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故里、家世及少年时代

一、司马迁故里

古老的黄河，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五千年华夏悠久历史的见证。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它穿行的黄土地上，不知诞生了多少灿若星辰的人物。我国西汉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就是诞生在黄土高原、黄河之滨的一颗文化巨星。司马迁的诞生地——陕西韩城市，是一座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城。这里几乎村村有文物，单是保存到今天的元代建筑群，如戏楼、牌楼等，就有一百四十四处之多，使人目不暇接。司马迁故里在这古城西南十八里的高门原；司马迁祠墓岿然屹立在高门原东南八里处、距韩城二十里的芝川镇南二里司马坡上。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批准司马迁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司马迁生前凄凄惨惨，死后冷冷清清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如今，司马迁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史记》日益走向普及。司马迁故里已成为旅游胜地，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人来此观瞻。现在就让我们到司马迁故里去做一番巡礼吧。

1.韩城形胜

1958年春，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郭沫若欣闻司马迁祠修整竣工，激情满怀，挥毫泼墨，写了一首五律赞颂司马迁。诗云：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这首五律，对司马迁的学识、文章、人格、事业，做了高度评价。郭老手迹潇洒奔放，刻成诗碑，立于太史祠，给司马迁故里增添了无限神韵。“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即是“人杰地灵”的生动写照。一代历史伟人，由多种因素铸成。不容否认，地理环境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人杰地灵”，是一个综合的文化观念。韩城形胜，为关中奥区，历史悠久，代有杰人。司马迁诞生于斯，就让我们来观览一番杰人之生地，回溯它的悠久历史，缅怀杰人之往昔云。

韩城市领地，“西高东倾，其形略似仰缶。山峪占十之七八，平原不过十之二三”注1。著名的梁山，山势绵亘，逶迤韩城市西境。梁山主峰，在韩城西南四十里合阳县境内，名曰巍山，有谚语曰：“华山高，只值巍山腰。”由此可见，梁山之巍峨雄峻。韩城东北六十里，横跨黄河两岸，地连山、陕两省的龙门山，乃是梁山支脉。龙门，既是山名，又为津渡之名。津渡之龙门，又名禹门，相传为大禹导水所凿。在禹门两岸，历代建有禹王庙。明代万历年间所建禹王庙，历经风霜数百年，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炮火所毁。在龙门石崖上刻有“禹王锁蛟”图。画面上镌刻大禹头戴黑帽，身穿长袍，用一只有力的巨手将铁链锁住蛟龙的神话故事。据康熙年间《韩城县志》记载，在禹门水中石上刻有斗大的“龙门”二字，荒年水落石出，人始见之。龙门两岸山壁如削，天工造物就真如人工斧削一般。古代地志，如《山海经》、《括地志》、《三秦记》等均载有神话传说。《山海经》谓，禹门凿成，因有神龙来察看，故于门上加“龙”字而称“龙门”。《三秦记》载，每年三月冰化雪消之时，有几千条鲤鱼、神龟，集于龙门之下，竞相跳跃，登上龙门的便成龙升天；登不上的，就点额曝鳃，碰壁而返。这就是“鲤鱼跳龙门”的神话故事。这种传说给人们的想象增添了驰骋的翅膀，使龙门成了神圣之地，其名悠久，载于《尚书·禹贡》。所以司马迁引为桑梓之重，在《太史公自序》中称曰：“迁生龙门”。

河水奔泻龙门而出，由北而南流向的这一段黄河，古称西河。西河东岸，古称河东；西河西岸，古称河西。河西地沿黄河成一条狭长的川原地带，这就是韩城市东境一片平川，古称韩原。韩原西枕梁山，东带黄河，南有少梁渡，北有禹门津，是关中的北门，亦是山、陕交通的咽喉要道，故在古代列国纷争或群雄割据中，这里是兵家必争的形胜要地。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大战，秦虏晋惠公。公元前205年，汉将韩信以木罂渡少梁而擒魏王豹。公元618年，唐高祖起兵太原，南下渡龙门而取关中，奠定了唐室基业。公元1126年，金将娄宿越龙门冰桥取陕西。公元1644年，李自成则从陕西出龙门直捣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在司马迁诞生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晋取少梁而兴，魏献西河而衰。秦晋、秦魏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史记》记载的大战役就有六次。第一次即前述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秦虏晋惠公。晋惠公归国，献河西地于秦。在韩原南段，即司马迁故里，今高门原、芝川镇一带，又称少梁原，临河有少梁津。少梁原，古为嬴姓梁国。梁伯以女妻晋惠公，为晋属国。晋惠公献河西地于秦，公元前641年秦遂灭梁国，更名曰少梁。取少梁之名，乃与中原之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相对应。公元前620年，晋中军随会奔秦，司马迁之祖先入居少梁。第二次为公元前617年，晋伐秦，取少梁。三家分晋，河西地归于魏，魏筑长城以御秦。魏长城遗址，至今犹存。第三次为公元前418年，秦击魏，战于少梁，企图阻止魏筑长城。秦败魏胜。于是秦取战略包围形势，补庞，城籍姑，加强对少梁的对抗。补庞，即加固庞城。城籍姑，是新筑籍姑城。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庞城在今韩城东，其地城固村有古城遗址。籍姑在禹门口附近，扼守要津。第四次为公元前362年，秦攻少梁，赵救魏，秦破赵魏联军，虏魏太子及魏将公孙痤。此役又为战国时期大战役之一。第五次为公元前354年，秦击魏，战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取少梁。但魏河西地未尽失。此役亦为战国时期大战役之一。第六次为公元前330年，秦伐魏，围焦、曲沃，主战场已移于河东，此役魏尽纳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7年，秦惠王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阳。公元前316年，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始用事于秦，击蜀，灭之。司马错为秦名将。司马氏由晋入秦居少梁，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经受战争暴风雨的洗礼，使司马氏家族产生名将，司马迁承传家学，记述战争有声有色，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韩原之名因韩城而得名。韩城古为韩国，为西周武王之子的封国。“韩城”二字，始见于《诗经·大雅·韩奕》，曰“溥彼韩城”。此诗首句：“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郑玄笺：“梁山，今左冯翊夏阳县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来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诗序称，此诗为周宣王时名臣尹吉甫所作，为咏韩侯受命为侯伯之诗。学术界有人认为韩侯在周初封于河北，近燕，在今河北固安县东南之韩寨营。周宣王中兴周室，为了加强周王室北门之屏障，故受命韩侯为侯伯，移封韩原，筑韩城。也就是说，韩城筑于周宣王时，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后来，周王室东迁，韩国为晋所灭。春秋时，韩原为晋大夫韩武子采邑。但韩侯故城和韩武子采邑，今不可考。韩城置县始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有县斯有城”，或沿旧，或创始，奠定了今日韩城之规模，历唐宋元明清而至于今，已有近一千四百年的历史。

