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随着城镇化与贫困关注度的持续增长，国内外学者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梳理城镇化对贫困影响的研究进展，探究城镇化在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为我国城镇化的减贫路径提供科技支撑。本节从城镇化与贫困、城镇化和农村贫困、影响贫困的其他因素等方面综述城镇化对贫困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从中总结出现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为下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国外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与贫困

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国家的经济结构也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伴随着城市的快速集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地区集聚，这种城乡转型结构影响着经济增长，影响着贫困。Fan（2005）利用经验数据发现，中国农业的增长导致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减贫，但对两个地区贫困的影响不一样，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要更大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只有利于城市贫困的减少，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印度，农村经济的增长对农村贫困减缓有利，对城镇贫困减缓的作用不显著，城市经济的增长则会促进城市贫困减缓，而对农村减贫的贡献在统计上并不稳健。Ravallion（2007）发现，城镇化进程在减少整体贫困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移民提供新机会，一些人脱离贫困。对那些仍然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则通过第二轮的城镇化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然而，城镇化对减少城市贫困没有什么作用，因此，贫困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比全部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还要快。通过对城镇化速度和城市人口增长的预测，未来几十年，大多数贫困人口仍将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且贫困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拉丁美洲是贫困问题最多的城市，东亚最少（主要是由于中国）；东欧和中亚地区出现了“农村化”的贫困现象；与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的整体贫困程度下降与城镇化进程并未有太多关联。Mohanty（2010）的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农村扶贫项目的失败，才导致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区，由于这些迁移人口不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较高水平的职业技能，因此只能从事低薪工作，处于贫困的状态。可见农村贫困问题是导致城市贫困的根源所在，如果不能解决国家的农村贫困问题，就不能单独处理城市的贫困问题。Rana（2011）发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孟加拉国的城镇化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现象，但城市的可持续性增长也需要良好的治理体系进行维护，虽然城市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以及忽视城市穷人的可持续生活和获得基本服务，他们往往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农村贫困问题实际上已经转移到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孟加拉国的达卡市，基础设施不健全、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以及社会不安全是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主要挑战。

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城镇化对城乡贫困的影响。如Ravallion（2002）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城镇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确定了贫困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比非贫困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要快，意味着城镇中贫困人口的比例是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凸函数，这与印度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的结果是一致的。然而，估计的经验模型表明，相对于农村的贫困率，城镇的贫困率增长缓慢。据预测，当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率为50%时，将有6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Sato（2005）发展了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两个部门的内生生育模型，分析了城镇化、生育率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模型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相辅相成的。假定城镇部门比农村部门拥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那么就存在贫困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就不存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一旦经济脱离了贫困陷阱，就会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将走向内生性增长的道路。因此，为摆脱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就需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作为支撑。Dorosh和Thurlow（2011）发现，埃塞俄比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受到现行土地政策的影响，城市地区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城镇化进程。Dorosh和Thurlow通过农村—城市经济模型来研究加速城镇化对经济的影响，模型明确了内部迁移和聚集效应。该模型表明，在支持城市投资的情况下，城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加快贫困人口减贫和脱贫的步伐。如果不加强城市地区的投资，城镇化的发展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贫困人口享受到的经济发展成果就比较小，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也会恶化。而且，分配给城市地区更多的公共资源，虽然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事实上，尽管以农业为导向的投资计划减缓了经济增长，但它更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和城市地区较贫穷家庭的福利。Dorosh和Thurlow认为，结合改革，克服内部移民的限制和增加农村地区的投资能产生最有利于未来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结果。

关于城镇规模与贫困的关系，研究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如Ferré（2011）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墨西哥、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巴西、肯尼亚和摩洛哥）发现了贫穷和城市规模的反比关系。贫穷在小的城镇里要比在大的城市里更加普遍和深入，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城市贫困人口居住在中小城镇。此外，研究表明，较小城镇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严重程度更为复杂，即在获得基本的基础设施服务方面，如电力、取暖用气、污水处理和固体废物处理等方面的能力匮乏。然而大多数学者支持次级城镇的发展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更大观点。次级城镇位于大城市和农村之间，是商品和服务流通的必经之地，是贫困人口非农就业最有效的途径（Haggblade，Hazell & Reardon, 2007；Lanjouw & Murgai, 2009）。因为次级城镇的平均收入更少，但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失业率较低。而且，次级城镇具有较低的迁移成本，能够保持和利用与原籍地区更密切的社会联系能力，有助于农村贫困人口迁移到附近城镇，摆脱贫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移民从农业转向中等城镇的非农生产能够有效减少贫困，而特大城市集聚对减贫效果则无显著影响。农村多样化和次级城镇扩张的平均收益率更具包容性，相比之下，特大城市群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但也伴随着更高的收入不平等，这似乎抵消了它对整体贫困的潜在影响。

