之跟枝野长官商量吧。”

菅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心境。[3]

正因为如此，无论如何也要阻止失控的核电站。哪怕赌上性命也要为国家做这些……想到这里，菅痛切地感到，“为国捐躯”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战后日本左翼势力一直故意避而不提的概念。菅作为首相，在面临国家危机时才意识到“为国捐躯是有可能的”。这对可以说是战后革新阵营产物的菅以及支持他的势力来说，实在是一件讽刺的事情。

这些模拟实验本身并不是很细致。因此，没有下达指示制订具体的撤离计划。对于菅直人来说，他的想法是“在脑海中提前设想最糟糕的情况到底会怎样”。

但是，据3月29日被任命为内阁官房参与，担任菅的智囊团的多摩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田坂广志说，设想结果是“3000万人的撤离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核电站就是核反应堆加上乏燃料池。最糟糕的情况下，最可怕的是乏燃料池。特别是4号机组。从核反应堆中取出的裸露燃料所在的4号机组厂房正在坍塌。从3月到4月初，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4号机组燃料池丧失冷却功能导致堆芯熔毁，该怎么办？”[4]

4号机组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中取出的使用中的核燃料被放置在压力容器外的安全壳的再往外一层的燃料池中。一旦发生堆芯熔毁，就没有像压力容器和安全壳那样坚固的“封闭”物遮蔽了。

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风险。在他们眼中，4座核电站相继爆炸，对此却束手无策的日本政权是无能的。特别是对4号机组事故的认识，日美之间截然不同。与美方自己推测的事故严重程度相比，日本的估计明显过于乐观。

美方认为：“恐怕4号机组的燃料池底部已经脱落，核燃料已经熔化并掉落下来。”美国当时正在讨论下令让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撤离。法国好像也做出了同样的分析，3月15日，呼吁法国公民从关东地区撤离。作为核电大国的美法两国，其模拟实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妥当性。

糟糕的是，4号机组为了取出正在使用的核燃料，在厂房五楼的操作层上放置了压力容器盖、安全壳上盖以及各种重型设备。在安全壳上盖着两至三米长的水泥板，脚手架横跨核反应堆地架起来。这项作业所需器材也被运入，沉甸甸的重物堆满了厂房上层。[5]

然而，爆炸发生，引发了火灾。爆炸造成的损伤大得惊人，墙壁已经坍塌。如果再发生爆炸，厂房本身有可能倒塌。比起其他情况更有可能的是，如果再发生一次这样的大地震，厂房很有可能就此倒塌。

“最大的风险是，核燃料暴露的4号机组再次遭遇同等规模的地震和海啸。或1～3号机组再次发生大爆炸造成高辐射量污染，将无法接近4号机组。我们不得不考虑这种最糟糕的情况。”

田坂这样回顾当时的事。[6]

在首相官邸收到3000万人撤离的噩梦般的模拟实验结果，担心日本中枢崩溃的这个时候，东京电力社长清水开始走路摇晃，自言自语了。16日，他说头晕，然后就晕倒了，在公司里躺到了21日。虽然后来一度恢复了，但30日却住进了医院。指挥的工作委托给了胜俣、武藤、武黑。

4月4日，清水在住院期间，向三井住友银行偿还了全部房贷余额。两年前，他从该银行借款一亿日元，在三井不动产开发的东京赤坂的高层公寓的20楼买了一套82平方米的居室。那笔贷款的剩余债务全部一次性提前还清了。不动产登记簿的抵押权被注销，处理干净了。

还款时，清水并不是把负责的银行职员叫到病房让他办理手续，而是自己在电脑上输入密码，自己进行操作。

大概是因为这样操作的话，提前还款的手续费比较便宜。[7]

第6节 尚存的危机

自卫队注水

3月17日上午9时48分，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上空接近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直升机机底挂有一个容量7.5吨的满载海水的水桶。这是提取海水后储存下来的水。

飞行员发出信号：“目标越来越接近了。”中岛建司三曹（31）做出像是趴在直升机上的姿势，从机底看福岛第一核电站，他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手紧握着连接在电线上的操作按钮。3号机组映入眼帘，它已经变成了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般凄惨的模样。他想着：“行，开始！”按下了按钮。瞬间，直升机吊着的水桶翻倒，大量海水喷洒到3号机组上，像是在淋浴。[1]

虽然第一次喷水便出色地命中了，但是从高空很难准确锁定目标。除了高辐射，还容易受到风的影响。也有偏离了目标四处喷洒的情况。这一天，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向3号机组反应堆注入了4次海水。

