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流动视角下的跨境直接投资理论

何帆、姚枝仲（2013）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解释了海外投资理论。资本的“逐利性”告诉我们，资本收益率的差决定着资本流动的方向。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应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流动，即从人均资本存量较多而资本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国家，流向人均资本存量较低而资本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国家。国际资本的这一流动可同时提高富国和穷国的福利，富国将获得更高的资本收益，而穷国则有更多的金融资本用于物质资本投资，如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等，可提高穷国的就业和收入水平。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一个很自然的预期是，经济开放将导致更多的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从而所有国家的福利均可得到提高。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乐观的理论假设，现实的国际资本流动与理论假说相差悬殊甚至截然相反。

Lucas（1990）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规模非常小，远低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规模。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悖论（Lucas Paradox）。那么，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度的提高能解决卢卡斯悖论问题吗？在卢卡斯悖论提出后的30年间，金融全球化呈现加速的趋势，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规模迅速增长。尽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更深入地融入了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但令人惊讶的是，国际资本的反常状况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强化。

根据何帆、姚枝仲（2013）的测算，1980—1998年，资本输出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致高于资本输入国。这说明，国际资本是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流动。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方向是一致的。不过，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规模并未如新古典增长所预期的那么大；1999—2008年，资本输出国的人均相对收入水平持续低于资本输入国，表明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转折，已不仅仅是从富裕国家向贫困国家的流入量不足问题，而是持续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流动，即出现了资本逆流现象。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方向正好相反。

卢卡斯悖论的提出，引发了学者对国际资本流动悖论问题的热烈讨论，催生了一批试图解释国际资本流动悖论的理论假说和经验文献。学者们主要从人力资本素质、制度质量（政治风险）、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摩擦）和国际货币体系失序等维度。同时，发达国家投资存在的本土偏好（home bias）倾向，即发达国家的企业不愿意到国外投资，也从一个侧面对卢卡斯悖论做了证实。

如Lucas（1990）提出了人力资本差异说，即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低是导致资本不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主要因素；除强调人力资本外部性等基本因素外，Lucas（1990）还分析了政治风险（政府违约）所引发的国际资本市场不完善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资本流动的影响；此外，关于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净流动，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低效率的金融系统鼓励了储蓄而非投资。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系统越发达的国家，越有可能生产出更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经常账户顺差去购买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而且，金融发达程度的差异，不仅用来解释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而且可以说明美国为何吸引如此大规模的外国资本；关于“本土偏好”，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具有强烈的“本土偏好”，即发达国家的资本不愿意到国外投资，而是高度倾向在国内投资，是导致资本不从富国向穷国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