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对外投资布局有序演变的逐步推进，我国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The Road）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IPCC）的构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和亚非欧及世界各国合作互利的有效途径。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深入探析推动和实施国际产能合作战略模式，已经成为目前理论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合称。“一带一路”横贯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入欧洲经济圈，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和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长廊。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到新的高度，成为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产能合作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海权和陆权的结合，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拓展对外开放空间：陆权方面，依托亚欧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印缅、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权方面，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问题是发展，但发展的过程与途径难免会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的应对策略、人文价值观的融合与区域的安全稳定带来一定的冲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沿线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促进亚洲、欧洲、非洲、太平洋地区各国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重塑21世纪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助推器”；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沿线国家涉及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宗教信仰，“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加快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合作包容、互利共赢的新世界观的形成意义重大；从政治互信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完美结合，中国推行的不是强权控制世界，而是主动担负起更多的大国责任，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建设目标；从区域安全稳定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涵盖欧亚大陆65国，其中不少是战乱国家和敏感国家，呈现出多文明交汇、多力量交织、安全形势复杂等特点，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提高该区域的全球化应对能力，进而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致力于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方面，实现亚洲、欧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在政策沟通方面，需通过加强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与政府间的合作，来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增强国家与地区间政策的协同性和有效性。在设施联通方面，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技术标准对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逐步形成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在贸易畅通方面，应着力研究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以现有的双边与多边投资贸易协定为基础，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在资金融通方面，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并通过金融创新来确保区域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民心相通方面，应充分利用人文、文化与教育交流平台，促进人员、文化、科技成果、智力支持的共享与交流，实现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和求同存异。
2015年4月3日，李克强总理在哈萨克斯坦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会谈时首次提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是“各得其所、互利共赢的好事”。加强国际产能三方合作，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经历最近几十年的大发展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总体上已显著提高，但在部分领域逐渐积累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著：一方面，像钢铁、有色金属、煤炭、水泥等部分行业的“双高”（高产能、高库存）现象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不足和国际竞争力偏低严重制约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中国对内亟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不断优化产能供给结构，对外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构建国际产能合作新机制。
随着2019年意大利的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包容、开放的“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备受全球瞩目。然而，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美贸易摩擦便是最大的阻力之一。尽管我国技术水平领先于沿线国家，具备了一定的国际产能合作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质量与技术服务水平与全球最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美国的“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英国的“英国制造2050”以及日本的“2014制造业白皮书”相继出台，以“智能化”“智能制造”为关键词的新工业革命加大了国际产能合作的难度。另外，从国内看，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了较大压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五次提及“一带一路”，并强调需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如何统筹国内与国际市场，将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产能合作发展进行有机结合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课题。
陕西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陕西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陕西省属企业对外开放合作力度明显加大，国际化经营方式发生积极转变，国际化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国际化经营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并且培养了一批国际化经营人才。陕西省属国有企业在陕西加快国际产能合作进程中发挥了“主力军”和“领头羊”的作用。在陕西省国资委出台的《关于推进省属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意见》的推动下，延长石油集团等10家企业在境外有投资项目35个，10多家省属企业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业务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全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紧扣追赶超越主题和“五个扎实”要求，聚焦“五新战略”任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连续出台工业稳增长、促投资21条等多项政策措施，有效化解了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攻坚克难，确保了全省经济持续在合理区间运行，全年经济呈现出总体平稳、动力增强、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2019年3月，陕西省政府发布《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行动计划》，提出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交通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产能合作中心、科技教育中心、国际文化旅游中心、丝绸之路金融中心等五大中心，同时，优化发展环境，强化组织协调，着力发展陕西门户经济、枢纽经济和流动经济。目前，陕西依然存在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经济开放度不够的问题，如何更好地挖掘陕西经济发展潜力，促使陕西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必然选择。本书正是基于此现状，尝试性地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国际产能合作的机制与路径问题，以期为陕西发展门户经济、枢纽经济和流动经济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1.1.2 研究意义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形势，陕西的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失衡和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工业化进程需求巨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不仅契合了一些国家推动工业化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完善全球产业布局，而且将为陕西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带来新的机遇。近年来，陕西一些长线产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跨境产能合作可以将这些过剩产能转变成优质产能，盘活和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目前，陕西省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大型项目，包括产业园区和装备制造业合作项目，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转移过剩的、非核心的产能。因此，做好国际产能合作将会有力地弥补陕西外贸和经济开放度低的不足，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也有助于陕西经济向智能、绿色发展转型升级，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更加聚焦国际分工的关键核心业务，打造以中国制造业为中心的体系。
1.1.2.1 理论意义
（1）本书致力于系统化地研究“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问题。梳理陕西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总结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基础理论、动因、机制和路径，发现关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多基于国家层面，围绕其目标、机制和体系等方面展开，较少有研究分析陕西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存在、目标模式及路径问题。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基础，设计陕西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目标模式和实现目标模式的路径，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国际产能合作对策建议。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大现实意义，能够补充和丰富陕西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相关理论研究。
（2）一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理论、产业共生理论、协同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等，探索贸易与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性作用，有助于丰富陕西与沿线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基础；二是基于共生理论，分析陕西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长效机制，提出构建陕西省国际产能合作的共生机制，丰富了产业共生理论；三是基于协同理论和模块化理论，探讨陕西省国际产能合作的标准、机制与路径问题，有助于丰富与整合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
1.1.2.2 实践意义
（1）一是理清中国与陕西的外贸发展情况，准确分析陕西产业的对比优势和陕西省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和优劣势；二是明确陕西产能合作存在的问题与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明确陕西优势产业在沿线国家产业链中的定位，有助于推动陕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陕西企业去产能“走出去”提供借鉴；三是探讨陕西“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的机制与路径问题，明确陕西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思路与方向，为陕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2）立足中国国情和陕西省情，科学制定陕西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模式与路径，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落实陕西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顶层设计提供决策支持。《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翔实的诠释。但《愿景与行动》未对陕西与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具体发展模式和实施路径做出专题说明。本书正是立足于陕西着力构建国际产能合作中心和大力发展门户经济、流动经济、枢纽经济等现实需求，剖析陕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发展现状及发展态势，制定陕西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未来规划与目标，并设计产能合作的目标模式与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能够为落实陕西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顶层设计提供决策支持。
（3）从国家战略高度设计陕西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目标模式，明确陕西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定位，厘清陕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战略方向与思路，为更好地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行动指南。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步入新常态，陕西经济发展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逐步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交互的新时局（丁阳，2016）。本书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战略性地看待和分析陕西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设计其目标模式和路径，厘清新常态下陕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战略方向与整体思路，能够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重要的行动指南。
（4）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是新形势下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开放性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国际产能合作是完善陕西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促进陕西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的需要。陕西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在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加强陕西与沿线的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乃至向西延伸到中东和欧洲，甚至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升陕西对外开放水平，更有利于拓展陕西在境外新的市场空间，促进陕西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新形势下陕西对外开放新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