当天清晨，4架直升机在仙台市陆上自卫队霞目驻扎地起飞。一架UH-60直升机在空中测量了核电站上空的辐射剂量，在上空300英尺（约90米）处记录到每小时87.7毫西弗。陆上自卫队判断，每架飞机可以进行40分钟左右的作业，因此，展开由一架CH-47直升机下达指示，再由两架同型机轮流抽取海水向3号机组注入海水的作战计划。[2]

在上午11时27分开始的临时新闻发布会上，防卫大臣北泽俊美表示：“我们原计划昨天进行作业的，但由于（核辐射）浓度太高，所以撤退了。在从地面上进行注水的方案因浓度极高而无法接近的情况下，做出了‘今天是最后期限’的判断。”3月15日，东电要求用直升机从空中注水，政府内部一直在推进讨论从直升机上注海水的方案。曾一度考虑16日空投海水，但在上空100英尺（约30米）处测得每小时250毫西弗的辐射量，由于辐射过高而不得不放弃。

16日上午8点半左右，3号机组冒出白烟。烟一直没有减少。和4号机组一样，3号机组核反应堆建筑顶部也有乏燃料池。白烟似乎就来自这个燃料池。据推测，在失去所有交流电源并丧失冷却功能的燃料池中，被废燃料衰变热加热的水蒸发成了白烟。池里有566根燃料棒。

发生了剧烈爆炸的3号机组厂房顶部已完全被刮跑，覆盖在上面的坚固混凝土已经坍塌。建筑物构架钢筋也被压弯，内部被暴露在外。与4号机组一样，乏燃料池处于完全可见的状态。完全没有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和安全壳以及建筑物之类的双层三层屏障。如果燃料池的水继续蒸发下去，大量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一定会毫无阻碍地直接被排到户外空气中污染东日本。16日下午，搭载东电员工的自卫队直升机接近4号机组，从目测和照片了解到4号机组燃料池里有水，燃料没有露出。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正在冒白烟的3号机组。

17日清晨，北泽与菅直人首相反复讨论，最终达成共识，认为“今天是最后期限”。起飞的直升机为防止辐射，在机身底部贴上了钨制地板，机身内部用合成树脂板做了密封处理。自卫队队员们进行了全副武装，在平时装备的基础上，穿上防护服和铅夹克，戴上防护面罩。北泽向自卫队统合幕僚长（32）折木良一下达了“注水一次”的严令。尽管这些队员们有受辐射的危险，但他们受命“一定要注入一次海水”。[3]

当天下午4点14分，自卫队出动了集结在作为前线基地的福岛县楢叶町足球训练设施J-VILLAGE的消防车，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下午5点37分，由应对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率领，5辆消防车、2辆化学防护车、东电的面包车等共9辆车抵达第一核电站正门前。领头的深绿色化学防护车看上去就像装甲车一样。为了这一天而从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等处凑集的消防车，车身的确是鲜红的消防车外壳，但实际是用于飞机事故的灭火工作，具有特殊的强放水功能的车辆。

当看到顶部完全被掀走了的3号机组核反应堆建筑，队员们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严重程度超乎想象。与相邻的几乎完好无损的2号机组建筑相比，其破坏程度是惊人的。建筑物的顶部被摧毁得面目全非，可以看到从弯曲的钢梁后面冒出滚滚白烟。是否有再次爆炸的可能性？如果暴露在核辐射下会怎么样？队员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晚上7点35分，安装在驾驶席顶部的喷水枪以迅猛之势将水喷出，击中了3号机组。直到当天晚上8点07分，共进行了5次注水。消防车轮番向3号机组“开火”。“1号车命中”“2号车命中”，队员向陆上自卫队的中央应急集团司令部（东京练马）进行报告。[4]次日即18日下午2点，消防车比前一天更靠近3号机组建筑物，为了提高命中准确度，从10米的近距离开始注水。20日开始，以4号机组燃料池为目标开始进行注水。

从地面近距离注水，实际上比从空中投下的命中准确度要高得多。但即便如此，直升机空投（即使被大多数民众看作是畏首畏尾的行为）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能够通过电视画面这种具体的形式向世界展示日本政府首次认真处理核电站事故的情形。要让大家看看政府在做什么。这是一场为了这种戏剧性效果而表演的直升机洒水作战。

从3月15日起，对于作为由政府和东电组建的联合总部的事务局局长负责处理核电站事故的首相助理细野豪志来说，这件事令他感到有好转的征兆。“3月11日以来，一直处于看不到光明的严峻情况，每天都过着苦闷的日子，但我认为有两个转折点。”[5]其中之一是联合总部的成立。因为随着政府和东电的联合，东电的信息进入政府，受政府督促，东电也开始准备应对措施。细野所说的另一个转折点，就是自卫队飞机的注水行动。

