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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在当时我正操心于某些事情，我自己或别人设立了哪些道德起源假说，远不如这些事来得重要（或者更准确地说：设立假说只是为了一种目的，是达到此目的的多种手段之一）。我关注的是道德的价值，——对于这一点，我几乎是独自一人同我的伟大老师叔本华进行辨析，那本书及其中的激情与隐秘矛盾都是面向他的，就像当面有人一样（——因为那也是一篇“驳文”注14）。特别是关系到那些“非利己者”的价值，那些同情之本能、自我否定之本能、自我牺牲之本能的价值，就是对这些价值，叔本华进行了如此长久的粉饰、神化，将之置于彼岸，直到它们终于作为“自在之价值”在他那里留存下来，他以此为基础，对生命，也就是自己对自己说不。而恰恰是对此类本能，有一个越来越蚀及根本的疑心、一种挖得越来越深的怀疑论在劝我放弃它们！恰恰在这里，我看到全人类的大危险，它最精巧的勾引和诱导——究竟要诱引到何处？到虚无里去么？——恰恰在这里，我看到终结的开端，看到伫留，看到往回望的注15疲乏，看到意志转而反对生命，看到那最后的病在温柔而消沉地宣告着：我是在把那个越来越广为扩散的同情道德——它甚至侵袭了哲学家们，使他们生了病——理解成我们这个变得阴森叵测的欧洲文化的最阴森的症状，理解成欧洲文化通向一种新佛教的歧途吗？通向一种欧洲佛教？通向——虚无主义注16？……因为现代哲学家对同情的厚遇和高估是件新鲜事：恰恰是对同情之无价值，是迄今为止哲学家们一致认同的。我只举柏拉图、斯宾诺莎、拉罗什福科和康德注17，这四个思想人物彼此的差别大得不能再大，可在一件事上却是一致的：对同情的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