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几年来，常有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同志约我写篇文章谈谈梁遇春。我想，比较更深地了解梁遇春的朋友和同学多已去世，我和梁遇春交往虽然不久，在1930年从晚春到初秋不过五六个月，却也共同度过些只有青年人才能享有的愉快的时日，我对于这个要求有义不容辞之感。但是我那时不写日记，信件也不知保存，随着岁月的流失，当年亲切的会晤已变得模糊不清，饶有风趣的交谈也只剩下东鳞西爪。在那“忘形到尔汝”的时刻，我怎么会想到半个多世纪后要搜索枯肠，追思往事，写这样的回忆呢？
这是我答应写这篇文章时思想里直接的反应。可是经过一番考虑，想到我这不幸早年逝世的朋友，想到他的为人、他的风姿、他的文采，我不应用“搜索枯肠”来对付。我应该认真再读一遍他留给我们的两本散文集《春醪集》和《泪与笑》，以无限的怀念之情实事求是地把模糊不清的事想得清楚一些，给残存的片言只语寻得一些线索，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根据他的散文谈一谈这个年轻的思考者在他那个时代想了些什么。
这是文学史里的一种现象，有少数华年早丧的诗人，像是稀有的彗星忽然出现在天边，放射异样的光芒，不久便消逝。他们仿佛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迫不及待地要为人类做出一点贡献，往往当众多“大器晚成”享有高龄的作家不慌不忙地或者尚未开始写作时，他们则以惊人的才力，呕心沥血，谱写下瑰丽的诗篇。他们的思想格外活跃，感触格外锐敏，经历虽然不多，生活却显得格外灿烂，在短暂的时期内真可以说是春花怒放。我的这个看法，难免不招来唯心或宿命之讥，我自己也不认为是正确的，但例如中国的李贺、英国的济慈、德国的诺瓦利斯等人，确实是这样，他们的创作时期极为短促，论成绩则抵得住或者超过有些著名诗人几十年努力的成果。梁遇春的成就虽不能与例举的那几位短命诗人相比，但他短暂的一生中工作的勤奋却与他们很相似。他从1926年冬开始发表散文，到1932年夏他二十七岁逝世不满六年的时间内，写了三十六篇闪耀着智慧光辉、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他拼命地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二十余种，其中英汉对照的《英国诗歌选》，有在三四十年代攻读过英国文学的大学生，在他们已将进入老年的今天，还乐于称道这本书，说从中获益匪浅。梁遇春没有创作过诗，但他有诗人的气质，他的散文洋溢着浓郁的诗情。
梁遇春在他第一本散文集《春醪集》第一篇题名《讲演》的散文里说，“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紧接着他说，他同意“做《平等阁笔记》的主笔所谓世界中不只‘无奇不有’，实在是‘无有不奇’”。这段话，他写的时候不过二十二岁，却可以作为他此后六年所写的散文共同的题词。“胡思乱想”是自谦之词，实际上说明他开动脑筋，勤于思考，事事都要问个是什么、为什么。“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才能促使人追根究底，把事情弄明白些。在弄明白的过程中，便会发现世界上的事不仅“无奇不有”，而且“无有不奇”。这里所说的“奇”，我看有双重意义：一是“新奇”的奇，是从平凡的生活中看出“新”；一是“奇怪”的奇，是从社会上不合理而又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到“怪”。至于思想怠惰、遇事随声附和、自以为一切都明白了的人们不可能发现什么“新”，更不会感觉到“怪”。梁遇春则是从“胡思乱想”开始，写他字里行间既新奇又奇怪的散文。但他的散文委婉自如，并不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笔。
梁遇春在他的散文里一再说，矛盾是宇宙的根本原理，自然界和人世间无穷无尽的矛盾是“数千年来贤哲所追求的宇宙的本质”。他还引用萧伯纳的话：“天下充满了矛盾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去思索，所以看不见了。”我们无须说梁遇春懂得多少辩证法，可是他确实从书本上、从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探索和观察中，领悟到一切事物内存在着矛盾，而且他很欣赏那些矛盾。
