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豪普特曼1862年生于上萨尔茨布隆一个旅店老板家庭，青年时代当过农场学徒，学过雕塑，在大学攻读过哲学和历史。然而，对这一切他似乎都没有才能和兴趣，因此不得不半途而废。他所真正向往的是当一名作家，把他丰富的想象和内心体验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早在1880年以前，这个内向而敏感的青年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过诗歌、戏剧、小说等多种形式，但都未取得成功。直到188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道口看守员蒂尔》公开发表，他当一名作家的梦想才如愿以偿。此后，他又写过不少小说和诗歌，但均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他的第一部戏剧《日出之前》才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声誉。

《日出之前》是在海克尔的遗传生物学以及欧洲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特别是易卜生和左拉的影响下创作的，因而自然主义色彩十分浓厚。作者称它为“社会剧”，旨在探索环境和遗传因素对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戏剧通过社会改革家洛特同海伦娜——一个因酗酒和乱伦而遭人唾弃的破落富农的女儿——的爱情悲剧，揭露了社会道德观念的虚伪，批判了小市民的自私和狭隘，展现了一幅病态、没落的社会画面。《日出之前》作为德国舞台上演的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以崭新的题材和艺术手法有力地冲击了古典主义戏剧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打破了传统的审美习惯，因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争论。1889年该剧在柏林莱辛剧院的“自由舞台”首次公演时，出现了德国戏剧史上前所未有的混乱场面。一些保守的观众大声喧哗，吹口哨，谩骂，使演出数次中断，演出后，许多评论家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日出之前》是一出“下流的戏”，“宣扬了犯罪、疾病和堕落”，指责豪普特曼为“文学无政府主义者”“罪犯的代言人”“下等酒馆的卖唱者”“本世纪最不道德的剧作家”等等。但与此同时，此剧却受到许多不满现状、主张革新德国戏剧的评论家和观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著名作家冯塔纳在一封信中赞扬它“真实地描写了生活”，是一出“了不起的剧”，“写出了易卜生想写而未能写出的东西”。另一位批评家巴金斯基则认为，《日出之前》是“德国戏剧史上的转折点”，是“自歌德、席勒以来最成功的戏剧”。

应当说，这部戏剧引起的激烈争论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德国戏剧舞台完全被古典主义的戏剧所统治，剧院上演的剧目几乎都以“高贵”人物——王公大臣、英雄美人、富有的权势者——为主人公，表现的题材远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且风格浮华，矫揉造作。对于长期处于沉闷、保守状态的德国戏剧来说，《日出之前》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

如果说，《日出之前》以崭新的题材和风格震动了观众和批评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通过《和平节》（1890）和《孤独的人》（1891）的上演，自然主义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及其表现手法已逐渐为德国观众所适应，豪普特曼也得到了戏剧界的承认。1892年《织工》的首演便证明了这一点。

《织工》是以发生在德国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创作的。1844年6月4日至6日，西里西亚地区彼得斯瓦尔道和朗根比劳等村庄的纺织工人，不堪包买商和工厂主的残酷盘剥举行了起义。他们捣毁了工厂主的住宅、厂房和机器，焚毁了票据和账簿，与地方军队展开战斗，牺牲十一人，重伤二十四人，但仍坚持斗争。最后普鲁士当局调来大批军队，起义才被镇压。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兰茨·梅林认为，这次起义是德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面较量，表明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844年的这次织工起义曾激起过不少诗人的创作灵感，如著名诗人海涅便写过脍炙人口的诗歌《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豪普特曼创作这部戏剧，无疑有他个人的原因。他的祖父早年曾当过织工，还在童年时代，豪普特曼就多次听他父亲讲述过祖父的经历和织工们的悲惨生活，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他在这个剧本的开头这样写道：“祖父年轻时也是个穷织工，像这儿描绘的坐在织机后面的织工一样；此剧就是脱胎于你所口述的关于祖父的那些故事。无论这部作品具有生命力还是内部已经腐朽，它总算是‘一个像哈姆雷特那样的可怜人’所能献上的最美好的东西。”1888年，豪普特曼在瑞士漫游时，曾在苏黎世访问过一些织工家庭，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贫困处境有进一步了解，并产生了创作《织工》的念头。为了写好这个剧本，他又阅读了有关这次起义的书籍和资料，如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的《西里西亚棉纺业的兴衰》和威廉·沃尔夫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贫困》等。

