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回忆

常熟路，靠近淮海中路，再严格说，是长乐路口，有一幢外形像一艘客轮的四层楼房，就是《儿童时代》杂志社，我在那里上过九年班。

说它像客轮，除了形状、高度，圆角的外阳台就像船舷上的过道，还因为它有着舷窗一样的圆形窗。从里面看，圆形窗正是在楼梯拐角处。这是一幢公寓楼房。那时候，许多办公室都是在老式的，殖民气息的楼房里。这里共有四层，每层两套公寓，门，相对而开，在楼梯的两侧。《儿童时代》社占了整个二层，一侧是编辑部，一侧是出版、财务、后勤，再加一个小资料室。三层是《儿童时代》所直属的中国福利会机关，四层则是中国福利会的国际顾问耿丽素女士的办公室。这是一位美国老太，长年生活在中国，为中国福利会处理一些国际关系。她还有一位翻译，从我们那时候的年纪看，也可算是一位老太了。看上去十分的家常，并不像一位职业女性，而是像一名操劳的主妇。就这样，她们一中一美两位老太，静静地在四楼办公。偶尔地，我们会和耿丽素女士在楼梯上相遇。以她的年岁和发福的身量，走上四楼显然有些吃力了，所以就在每一层上歇脚。我们客气地向她笑笑，然后就害怕似的匆匆走过去。其实，我感觉，她是挺希望我们能在她身边多停留一时的。无论是多么长年的中国好友，总归是身在客边。原先，我们有两位顾问，但此时，那一位已经回美国了，他的中国名字叫谭宁邦。听人们描述，他似乎是个性格开放的人，中午休息时，他会下到底层，与年轻人打一场乒乓。他还出任一部电影的男主角，就是《白求恩大夫》，著名演员英若诚演他的配角，一名译员。

底层是食堂、会客室，还有乒乓室。紧挨着我们的隔壁，有一爿米店，店名是我们杂志社的社长题写的。这是一名老出版人，至精于出版行业的每一个环节。他决不允许我们出一个字的错误，以及排版上的不讲究。我们一来，他就与我们上一堂版面课，教给我们一些行话：版面的上端为“天”，下端则是“地”，超出“天地”了，也叫作“出血”。出于职业的习惯，他走在街上，也检查着商店的招牌，还有路牌，不时指出，“这是一个白字”，“那个字出血了”。他早年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坐过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监狱。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到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屡次运动，很自然地，又进监狱。他好像有着一份专在监狱中使用的生活用品，其中有一个布袋，盛炒黄豆。他的胃已经叫监狱生活折磨坏了，他就用吃炒黄豆来实行“少吃多餐”的医嘱。我觉得他不像是那种有着远大信仰的布尔什维克，他的气质更接近一个报馆或书局的职员：勤勉，谨慎，克己，务实，有一些世故，世故底下是通达的人性。其实就是凭这，他度过了那些艰难的起落的岁月，保持着健全的精神。

相比起我们这边的，较为严肃的编辑来，那边的总务人员似乎更有趣些。有一个老财务，特别的节俭。他的裤腰上挂着叮叮当当一大串钥匙，向他领一沓信封，或一个钢笔尖，他就从中挑出一把，打开某一扇橱门，将东西取出，郑重交到你手上。他买来胶水，就忙着往胶水里掺自来水。设计信封呢，要裁小一些，比通常的尺寸小去一壳。搞出版的，人称“太龙哥哥”，无论老小都这么叫。出典是他来到我们社不久，他的扬州乡下的妻子来找他，问门房说：太龙哥哥在哪里？“太龙哥哥”这几个字，用扬州话说来大不一样，有一股乡气的妩媚。所以，大家也都是用扬州话来称他的。

这些人和事，是在我进《儿童时代》的时候，文化革命过去，刚刚复刊的一九七八年。我们的房子是乳白色的，后来新刷了一遍浅蓝色，在这过于柔嫩的颜色下，墙面反露出了一些败迹，显得旧了。现在，《儿童时代》社已经移出了这幢楼，里面也大都是新人了。

1999年12月20日 吉隆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