他热爱人类。他1930年写的《救火夫》是他散文中最有积极意义的名篇。他看见某处失火，救火的人们争先恐后奔赴火场，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多半素不相识，但在救火时都成为互助的同志，他们也不问失火的那家主人是好人或是坏蛋，那时他们去救的好像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人类”。他热情颂扬救火的人们，谴责隔岸看火的旁观者。同时他认为，如今全世界，至少在中国，到处都着了火，如果见火不救，就等于对人类失职。他说他三年来的“宏愿”是想当个救火夫。但他的“宏愿”并没有实现，他直到逝世只不过是一个对人类抱有悲悯之情的旁观者。他自身内就存在着一个这样的矛盾。
他赞美光明。他认为只有深知黑暗的人才会热烈地赞美光明，同样，想知道黑暗的人最少总得有光明的心地。他例举某些著名的作家和作品，说明在黑暗中受过痛苦和考验的人最能迫切地向往光明，反过来说，若是谁的心里没有光明，也不能真正描写黑暗，像一度流行的黑幕小说，只能污染读者的心灵。
他说，希望是一张包医百病的良方。希望的来源是烦恼，因为烦恼使人不得不有希望；希望的去处应该是圆满和成功。可是圆满的地位等于死刑的宣告，成功的代价是使人感觉迟钝，不再前进。他说他喜欢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由于“屠格涅夫所深恶的人是那班成功的人”，他从中推论出“值得我们可怜的绝不是一败涂地的，却是事事马到功成的所谓幸运人们”。
关于道德，他在《查理斯·兰姆评传》中说，兰姆的“道德观念却非常重。他用非常诚恳态度采取道德观念，什么事情一定要寻根到底赤裸裸地来审察，绝不容有丝毫伪君子成分在他心中。也是因为他对道德态度是忠实，所以他又常主张我们有时应当取一种无道德态度，把道德观念撇开一边不管，自由地来品评艺术同生活”。这里说的是兰姆，其实也是梁遇春自己的意见。他最憎恶伪君子，因为“伪君子们对道德没有真真情感，只有一副架子，记着几句口头禅，无处不说他们的套语，一时不肯放松将道德存起来，这是等于做贼心虚，更用心保持他好人的外表，……只有自己问心无愧的人才敢有时放了道德的严肃面孔，同大家痛快地毫无拘管地说笑”。梁遇春的散文，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作者毫无拘束地面对读者说自己心里的真话。
以上仅就梁遇春对于人类和道德的态度，对于光明与黑暗、希望与成功的看法这几点，说明他为什么认为矛盾是宇宙的本质，为什么他看世界上的事物有的是新奇，有的是奇怪。这是他散文的根本精神。废名在他给《泪与笑》写的序里说：“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这句话常被梁遇春散文的评论者援引，认为说得中肯，我则认为这句话只形容了梁遇春散文的风格，至于散文中的思想，如前所述，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梁遇春的散文有许多非同凡响的议论，其中有的是真知灼见，有的也近于荒唐；他给读者的印象有时如历尽沧桑、看透世情的智者，有时又像是胸无城府、有奇思异想的顽皮孩子，他对于社会上因袭的习俗和时髦的风气肆意嘲讽，毫不容情，而又热爱人生，要“真真地跑到生活里面，把一切事都用宽大通达的眼光来细细咀嚼一番”。他在《“还我头来”及其他》这篇散文里表明了他的写作态度，他不能“满口只会说别人懂（？）自己不懂的话”，“我以后也只愿说几句自己确实明白了解的话”。他的散文证明，他确实说了些他自己领悟了的道理。这些领悟了的道理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与生俱来或是到了一定年龄从脑子里冒出来的。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他的另一篇散文《途中》。他在《途中》强调睁开眼睛在路上观看人生万象的重要意义。他把“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对比，他说，“读书是间接地去了解人生，走路是直接地去了解人生，一落言诠，便非真谛，所以我觉得万卷书可以搁开不念，万里路非放步走去不可。”他向往古今中外许多走过万里路的诗人和作家，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体会，写下不朽的诗篇和名著。但梁遇春短短的一生走的道路不过是从福州的家到北京的学校，大学毕业后到上海的一个大学里当助教，最后又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只能把车中、船上和人行道看作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尽管他热爱人生，观察锐敏，勤于思考，但这三个博览会所能展出的究竟很有限，它们并不是人生的本身。说来说去，从他散文里的旁征博引就可以看出，他还是从书本里得到的更多。这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矛盾，他非常羡慕行万里路，但他只能更多地读万卷书。
