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百年接力

一

1645年4月1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时任马萨诸塞总督的约翰·温斯罗普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康涅狄格地区哈特福德的主事霍普金斯先生来访波士顿，他的夫人多年来一心一意投入阅读写作，著作是不少，却落得身体孱弱、神志恍惚。纵然丈夫对她关爱有加，奈何发现问题已经为时过晚。

温斯罗普接下去的评论很是经典，他定义了“女人的本分”：“如果她按照女人的本分管好家务，而不是超越自己的天职去做那些只适合脑力更强的男人们该做的事，她本可以保住心智，也可以在上帝安排她的位置上修身养性，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用，也更有尊严。”

这时，温斯罗普来到美洲不过15年，应该还算是一个搬到大洋这边来居住的英国人吧。他对女人的这种看法还是沿袭英国人的，也是那个时代地球人所共有的。人类社会的麻烦向来是千千万万，男女平权的事根本就一直轮不上，差不多要等到20世纪，才算排到了日程上。在北美殖民地，人们一天到晚操心的是自己的罪能不能被宽恕，死后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清教徒们活在这个世界，却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世界。

不过话说回来，观念说到底是现实的产物，形势总是比人强。在北美那种穷乡僻壤的特殊环境里，现实生活的压力正在一点一滴地修正和改造原有的观念，殖民地女人在各个方面都有些与众不同的表现，她们正在润物无声地开创着美国妇女的独特传统。

首先表现在宗教上，这在当时是头等大事。由于对圣恩的同样渴望，对圣洁生活的同样需求，女人在马萨诸塞同样可以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她们由此获得了一种信仰和身份的平等。本书第一位传主安·哈钦森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女人成为异见领袖，拥有大批追随者，影响大到足以让当局感到不安——这在那个时代的其他社会中大概不多见吧。哈钦森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这样的妇女显然大大超出了温斯罗普对女人本分的定义，但她却真实地出现在早期的马萨诸塞，而且产生了真实的影响。她被正式审讯，并且被允许为自己辩护，最后，她被逐出了殖民地，因为初创的殖民地经受不起这种神学异见的冲击，更经受不起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的挑战。

为了方便阅读《圣经》，殖民地的女孩在5至7岁时都要和男孩一起上学认字，但是7岁以后的教育机会便截然不同了。男孩成绩好的话，可以再去上7年的文法学校，其后还可能进大学深造。女孩的学业则到此为止，转而学做针线，至多也只能去接受私人教育。可是不管怎么说，女孩子毕竟不是文盲了，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依然是领先的。

在经济方面，荒野的开拓筚路蓝缕，因陋就简，一个穷人家是养不起闲人的，女人必须参加劳动。即便是南方庄园的女主人——新大陆最接近淑女的人物，也往往承担着照看和安顿奴隶的大量琐事。女人有了贡献，就有可能对家庭事务拥有发言权，在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平等。同时，在家庭之外，殖民地的女人也有机会独自谋生：自己开店、掌管生意、当保姆，这些都被视为女人的正当营生，就是说女人有独立的经济出路。

在婚姻方面，殖民地自然是坚守一夫一妻的基督教伦理，一度甚至不允许独身。在那个年代的新大陆，一个人能活到四五十岁大概就算寿终正寝，寿命短，死亡率高，无论男女，一生结婚两三次很平常，生一堆孩子也剩不下几个。生存状态如此，生生死死乃平常事，家庭频繁重组，妇女的地位也相应变得平等：社会不存在对寡妇的歧视，她们在丈夫死后可以继承财产，可以带着财产再嫁，富有的寡妇往往是绅士们求偶的理想对象。

就这样，各种客观条件叠加的结果是，殖民地塑造出一种相对旧世界而言略有变异的新女性，布尔斯廷就此写道：“有充分证据表明，以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妇女跟英国妇女相比，她们在厨房以外的活动中起着更加多样化、更加活跃、更加出色的作用，而且总的来说，也更有成效。” 男女的社会角色历来是内外有别，人类的世界似乎被分隔成两个部分——外面的社会是男人的天地，家庭的四墙之内则是女人的活动场所。而北美殖民地社会由于它初创、单薄、简陋，反而为妇女打开了一道侧门，使她们能够悄悄地迈出家庭，在履行女性传统角色的同时，关注到社会上的事情。

然而，又如布尔斯廷所言：“殖民时期的妇女比其后时期的妇女在许多方面更有成效，她们在职业生涯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也更为突出，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才又重现。” 女性的悲哀正在于此，她们的解放之路不会一次性完成，殖民地妇女的新传统没有能一直发扬光大下去，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起有落。然而，美国女性从未放弃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各个时代的女性先驱奋发图强，历经数百年坚韧不屈。从她们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她们不仅自己活出精彩，更是带领广大女性完成百年接力，只为争取一个男女平权的新社会。