“关于注水这件事，消防员真的很勇敢地参加了这次行动，警察也不顾危险赶赴现场。然而，如果你问我谁的功劳最大，我认为是自卫队。水桶里装满水再挂在直升机上的做法，是一个转折点。”

细野这样极力主张道。

“之后的几天，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但是，从这时起想办法把水注入了。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对核电站的控制水平在逐步提升。终于进入可以控制核电站的阶段了。”

细野这样说道。

美国的焦躁

利用自卫队飞机向核电站投放海水这一举动，产生的“视觉效果”非常显著。因为在此之前一直任凭东电处理而不见身影的日本政府，终于开始表现出具体的行动了。

3月16日，美国召开了由60名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大型电话会议。通过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空放飞的无人侦察机“全球鹰”的观测结果，掌握了核反应堆温度异常高的情况。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在会上，有人提议“应该让居住在东京的9万名美国公民撤离”，但国务院日本处处长凯文·马厄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全部撤离命令还为时尚早。如果现在下达命令，将严重动摇美日同盟”，拦住了撤离提议。但是，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主席格雷戈里·贾茨科对日本政府束手无策的样子抱有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在16日的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说：“4号机组燃料池的水已经完全干涸。”

因此，美国政府当天下令其公民撤离到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80公里外的区域。[1]在日本政府尚且只对核电站2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下达撤离指示的情况下，美国却敦促更广范围内的在日美国人进行撤离。从对核电站事故的危机意识来看，日美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这诱发了在日外国人的集体回国潮。贾茨科主席的发言和在日美国人的撤离指示被政府高层人士当作是“如果继续这样无所作为的话，美国将放弃日本”的信号。正因为这样，菅和北泽才决定今天（3月17日）是最后期限，一定要注水，哪怕一次也好。17日上午10点，自卫队直升机完成第四次投放海水。之后的上午10点22分，菅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进行了电话会谈。

在自卫队直升机投放海水的17日这天，美国不仅对80公里范围内的本国公民发出了撤离建议，还通过驻日美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提议设立日美协商机构。美国通过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听取了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干部的意见，但或许是他们的说明方式拙劣，让对方认为“他们在隐瞒一些事情”“他们不愿意共享信息”。为了打破僵局，细野17日会见了大使馆有关人士，同意设立日美协商机构。细野当时是这么说的：

“仅靠我国政府自身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想可以考虑接受美国方面的提议，不仅是前线，还包括后方支援（进行日美协商）。”[2]

经过几天的准备，从22日开始，日美协议体“日美合作小组”成立了。美国方面有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主席贾茨科、驻日大使约翰·鲁斯、美国能源部及驻日美军的代表人士等参加，日本这边有首相助理细野、日本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官房副长官福山以及经产、外务、防卫各省和东电成员参加。通过这个协议体，日美之间的交流终于开始变得密切起来了。

美国为了收集情报和指导日本，曾向首相官邸周边临时派遣了美国NRC的相关人员。对作为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感到不放心的超级大国，让手把手指导的监督官常驻在日本政府中枢，是件极为异常的事情。“美国顾问”好像在这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常驻在首相官邸或附近的办公大楼。

经日美合作小组协商之后，从日本政府获取了信息的美方便迅速行动了起来。自4月2日以来，处理核、生物、化学武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门部队CBIRF约150人陆续抵达日本。为储存必要的核反应堆冷却用水，美军将横须贺基地所属的两艘驳船派往福岛第一核电站，并提议要提供一万套防护服和3万个放射性剂量仪。

对于美国的担忧，菅这样说道：[3]

“尽管美国政府中有人像凯文·马厄那样，说日本政府好像把整个事情都扔给了东电，但事实上绝非如此。成立联合总部之后，我们才得以从东电获取信息，美国也因此才最终解除怀疑‘日本在隐瞒什么’的误会。因为3月15日联合总部成立之前，无论我们问东电多少次，都一直处于没有任何回应的状态。”

在放飞无人侦察机“全球鹰”的美国看来，4号机组乏燃料池的问题非常严重。

“美国的确非常在意这一点。4号机组将使用中的燃料转移至池中，别无措施，让燃料放在既无压力容器也无安全壳的地方，即处于裸露状态。因此，一旦没有了水，瞬间就会发生堆芯熔毁。实际上，美国很怕这一点，他们怀疑这种情况是否正在发生。