他博览群书，他受影响较多的，大体看来有下边的三个方面：他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从中国的诗，尤其是从宋人的诗词学习到如何吟味人生，从俄罗斯的小说学习到如何挖掘人生。这当然不能包括他读过的所有书籍。不管这三个范畴以内或以外，许多书中的隽语警句他在文章里经常引用，它们有的与他原来的思想相契合，有的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思路，但也有时引用过多，给文章添了些不必要的累赘。
他勤于阅读，尊重知识，却又蔑视知识的“贩卖者”。他写过一篇《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对于教师们，尤其是对大学教授很不恭敬。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威廉·詹姆士一句尖锐刺耳的话：“每门学问的天生仇敌是那门的教授。”这话说得相当偏激，但在文学这一门里，的确有些生趣盎然的作品，经大学教授一讲，便索然无味，不仅不能引起学生欣赏的兴趣，反而使学生对那些作品发生反感。我听有人对我说过，他后悔很晚才读莎士比亚，其原因就是作学生时听过莎士比亚这门课，使他长时期不想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接近。梁遇春大半有鉴于此，他认为在课堂里听教授讲课，无异于浪费光阴，在课外还去听名人讲演，更是自寻苦恼。他惯于跟教授学者们开玩笑，唱对台戏。约在1924、1925年间北京有些教授学者开展过一次关于人生观的论战，他则在这场论战无结果而散的两年后，写了一篇《人死观》；后来又有些教授学者郑重讨论英语里的Gentleman这个字怎样翻译才准确，他却撰写长文歌颂Gentleman对立面的人物流浪汉，说惠特曼的《草叶集》是流浪汉的圣经。他列举许多富有叛逆精神的流浪汉以极大的痛苦和快乐写下激动人心的不朽名著，却被循规蹈矩、思想感情都僵化的教授们在课堂里讲解剖析，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笑话！
梁遇春这样蔑视听课，“诋毁”教授，可是他从1922年到1928年在北京大学上过六年学，从1928年到1932年在上海和北京的大学里当过四年助教，前前后后，他也算是在他所谓的知识贩卖所里当了十年的“伙计”。他这个伙计是怎么当的，我不清楚。但有一种情况我是清楚的，他在北大英文系的学习成绩是优良的，并且得到个别教授的赞赏，1928年由于政局的关系，北京大学的工作陷于停顿，北大英文系教授温源宁去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就把刚毕业的梁遇春介绍到暨南大学当助教，1930年温源宁返回北大，他也跟着回来，管理英文系的图书并兼任助教。由此可见，他这个“伙计”当得还是不错的。
梁遇春于1922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比我晚一年。那时北大预科在东华门内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上课，我常常看到他。由于他显得年轻聪颖，走路时头部略微向前探，有特殊的风姿，而且往往是独往独来，这都引起我的注意。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才知道他的姓名，却总没有结识的机会，更不知道他的头脑里蕴蓄着那么多丰富而又新奇的思想。直到1927年后，才先后在《语丝》《奔流》等刊物上读到他的散文，并且在1930年知道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春醪集》。