2.司马迁故里华池高门

按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叶落归根，人死归葬故里。司马迁祖茔在韩城西南十八里的嵬东乡华池、高门两村注2，故此为司马迁故里，即入秦少梁的司马氏所定居之地。《太史公自序》云：“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错孙靳……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华池、高门两地紧邻相连，同在高门原。如今华池有南北两村，高门有东西北三村。司马迁祠墓在韩城南二十二里的司马坡上，如今属芝川镇，在镇南二里。《括地志》云：“夏阳故城东南有司马迁冢，在高门原上也。”可见，司马坡在古代也泛称高门原。司马坡与华池、高门相距约八里，古夏阳城在两地之间。《水经注》记载甚悉。陶渠水（即今芝水）注云：“水出西北梁山，东南流径汉阳太守殷济精庐南，俗谓子夏庙。陶渠水又南径高门南……又东南径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阳城西北四里许。……溪水又东南径夏阳故城南，又东南径司马子长墓北。”又嵋谷水（即今据水）注云：“溪水又东南径夏阳县故城北少梁也。秦惠王十一年，更从今名矣。”更名，实为新筑。少梁旧邑经过大战而残破，秦从魏手中夺回少梁后更名而另筑新城。在今司马迁祠正北约八里有西少梁村，在司马迁祠东北六里有东少梁村，东西少梁相距约四里。西少梁村即古少梁邑注3，夏阳新城在西少梁西南六里，位于司马迁祠与华池、高门之间。夏阳在司马迁祠西北约四里；华池、高门又在夏阳西北约四里，与西少梁东西相对。汉承秦制，置夏阳县，遗址在今嵬东乡堡安村，有“夏阳旧址”石碑。在堡安村的古城楼上，镌刻着“韩原要冲”四个大字。

司马迁的生地，学术界有五种说法。其一，生于芝川说。因司马迁祠墓在芝川镇，故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和季镇淮、郭维森两家传记《司马迁》，以及多数论文作者主其说。其二，生于华池说。司马迁第六世祖司马靳墓葬于此，故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主其说。其三，生于高门说。司马迁三世近祖墓均葬于此，故康熙年间《韩城县志》康行主其说。其四，生于龙门寨说注4。其五，生于夏阳城内说注5。其四、其五两说是近年来提出的新说，缺乏根据，不可信。司马迁生地，我们只能依据《太史公自序》所载祖茔地华池、高门来加以确认。但现今的华池、高门已无司马迁祖茔坟冢，幸喜尚有历史遗迹和民间遗风可资佐证。借此，略作记述，以存一史影。

华池司马靳墓。今华池南北两村，相距约里许。北华池村以马姓为主，南华池村无马姓。北华池村旧有“司马书院”，相传为司马谈设帐授徒处。村东有华池遗址，相传为司马氏家花园。《水经注》记载，“池方三百六十步”，现在的华池，只是一个小小的涝池，已非昔日风姿。在涝池北约百米，原有土坟一座，相传为司马靳墓。1958年以前，村中父老在清明节还去扫墓。1958年“大跃进”平田整地，历经两千余年风雨的司马靳墓才被平消失。

高门司马昌、无泽、喜三世墓。高门原，西枕梁山，东对黄河，地势高平，土地肥沃。原上有东高门、西高门、北高门，三座村庄巍然鼎立。在东高门村南洞门楼上，嵌有石刻“太史故里”四个大字。在东西高门之间，有清薛廷枋等所立司马迁祖茔双碑。双碑立于东高门村西南约数十米，坐西向东。双碑并立，相距数尺。其南碑上首横刻小字“汉太史先茔”，中间竖刻大字“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茔”，左边竖刻小字“儒学增广生员薛廷枋立”。碑阴“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茔记”，曰：“汉至今数千余载矣，其先茔犹辉映于梁山之野，人人见司马公之遗泽长，而子长公显扬者大也。……昌以下葬者三冢，今则巍然者仅存。自斯以往果何如乎!”立碑时间为“嘉庆十七年岁次壬申十月谷旦”。据此可知，当年此处有三冢。此间父老相传，原来三冢宛如鼎峙，就是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三墓冢。抗日战争时期邑人王捷三（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回韩城省亲，见太史公先茔为大路所侵，坟头平夷，为不使湮没，命人筑土墙保护。群众遂将三冢合为一冢。20世纪50年代尚有地二分，1958年在平坟运动中被夷为农田，故今只有双碑并立于田野。

司马谈墓。司马迁祖茔双碑，其北碑上书“汉先太史司马公墓”，立碑时间为“咸丰岁次壬子菊月谷旦”，即咸丰二年九月一日。这虽是后人所立之碑，但相传原有司马谈墓冢。虽然《太史公自序》未载司马谈墓，不过可从司马靳“葬于华池”，司马昌、无泽、喜“皆葬高门”这一行文连贯语势，推知司马谈之卒，应葬于故里，是不言而喻的。假如司马谈葬于茂陵显武里，《太史公自序》必作特别书出。《太史公自序》不书司马谈葬所，因司马迁与之为父子，奉先人遗骨于故里，是理所当然之事。在高门村西六里有徐村，世居冯、同两姓，世代相传为司马迁后裔，每年清明节都要到高门村司马迁祖茔双碑前祭奠，至今以为俗。

司马迁归葬故里，但未入居祖茔地高门原，而在芝川司马坡，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今天司马迁祠墓所在的芝原村一带，据考古研究正是秦汉时夏阳县的墓葬区。司马迁因受宫刑体肤不全，自愧于见祖先注6，故归葬故里在先人墓冢之侧，自选葬地在夏阳城东南的司马坡上，西望祖茔，东望黄河。司马坡突拔伟立，是一形胜要地。司马迁长眠这里，是符合他那好奇而又豪放胸怀的。

综上所述，以魂归故里的中华民族传统习俗来考察，司马迁生地故里应为祖茔所在地华池、高门。这两地紧相连界，可以看作是一个地方。泛言之，韩城市即为司马迁故里。韩城境内司马迁生地的五种说法，以高门村为中心，方圆不出十公里，在古代都是夏阳城的近郊区。泛言司马迁生地，华池、高门、芝川镇，三者皆有依据；而要相对准确地说司马迁生地，则应为韩城西南十八里之高门村。

3.芝川司马迁祠墓

芝川镇在韩城南二十里，靠近黄河。西安至韩城的西韩公路穿镇而过。这里川宽土肥，盛产粮棉，人物殷阜，镇上居民千余家。芝水流径镇旁，故以芝川为镇名。芝水古称陶水，相传汉武帝巡行曾在此水边采得灵芝草而得名芝水。在司马迁祠西芝水北岸吕庄，原来建有“灵芝庵”，庵内竖有石碑，碑刻“汉武帝采灵芝草于此”九个大字。现在庵和石碑皆已无存。