二

在新环境中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熏陶后，到了独立革命，美国妇女已经对国家形势很有感觉。她们不仅参与独立运动，还在革命的激励下，将这种独立意识运用到自己身上。她们十分关注：在即将建立的新社会里，妇女将拥有什么样的地位。阿比盖尔·亚当斯在给丈夫约翰的信中提醒革命的领导层：在制定新的法规时务必记住女士们，否则——

我们将决心煽动一场反叛，并且决不会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们的代表的法律约束。

如此气概、如此意识，与美国革命完全是一脉相承。这个头开得意气风发，开得有胆有识，此后每次社会改革发出的平等呼声，都会再一次唤醒和强化妇女的平等意识。

19世纪上半叶安德鲁·杰克逊当政时，精英政治进一步向民主政治推进，平民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暴涨。共和国度过了初创的困顿，迎来社会稳定。国民信心满满，甚至雄心勃勃，他们满以为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能一劳永逸地将社会改造得完美无瑕。他们发挥种种想象，掀起了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运动：废奴、禁酒、素食、女权、公有制……他们借助体制的自由，放手试验各种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确切地说是试验大大小小的乌托邦，妇女也积极参与其中。

差不多就在这次改革的发轫之初——1831到1832年间，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受到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吸引，来这里进行了一番卓有成效的考察，写下了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目光敏锐的他也注意到了新世界妇女的新颖之处，用了整整五章的篇幅来论述美国妇女的地位、态度、教育，以及家庭和两性平等。他的观察无论巨细，从来不脱离美国社会的大框架，也从不忘记与欧洲社会进行对比。

托克维尔毫不吝啬地高度评价妇女对社会的影响：“社会的民情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 他对美国妇女的评价更是有点出人意料：

要是有人问我，你认为这个国家惊人繁荣和国力蒸蒸日上主要应当归功于什么，我将回答说，应当归功于它的妇女们优秀。

托克维尔对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表现深有感触，尤其以下几点：

第一是美国女孩享有更多的独立自主，“在美国，一个年轻姑娘可以只身长途旅行而不必害怕。”她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主要是三种因素的作用——新教背景下个人获得的更大自主、自由政体下个人享受的言行自由，以及民主社会中的身份平等。相比于欧洲对女孩的过度呵护，美国社会更加鼓励女性的自主精神和理性智力，她们从小就比较不受障碍地接触到真实的社会，清楚知道人世间存在的邪恶。她们年纪轻轻就被允许独立思考和行动，自由发表看法，成为自己的主人，尽情享受生活。

第二是美国社会对女性的尊重，相信她们的智力，尊重她们的自由。得益于独立自主，美国女性也经常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头脑和心胸，刚毅果敢。

第三是美国人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不抹杀性别差异，不搞强制平等，而是让男女各自发挥不同特点，各尽所能，来维护家庭和促进社会发展。虽然两性做的事不同，但作为人的价值是相同的。表现在家庭内部就是：美国女性一旦婚配，便和其他地方的女性一样，丧失独立而从属于丈夫，“住在夫家就像进了修道院”——严峻的舆论“将妇女牢牢地封闭在只顾家庭利益和责任的窄小圈子里，不准她们越出雷池一步”。

对于这种约束，托克维尔并没有提出异议，而是加以肯定。他说：美国人将“指导当今工业的伟大政治经济学原则应用到两性方面来了，即细分男女的职责，以使伟大的社会劳动产生最好的效果”。他进而赞赏了美国女性的隐忍、坚毅——“毫不抵制和没有怨言”。他这样解释其原因：美国没有早婚，女孩在婚前会慎重考虑、反复衡量，婚约是她们心智成熟后自由选择、自由缔结的，因此她们在婚后会以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去践约，献身家庭，决不去管家务之外的事情。他断言，美国妇女这样做是出于内在的力量，是自动就范，心甘情愿地放弃。

托克维尔的观察很是逼真，却未必说到女性的心里。美国妇女真的“毫不抵制和没有怨言”吗？他也许言之过早了，更大的可能是他来早了一步，倘若他晚十年到访美国，想来就不会这么高估美国妇女的忍受力了——一场女权运动正在蓄势待发，很快将遍地开花。

