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里收录的是郭沫若的三十余篇散文作品。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出生于四川乐山，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郭沫若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作品汇编为《郭沫若全集》三十八卷。他的文学创作遍及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但以新诗与戏剧最负盛名，其实，他的散文和小说也是颇具特色的。

广义的散文通常指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其他所有文章。郭沫若走上文坛的时代，包括散文在内的现代文学诸文体都在持续酝酿和发展之中，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其实郭沫若的散文写作几乎与他的新诗创作同时起步，而且形式多样。据王锦厚先生考证，郭沫若最早的散文是1916年圣诞节用英文写给安娜的献辞，后来经修改译成中文，作为《辛夷集》小引的一篇。[1]从此创作持续不断，留日时期的个人抒怀，五四与大革命时期的自然与人生记叙，日本流亡时期的自传性回忆，抗战时期的杂文、评论和小品，直到1978 年去世之前，他还以一篇久久传颂的《科学的春天》为我们昭示了新时期的到来。从形式上看，则囊括了回忆录、小品文、日记、通讯、通信、杂文、文学批评、散文诗等各种体式，蔚为大观。

郭沫若的散文不仅体式多样，内容、手法也十分丰富。有叙事，如他和家人养鸡的故事（《菩提树下》），童年偷摘芭蕉花为母亲治病的故事（《芭蕉花》）， 冈山留学时被迫“卖书”“送书”的故事（《卖书》）；也有抒情，如《路畔的蔷薇》通过路旁被人丢弃的蔷薇花书写对情感受伤者的深深的同情，《墓》表达的是灵魂的孤寂，形影相吊的感伤；有写景，如暖阳下和睦的黄昏（《夕暮》），暴风雨降临前短暂的宁静（《水墨画》），被日军轰炸后的弹坑里一抹生命的新绿（《石池》）；也有状物，如写挺拔蓬勃的银杏（《银杏》），清冽隽永的水滴之声（《丁东》），空中翩然掠过的白鹭（《白鹭》），绚丽热烈的石榴（《石榴》）；或者记人，如坦率真挚的郁达夫（《记郁达夫》），梅园新村里目光炯炯的“周公”（《梅园新村之行》）。作为诗人的郭沫若是情感饱满丰沛而多姿多彩的，有《天狗》《晨安》《凤凰涅槃》的气势磅礴，有《晴朝》《岸上》《静夜》《偶成》《天上的市街》的静谧平和，有《蜜桑索罗普之夜歌》的梦幻与迷离。同样，作为散文家的郭沫若也依然是感情激荡，思想飞扬的。他的激情、温情和感伤，他的孤独、寂寞，他的逸情别志，他的壮怀激烈，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悲悯慈爱，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具体到这些文字的传达里，也是自由灵动，娴熟地游走于叙述、抒情和议论之间，而且时时出现奇思异想，打破传统题材的惯例，反转日常情绪的逻辑，超出我们的料想，从而带给我们种种新鲜的意趣和联想。例如“杜鹃泣血”历来都是乡思至诚的象征，然而郭沫若却做了“翻案文章”：“杜鹃是一种灰黑色的鸟，毛羽并不美，它的习性专横而残忍。”（《杜鹃》）因为有“痈”生长，他浮想联翩：“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下去，这一定是白血球在拼命吃自己的赤血球，我想。”“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不仅如此，他还能从身体内部的斗争联想到作家的命运和新旧文化的冲突（《痈》）。他还化身为蚯蚓，以质朴的自述反驳某些人类的诅咒，甚至还要以死抗议，用生命自证愚人的虚妄（《蚯蚓》）。包括他叙事绘景之时的妙想，例如《菩提树下》把 “雄鸡” 比作神圣的 “大舜皇帝”，把 “牝鸡” 比作多情的“娥皇女英”，他勾勒“石榴”的形象如“裸体美人”，每到秋天，则“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的皓齿”（《石榴》），这种出人意料的想象如此生动，令人不觉会心一笑。

散文，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在叙写人的自我故事、传达人的个性精神这一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他文体难以比拟的。郁达夫曾经说过：“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2]作为创造社的同人，郁达夫的这段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郭沫若散文特别是郭沫若的自传的准确的概括。

自传，是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最杰出的贡献，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他精神世界的最好的窗口。域外学者对此有过很高的评价。早在1938年，日本学者松枝茂夫断言：“郭沫若的全部创作，也可以说是他的自传。他的任何一部作品，几乎都是在他的自传的素材的基础上构成的。而他的创作态度总是站在深厚的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从以上诸点来看，他的自传作品可以说是以自己作中心而讲述的一部中国现代史，由于具有这种性格，也可以称为兼备文献价值和兴味的一种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3]1967年至1973年，著名学者丸山升和小野忍合译《郭沫若自传》六卷，由平凡社作为“东方文库”丛书陆续出版。在丸山升眼中，“自传和历史剧”就是郭沫若作品里“两根最重要的支柱”。[4]郭沫若自传中的一些名篇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5]这些生动的文字，为我们讲述了郭沫若童年、少年、求学成长、一步一步走出故乡、进入更广大世界的故事，童稚的幻想，少年的野性，青春的叛逆，人生的求索与迷茫，冲动与挫折，娓娓道来，自我解剖，不加掩饰，不忸怩作态，洋溢着卢梭《忏悔录》的真率和赤诚。郭沫若去世后，巴金在纪念文字中写道：“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6]这就是对那个自传赤子的记忆的真相。阅读自传中的郭沫若，当代的读者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走进了历史真相，在那里重新获得心灵的触动。也是这份触动提醒我们，网络时代某些随意涂抹的“传闻”最终是多么的虚妄，文字背后的温度就可以告诉我们另外一些真实的往事。

这就是我们今天阅读郭沫若散文的意义。

李怡

[1] 王锦厚：《〈郭沫若散文选集〉序》，《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4期。

[2]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35年版。

[3] 吕元明：《日本译介郭沫若著作之一瞥》，《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

[4] 吕元明：《战后日本开展郭沫若研究概况》，《郭沫若研究》1985年第1辑。

[5] 郭沫若：《我的童年·后话》，《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6] 巴金：《永远向他学习》，《文艺报》197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