“而且，我还担心发生余震。建筑物是由柱子和墙壁组成的，但4号机组的墙壁因爆炸倒塌，而仅仅依靠柱子，真的能承受得起大的余震吗？我想要是柱子也倒塌了，真会束手无策的。”

菅是这样说的。

自卫队直升机在上空进行调查，目视确认了4号机组燃料池中有闪闪发亮的水面，还发现一度超过160度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空温度已降至40度以下。好像由于注水作业让燃料池里有了水，温度才得以下降。最糟糕的危机似乎已经避免，美国也为此松了口气。

在事务局局长细野的领导下，联合总部于4月1日成立了6个项目组，分别是中长期应对（辐射屏蔽）、辐射燃料提取和转移、远程控制、长期冷却工程、辐射积水回收和处理，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其中，最重要的课题是考虑辐射屏蔽的中长期应对小组，该小组的组长由原国土交通大臣马渊澄夫接受任命成为首相助理后出任。不仅是东电，经产省、能源厅、保安院、警察厅、消防厅和自卫队也加入其中，联合总部的总人数达到200人。在细野的掌舵下，构筑起系统的应对体制，此后日本政府和东电终于能够真正面对核电站事故了。

帮助细野的东电事务局局长由负责宣传和企划的常务西泽俊夫出任。他是会长胜俣恒久直系的企划部相关的部下，也是胜俣的宠儿。在东电公司内部，广泛流传着一种推测，即认为“如果社长清水正孝因事故引咎辞职的话，会长胜俣会把西泽提拔上来吧。起用西泽应该是考虑到下任社长在内的人事变动”。[4]这一见解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

对于此时的情况，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说道：“我开始意识到局势稍微稳定下来了。”

“那时候的消防车和直升机的注水是一个进步。但核反应堆并不一定是稳定的。在这一点上我一直抱有危机感。我可能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得以摆脱这种危机感。”[5]

班目这样回顾道。

电源恢复

东电从3月17日开始着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电源恢复工作。行动计划是利用40年前建设该核电站时使用的东北电力输电线，用延长电缆将输电线延伸至1、2号机组，使其通电。为此，须沿核电站内的道路铺设三条500米长的电缆，总长1.5公里。原计划通过从东电的输电线上再连接其他电缆的方式给3至6号机组通电。

作业稳步地推进着。19日，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接到报告，称“今天有可能恢复电源”。两人在菅的办公室里商量。福山说：“外部电源终于接通了。”菅也似乎松了一口气。[1]对自11日以来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首相官邸来说，这也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好消息。终于可以摆脱危机了。19日，《朝日新闻》晚报头版刊登了大幅报道称“今日恢复供电”。

第二天，即20日周日上午，福山先后登上了富士电视台的《新报道2001》和NHK的《周日讨论》节目。在这两个节目中，福山提到“我在祈祷通电工作顺利进行”“19日外部输电线路已连接，20日就可能通电了”等内容。福山当时认为“如果恢复供电，核电站所具备的冷却功能将自动恢复”。因此，当时他一直在祈祷。

输电线接通了。20日，2号机组通电。21日，5号机组接通外部电源。22日晚，3号机组中央控制室终于亮起了灯。这是震灾发生11天以来的第一次。报纸连日在头版上大幅报道，称电源恢复工作顺利进行，核电站事故似乎已渡过难关。

一旦通电，各核反应堆建筑内的乏燃料池冷却功能将得以恢复，也就能够避免美国曾担心的3、4号机组燃料池的水干涸导致堆芯熔毁的情况。只要通电后核反应堆冷却泵启动的话，就能摆脱危机。至少东电持续发布让人抱有这种期待的公告，让媒体和首相官邸的高官们也都深信这一点。

但是，即便恢复了供电，核电站的冷却系统也没有启动。

“说起当时的冲击，那可是相当大的，我和总理大臣都感到无比地震惊和失望。”福山这样说道，“也就是说，我们明白了，消防车注水，直升机喷水，这样的事情还要不得不持续一段时间。”

由于仪表不稳定，即使恢复供电，也无法掌握核反应堆的情况。由于循环冷却水泵坏了，所以余热去除系统无法启动。乏燃料池的冷却功能也没有恢复。最终，不得不继续一边用消防车给各核反应堆注水，一边开始安装临时泵，用特殊喷水车和消防车往燃料池内注水。

直到近一个月后的4月中旬，福山才终于开始感到“渡过了危机”。

4月11日，日本政府改变了以往以核电站为同心圆划定撤离区域的做法，重新将半径20公里以外的区域划分为“计划撤离区”和“应急撤离准备区”。

4月17日，为配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日，日本政府制定了核电站事故完结路线图“工程表”。随着核电站控制方面已开始形成路径，居民撤离方案也更加合理了。