古少梁邑在芝川镇东，今为芝川乡西少梁村；古夏阳城在镇西南，今为嵬东公社堡安村。司马迁祠墓在镇南二里芝水南岸高岭上，人称司马坡。康熙年间《韩城县志》载：“汉太史令司马迁墓在芝川镇南岭上，西枕梁山，东临大河，气势雄阔，古柏数十百，皆苍老如铁，悬于两崖，作蛟龙状。子长一冢，巍然其巅，祠壁石墨林立，代有名作。冢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盘崛尤奇，北望少梁，晓烟残照，如图画然。”《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葬母：“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史记·樗里子列传》载：“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宫夹我墓。”《史记·吕不韦列传》载，秦庄襄王葬芷阳，其母“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这些记载可为司马迁好奇，自选葬地于司马坡之佐证。这里地形高敞突立，西望祖茔，东瞰黄河，亦是一奇。芝川镇的兴起，在司马迁祠墓旁，虽无万家邑，也是千家邑。在司马迁祠墓山脚东南数百米处，有一临河高台，东西与南北各约三百米，这里就是汉武帝临河息辇的夏阳挟荔宫遗址所在地。夏阳挟荔宫是汉武帝三年一次祭祀后土驻跸的行宫，司马迁生前伴圣驾衣锦还乡，该有多么风光，司马迁死后长眠在夏阳挟荔宫旁，不也是十分惬意的么!司马坡下，芝水绕流。芝水入河口，即古少梁渡，后改名夏阳津。公元前205年汉将韩信以木罂从此渡河擒魏王豹。历史遗迹也给司马坡增添了无尽的风采。以司马迁之雄奇豪放，他选定司马坡为葬地，可以说是感情与理性的自然归宿。

司马迁祠墓的修建，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公元310年的西晋永嘉四年，迄今已有约1700年的历史。《水经注》陶渠水注云：“又东南径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注7。《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水经注》的这段记载是有关司马迁祠墓最早而又最有价值的文献。西晋殷济崇拜司马迁遗文《史记》，为了表彰司马迁的功业，“遂建石室”，并修祠，竖碑，植柏，供人瞻仰。《水经注》又引司马迁碑文说明司马迁故里位置，文曰：“高门华池，在兹夏阳。”北魏郦道元根据他所见司马迁碑文与《太史公自序》印证，推断殷济所建祠墓，就是司马迁原来所在的坟墟。唐司马贞在《太史公自序·索隐》中亦引司马迁碑文作案语，说华池在夏阳西北三里注8。这说明司马迁碑历南北朝，在唐代犹存。

殷济为司马迁故里邑人。殷济墓在古夏阳城遗址堡安村附近，位于高门之东，司马迁墓之西。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乡绅为殷济墓立碑，上书“晋名宦汉阳太守殷公之墓”。《水经注》陶渠水注云：“水出西北梁山，东南流，径汉阳太守精庐南，俗谓之子夏庙。”所谓“精庐”，又称“精舍”，是古代的讲学之所。汉阳郡是汉时旧名，魏晋时改为天水郡。殷济为天水郡守，或沿习惯文献仍作旧郡名。殷济致仕，为乡人讲学，培育英才，有德桑梓。又魏晋时严禁为死者造石室立碑。殷济冲破禁网为司马迁造石室之墓，立碑颂德，是一种大智大勇的行为。乡人感念殷济，亦为之立碑讴歌，诗曰：

巍巍苍山，河水泱泱。

殷公沐风，山高水长。

殷济之后，历代维修司马迁祠墓的情况，可从司马迁祠中的碑石和韩城地方志中考其大略。现存司马迁祠最早的一块碑，是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太常博士知同州韩城县事李奎所题的诗碑。诗云：“荒祠临后土，孤冢压黄河。”这一“荒祠”“孤冢”的破败局面，直到北宋末才得到改善。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韩城县知事东鲁尹阳见太史公祠“栋宇甚倾颓，阶级甚卑坏，埏隧甚荒茀，惟是享尝缺然不至”，荒凉破败不忍睹。尹公感慨唏嘘曰：“司马公文为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风雨；学为继述之渊，而所藏不去荆榛”，“冢庙卑痹如此，其不称公之辞与学也甚矣!”尹阳于是率芝川之民重新建起“五架四楹之室，又为复屋以崇之”。所用砖、瓦、门、窗，一应材料，皆取资于民注9。据古建筑专家鉴定，现存的寝宫、献殿与山门，还是宋代木结构建筑的遗存，已历经风雨八百年，弥足珍贵。

北宋尹阳重修司马迁祠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至金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又进行了部分整修，重点是整修太史公墓。韩城县知事赵振撰《大定己亥修太史公墓小碣》记其事，曰：“（司马迁）及其卒也，葬于梁山之岗，至今韩人享祀不绝。惜乎时代历久，旧冢倾颓。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复，其意欲以光华文史之风，激励衰鄙之俗。”

司马迁墓为圆形八卦冢，用青砖砌成，高2.5米，直径5米，乃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所重修，距今已七百余年。墓碑是清乾隆年间毕沅所题“汉太史公之墓”。冢上有一棵奇特的五枝参天大古柏，形若龙蟠，“晴则翠色凌岗，阴则同云涵缘，风则波涛汹涌，雨则叆叇茔溶，雪则白贲堆琼”注10，变化出神，宛若《史记》文章之雄奇壮丽，观者莫不流连叹惋。

明清两代，相继大规模整修司马迁祠。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韩城县知事翟世琪主持了浩大的整修工程，奠定了现存祠墓的规模。这次整修，在堂基正前方用砖砌成九十九级台阶的“神路”。在神路起点的台阶前当路有砖砌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即为翟世琪所书。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冀兰泰治韩，再次整修，将寝殿、山门、墙垣、斋厨，修缮一新。

新中国成立后，司马迁祠墓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如今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了“司马迁祠墓文物管理所”专门机构进行管理。1980年，打成机井一眼，引水上塬，浇灌松柏花草，把司马迁祠墓装点得更加郁郁葱葱，满目青翠。现在，在司马坡南麓，移建增添了三座元明建筑，把司马迁祠墓衬托得更加秀丽壮观。这几座韩城境内的元明建筑，因在原地不便保护而由古建队移建于此的。

二、源远流长的世系

《史记》一百三十篇，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写的一篇自传体学术论文，它既是作者的传略，又是《史记》一书的总序。《史记》原题《太史公书》，故总序称为《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追述司马氏世系，源远流长，始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太史公自序》云：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司马迁自述远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再上溯至颛顼之世，重、黎为二人。重为南正，黎为北正。正，就是长官的意思。南正，古代天官，观星象，定历法。北正，古代地官，执掌农事。先秦典籍《尚书·吕刑》、《左传》、《国语》等书都记载有关重、黎二人在颛顼之时分司天地的传说。而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说明中间曾有一度失职。这复司其职的“重黎之后”四个字比较含混，是重之后，还是黎之后?是绍承天官，还是地官?使得后人争论不休。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有着扑朔迷离的记载。《楚世家》云：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据此，司马氏与楚远祖同源，为颛顼之后裔。再往上溯，同为黄帝子孙。这里重黎氏已合二为一人。传说世系如次：