（二）城镇化和农村贫困

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具有减少农村贫困的作用，因此贫困往往会随着城市人口份额的增加而不断减少，（Ravallion et.al.，2007）。Cali和Menon（2013）对印度地区的研究表明，城镇化有利于周边农村地区的减贫效应。城市人口每增加20万人，将使该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2.6个百分点。根据这些数据，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印度城镇化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25%。这是印度独立后一个重大的贡献。Cali和Menon还发现，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是城乡经济联系的结果，而不是由农村贫困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区产生的。区分这两种影响是很重要的，后者不包括城镇化和农村贫困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农村贫困的变化是由于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地区居留权的变化引起的。经济联动效应反映了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福利的影响，这段关系表明了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程度。

城镇化减少贫困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渠道实现的：①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Fay & Opal, 2000；Bertinelli & Black, 2004），而经济增长又是减少贫困的先决条件（Demery & Squire, 1995；Ravallion & Chen, 1997；Dollar & Kraay, 2000）。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增加对农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对农村产生积极的后向联系，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Cali & Menon, 2009）。②城镇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迁移。城镇化产生的部分非农就业机会，具有较低的就业门槛，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这些迁移劳动力能够增加移民家庭的收入（Stark & Taylor, 1991；Stark, 1991）。移民能够对农户产生多种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过汇款的方式增加家庭收入（McKenzie & Sasin, 2007）。大量的研究发现，有移民汇款的家庭收入较高，很少出现贫困现象（Adams, 2004，2006；Adams & Page, 2005；Acosta et.al.，2007）。③城镇化能够增加农村工人的工资。企业聚集在城镇，不仅吸引了城镇内部的工人，也吸引了城镇周边地区的农村工人。在城乡工资差别的影响下，城镇地区周边的农村工人进行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活动，增加了非农收入。而且由于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作，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农村工人的工资也会增加（Berdegue et.al.，2001；Fafchamps & Shilpi, 2005；Deichmann et.al.，2008）。④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对农村产生正的外部影响（Bairoch, 1988；Ian Duffy, 1990；Allen, 2009）。通过城乡间的互动活动，可将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转移到农村地区，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McKenzie & Sasin, 2007）。而且城镇化能够导致周边地区农地价格的上涨，较高的土地价格能够帮助农户通过买卖、租赁土地增加收入（Cali & Menon, 2009）。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并不会必然导致农村减贫。这是因为城镇化并不总是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Fay & Opal, 2000）。Henderson（2003）的研究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现出“倒U”形关系，在城镇化发展后期，城镇化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如果城乡间的经济联系薄弱，那么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溢出效应则是可以忽略的。Martinez-Vazquez（2014）构建了一个关于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关系的模型。模型显示，城镇化与农村贫困之间呈现出“U”形关系，并存在一个最优的城镇化水平，在城镇化发展达到最优水平前，城镇化的发展会加快农村贫困的减少速度，当城镇化发展超过最优水平，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越来越小。他对1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U”形关系的存在，计算出城镇化发展的最优水平约为70%。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并没有降低农村贫困的速度，城镇化会导致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因此城镇化对贫困的影响是无法确定的（Ravallion & Van de Walle, 2008）。

二、国内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与贫困

1．城镇化与贫困关系

有序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减少农村贫困的关键。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推进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市民化不仅是实现经济聚集，凸显规模经济优势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提升自我能力，减少贫困的过程。王郁昭（1994），都阳、朴之水（2003）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转移不仅缓解了农村地区紧张的人地矛盾，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从事生产效率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活动，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农村贫困。据此，可认为减少农村贫困的关键是有一个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手段，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为目的发展战略（林毅夫，2002）。从另一角度看，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够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而且部分转移的劳动力在积累一定的资金、技能、经验时返乡创业，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覃志敏、陆汉文（2014）对农耕藏区的研究表明，农耕藏区的劳动力主要转移到城镇非正规部门，从事具有民族特色的经商活动，获得了明显的减贫效益。

