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与不幸

打开中国文学史的巨大画卷，我们便会发现，著名的作家大多不能得志于当时，浏览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我们便会不时地听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低沉喟叹。命运确乎是好捉弄人的，它的秉性乖戾而任性，出其不意是它喜欢采用的策略，制造恶作剧更是它的拿手好戏。难怪平和的白居易要叹息说：“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答刘和州禹锡》）而激烈的韩愈更抗争道：“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进学解》）既然命运是如此的不公平，那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可能有的另一种安排。如果天遂人愿，这些著名的作家都能一一得志，他们一个个“才展休明代”的话，结果又如何呢？只怕中国历史上未必能够增加几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中国的文学史上则肯定会减少很多著名的人物。贾谊历来被当作怀才不遇的典型，但是，喜欢作翻案文章的苏轼却在《贾谊论》中说：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

板子打在贾谊的身上。看苏轼的意思，关键是要等待，要忍耐，谁叫你没有耐心呢。“文景之治”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遇到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应该满足了。再有牢骚，只能怪你自己了。不知苏轼自己在北宋风云变幻的党争中屡遭打击以后，观点是不是会有所改变？苏轼是这样的见解，且不去说他；清人郑板桥在其《南朝》一诗的小序中，更是就此发表了十分有趣的见解：

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家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

郑板桥对于 “幸”和“不幸”、“遇”和“不遇”的看法，确实没有落在“寻常眼孔”之中。按照“寻常眼孔”去看，郑板桥不算不遇，他也曾不无自豪地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难为他有这样的见解。有趣的是：天才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文学天才则尤其如此，他们常常需要命运来给他们掌握方向。就拿吴敬梓来说，如果他少年得志，青云直上，自秀才至举人，由举人至进士，乃至于点翰林，入内阁，大展宏图起来，乾隆时期的政治也未必有所改善。如果他通过博学鸿词的考试，被皇上“大用”，而他在官场的染缸里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清白，充其量是乾隆时期多了一个循吏，一个清官；但中国古代小说的损失就太大了。如果吴敬梓没有那么坎坷的经历，那么，“家声科第从来美”，他难免要继承科举世家的传统继续走下去。父亲对吴敬梓的教育是四书五经、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全椒吴家是著名的科举世家，吴敬梓的高祖吴沛共五个儿子，其中有四个培养成了进士，两个是明朝的进士，两个是清朝的进士。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对全椒吴家科举的鼎盛称羡不已：

全椒吴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进士：长国鼎，前癸未进士，官中书舍人；三国缙，顺治己丑进士；四国对，顺治戊戌进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读；五国龙，亦前癸未进士，官礼科都给事中；国对、国龙，孪生也。国龙子晟，康熙丙辰进士；昺，辛未进士，榜眼及第。

吴国对是探花及第，并非榜眼，王士祯记错了，其他均没有问题。照理说，王士祯和吴国对乃同榜进士，功名大事，不可能记错。话说回来，吴家的这六个进士加起来，其中一个榜眼，一个探花，也没有一个吴敬梓的贡献大。吴敬梓最引为自豪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的探花，可吴国对有多少政绩，在历史上有多少贡献？实在是政绩平平。他才能平庸，思想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据说他的书法极好，八股文章很出色，方嶟为吴敬梓《文木山房集》所作的序中说，吴国对“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我们现在也只能说他非常善于考试，如此而已。幸亏吴国对一支后来衰落了，吴敬梓的嗣父不会钻营，是个“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的穷教官，吴敬梓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遇到了那么一场家难，受到那么多的冷眼和轻蔑，幸亏他在科场上并不顺利，考官没有看上他的八股文章，这才给我们保留下来这样一位天才的讽刺作家，使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样犀利的讽刺巨著。其中家难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正是这场家难激发了吴敬梓的叛逆反抗意识，正是族人的鄙视，甚至“乡里传为子弟戒”，才将吴敬梓驱往繁荣开放、人文荟萃、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南京城，使他结识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呼吸到了时代思潮的新鲜空气，开拓了眼界，并进一步从个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脱出来，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看到了全社会的腐败和没落。

命运就像一个老人在人生的歧路上等待着我们的天才，他坚决地阻止天才离开属于自己的领域：“抛弃你那些庸俗的功名欲望吧，认识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