妇女素来对道德更加敏感，她们投身禁酒、废奴等各项社会改革，成为这场改革运动中的重要力量。然而她们很快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中经常被排挤和压抑，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840年伦敦召开的反对奴隶制大会上，男士们竟然通过投票将卢克丽霞·莫特等六名美国妇女代表排斥在外。不平与愤怒是意识觉醒最好的催生剂，女士们认识到首先应该解放的就是她们自己，于是她们从被动转向主动，开始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维权。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迎来第一波女权运动，女士们多方出击，挑战男性主宰的传统习俗。

首先就是女性当自强，她们必须用知识和技能来武装自己。一些有志向的女性勇敢地踏入传统的男性就业领域，要求平等教育、平等就业。1835年，美国开始有女医生正式开业，20年后她们开设了女子医学院。1840年代，立志当牧师的女性进入神学院，争取宣教布道之权。她们还募款办学，创立分阶段的女子学校，重点开设培养女教师的师范学院。还有许多妇女公开巡回演说，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也有妇女办杂志、当编辑，传播女权思想。有些女性则直接参与商业经营，拥有自己的实业。对这些踏进社会、敢作敢为的女性来说，受嘲弄是经常的事，但这动摇不了她们的决心。

同样重要的是平权意识，除了要求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女权主义者还大力促进妇女的平等宪法权利。以家庭为例，依据美国当时的法律，已婚妇女完全是丈夫的附属，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甚至打老婆也是合法的。经过女权运动的努力，纽约州在1848年率先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对子女的抚养权。1850年，丈夫酗酒可以成为妻子要求离婚的合法依据。有些州的妇女还提出了选举权等更高的要求。在当时民间所办的各种试验性社区里，包括宗教和世俗的，都一致主张男女平等。

正是在积极参与改革的过程中，美国妇女学会了维权的重要方式——那就是组织起来（在这个民主的大社会中，她们练就了自己的组织能力）。第一步，志同道合者就近组成小团体；第二步，小团体在州范围内进行整合；第三步，全国范围的大联合——召开全国女权会议。

1848年，第一次女权大会在塞尼卡福尔斯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代表参加，这是美国女权历史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大会发表了一个《情感与决心宣言》，简称《女权宣言》，由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执笔，要求实现全方位的男女平等。贵格会的女信徒们为大会作出了特殊贡献，因为贵格会一向开明，其女性拥有更多公共演说的机会，训练出了像莫特这样思想超前、擅长演说的女性领袖。《女权宣言》在19世纪中叶的发表，说明美国妇女在意识觉醒和争取平等上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

经验证明，只有产生了一大批同道中人，先进的代表人物才可能脱颖而出。独立后半个世纪的美国孕育出了一批女界精英，玛格丽特·富勒当属其中翘楚。富勒才智过人，学识渊博，性格独立不羁。在那个女孩不能上大学的年代，她的父亲将她像男孩一样培养成才。富勒自视甚高，从不甘心当任何人的附庸，她对贬低女性头脑的说法尤为愤慨，抗议各个领域中对女性的压制。

在汇聚了美国文化精英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俱乐部中，富勒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成员，她担任俱乐部刊物《日晷》的首任主编长达两年，而这本杂志总共存在不过四年（1840—1844）。富勒关注社会改革和妇女处境，她将自己对性别的观察和思考写成文章《大讼案：男人对男人们，女人对女人们》，以平等的姿态从灵魂平等说到两性平等，文章思想敏锐、词锋犀利，号召女性勇于追求自由和精神自立，做一个真正的个人。该文于1843年发表在《日晷》上，后扩展成书，改名《十九世纪的妇女》（1845），这是美国第一本有关女性的专著。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曾作文将富勒与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相提并论，后者的《为女权辩护》（1792）称得上女权主义的开山之作。

在组织和宣传女权运动方面，成绩斐然的女性不在少数，除了莫特、斯坦顿，还有格里姆凯姐妹、苏珊·布·安东尼、阿比盖尔·布什等，她们各有所长，贡献不一。莫特和斯坦顿，斯坦顿和安东尼彼此配合默契，四处游说，促成了各种妇女组织的成立和多次女权大会的召开。

内战的爆发致使这场女权运动，乃至整个改革运动都戛然而止。值得一提的是，内战时期最为畅销、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正是出于一位女性之手——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它的意义显然不限于一部小说，它是斯托夫人针对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奴隶制——的表态和参与，她从人性的角度揭露批判这一违背人性的制度，使用的是文学这样一种诉诸感性的普及方式。小说成功激发了广大北方民众的良心良知，为推翻这一罪恶制度、维护联邦事业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思想和情感动员。

