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为什么要找到他们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7年到1946年，“南渡北归”之间仅仅存在了不足九年时间，却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迹。它所达到的高度、所培养的人才，至今还没有一所国内的高校可以超越，也因此被很多人视为“精神圣殿”。
我就是一个“联大粉”。
高中时代，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作家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散文，在我的生活里开启了一扇“天窗”。后来又读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更让我对这所名校心生向往。
作为一个“脑残粉”，吴讷孙的《未央歌》、冯钟璞的《野葫芦引》等写联大的小说我都读过。此外我还看了一些理论研究性的著作——因为“联大热”，对于这所学校的研究也一度成为显学。
但是，对于联大的研究是否应该停留在纸面，又或者应当更多地去和当事人接触？我们还能不能找到联大精神延续至今的活的载体？
除了那些知名校友，普通的联大学生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离开学校之后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以及，我是不是可以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完成寻访的过程？
很多年前我“淘”到过一本1993年编的《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其中收录的上海校友有二百六十余位，当时留下的个别校友的家庭电话还是六位数的。时隔多年，肯定有很多校友搬家了，很多校友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相信一定还有健在并且住址没变的校友。只是，逐一寻找实在太没头绪了。
幸而，在西南联大七十七周年纪念前夕，我终于和联大上海校友会接上了头，继而又荣幸地受邀参加了他们在民主党派大厦举办的七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在会上我见到了更多的校友，也更坚定了逐一寻访的决心。
为什么要想方设法逐一去寻访健在的校友呢？
其实，在我的心中有一篇文章和一个情结。当我在同济大学化学系读书并且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名叫《南方周末记者报道手册》，其中有一章的内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者写了一篇名为《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的报道，讲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薛波为了编纂《英美法词典》，寻访到一批原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遗老”的故事。这些“遗老”学问高深，却大多一辈子潦倒，晚境颓唐。编写这本词典，被很多人当作了人生最后做一点贡献的机会，但另一些人也因为各种原因，早早放下了专业……作者后来说，自己觉得有一些遗憾，没有在写报道时逐一拜访这些“东吴遗老”。他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写一篇几千字的稿子没有这个必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懒惰？最后，他还是觉得，是因为懒惰而留下了一个已经无法弥补的巨大遗憾。
所以，当校友会干事充满信任地把内部通讯录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尽办法、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去拜访这份通讯录上每一位健在的联大老校友。截至目前，我先后见到了近三十位校友，也结识了一些校友的亲属。
当然我知道，他们的回忆一定会有不准确的地方。一是因为老人的记忆通常是扁平的，时间顺序往往是混淆的，但这可以通过查阅史料尽量去核实，即便一时未解，也可以先记录下存疑的说法。二是因为人都会对于往事存在着有意无意的选择、遗忘和美化，任谁都无法避免。
因为老人的记忆久远，更因为我个人的水平所限，这份记录中一定会有许多偏差和问题，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这些瑕疵而放弃记录。我相信，这是一件应该有人去做的事情，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副会长、东华大学教授张文赓先生健在时曾对我说：“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因为遇到了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人才能发挥出力量。另外，对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毕业生来说，联大学习的东西也只是打了一个基础，到美国之后又进一步学习发展，一直处于学术的竞争之中，才能取得后来的成就。”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杨振宁的采访，他的观点和张文赓几乎完全一致。
还有，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干事夏敦义先生曾说：“研究联大校友的价值，在于他们一生的曲折经历。”对此我同样十分认同。