黄帝—昌意—颛顼—称—卷章—重黎……司马氏吴回……楚（屈原）

屈原为楚之同姓，他在《离骚》中自述其祖先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写《离骚》，早于司马迁写《史记》，他们追溯根本，都是黄帝子孙。从屈原到司马迁，追祖溯源，均标示为古代名贤之后以自重，激发志气，这是古人树立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古代传说的史影，既不可否定其无，亦不可全信其有。司马迁对远祖的追溯，是否为可靠信史，则是无须考实的，也是不可能考实的。司马迁既区别重与黎为二人，又合重黎之后为一人，都有传说史影，也就不难理解了。

司马迁对远祖的追述更寓有一层深意，即强调司马氏为史官世家。到了周代，司马氏祖先程伯休甫因军功显赫而姓司马，但司马氏仍世典周史。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动，导致了周王室世袭史官的司马氏再度失职，同时发生了大分化。“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惠、襄两王是东周第五、第六两代国君。惠王时有子颓作乱，襄王时有叔带作乱。史官职掌机要，并对朝政重大变易提供解释，所以必然要卷入王室内乱的旋涡中。周襄王十六年，即公元前636年，襄王弟叔带作乱，襄王出奔郑。这一年晋公子重耳归国为君，结束了晋乱，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招贤纳士，志欲继齐桓公之后为中原霸主，标榜尊王攘夷。司马氏反对王子带作乱，应在这一年去周适晋。第二年，周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诛叔带恢复了襄王之位。襄王赐晋文公珪、鬯、弓矢，命为伯，并以河内地与晋。

从上述背景可知，司马氏去周适晋，是迎着时代的潮流走向进步。晋文公之后，晋公室也经历一系列的动乱，而后演成三家分晋。去周适晋的司马氏也随着时代的变动，东西分散，各奔前程，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在卫国的一支司马氏，后代中有人做了中山国的相。《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广曰：“名喜也。”《战国策·中山策》记载：“司马喜三相中山。”中山国为古代白狄别种鲜虞人在公元前414年所建，在公元前296年为赵、齐、燕三国瓜分而灭亡。中山都城灵寿，遗址在今河北平山县。1974年至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平山县发掘出土了带有长篇铭文的铁足大鼎，是中山王赐给国相司马贮的，从而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

在赵国的一支司马氏，名司马凯，凯生蒯聩。蒯聩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与荆轲论剑的盖聂。蒯聩生昭豫，昭豫生宪，宪生卬，卬在秦末助项羽灭秦，被封为殷王。《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卬就是开创晋朝的司马懿的祖先。

司马迁属于入秦的这一支司马氏。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卒，晋大夫随会入秦迎立襄公弟公子雍。赵盾立襄公太子夷皋，是为晋灵公，发兵拒公子雍。随会奔秦避难，后来回到晋国做了中军统帅。与随会入秦的司马氏就定居在少梁。过了三百年，司马错显于秦，这是司马迁祖上有确切世系可考的始祖。《太史公自序》载其承传世系如次：

上述各支司马氏，皆与史职无缘。也就是说，世典周史的司马氏自春秋中叶去周适晋以来，已中断史官家学四百余年。在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司马氏家族适应时代的大变革，从事政治、军事、剑客、经济的活动，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司马氏家族显赫人物。秦国司马氏有名将司马错，有经济官司马昌、司马无泽，这都是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到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他做了太史令，并决心重振远古家学，发愤修史，故追述远祖至职掌天官的重黎以自重。屈原追溯远祖至颛顼，司马迁只追溯至重黎氏，就为的是强调史职。唐司马贞《太史公自序·索隐》在引证司马彪和干宝两位史家皆云司马氏为黎之后注11，按己意作了如下解释。司马贞说：

今总称伯休甫是重黎之后者，凡言地即举天，称黎则兼重，自是相对之文，其实二官亦通职。然休甫则黎之后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为己任，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称重耳。

司马贞意欲考实司马迁远祖为黎之后，为何要合称重黎氏，他认为言地即兼举天。因黎为地官，司马迁强调的史职是天官，目的是突显“以史为己任”的职责。司马贞的这一发挥是符合司马迁原意的。

在古代，天子的侍从有卜史巫祝。许慎《说文》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字的构造就是象征手持中正之德以记事的人。许慎对史字的解释正是古代人们的观念，或者说是古人认识的史德观念。手所持应为具体事物，而中正之德是抽象的事物，为心之所有而非手之所持。后世学者对许慎的解释产生了怀疑。江永撰《周礼疑义举要》，解释“中”为官府簿书，“史”字象征手持簿书。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从古文字形体考证，谓“史象手执简形”。章太炎《章氏丛书·文始》从形、音、义三个方面详证“中”为记事简册。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中”是盛策之器，殊途同归，结论仍是“史”为持书策之人。范文澜在《正史考略·绪言》中申证“中”为简策之说，认为“中”字为简策之省形。卜辞中有，乃之省形。演变、简化为，即中。于是推断说：“史则仅从一又，示执简侍君，记言记动之义。盖册与中二形以繁省见义，非有一物象中也。”近世学者见地下文物简册而重新考释了“中”与“史”字的结构与本义，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新解并不能纠正或否定许慎所记录的古代观念。“中，正也”，这是对史官的要求。也就是说，记事的史官是公正无私的。司马谈以祖先世世代代为史官而自豪，他以这一“光荣家谱”教导司马迁，希望他发扬祖德，确立修史壮志。司马迁郑重其事地记载了远祖世为史官的传说，也意味着他们父子来修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是义不容辞的，是当然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三、“迁生龙门”

公元前145年，时当西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司马迁降生在夏阳县高门里司马谈之家。高门里今属陕西省韩城市嵬东乡高门村，在韩城西南十八里。前《司马迁故里》一节已述，今高门分东、西、北三个村庄。在东高门村南洞门楼上，嵌有石刻“太史故里”四个大字。在东西高门之间，有清代时人所立司马迁祖茔双碑，这里原有司马迁祖茔墓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祖籍闾里在汉夏阳县华池、高门，但又自称“迁生龙门”，不但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而且还引起了晋、陕人争司马迁的历史公案，此事必须加以澄清。

