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基于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研究
李旭娇（1）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建构的理论溯源和现实基础
（一）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构建的理论溯源
1．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随着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演进史不断发展
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停留于对世界本原的哲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媒介质完成，突破了神化自然的客观唯心主义认知。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论者认为“自然界绝对不变”。人与自然关系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机械思维。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代表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进一步的科学认知。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转化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
2．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批判吸收了自然哲学主流观点的合理成分，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合理内核的肯定与继承，也是对过往自然哲学论者的批判过程
主要有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杜林。
恩格斯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成分即辩证法部分，但对于黑格尔自然研究中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罔顾事实任意编造体系的部分坚决摒弃。
第一，恩格斯驳斥了黑格尔的错误观点。①黑格尔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精神、思维、观念，而恩格斯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②黑格尔的形式中有明显的缺陷，即“它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第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批判借鉴。首先，恩格斯肯定并沿用了黑格尔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机械的”这一认知，但对于黑格尔开启了将“‘唯物主义的’和‘机械论’混为一谈”之先河，及“想用‘机械的’这个附加语来贬低唯物主义”的做法进行批驳。其次，恩格斯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部分，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批判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分，但在其视野中，费尔巴哈亦从未真正摆脱唯心主义，集中体现在他关于唯物主义的认识和坚持唯物主义的彻底性方面。
第一，费尔巴哈坚持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但在历史观中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他提出感性世界、自然界不依附于任何观念、意识而存在，是客观存在的。但他未曾以历史的思维看待自然界，亦没有从现实出发去考量自然界。第二，费尔巴哈实质上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费尔巴哈在关于人的理解方面认识尚浅，并未认识到人不只是“人”，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导致他用感觉、直观勾勒出的人与自然关系与现实严重不符。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借鉴问题上，与马克思认知大致一致，着重体现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至于杜林，恩格斯以《反杜林论》大篇幅对其进行批判，直击杜林论点错误，抄袭黑格尔、康德的论断，玩弄自然哲学方面的人口论以及卖弄陈旧观点的系列弊病。
第一，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将“形式的原则”适用于一切领域的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指出原则与自然界、人类社会不是被应用的关系，而是前者抽象产生于后者、研究后者的产物，后者是前者的验金石。第二，恩格斯对杜林在自然哲学领域中混乱拼凑的逻辑进行批判。直击杜林的“存在的逻辑特性”“存在被赋予无限性”“定数律”等剽窃和套用黑格尔、康德体系的做法和言论。第三，恩格斯对杜林自然哲学中的具体错误进行回击，包括时空是否有界限、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以及对于有机界的认识等。
（二）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构建的现实基础
1．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急剧恶化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对立，即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中的自然资源相对立，资本家与所有自然资源相对立。
2．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阶级基础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和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苦果往往不是由自己承担，而是由被剥削阶级承担。无产阶级承担自然报复的苦果和生态危机的爆发作为人与自然异化的直接现实表现，为恩格斯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鲜活素材，亦成为恩格斯找到人与自然和解方式的有益铺垫。
二、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内核
（一）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理论
1．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就唯物主义自然观方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批判否定了杜林、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立场，坚持了唯物主义方向。通过对自然发展史的梳理，以及对与自然密切相关的天文学、生物学等的认知，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此外，恩格斯在唯物主义自然观上融入了辩证法，在辩证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其一，恩格斯提出辩证法在自然历史发展中始终发挥作用，“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其二，恩格斯强调自然本质及规律应从客观自然中总结和归纳，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
2．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坚持辩证统一的整体观
其一，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在《论权威》中，恩格斯便已诠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指出人在利用科学和创造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加之于人同等的报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追根溯源，二者是潜在的共生关系，“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其二，自然与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一方面，人类开采自然应受自然规律的制约，需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而非任意开采自然资源和开发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人在自然面前可以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在符合自然条件的基础上能动地利用、改造自然。
（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理论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理论做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揭示了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构成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异化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导致生产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互相对立，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滋生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出现、货币产生、贸易体系建立无一不构成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助推器。另外，科学在无形之中也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重要载体，贝托莱、李比希、戴维、瓦特等人通过自己的科学发现把生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催化剂。
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通过描述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深刻揭示了工人阶级被资本家剥削以及工人阶级与自然的关系由之前的对象化活动转变为异化状态之现实。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成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分析暴力产生的源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异化源头的揭示。暴力的源头之一是国家强权的出现，那么人与自然异化的源头之一便是随资本主义社会而来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即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视阈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节点。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均为对象化活动。自15世纪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人与人的关系逐渐物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步走向异化状态。
（三）人与自然和解理论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明确提到“人与自然和解”这一提法，“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人与自然和解的前提是瓦解私人利益，在将私人利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极致之时便是人与自然实现和解之际。
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基础是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基础是消灭私有制，阶级基础是消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在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下人对自然的索取是有限度的，而这一限度以人的需要为标准，不是毫无尽头的压榨和破坏。人的实践不再受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的操纵，转而变为自由自觉地对自然进行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利用关系，而是回归到对象性活动。此外，共产主义社会下随着人们素质极大提高、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竞争也变得不复存在和生产力显著增强，自然资源的浪费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大幅减少，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的条件更为成熟。
人与自然的和解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和解，前者服务于后者。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应该辩证看待。人处于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行为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但人可以对自然进行合理改造以便换取更多生产生活资料。此外，恩格斯注重自然界的内部矛盾运动，提出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与人、人与劳动、人与劳动产品、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逐步加剧。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两山论”：唯物辩证自然观的现实之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在塞罕坝林场建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哲学层面来看，唯物辩证自然观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必须既坚持唯物主义又能将辩证法一以贯之。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的同时，又能实现矛盾双方的辩证转化。绿水青山代表了和谐自然观，人只有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遵循自然发展规律进行生产活动才能走得更远。同时，二者也富含浓厚的辩证法思想，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互为条件和前提，在一定条件下，绿水青山可以转换为金山银山。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唯物辩证自然观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需透过生态问题抓“经济问题”这一主要矛盾。其一，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于转变生产方式，将“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转变为以生态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生产方式。其二，生态资源有使用价值，“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平衡好人口、资源、经济、环境的关系，在环境承载范围内，适度扩大人口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控制增长速度方能让原有的绿水青山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和“生态环境生产力”理论是对恩格斯唯物辩证自然观的具体化和时代化，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的具体表现。
（二）“绿色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应对之举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充分发展集约型经济，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减少不必要的能源资源浪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第二，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秉持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促进资源节约集约、推广绿色消费，真正做到经济方式、发展理念、改革方向绿色化，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第三，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绿色发展作为连接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纽带，要求我们在经济方面，要加快构建科学的国土空间布局和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将创新发展摆在资源型发展前面；在政治方面，以有力政策支持绿色和谐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在文化方面，树立绿色发展、和谐发展观；在社会方面，倡导正确的生产、消费理念，形成集约、节约的绿色环保风尚；在生态文明方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快建设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解的时代表征
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含自然界内部的和谐平衡、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两方面。其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现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其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在“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其次，必须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我国应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突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可能和先决条件，成为唯物史观视阈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重要一环。
（1） 李旭娇，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