1930年从5月到9月，我和废名在北平办过一个小型周刊《骆驼草》，我在1979年写的《自传》里说，“我在里边发表的散文和诗，有的内容庸俗，情绪低沉，反映我的思想和创作在这时都陷入危机。这刊物也登载过几篇梁遇春（秋心）的散文。梁遇春在北大英文系当助教，他才华茂盛，对文艺和生活都有独到的见解，写的散文清新隽永，耐人吟味……”梁遇春在《骆驼草》发表的文章，原稿最初是废名拿来的，不久我和他也渐渐熟识了。我身边没有《骆驼草》，无从查考梁遇春的哪些文章是在这刊物上发表的。我只记得他的三篇关于爱情的文章曾引起我的惊讶。这三篇散文的标题是《她走了》《苦笑》《坟》，读后的印象觉得它们既是用散文写的抒情诗，又是用诗的语言写的爱情论。这三篇每篇的首句各自以“她走了”、“你走了”、“你走后”开端，像是一组“走了”的三部曲，说尽了爱人走后一片错综复杂的凄苦心情，对于人生有一层又一层深入的体会。第一篇里他说，“命运的手支配着我的手写这篇文字”。第二篇是痛苦的断念。第三篇则是“叫自己不要胡用心力，因为‘想你’是罪过，可说是对你犯一种罪。……然而，‘不想你’也是罪过，对自己的罪过”。在这样的矛盾中只好什么也不想，可是心里又不是空无一物，却是有了一座坟，“小影心头葬”。作者说，“我觉得这一座坟是很美的，因为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们看着心酸的。”这最后一句话涵义很深，在当时一般文艺作品里是读不到的。
这三篇文章是用“秋心”笔名发表的。在我初读原稿以及校对清样时，已经感到惊奇，不久我又知道，他写这三篇文章，他的妻子正住在妇产医院里。妇女分娩，是希望与痛苦并存、生的快乐与死的担心互相消长的时刻，梁遇春独自在家里的灯下写这样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更无从得到解答。这里所说的“她”是另一个人呢，还是象征他的妻子，认为孩子一降生，往日的爱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或者“她”既不是另一个人，也不是象征他的妻子，而是个抽象的人物？后来我在《春醪集》里读到两篇《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收信人的名字也叫“秋心”，我才若有所悟，原来那位虚构的收信人如今现身说法了。在那两封信里，写信人畅谈易逝的青春如何值得爱恋，“当初”是如何永远可贵（因为一般失恋者常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那类的话），变更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劝人不要羡慕得意的人们，“人生最怕的是得意，使人精神废弛，一切灰心的事情无过于不散的筵席。”写给“秋心”的两封信和署名“秋心”的三篇散文，二者写作的时间相隔两三年，却可以互相补充，表达了梁遇春的恋爱观。
我对那三篇散文虽然有过疑问，但我和遇春见面时从未问过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后来他的妻子出院了（那时产妇住院的时间比较长些），他这样的文章也从此搁笔了。一天，我到他在北池子租赁的寓所找他，他的妻子已出满月，按照南方的习惯，煮了美味的汤圆招待我，他抱出他新生的女儿给我看，同时他说：“在这‘曾是华年磨灭地’，听着婴儿的啼声，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又苦又甜的滋味。”
我到他家里只去过一次，他到我的住处次数也不多，但是我们常常会面，我想不起我们都是怎么遇合的，只记得我们的畅谈多半是在公园的茶桌旁。我们谈人生，谈艺术，谈读书的心得，他心胸开阔，正如他所说的，“对于知己的朋友老是这么露骨地乱谈着。”那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脾气，不喜欢四平八稳、满口道德语言的正人君子，觉得这样的人不容易接近，也不必接近。我曾向他称道张岱《陶庵梦忆》里的一句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完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假如有个人给人以印象一点毛病也没有，那就是遮羞盖耻的伪君子，对人不会以真诚相见，同样，一个人如果事事都不即不离，无所偏好，更谈不上对某件事锲而不舍，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深厚的感情。遇春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宋朝有个宰相，一生官运亨通，既无深情，也无至性，告老还乡后，倒说了一句真心话：‘一辈子逢人就做笑脸，只笑得满脸都是皱纹。’你看，这是多么一副丑相！”他说时没有说出宰相的姓名，我也无从查考这句话的出处了。
我们还欣赏那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一句诗“六朝人物晚唐诗”。在六朝和晚唐极其混乱的时代，能产生那么多超脱成规、鄙夷礼教的人物和一往情深、沁人肺腑的诗篇，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光彩，我们不同意有些人把他们与西方世纪末的颓废派相提并论。