还有学者从社会层面视角研究了城镇化对贫困的影响。城镇化发展促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增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能够促使城镇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地区流动，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万晓萌，2016；薛美霞、钟甫宁，2010）。黄国华（2010），贾鹏、都阳、王美艳（2017）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我国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转移减贫的方式将受到诸多挑战，需要寻找新的减贫方式。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就地转移和移民搬迁转移两种方式，只有采取合理的转移方式，才能够有效减缓贫困。焦晓云（2015）认为就地城镇化能够解决大量人口迁移到大城市后所带来的“城市病”问题，对解决异地城镇化带来的农村转移人口“半城镇化”问题也具有积极作用。石忆邵（2013）认为以本地产业为支撑发展起来的就地城镇化为贫困人口的就业创造了条件。陈海霞（2013），王沣、张京祥、罗震东（2014）认为，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并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

然而也有少数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城镇化对贫困减少的影响不大，甚至还能增加贫困。由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多为青壮年优质劳动力资源，优质资源的流失不仅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对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整体上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于贫困的减少（阮荣平，2011；颜银根，2014）。宋扬、赵君（2015）的研究认为，家庭作为基本的经济单元，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其家庭成员可以共享某些消费而不必承担额外的支出，而对于劳动力外流的家庭，其家庭成员不能完全共享支出，影响其规模经济收益。因此，在收入既定时，劳动力外流家庭的生活状况要差些。赵曼、程翔宇（2016）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2．城镇化规模与贫困问题

关于城镇化规模与贫困问题学者们也一直争论不休，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和多元发展模式。

（1）大城市发展模式。我国学者胡兆量（1984）最早提出了“大城市超前发展规律”的观点，认为大城市发展能够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对经济的发展和贫困减缓具有积极作用。李迎生（1988）从基本国情出发，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发展要以大城市发展为主体，充分发挥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减缓贫困。饶会林等（1990）的研究指出，规模化与集约化的发展特点是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佳选择。张正河（1998），王小鲁、夏小林（1999），于晓明（1999）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城市是生产要素集聚的载体，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会产生高度协调的集聚，进而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产生较高的规模经济收益，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21世纪以来，支持发展大城市的学者也有很多。如夏小林（2000）认为要合理发展大城市，并带动周边小城镇的发展。成德宁（2003）从经济效率视角认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支持大城市的发展，充分发挥大城市的潜力。杨波、朱道才、景治中（2006）指出，与国外城镇化发展相比，我国还处于城镇化发展前期，因此走集中型和集约型的城镇化道路是必须的选择。梁书民（2009）认为，中国农地资源紧张，要有效保护农地资源，需要建立以大城镇发展为主导，各级城镇协调发展，集约型、紧凑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在量化分析方面，王小鲁（2010）的研究表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要明显高于中小城镇。研究以“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标准衡量城市规模，并识别不同城市规模的经济集聚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要高于中小城镇，而且我国目前的大城市数量还比较少，预测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2020年达30%左右，2030年达39%左右，未来中国要增加上百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樊纲（2000）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中国的众多人口，未来50年中国再出现50～100个2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是有可能的。魏杰（2005）通过计算得出，以花费相同的成本，大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是小城镇的6～8倍，因此小城镇的建设成本较高。然而，从全社会角度而言，超大的城市规模导致城市扩张带来的收益不足以抵消城市扩张增加的成本，并通过量化分析得到一般城市人口为100万～400万最好。

（2）小城镇发展模式。胡耀邦同志于1980年提出小城镇发展战略的设想。后来，费孝通又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人数众多，现有大城市无力承担转移出的庞大劳动力，新建城市又无疑会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而小城镇建设可以使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不仅能就地消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能避免出现过度城镇化问题。后期的学者又对小城镇发展模式的研究进行了补充。辜胜阻（1991）根据增长极理论，提出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柳思维（1999）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角度阐述了中国小城镇发展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等问题，认为要重视小城镇发展问题才能促进我国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胡少维（1999）指出，要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农村贫困的根本措施就是减少农民，认为发展小城镇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张雷声（2003）指出小城镇的发展要科学有序地进行，使其与农村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温铁军（2007）的研究表明，发展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将城乡市场连接起来，促进中小企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能够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朱选功（2000）从资金投入视角认为，小城镇在吸引劳动力方面比大城市更具有优势，符合我国资金短缺的国情。马庆斌（2011）建议在农民居住的空间范围内，依托中心村实施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模式。有研究表明中小城镇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作用，中小城镇是根据农村非农活动产生，而且由于距离农村较近，减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交通费用，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3）多元发展模式。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有其自身的优点，也有很多不足。如大城市发展模式，会造成城市人口拥挤，就业压力增加，住房资源紧张，公共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对小城镇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如洪银兴、陈雯（2000）认为城市是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地，是区域的发展极，而小城镇的产业基础薄弱，集聚功能也非常有限，具有非常明显的外部不经济现象。王小鲁（2010）认为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小城镇的发展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小城镇由于自身力量薄弱，吸引的一些建设投资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如果折中前两种发展模式，发展中等城镇，可能会实现双赢，也有可能因为中庸的发展模式同时出现大、小城市存在的弊端，造成两难的困境。因此，有的学者建议采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区位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周一星（1988）的研究表明城市区位影响着城市经济效益。辜胜阻、李华、易善策（2010）指出中国地域面积辽阔，各地区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因此城镇化的推进要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蔡昉、都阳（2003）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杨波、朱道才、景治中（2006）从城镇化发展阶段视角具体分析了城镇化模式的选择问题，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进入了城镇化发展后期阶段，扩散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应成为首要选择，而其他地区仍处于城镇化发展前期阶段，应走集中型的大城市发展道路。