《织工》虽以历史事件为题材，但作者对它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使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区别于过去的任何一部历史剧。

首先，此剧人物众多，总共超过四十个，但是没有一位传统戏剧中的主人公。以往的戏剧，如歌德的《哀格蒙特》、席勒的《威廉·退尔》等，在描写人民起义或反抗斗争时，总是以某一个英雄人物为核心和主人公。而在《织工》中，作者虽然对一些人物形象做了重点的艺术刻画，但并未突出个人的作用，而是把他们作为织工集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因此应当说，这部戏剧的主人公是一个集体，即织工的集体。

其次，在这部戏剧里，织工的战斗歌曲《血腥的审判》像一条红线贯穿全剧，起到作品主题的作用。这首歌既揭露了工厂主对织工的残酷压榨，描写了织工们的贫困，也表达了他们对资本家穷奢极侈的生活的强烈愤怒以及奋起反抗的决心。还在剧的开头（第一幕），工厂主德赖西格便威胁工人们不许在晚间到他家门口去唱这首“卑鄙的歌曲”。第二幕，退伍士兵耶格尔已经将这首歌的歌词教给许多织工，对织工们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这首歌所讲的道理“像《圣经》里的话一样正确”。第三幕，织工们唱着这首歌与军队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而在最后一幕，织工们的歌声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几百人齐声同唱”鼓舞着起义者向前来镇压的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此外，此剧以极其细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真实地再现了西里西亚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织工们的生活状况，剧中人物的语言全部是西里西亚方言，给人以真实、自然的感觉。

《织工》上演后受到观众和批评界的高度赞扬，但也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恐慌。1892年，柏林警察当局宣布禁止这部“煽动阶级仇恨”的戏继续上演。然而，一纸禁令并不能阻止《织工》的广泛流传。1894年，由于此剧相继在英、法等国上演，当局不得不取消对它的禁令。从此，《织工》成为德国许多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

1893年春，豪普特曼的新作《海狸皮大衣》问世。这部戏剧一反他以往剧作的题材与风格，以讽刺喜剧的形式写成。这部豪普特曼称之为“窃贼喜剧”的作品有两条主线：一条围绕沃尔夫大妈展开，写她运用自己的机警和智慧相继窃走为富不仁的财主克吕格的大量木柴和一件值钱的海狸皮大衣，并巧妙地骗过警察、密探，使事情不了了之；另一条线写刚愎自用而又愚蠢无能的警察局长韦尔哈恩如何小题大做，诬陷持社会民主党观点的作家费莱歇尔。前一条线带有浓厚的喜剧幽默色彩，后一条线则充满辛辣的讽刺。这出戏与莱辛的《明娜·封·巴恩海姆》、克莱斯特的《破瓮记》一起，被戏剧史家称为“德国的三大喜剧”，在德国长演不衰。

然而，《海狸皮大衣》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并未取得成功，以致剧院经理不得不取消此后的演出。一些剧评家认为，《海狸皮大衣》是一部结构不完整的作品，缺少一个惩恶扬善的结尾，剧中的“窃贼”并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受到谴责，这与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相符的。过了几年，豪普特曼的创作意图才渐渐被人理解。1897年，此剧重新在德国和奥地利一些大剧院上演，引起了强烈反响，上座率迅速提高。到1902年，德意志剧院已连续演出一百场。此后，它又三次被改编成电影。《海狸皮大衣》终于成为豪普特曼最受欢迎、演出场次最多的戏剧之一。

在传统喜剧，如莫里哀的《悭吝人》和《伪君子》、克莱斯特的《破瓮记》、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坏人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惩罚，这使得作品往往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豪普特曼的《海狸皮大衣》却与此不同，剧中的“窃贼”沃尔夫大妈并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受作者同情的人物。他赋予这个形象勤劳、能干、机智、幽默等品质，并通过她的口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要是有一天你阔绰了，可以坐上大马车，那时候再没有人问你这是哪儿来的了。即使是抢了穷人的东西！”在这出戏里，偷窃是沃尔夫大妈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向社会的不公正抗议并进行报复的手段，因为那个社会是一个强盗和骗子横行的场所。应当说，她对十九世纪末威廉皇帝时代的德国社会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沃尔夫大妈被德国戏剧界称为“德国戏剧中最有性格、最富特色的人物”，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形象，是毫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