我们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但两个人好像不约而同，也有所不谈。一，不在背后议论共同的朋友和熟人。二，不谈个人的苦恼。梁遇春在《坟》里转述友人沉海的话：“诉自己的悲哀，求人们给以同情，是等于叫花子露出胸前的创伤，请过路人施舍。”我不知“沉海”是谁，我记得我也说过这类的话。三，不谈个人的家世。他的家庭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一次例外，我去德国前，他说他有一个叔父在德国学医，但没有告诉我他叔父在德国的住址。
我在1930年9月下旬到德国后，我们通信不多，我有时在报刊上读到他新发表的文字。1932年夏，我在柏林读里尔克晚年的两部诗集《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在十四行诗里读到“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远远在死乡的事物／没有揭开了面幕”，我想起遇春的散文《人死观》里有类似的思想；在哀歌的第一首里读到“因为美无异于／我们还能担当的恐怖之开端”，又使我想起，这与《坟》里的那句“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们看着心酸的”也有些相似。我很想把这些诗写给他，和他讨论，不料一天在国内寄来的报纸上读到梁遇春逝世的消息，这对我是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事。为了排解哀思，我到德国东海吕根岛上做了一个星期的旅行，一路上，遇春的言谈面貌总在萦绕着我，我应该用什么来纪念他呢？
1937年，我在上海写了《给秋心》四首诗，在一个文学杂志上发表，1942年我出版《十四行集》，曾把这四首诗作为杂诗附印在十四行的后边，1949年《十四行集》重版，我觉得这四首诗对于亡友的怀念表达得很不够，又把它们删去了。过了三十年，我从中选出两首，编入1980年出版的《冯至诗选》里，诗的题目改为《给亡友梁遇春》。我在第一首里说，有些老年人好像跟死断绝了关联，反而在青年身上却潜伏着死的预感。诗的最后两行是：
你像是一个灿烂的春
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
第二首大意是，我曾意外地遇见过素不相识的人，我和他们有的在树林里共同走过一段小路，有的在车中谈过一次心，有的在筵席间问过名姓，可是一转眼便各自东西，想再见也难以找到。这首诗是这样收尾的：
你可是也参入他们
生疏的队伍，让我寻找？
可是我不能再找到他了，我把他安排在一个春夜里、一个生疏的队伍里，是幻想着他仍然存在。
四十年代初，我在昆明却有一次遇见梁遇春在德国学过医的叔父。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教育工作者、自由职业者退入内地。我偶然听说他的叔父在昆明行医，便去拜访他，谈到他侄子的早逝，他不胜惋惜。他身边有一幅遇春的女儿的照片，他拿出来给我看，是一个十岁左右的活泼的女孩。我端详许久，舍不得放下，我当时竟那样神不守舍，连她的名字叫什么都忘记了问一问。她如果健在，现在应该是五十多岁了，她三岁丧父，但愿父亲在一个婴儿的头脑里还留下一个亲爱的影像。
许多青年时的朋友后来都有较大的变化。遇春如不早逝，他一定也会有变化的。从他散文里的迹象看来，他也许后来摒弃了旁观者的态度，实现他那“救火夫”的宏愿，成为革命者；他在大学里工作，勤勤恳恳，最后也许成为一门学问的“天生仇敌”大学教授；他也许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因为《泪与笑》最后的一篇评论英国传记作家齐尔兹·栗董·斯特剌奇的长文，品评得失，持论透彻精辟，就是放在我们现在有关外国文学的论文中，也毫无逊色；他也许会写出更多优秀的散文，成为中国的兰姆。这些只能由我们虚无缥缈地去推测，永远不会成为事实。刘国平在为《泪与笑》写的序里引用过梁遇春的一句话，“青年时候死去，在他人的记忆里永远是年轻的。”这句话一点也不错，遇春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年轻的。
最后，我有一句声明。我只是如实地谈一谈我所知道的梁遇春，并不是要宣扬梁遇春那样的思想。我认为，若有人下点功夫，研究一下“五四”后十几年内各种类型的青年人的思想，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还是有用处的。
冯至[1]
1983年8月27日写完
[1] 冯至此文原名《谈梁遇春》，作于近四十年前，但了解得深，评价得得体，至今仍为典范，故收入此处，代为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