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世界1/5人口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自然成为海外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俗话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改革开放历程，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和科学决策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了解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重要课题。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国外学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与我们国内的相比，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往往站在有别于我们的立场，可能会多一些更加理性的分析和缜密的思考，这对推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再者，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应该具有开放的心态。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迪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可以说，国外学者站在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角度来解读中国问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口。他者的观点可能更具批判的力度、反思的深度、观察的宽度和认识的高度。另外，海外也有部分左翼学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提出了众多极具挑战性的观点，也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总之，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对于我们拓宽理论视野，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次，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界充分彰显中国学者的基本观点，进而形成中国学派。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既是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外学术界最易于交流的重要学术领域。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势必要收集、翻译、评析他们的学术观点，寻找与他们进行直接对话的机会。通过深入的中外学术交流，不仅可以使中外学者加深了解对方的观点，增进彼此间的友谊，而且还有利于大家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寻求共识。当然，国外学者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常常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嫌，再加上他们往往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研究可能会产生误解。意大利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卡拉雷兹博物馆馆长阿德里亚诺·马达罗（Adriano Madro）就深有感触地说：“虽然中国和意大利两种文明之间的交往自马可·波罗时期就已开始，可谓历史悠久，但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我也深深感受到，即使在今天，两国人民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误读’。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意大利人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带有某些政治色彩的”，“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意大利人对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正是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存在“误读”的情况，他们的有些结论很可能会偏离事实，甚至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通过学术交流，有针对性地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观点，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学派。另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有一定的差异。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形成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

再次，分析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有助于我们全面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改造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认识自身方面往往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概莫能外。我们很有必要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将海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作为审视自身的重要参照。再者，“中国是否崛起？这不是任何人说了就算的，中国人自己说就更不能算。因为还要看别人是否感觉到中国在崛起。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反应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很可能会被西方学者拿来与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以比较研究，来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认真吸收其建设性的意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通过比较研究找出海外学者不同于我们的一些理念、视角和方法，使我们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中受益。另外，任何客观公正的国外学者都不会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时地向国内学界和民众介绍他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评价，对我们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开展对海外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制定有针对性的外交策略和国际战略。面对中国的崛起，国外人士心态各异。德国学者托马斯·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大都是在经济利益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一观点道破了西方学者开展中国研究的主要动力和根本出发点。从表面上看，他们在研究中国，实际上需要解决的是他们国家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会成为各国政府决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就直言不讳地说，他从事中国研究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他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负有国家义务。”国外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常常是其所在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深顾问，甚至受邀担任政府官员。如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助理的谢淑丽（Susan Shirk）就是一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她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使其一举成名，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受邀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无疑，海外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问题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国家制定对华政策时产生直接的影响。可见，开展国外学者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局势，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以便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可谓意义非凡。

总之，对海外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不仅服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需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有益于党和政府处理复杂的国内外现实问题，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