清乾隆年间《河津县志》黄鹤龄序、嘉庆年间《河津县志》沈千鉴序，都以河津为“故龙门地”而争司马迁为晋人注12。光绪版《河津县志》还记载说，元代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载：“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又县东有太史乡。”又说：“汉太史公墓，在县西。”明代还在河津县东太史乡建有卜子夏、司马迁、王通三贤祠。由此可见，晋人争司马迁由来已久。

晋人争司马迁的主要理由是河津为“故龙门地”。打开现代地图，龙门山主峰在黄河之东山西省河津境内，在河津县城北约三十里，故河津县沿革曾有一段称“龙门县”的历史。司马迁生地高门村在黄河西岸陕西省韩城西南十八里，距龙门山主峰约九十里，禹门口亦称龙门，在韩城东北六十里，在龙门山主峰山脚下，而与高门村相距八十里。姑置晋人争司马迁为河津人不论，这一历史之谜则不能不论。

近代考据大家王国维在《太史公系年考略》和《太史公行年考》两文中说注13：“案《自序》迁生龙门，龙门在夏阳北，《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而华池则在韩城县西南十七里，相去七十里，似当司马谈时，公家已徙而向东北。然公自云生龙门者，以龙门之名，见于《夏书》，较少梁、夏阳为古，故乐用之，未必专指龙门山下。”这里王氏注意到了司马迁生地与龙门山主峰之间的遥远距离，故提出了两种推论，一为“似当司马谈时，公家已徙而向东北”；一为以龙门之名古老，引重桑梓以为名。未经证明的推论只是一种假说，故王氏两存以待考。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迁生龙门”，语气充满自豪感，表现了他对故里雄伟山川的热爱，引“龙门”以重桑梓的意义是显明的。在古代，以“龙门”为夏阳地望的代称，已成为习惯，这有其历史文化渊源，可从文献上加以考实。

从语源上说，龙门之得名，据古代地志《山海经》、《括地志》、《三秦记》、《名山记》等都记载龙门山因禹凿龙门而得名。乾隆年间《韩城县志》卷一引《名山记》云：“河水至此山……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古老的《山海经》更明确说，禹门凿成，因有神龙来察看，故于门上加龙字而称“龙门”。县志又引《卫氏地图记》云：“龙门山，一名葑山；形如笔架，又名笔架山；山上多紫荆，又名紫荆山。”这说明龙门山依其山形及物产，原有多种名称。从山脉大势走向来看，龙门山乃是陕西境内梁山之支脉。清康行《韩城县志》卷一《山川》云：“龙门山，在县东北六十里，一名禹门，即梁山别麓也。”明万历张士佩《韩城县志》卷二《山川》“梁山”条更明确指出：“如龙门者，韩之望也，禹辟梁山而成之者也。”《史记》三家注在《夏本纪》“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句下注云：《集解》引孔安国曰：“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此即指局部所见龙门山主峰，即河津县北面的龙门山。紧接着《索隐》注云：“龙门山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索隐》在此疏通《集解》，从山脉大势提请读者注意，龙门山脉应在夏阳县西北。

《史记》中记载龙门的地方共有十二处，有五种含义。其一，指大禹凿龙门处，即禹门口，又称龙门津。此义有五处。如《秦始皇本纪》载：“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禹凿龙门，通大夏。”其二，指禹门口的戍守建置，含义为关口，即龙门关。如《六国年表》秦表载，秦惠王十二年，“初腊，会龙门”。此义有二处。其三，指禹门口下的一段黄河。如《夏本纪》载：“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此义有三处。其四，直称龙门山，一处。《货殖列传》云：“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其五，以龙门指称夏阳地望，一处，即《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自述，“迁生龙门”。《集解》、《正义》明确指出为夏阳之代称。《集解》裴引徐广曰：“在冯翊夏阳县。”裴氏并作按语云：“苏林曰：禹所凿龙门也。”《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黄河，夏禹所凿者也。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正义》疏解尤为清晰，指出龙门山跨黄河两岸，因禹凿龙门而得名，故司马迁以龙门称代夏阳，是为夏阳人。

山西河津县，历战国秦汉，一直称皮氏县注14，直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才改称龙门县，隶高凉郡。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改龙门为河津县。河津地之名龙门，在司马迁死后五百多年，因此这一沿革不足以证明司马迁为河津人。

由于龙门山是梁山支脉，所以尽管龙门主峰在河津，它在古代也没有成为河津地望的代称。相反，历代史地学家视龙门为梁山之别名，一致以龙门为韩邑地望之代称。如《汉书·地理志》云：“龙门山在冯翊夏阳县北。”《后汉书·郡国志》云：“夏阳县北有龙门山。”《魏书·地形志》云：“夏阳县有龙门山。”唐《元和郡县志》云：“龙门山在县（指韩城县）北五十里。”宋《太平寰宇记》云：“龙门山在县北五十里。”在这些史地著作中，龙门山与梁山是同一的名词。我们还可以从古老的经书中找到证明。《春秋》三传魯成公五年（公元前586年）皆书“梁山崩”，壅塞黄河。《尔雅·释山》指出，“梁山，晋望也。”意即晋国所祭之名山。晋郭璞注云：“晋国所望祭者，今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临河上。”《公羊传》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韩城本为古梁国，因梁山而得名。《诗经·大雅·韩奕》也以“梁山奕奕”与“溥彼韩城”并称。

综上所述，大量文献史料可以证明，作为梁山支脉的龙门山，因禹凿龙门，形成奇险名胜而得名。“龙门”既指山，亦指津，载于《尚书》，神话附会，名闻遐迩，故以“龙门”称代韩邑地望，是古人相沿成俗的观念，不特司马迁为然。由于隋唐时期河津一度为龙门县，于是引出许多附会。我们可以肯定，河津县境内的司马迁故里传说，是唐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所以在古代文献无征。于此，“迁生龙门”之谜可以冰释矣。

四、司马迁的生年与表字

司马迁的生卒与表字，由于《太史公自序》失载，于是成为疑案。尤其是生卒年，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成为长期的争论问题，至今无定论。不解决这个问题，《司马迁评传》就无从谈起。由于众说纷纭，这里不作烦琐引证，谨就本书的写作依据略作交代。卒年在本书第九章中讨论，这里略说司马迁的生年。

司马迁生年共有六种说法，而影响最大并有依据的是王国维和郭沫若两家的考证。其余四说，大抵出自臆断，皆无讨论价值，姑置不论。

王国维、郭沫若两家都是依据《太史公自序》的三家注推得，两说相差正好整十年。学术界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考辨，都是围绕这两说而展开的。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太史公自序》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在这一句下注云：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年二十八，郭沫若据此推算，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学术界称此说为司马迁生年建元六年说，或前135年说。

司马迁当了五年太史令，汉武帝改元太初。颁布新历，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故张守节的《正义》就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加按语说：

案：迁年四十二岁。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迁年四十二，王国维据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学术界称此说为司马迁生年景帝中元五年说，或前145年说。