“我心里一直担心是不是会爆炸，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终于稳定下来了。”

福山这样回忆道。确实，过去一个月里，“日本崩溃的危机”始终持续着。

注释

（1）福岛县：日本东北地区南部的一个省（日本的“县”相当于我国的“省”），东临太平洋，东西横跨奥羽山脉，由东至西依次分浜通、中通和会津三大区域。[本书脚注皆为译注]

（2）郡：1878年开始为日本府县下的行政区划名称，1923年废止。现在只是地理区划名称，包括第一级行政区划（都道府县）的区、市以外的町、村。町、村虽隶属于郡，但郡几乎没有行政权力。

（3）町：日本行政区划名称，行政等级同市、村，是第一级区划（都道府县）的次分区。町的面积小于市、略大于村。

（4）1965年至1974年。

（5）陆奥市：日本青森县东北部，下北地区的一个市。日语中一般不写汉字，用假名“むつ”标记，罗马字为“mutsu”。

（6）会长：在日本用于公司职务时，代表最高位阶的董事长，是社长之上设置的职位。

（7）常务副社长：日语写作“筆頭副社長”，是日本公司位于社长之下，但比一般副社长高的职位。

（8）经团联：全称“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与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并称日本“经济三团体”。

（9）修二会：日本佛教寺院每年举行的传统法事，是“修二月会”的缩写（因在农历二月举行而得名），又名取水节。奈良东大寺每年3月1日至15日举行，由东大寺僧人在二月堂的十一面观音像前代表世人忏悔罪孽，祈求国家安泰，万民丰乐。

（10）千“菅”一发：“千钧一发”的谐音。日文原标题“‘菅’一髪”与“間一髪”（千钧一发）同音。

（11）日本首相的正式名称为内阁总理大臣，因此也称首相为总理大臣。

（12）日本国会的委员会对行政相关的详细问题或技术问题进行审查或调查时，应委员会要求而出席作说明的公务员。

（13）知事：日本都道府县行政区的首长。日本县知事、府知事的级别相当于我国的省长。

（14）“文殊”核反应堆位于日本福井县敦贺市，距东京以西350公里。

（15）自治体：日本实行两级行政制，地方政府由跨区域的自治单位“都道府县”和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市町村”两个层级构成。日本的自治体相当于中国的地方政府。

（16）三和综研：三和综合研究所的简称，三和银行的决策研究部门，是由各界专家组成的智囊团。经历了几次银行合并后，三和综研现已与其他几家机构合并为三菱UFJ研究咨询公司。

（17）写真周刊杂志：日本一种以照片为主的杂志类型，内容大多是揭露名人丑闻。

（18）东工大：东京工业大学的简称。

（19）1999年9月30日发生在日本茨城县那珂郡东海村JCO公司（住友金属矿山的子公司）核燃料加工设施的核辐射事故。该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重症，另有667人受到核辐射。

（20）首相公邸：日本首相居住的地方，位于首相官邸旁边。在日本，首相只在“首相官邸”办公，并不居住。

（21）平成年间：1989—2019。

（22）JR是Japan Railways的缩写，即日本铁路公司。

（23）原文如此。

（24）此事发生在2010年11月18日。

（25）省厅：日本以各国务大臣为首的总务省、法务省、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防卫省、国家公安委员会（警察厅）等12省厅。多与内阁府合称为1府12省厅。

（26）平假名：日语使用的一种表音文字。原文中，便条好几处以平假名书写。想来是汉字笔画太多，记录者仓促之中便以平假名代替。

（27）震度：全称为“日本气象厅震度阶级”，分为0～4、5弱、5强、6弱、6强、7等10个等级。与表示地震本身强度的震级不同，震度表现的是某一地区受地震影响的程度。各国分级方式不同，中国大陆采用分为十二级的地震烈度。

（28）职业公务官：在日本，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综合职考试、上级甲类考试或Ⅰ级考试，作为干部候补被中央省厅录用的国家公务员被称为“career”（职业），而当他们正式升任官员后则被称为“career官僚”（职业公务官），是日本公务员体系中的精英官员群体。

（29）《核反应堆等规制法》：全称为《核原料物质、核燃料物质及核反应堆规制相关法律》。

（30）禀议制：指日本的一种传统决策体制，免去开会，以书面形式请示决策者。禀议书则指为禀议准备的文稿。

（31）三曹：日本自卫队军衔，相当于下士。

（32）统合幕僚长：日本自卫队最高职位，相当于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