（二）城镇化和农村贫困

1．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关系

关于城镇化和农村贫困关系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刘彦随、陈聪（2014）的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贫困呈现出相反的关系，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贫困程度较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贫困程度较高。刘祖云（2012），付光辉（2009）通过对不同类型贫困地区的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的重要手段。黄毅，韩琳玉（2015）对民族地区的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能够减少民族地区的贫困。

具体而言，城镇化农村对贫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实现：①城镇化通过居民收入影响贫困。城镇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有利于贫困的减少；而且城镇化产生的人口集聚能够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减少农村贫困（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2011；宋元梁、肖卫东，2005）。沈坤荣、蒋锐（2007）对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分析，表明城镇化是通过两种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方面，城镇化产生的集聚效应加速了人力、物质、知识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城镇化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冯文荣、杨银海（2005）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别研究了城乡经济对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经济发展对贫困的作用较大，能同时减少贫困的数量和质量，而城镇经济的发展只能减少贫困的数量，对贫困质量的影响不大。②城镇化发展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贫困。崔艳娟（2014），王鹏飞、彭虎锋（2013）认为城镇化发展能够增加商品需求，进而增加企业的用工需求，为贫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城镇化发展能够通过劳动力转移促进城镇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地区的流动，对农村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

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并不是总能有利于贫困的减少。杨国安、徐勇（2010）对青海省的研究表明，城镇化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李尚蒲，罗必良（2012）指出，现阶段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陈立中，2009）。陈斌开、林毅夫（2013）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陈飞、卢建词（2014）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能够减少贫困的人数，但收入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的速度。何春、崔万田（2017）认为城镇化与贫困呈现出“U”形关系，在城镇化发展前期，由于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影响，城镇化发展有利于贫困的减少，到城镇化发展后期，各种“城市病”问题开始逐渐凸显，城镇化的发展不利于贫困的减少。如果城乡间的联系比较薄弱，城镇地区的溢出效应就不明显，城镇发展对农村经济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刘彦随、龙花楼（2011），龙花楼、屠爽爽、戈大专（2016）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可能会恶化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城镇化发展会吸引贫困地区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导致贫困地区因缺乏发展的动力而变得更加贫困。

2．城乡一体化与农村贫困

我国长期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是造成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付志鸿、陈标平（2013）的研究表明，农村反贫困实践要在城乡统筹视域下进行，通过构建城乡人力资源开发一体化、城乡扶贫资源一体化和城乡生态扶贫一体化的“三位一体”扶贫模式，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城乡间要素的流动，提升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减少农村贫困的必由之路（陈伯庚、陈承明，2013）。张伟宾、王瑜（2013）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转移会带来新的贫困，因此贫困问题的解决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进行，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中国乡村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开辟了中国乡村多元化发展的实现路径（申明锐、张京祥，2015）。王艳飞、刘彦随、李裕瑞（2015）的研究表明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为城乡人口流动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缩小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减少城乡贫困。刘彦随、龙花楼、陈玉福（2011）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要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均衡配置，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重大障碍，也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难题，因此，消除城乡壁垒具有重要意义。顾朝林、李阿琳（2013）指出，城乡一体化不仅能够实现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而且有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平台，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此外，城乡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城乡公共服务的合理布局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来说创造了发展机遇（龙花楼，2013），因此，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要推动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协调城乡有序发展，这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减少农村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城镇化和贫困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参考借鉴，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①关于城镇化与贫困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有研究虽然比较多，但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与贫困的因果关系研究，而对城镇化减缓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还相当缺乏，并且对于中国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关系间的作用机制还尚属空白；③关于贫困的测度，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农民收入、恩格尔系数等指标测量，不能对贫困现状进行准确反映；④对于城镇化模式减少贫困的研究都是理论研究，没有用实证分析进行检验。因此，有必要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下全面分析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以及城镇化模式选择，以便为深入认识中国城镇化与农村贫困缓减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