三

经过四年内战的浴血奋战，美国终于摆脱了奴隶制及其相关的南北区域对抗，社会重新整合，全国的重心转移到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上。仅仅用了40年，到19世纪末美国便雄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民众生活显著提高，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财阀垄断经济、贫富严重不均。城市里的贫民窟触目惊心，工人运动频发，农民处境艰难，平民运动此起彼伏。

进入20世纪后，美国上下已形成共识：必须改革垄断经济的弊端、扩大政治民主、平息民众不满、恢复社会稳定，一场历史上称之为“进步运动”的改革由此而起。在这场世纪交接的运动中，美国妇女始终积极参与，有时还走在前列。她们以女性的关爱之心，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生存问题，在基层建立扶贫机构以解燃眉之急——为穷人提供衣食住宿等直接援助，为孩子提供活动场所和教育机会。简·亚当斯等人在芝加哥创建的“赫尔会馆”就是这类机构的首创和典型。她们从事的扶贫济困是帮一个算一个，逐个解决问题，从基层做起，一直呼吁到最高层。她们孜孜不倦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作为参与这一运动的众多美国妇女的优秀代表，亚当斯被授予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在20世纪初的欧洲，存在着一个美国侨民群体，其中有位闻名遐迩的文化人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学过医学、心理学，还曾师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她一心创作她认为属于新世纪的美国文学，并热衷于鉴赏和收藏欧洲新崛起的先锋派画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家纷纷来欧洲取经，斯泰因的沙龙名流往来，正是他们结交朋友和获取指导的好去处，她为这批美国作家起了个共同的名字——“迷惘的一代”。斯泰因并不囿于一个作家的身份，她心怀天下，两次世界大战时她都身在欧洲，热心主动地参与支援祖国的正义事业。对斯泰因这样卓尔不群的女子来说，性别早已不再对她构成限制。

可以说，每场战争都是在深度改造社会。“一战”时，当男子走上战场，妇女便不得不走出家庭去填补职场空缺，原本被迫的这一步成了女性走进社会的重要一步。有参与便有了发声的机会，也便萌生了平权的要求。美国妇女是敢于创新的，选举权是她们多年来不屈不挠地争取的政治目标，1920年时机终于成熟，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梦想成真——“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

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妇女开始登上政坛直接参政，劳工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部长。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更是经常公开出面，代表总统四处奔走，开创了美国第一夫人历史中的先例。之前如阿比盖尔·亚当斯，虽然也是丈夫的好参谋，但建议从来只限于家庭范围，在公开场合只能充当白宫女主人，行礼仪之职，却不能直接参与政事，因为政坛历来是男性的领域。从罗斯福夫人开始，美国人逐渐习惯夫人出来关注政治，而且他们真的很欢迎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渴望享受和平生活，美国妇女纷纷返回家庭。或许是为了解决退伍军人的就业问题，也或许是因为战后迎来了婴儿潮，整个社会都在刻意营造一种城郊家庭妇女心满意足的幸福形象，似乎家庭就是她们的全部人生。

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男人觉得是，女人听着听着也觉得应该是。但是贝蒂·弗里丹出来说话了，她说这只是一个关于女性的神话。1963年，她在多年调研的基础上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将这种有意无意想象出来的女性状态称为“女性奥秘”。美国妇女——尤其是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对于自己衣食无忧的日子似乎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然而她们内心却在困惑，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弗里丹在书中替她们一语点破——女性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目的和人生意义。《女性的奥秘》启发了美国妇女的自我觉醒，激发了其他女性也开始踊跃发声，呼吁呐喊。她们彼此交流，形成团体组织，共同寻求女性更深层次的平等地位。以前女人的事业便是男人，现在她们要寻找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激励下，全美形成一场狂飙式的女权运动，与一个世纪前的那场相比，声势更大，范围更广，人数更多，而且不限于精英妇女。这场运动普遍而深入，引发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全方位的深刻变化，说它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也决不为过，毕竟女性占了人口的一半。如今女性在就学就业上与男性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大学女校长、公司女总裁、女议员、女议长、女州长、女部长、女国务卿都已不足为奇，女性竞选总统也已发生。虽然总体来说，女性在政治经济的高层面上还处于劣势，但说性别歧视已不再构成合法障碍应该不是夸张。这态势不要说两百年前的阿比盖尔·亚当斯想象不到，就是一百年前的简·亚当斯也不敢奢望。尽管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回头一看，阿比盖尔所说的“反叛”已然发生，妇女在近一个世纪来取得的进步称得上“惊天动地”。那些无畏的女权先行者值得我们为她们作传，来表达敬仰与感激，没有她们的持续努力、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我们又如何能争取到今天的局面？