王国维是考证司马迁生年与卒年的第一人。其说见前节引述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与《太史公行年考》两文中。郭沫若所主张的建元六年说，创说者为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氏。桑原氏《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1922年刊于《东洋文明史论丛》。中国学者系统阐发建元六年说者为李长之。李文《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载于作者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举证十条以立其说”，但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50年代的论辩中，李长之“自云论据不巩固，已放弃前说”注15。但此说自1955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以后，亦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有不少信从者。

郭、王两家考证分别依据《索隐》与《正义》，两说相差正好整十年。一个人的生年只能有一次，故两说必有一误。《索隐》作者司马贞和《正义》作者张守节都是唐代人，且同时相先后，《正义》稍后出，许多地方疏通《索隐》。司马贞与张守节注说司马迁年岁，所依据的材料应是同源的，即晋人张华所撰《博物志》。郭、王两人都引据汉简资料证明《博物志》为“最可信之史料”。既然司马贞与张守节两人依据同源，那么司马迁生年的“十年”之差，不是依据的材料有问题，而是传抄流传中数字发生了讹误，这就是王氏立论的基石。

汉字的数字写法，“二十八”与“三十八”，两个数字，“二”与“三”一笔之差，容易致误。汉唐时期十以上的数字写法，“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四十”作“”，这几个数字的竖笔也是一笔之差，容易致误。《史记》、《汉书》中记载人物生年十年之差均有例证。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录了日南化本《史记》的《索隐》文，正作“年三十八”，这一证据给王国维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版本依据。日南化本是日人所藏中国《史记》善本南宋黄善夫汇刻的三家注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郭沫若否定王国维数字讹误这一立论基石，而对《索隐》、《正义》两个年龄数字并存而安排各有所系，这也是建元六年说论者的立论基石。建元六年说论者认为，《索隐》的“年二十八”指司马迁元封三年二十八岁；《正义》的“迁年四十二岁”指司马迁一生的年岁。司马迁一生四十二岁，这只是一个假说，它不是已知的因，而是待证的果，建元六年说论者把假设的待证之果作为已知的因来推生年，在举证中常常陷入因果循环互证，故李长之举证十条，均系推论，故而“自云论据不巩固，已放弃前说”。其他建元六年说论者的举证，也都是用推论证推论，在方法上大都陷入因果互证，故其说甚辩，其理不足据。

检验郭、王两说的标准，是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所载的经历来验证。依中元五年说推导司马迁的行年，事事无碍；而依建元六年说推导司马迁行年多有牴牾。例如，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依建元六年说则在九岁之前，依中元五年说则在十岁至十九岁之间，孰为合理显而易见。

司马迁生年问题，自1916年王国维提出，到80年代中，经过了近一个世纪，中外学者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50年代中和80年代初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可以说基本上廓清了问题，现在可以做出定论。张守节的“案迁年四十二岁”，是依据《索隐》“年三十八”之文以推断司马迁太初元年时四十二岁。《索隐》与《正义》，不仅依据材料同源，而且他们的观点一致。以《索隐》“年三十八”与《正义》“年四十二”推断司马迁生年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这就是本书排列司马迁行年的依据。

司马迁字子长。《汉书·司马迁传》亦未载。西汉扬雄《法言·寡见篇》有：“或问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又《君子篇》有：“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东汉王充《论衡》在《超奇》、《变动》、《须颂》、《案书》等篇，皆称司马子长。东汉荀悦《汉纪》亦有“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的记载。最早称司马迁之字的文献，是西汉中桓宽的《盐铁论》。《毁学篇》记载御史大夫桑弘羊引《史记·货殖列传》的话与文学辩难，称为“司马子长言”。桑弘羊与司马迁为同时代人，其言更为亲切。也就是说，司马迁之字“子长”为同代人和两汉人称说，可以确信无疑。

五、“年十岁则诵古文”

“年十岁则诵古文”，七个大字肃穆庄重地书于《太史公自序》，毫无疑义司马迁寓有深微之义，引起了历代研究者的注目，但终因语焉不详而发微者少，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深入的课题。

《春秋》言简，有三传为之疏解。司马迁惜墨如金，《太史公自序》如同《春秋》，言约义丰，却无家学师承留下微言注疏可供参考，由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人来研究，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一道中国古代史传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解题方法，可引用《公羊传》的解经方法，用“曷以书”，而“书之者为曷”的方式提出问题，就可层层深入。用此方式，我们对“年十岁则诵古文”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是古文?司马迁读了哪些古文书?在什么地方读古文书?读了多长时间?古文程度达到何种水平?司马迁曷以书“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与修史有什么联系?回答这些问题，也就阐释了这句话的深微大义。

司马贞《索隐》给我们留下了唐人的“猜想”。司马贞说：“迁及事伏生，是学诵《古文尚书》。刘氏以为《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是亦古文也。”司马贞认为“古文”是指《古文尚书》。刘氏亦唐人，即《史记音义》作者刘伯庄。刘氏认为“古文”是指《左传》、《国语》、《世本》等书。

由于伏生与司马迁年龄不相及，“迁及事伏生”是靠不住的。清周寿昌在《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一中予以驳正，曰：“史公生于景后元元年，距晁错死已十一年。错于孝文帝时受书伏生，生已九十余岁。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计伏生当迁时，应百二十余岁。迁十岁诵《古文尚书》，及事伏生，不已一百四十余岁邪?《索隐》缘泥古文必是《尚书》，故致此误，自以刘氏说为正。”

伏生，即秦博士伏胜。孝文帝时，伏生已九十余，两眼昏花，不能读书写字。孝文帝为了抢救“尚书学”，派晁错去受读。伏生口授，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整理，得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因此，司马迁及事伏生是不可能的。西汉传《古文尚书》者是孔安国。司马迁曾问故于孔安国，那是成年以后受学于京师之事；“年十岁诵古文”是司马迁记述少年时之所学，恰恰与《古文尚书》没有关系。因此刘氏的解释才是对的。《史记》中多处提到所学古文，可引据以为证。

《五帝本纪·赞》：“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

《三代世表·序》：“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吴太伯世家·赞》：“余读《春秋》古文。”

单独说“古文”二字，可以有两解。一指先秦古文字，即籀书，又称大篆。《太史公自序》云：“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所谓“拨去古文”，指废去古文，推行小篆。汉代又进一步进行文字改革，推广隶书。小篆、隶书皆称今文。再者是指用古文书写的先秦典籍。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云：“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上引《史记》中所载古文书正是如此，有《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儒家典籍，也有《谍记》、《历谱谍》等百家之书。这些均是古文书写的先秦典籍。