寻访的过程中，我发现联大校友们的命运很多样。
2014年年末开始寻找他们的时候，上海健在的联大校友只剩下了五十位左右，其中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或者很难与人交流。他们大多过着默默无闻的平凡生活。他们中有的曾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有的埋首做了一辈子学术工作，有的因为政治的风云变幻饱经风霜，有的几乎一辈子没有从事所学专业，有的生活清贫、晚境颓唐，甚至没有得到家人的善待。我辗转听说，一位校友的女儿，把持了老人所有的退休工资，每月仅给一两百元生活费。还有一次，一位校友患病，校友会干事帮忙送医，结果竟被其子女指责“多管闲事”。因此，寻访过程中时常会让人感到辛酸。
但必须说，我所见到的每一位校友，都保持着这个时代极为稀缺的高贵和优雅——这一定是他们作为联大人的“底色”。曾经有人这样评价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名校——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如云、如海、如山”的校风刻在了校友们的身上，终生不渝。
寻访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挫折。
有一位曾经十分热心校友会活动的校友，因为双目已近失明，逐渐拒绝和外界接触。我在电话里请求去拜访，他十分坚决地说“不方便”。还有一次，我站在一位校友家的楼下。他家在六楼，我按了底楼防盗门的门铃，但是他不愿打开门。既然如此，我也没有再去打扰他。
更有几次，我被人认为是骗子或者别有用心。曾经有一位校友的女儿，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斥责我怎么可以贸然跑到她母亲家里去，并且说他们家永远不会欢迎我再去。还有一位校友的女儿打电话对我说：“以后不要再来了。我爸整天把乱七八糟的人带到家里来，我跟你说我的东西很贵的，丢了东西他根本赔不起。”
我顾不得去考虑是否“值得”，只觉得必须抓紧时间去抢救他们的记忆——这是一项同时间赛跑的工作。但是，因为“自然规律”，“成功”对我来说可能是偶然的，失败才是注定难以逃脱的结果。
外语系徐渊校友，在联大七十七周年纪念前的2014年9月22日去世。
机械系张焕振校友，我从张文赓先生处获悉，于2014年12月28日去世。
机械系陈昌洲校友，当我2015年5月打电话去的时候，家人告知，老人已经在前一年年底去世。
有人告诉我，上海还有一对硕果仅存的“联大夫妻”——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学家沈善炯先生和商学系毕业的卢盛华女士。当我试着去拜访这对“联大夫妻”的时候，沈善炯先生家的保姆告诉我：“卢老师去年（2014年）11月就不在了……”
2015年5月，张仲仁校友的妻子章燕女士告诉我，老人已于2月2日去世。其实之前我早有不好的预感，所以一直不敢打电话给她。作为最后见到他的几个人之一，我匆匆地记录下了一些张仲仁生平的故事，虽然所能做的只是蜻蜓点水，但毕竟聊胜于无吧。
2015年5月15日，承序玉先生去世。
2015年7月31日，陈志竞先生去世。
2015年8月23日，蔡国谟校友去世。在此之前，我曾和他的儿子通过一次电话，对方也比较热情，但说父亲的健康情况不好，不建议我去探望。可能，这是在我开始寻找联大老人的记忆之后，第一位“差点”见上一面却已经去世的校友。原本我只知道他是轻工业设计院的总工程师，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在校史中发现这样一段话：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Bronze Palm），指令于1946年5月14日由驻上海的美军司令下达。名单中共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军事翻译员。
在五十二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十人，其中，就有蔡国谟。
因为“自然规律”，这样的遗憾似乎注定还要继续。如果我的工作开始得更早一些，其实还可以见到更多有故事的联大老人。
翁心钧，1948届机械系校友，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小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生活在上海，编定《翁文灏日记》后不久，于2013年8月22日去世。
缪景湖校友的儿媳妇是瑞典翻译家陈安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她的翻译成就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且，缪景湖是我的母校复旦附中的老师，在那里教了二十多年历史和外语。我知道这些的时候，老人已经于2013年4月23日去世。我跑去问我读高中时的老师，她竟然不认识缪老师。
每一次听到联大校友去世的消息，我都会非常难过，甚至恍惚很久也缓不过来。
特别是某个晚上，看到承序玉送给我的几本上海校友会通讯录，我难过极了，拿出铅笔，在每一本上写下“承序玉先生生前所赠”几个字，想着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帅老头，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自己能做的太少太少，但毕竟聊胜于无吧，所以急切地想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
本书的内容完成于2015年年末，但由于种种原因迟滞至今。其实我特别希望能在每一位受访校友的有生之年付梓，但遗憾的是，很多校友已经不可能再看到它的问世。
2015年5月25日初稿
2018年1月2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