四

从本质上讲，女权就是女人作为人的权利——与男人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利。简言之，女权要求的只是女人的人权，并非要求一种特殊权利。比如，免于骚扰就是一种不分男女的基本人权，只是女性更容易受到骚扰，对此也就更加敏感。

从现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上看，确实不大有专门歧视女性的条款了，但男尊女卑的历史毕竟太过久远，习惯乃第二天性，人们早已熟视无睹，这点群众运动也改变不了。如果我们运用一些想象力，将现实中的性别角色颠倒过来，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看清这种偏见。比如记者采访撒切尔夫人时会问：你当首相后怎么兼顾家务？但他会这样问同时代的里根吗？近期大家都在热议新组建的芬兰政府，19名政府要员中妇女占了12名，除了34岁的总理是女性外，内政、财政、教育三部长都是85后女性。然而各国内阁历来都是男性部长占多数，谁去好奇热议过？拿身边的事来说，上网一查，就看到成系列成品牌的“爱妻电器”：洗衣机、净水器、油烟机、燃气灶等，丈夫放心地把家务都交给了爱妻，可怎么就没有“爱夫电器”呢？家庭中太太打理一切家务，让先生专心成就事业的现象随处可见，反过来又有多少？

这样说只是在陈述事实，并没有否定的意思，因为现状的形成自有其纷繁复杂的原因，不是想否定就能否定的。传统观念不是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几声呐喊解决不了问题。若是脱离人类整体的发展来单独看待妇女问题，很容易走极端。回到太初，男女的分工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肯定与生理有关，妇女体能较弱，又承担着更多养育后代的责任，于是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内外有别的习俗，男主外女主内，这本来无可厚非。但随着外面社会的日趋强大，主外的男子也越发强大，垄断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主内的女子则相应弱化，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最后基本上失去了对社会的话语权。只要看看母系社会被父系替代的这一过程在世界各地重复，就说明这不只是偶发现象，而且也不会只是发生在主观层面上，它体现了物质条件对男女地位的制约。

这种状态延续了多久呢？光阴冉冉，无可测算，只知道变化是到了近代才刚刚开启的。其间东西方都有过女性执掌权柄的特例，英国的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是堂堂正正继承了王位的，中国的武则天是气势强悍地自行称帝，慈禧的垂帘听政虽说有点遮遮掩掩，毕竟也实际统治一个庞大帝国长达半个世纪。不过这些都是个例，不能说明妇女地位的总体变化。一直到大约200年前，妇女受压制的状态才首先在西方受到关注，确切地说是在英国，这和英国在现代化上的领先是一致的。可见，只有当整个社会步入文明繁荣之后，只有当人类的公平正义观念改变之后，才有可能来关注某个群体的平等地位和发展，妇女作为人类的一半才能顺势而为。如今，当我们的认知终于达到这一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理：如果占人类一半的妇女持续处于不平等状态，人类也就谈不上文明。从未听说过一个社会能达到高度文明，而其妇女却承受着有系统的压迫和歧视。

精神文明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但有了物质基础也未必就有精神文明，观念变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性别平等是一个观念，与种族平等、阶级平等一样，依据的都是人类平等这个总观念。横向比较一下就可看出，美国妇女能够走在世界前列，除了经济条件，更依赖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依赖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否则何来平等之说？何来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可能？ 在一个不支持平等自由价值的社会里，男女平等也就失去理论基础。具体地说，无论哪个时代的女权运动，都需要一个广泛而长期的宣传组织过程，这就需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保障，还需要一批受过教育、思想活跃的妇女作为领袖。至于女权主义的说辞，当然也是建立在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上，1848年的《女权宣言》不仅接过了《独立宣言》的精神，还照搬了它的措辞：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子和妇女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得以建立，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由被治理者同意而产生的。

没有《独立宣言》，何来《女权宣言》？假如人不必平等，男女又何必平等？

女性不是单打独斗的，美国的女权运动离不开男性的支持，在100位《女权宣言》的签名者中，男性占了32位。妇女状态本来就是社会整体状态的一部分，其变化也势必影响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社会。女性为了独立、平等和尊严，要准备付出更多，要承受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女性的变化也将对男性提出挑战，意味着他们将面临一种新的生存环境——也许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一些长期享有的特权，与女性分享权力和机会。然而女性在新观念的激励下，正在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才智和能量，人类这一半的新动员势必为全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总的来说，社会整体必将从中获益。

女权运动的目的是促使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不是鼓动两性相互为敌，也不是要取消性别差异。如果女权运动走向性别对立，便是在偏离方向，甚至走向反面。女性在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新形态的过程中，应该像本书各位传主那样——放眼社会，关注时代，以造福人类的长久福祉作为自己的理想。

钱满素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