司马迁年十岁是“诵古文”而不是“书古文”。诵，是阅读诵习；书，是认字练字。“诵古文”之前，必先“书古文”。认字练字称小学。秦时的小学蒙童课本有李斯所作《苍颉篇》，赵高所作《爰历篇》，秦太史令胡毋敬所作《博学篇》。汉兴，将三书合为一书，称《苍颉篇》，凡五十五章，每章收六十字，共三千三百个常用字。《苍颉篇》是今文字书。古文字书有周史官所作《史籀篇》。一般人读书识字，只学《苍颉篇》。如果要想出仕做官，就必须加学《史籀篇》。虽然秦废去古文，但当时离古文的时代未远，国家藏书大多古文所写，引经据典，离不开古文。《史记·封禅书》记载：“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说明古文本的《诗》、《书》还具有权威性。西汉成帝时大规模整理图籍，国家藏书一律用今文写成定本，这才给今文的深层推广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司马迁时代，蒙童八岁入学，高才而欲出仕者，不仅学今文，还要学古文。《汉书·艺文志》有生动记载。其言曰：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汉时小学教授蒙童识六书，习六体，要能背诵并能写九千字以上，每一个字能写出古体、异体、小篆、隶书、篆刻印章（缪篆）、草书（虫书）等六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所能成，也不是一般的普及本只识今字的《苍颉篇》。达到上述要求应是指高级人才的培养，这就要求有家学渊源和师承，非一般农家孩童所能诵习。司马迁聪明绝伦，在十岁时他不仅已经过了“书古文”的学习，而且能够诵习古文，阅读古文书籍，故自豪地说：“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的“则”字透出了司马迁得意的神色。

司马迁在什么地方学习古文，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在建元三年司马迁七岁时系年云：“当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至于主张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的学者，只能让司马迁进京读古文。因司马迁元朔二年家徙茂陵，生于建元六年，必须在九岁时进京。为了弥合其说，于是有的论者作了如下推论：“年十岁则诵古文”，表明少年司马迁已转换了生活舞台，偏僻的农村无论是藏书、师承，还是文教，都不具备诵习古文的条件，而只能在长安司马谈身边开始。表面地抽象地看，这些推论入情入理，但放在司马迁这一特定人物和秦汉之际这一特定环境中，就背离事实太远。王、郑二氏定司马迁在京师习古文，亦不免流俗之论。

秦始皇焚书坑儒，“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注16。尽管秦法苛酷，但秦始皇并未能烧尽天下之书。它遭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孔氏壁藏古文书就是适例。“《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注17。秦始皇烧尽了诸侯各国的国家藏书，但他无法烧尽民间藏书。司马氏祖上世典周史，为渊源久远的书香门第之家，虽失其文职，而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做京师官，消息灵通，预为措施。司马氏之家亦应多藏有古文禁书，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司马迁年十岁诵古文，正是家学渊源和藏书条件所助成。司马迁之祖司马喜为汉五大夫。五大夫为汉第九级爵。汉初七级以上为高爵，有食邑，这是指因军功所得之爵。司马喜在文景承平之世，无功勋显绩，所得高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纳晁错策，颁布卖爵令。富人入粟实边，最高爵可买至五大夫，复一人。四千石粟相当于四十户五口之家的自耕农一年的耕作收入，这说明司马氏家族在夏阳县是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司马喜闲赋在家，没有徭戍，有五大夫爵的绅士地位，可以说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尽心尽职的启蒙老师。司马谈出仕于京师，而留司马迁于故里，承受家学的启蒙教育，才是最好的条件。司马迁至京师，如住在茂陵诵读，恰恰是最差的条件。因茂陵邑正在草创，离京师长安八十里，哪来读书条件。司马迁在故里承受家学，四五岁时就可读书认字，到了十岁就可通读古文书了。司马迁在故里，既有闾里书师，又有家学师授与丰富藏书，风光秀丽，环境宜人。十九岁以前，司马迁耕读于故里，打下了渊博的学识基础。元朔二年，司马迁十九岁，汉武帝移豪富之家于茂陵。于是，这时司马迁才踏上了京师之途。这时，即使没有移民充实京师茂陵的事件，司马迁也将离开故里。因为司马迁习古文为修史打下基本功，故里天地已不能包容。司马迁到京师的第二年即元朔三年就整装出游了。

六、“耕牧河山之阳”

“耕牧河山之阳”，这是司马迁自己追述的少年时代的故里生活。这短短的六个字，是司马迁一种浪漫式的抒怀，还是淡淡地述说艰苦的童年?很值得玩味。今世时贤论述至此，一般都不细加评说，只是做一点字面文章。或说：“司马迁幼年时，曾在家种田放牛。”注18或说：“大概在司马迁小时候，家庭还是务农为业，他也帮助家人养养牛放放羊，做些辅助劳动。”注19细细推索，童年司马迁在家“种田放牛”或“养牛放羊，做些辅助劳动”，是不大可能的。司马迁作为司马谈的独生子，留在爷爷奶奶身边，视同掌上明珠，若非赤贫之家，怎么可能让一个不足十岁的孩童去养牛放羊?或者去田间劳作!须知，司马迁祖父司马喜是地方上的五大夫，父亲司马谈在京师做官。假如孩童时代的司马迁要替家里做辅助劳动，他不可能“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两者在时间上是矛盾的。一句话，童年司马迁不可能“耕牧河山之阳”，即便是辅助性劳动也是不可能的。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三句话一气连成，并在《太史公自序》中书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之后，下接“二十而南游江淮”。这种行文安排是司马迁的匠心独运。这三句话的内容是一组特写，它透露了司马迁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司马谈为培养司马迁的一种苦心安排。这三句话的语调是高昂的，自豪的。“迁生龙门”，人杰地灵；“耕牧河山之阳”，特殊的修养；“年十岁则诵古文”，聪明绝伦。司马迁亦自觉地接受父亲的安排，很好地经受了耕牧苦读的考验，所以才不无遗憾地书于《太史公自序》中。也就是说，司马迁少年时代的耕牧，既非生活所迫，亦非为家庭农业助手，而是一种自觉的锤炼，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课而认真地执行着。

