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两手那时还很守规矩。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璋，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像是云南人）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四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什么习气。她在十五岁的时候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像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像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负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罢，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现象，到现在当然是只有更坏的了。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里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

我们家里由两个麻布几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听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他在年青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长年”[8]。他和我们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他后来的财产比我们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我是听得来的。听说他在我们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挽粪，挽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样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便成了残疾。他下了工之后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什么好高尚的营业，只是做了一个卖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贩子罢了。

我们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以玉蜀黍来酿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为猪的养料，所以养猪也就是糟房的附带营业。大凡一家糟房总是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的。

猪一多，猪瘟流行的时候那可无法炮制了。乡里人那时候当然没有兽医的知识，在猪瘟流行时，唯一的应付手段便是把猪牵出来“晾”[9]，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很多，但不见效的时候也不能说不多。在猪主人看见无法治好的时候，便趁着猪在未死之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死后当然也卖，但价钱要便宜得很多。因为乡里的习惯，凡是出过血的猪，虽然是瘟猪都还有人吃；假如是死猪，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剧烈的春瘟流行的时候，瘟猪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揽了几百头的肥猪，载了几船想运到大渡河下游去贩卖。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投机事业，因为这也等于是买空卖空。他并没有一个钱的资本，瘟猪只是贳来，要变卖了之后再来还债。万一载到下河去，瘟猪通同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随着瘟猪葬进大渡河里面的鱼腹了。

但是，他的运气来了！病了的瘟猪从那秽气滔天的猪圈里解放了出来，在大渡河里面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温暖的太阳光的浴沐，一条条病了的瘟猪，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都不药而愈，依然是上好的大肥猪了！

就这样，那位族曾祖便发起迹来。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光荣的历史，但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我们自己的曾祖是不是也是这样发的迹，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发迹的历史恐怕也不算什么光荣罢。不然，我们的老人们一定要向我们夸讲的。

在曾祖一代才发迹的家，但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费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独儿，但他的儿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们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个长子便死了。我们的曾祖母姓丘，是续弦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这样多的儿婚女嫁，一代积攒起来的家业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业分到我们祖父一代来的时候，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这当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们的祖父行二，他在外边讲江湖，和他的兄弟，我们的四叔祖，两人执掌过沙湾的码头。听说他在世的当时铜、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绰号叫“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这样讲江湖的人是不顾家的，他不能不疏财仗义。所以在他的一代，家业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儿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这也是很费盘缠的一桩累赘。

在我们祖父一代，家里人好像才开始读书。我们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进了学的。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行三的我们父亲，因为家业凋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我们的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桥的王家，父亲的外祖家里的盐井上当学徒。我们父亲学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来当家管事了。

就这样，我们父亲在年青的时候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要当家管事，我父亲的实际家的手腕我是很钦仰的。他虽然不是什么奸商，但是商业的性质，根本上不外是一种榨取。这是无可如何的。他在年青的时候，好像什么生意都做过，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粜纳五谷，好像什么都来。甚么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处当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总是四处剩钱。但我们父亲到后来也偶尔对我们说过，说他很有说不出来的痛苦，便是剩来的钱一手交给祖父，而那仗义成性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给他的弟兄们去了。但我们祖父尽管是怎样的散财，不几年间在我们父亲手里公然又把家业恢复了起来，又能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了。我们父亲时常说，假使祖父不死，我们的家业还要发展到好几十倍。因为在我们父亲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祖父便过了世，弟兄之间便说起了不少的闲话来，使我们父亲灰了心，他有十几二十年把家业完全丢了，没有过问。

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三岁的弟弟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