《太史公自序》紧接上述三句话之前，还有这样的话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这也是三句话，我们不能轻轻放过而应细细咀嚼。“既掌天官”，指为太史令，表示司马氏复兴了中断已久的“史官世家”之学，所以用“天官”二字代称“太史令”。“不治民”，则强调“太史令”为占天的业务之官，不是理政事的治民官，不杂俗务。同时也寓意司马谈之出仕，不谋求治民官，不求仕宦显达，而守重天官，发扬祖德。“有子曰迁”，说明司马迁为独生子，司马谈不把他带在身边去染习仕途经济的学问，而割爱留他在乡间耕读，让童年、少年时代的司马迁接受独立生活的锻炼，不能不说是深谋远虑，识高一筹。司马迁不负严父所望，勤奋学习，十岁能诵古文，而且他还参加耕牧，练就一身好体魄，为二十壮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耕牧的地方，以及时间，这是应当深层探索的内容。“河山之阳”，《正义》云：“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龙门山南也。”韩原在大河之西，泛指为北，处于龙门山南。王国维说：“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郑鹤声说：“河山之阳，即河曲也。”都是泛指韩原。具体说是指韩原的司马迁故里高门原，司马迁用“河山之阳”的字眼，只不过是一种典雅说法罢了。高门原在古夏阳城西北四五里处，是近城郊的农牧区。这里西枕梁山，东有涺河水，南有芝川水，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山麓放牧，平原耕作，是夏阳县最富庶的农牧区。在重农抑商的古代，参加耕作不是耻辱。例如诸葛亮、陶渊明的隐居，都一再标榜躬耕陇亩。司马氏世居高门原，这里地势高敞，风光秀丽，被誉为韩原奇观。司马迁生于斯，长于斯，耕读于斯，心旷神怡，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在《太史公自序》中写下激情昂扬的“耕牧河山之阳”，供千秋人们评说。当然，乡间生活与城市生活迥然不同。在乡间，司马迁目睹了一般农家的清贫生活，又有耕牧的切身体验，这对于司马迁同情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养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家徙茂陵

茂陵，西汉武帝陵，在今西安市西北八十里，陕西兴平市东北。茂陵是西汉诸陵中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封土略呈方锥形，平顶。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茂陵始建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当时属槐里县茂乡，故称茂陵。西汉建陵则置县邑，称茂陵县，县城称茂陵邑。西晋时废县，今已不存。

汉武帝母亲王太后是槐里人，茂陵建在槐里县，含有光耀外家的意思。建元三年，汉武帝为了鼓励人民移往茂陵，给每一户移民发放二十万安家费，赐田二顷。从长安至茂陵修了一条直通大道，起点就是长安北面西头第一门，称便门，又称平门。平、便二字古通用。便门，即平直方便之意。大道跨越渭水，这座渭水桥也被命名为便门桥。由于这条大道，茂陵与长安之间，交通十分方便。

元朔二年（前127年）四月，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主父偃建言说：“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注20这一建言，既充实茂陵邑，又抑制天下豪强，所以西汉王朝雷厉风行地执行。轵县（今河南济源市）人郭解，家庭资产达不到迁徙的规定。但他是有名的豪侠，也被举迁徙。大将军卫青给郭解说情，说他家贫不符合迁徙条件。汉武帝驳回，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注21于是郭解被徙茂陵。地方士大夫集资送行，不下千余万。郭解到了关中，京师地区的士大夫，争先恐后地结交郭解。由此可见，郭解名声，倾动朝野。这无疑地惊动了朝廷，把郭解列入严惩对象。这时郭解的侄儿杀了轵县一个文吏，他是地方绅士杨季主的儿子，是他举报迁徙郭解的。随后，杨季主也遭杀害。杨季主的家人上书朝廷，又被郭解的信徒杀于宫阙之下。这使得朝廷震怒，下令通缉郭解。郭解闻讯，把母亲和妻子隐藏在夏阳，然后自己逃出临晋关到太原。郭解沿途止宿，不改名姓，人们争相接待。结果逮捕公人跟踪追缉。临晋一个叫籍少公的人，为了保护郭解，自杀绝口，追踪公人断了线索，郭解逍遥法外。元朔三年春，汉武帝发布大赦令，郭解重新抛头露面，才被抓获。既然郭解没有亲自杀人，又在大赦前，朝廷无法判处郭解死罪。这时，又出了一桩事。治办郭解的专案使者到轵县调查。在轵县接待使者的坐席上，有人替郭解说好话，遭到一个在座儒生的驳斥。儒生认为“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不久，郭解的信徒杀了这个儒生，并割了他的舌头。这下被朝廷丞相公孙弘抓住了口实，认为郭解信徒无法无天，擒贼先擒王，于是族灭了郭解一家。毫无疑义，以此为引线，汉武帝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打击游侠的运动。

元朔二年，司马迁年十九岁。郭解的故事为他所亲见，所以写得十分详尽而亲切。郭解的故事，有两个方面的史料价值：一是为司马迁行年提供了一条有力的旁证；再是对司马迁进行社会调查提供了深思，分说于下。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写郭解形貌，“为人短小”；写他的简朴生活，“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写郭解的影响，“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这明明白白道出，司马迁是在关中茂陵亲见郭解，而郭解在关中只居留了短暂的时间，说明司马迁家族也正是此时迁移茂陵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赞》中评论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程金造对此评论说：“这正是一个十九岁将及成年人的心理。若使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则元朔二年，时方九龄；九龄幼童去观察别人，绝不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的。”注22程氏的这一评论合情合理。《游侠列传》是司马迁精心写作的篇章，郭解作为主要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可歌可泣。但篇后的论赞表面看，似乎平淡无奇，只是补充叙写作者当年亲见郭解时的粗浅感受。恰恰就在这平淡中透出了司马迁飘逸的生花神笔。司马迁真实地追叙当年的思想感情作为赞语，正是为了说明那时青年一代对郭解的神往，从青年的迷惑感情中，衬出郭解的平凡而出人意料的传奇色彩。一个九岁儿童绝不会有这样深沉的认识与感情。所以郭解故事，直接为司马迁元朔二年家徙茂陵，以及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郭解故事，给青年司马迁这样一个刚刚涉世的青年，在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无形的影响。首先，司马迁走出夏阳，在茂陵与四方之民交游，特别是识见郭解，方知天下之大，奇人之异。郭解“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在他身上集有大恶；郭解言必信，行必果，排难解纷不受人之报，侄儿不直，不罪仇家，这些品德，又可以说是集有大善。天下之大恶大善集于郭解一身，在人们的想象中必是一个彪形大汉，及至亲见，原来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这真是奇人奇行。青年司马迁与郭解是否有过短暂的交游，司马迁没有记载，不敢妄谈。但郭解形象根植于司马迁心灵深处，这是毫无疑义的。司马迁二十壮游，考察游侠行踪，是其动机之一，亦应无疑义。

游侠的产生，在汉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动，西周旧贵族下层的“士”没落分化，一部分以“文”为主，成为诸子百家和儒生，一部分以“武”为主成为游侠和刺客。如果说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人是文士中的才俊，那么聂政、荆轲等则是武士中的豪杰。文武之士，他们凭着个人才干穿行于列国之中，奔走于权贵之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战国四公子各养士三千人，既有文士，又有武士，乃至有鸡鸣狗盗之徒。散居民间的游侠，以“义”结成帮派团伙，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保卫乡里，施德贫民，能做一些好事，但往往打斗仇杀，干犯法禁，成为社会祸害。所以在郭解身上既集有大善，又集有大恶。韩非在《五蠹》中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提出对这两种人实行专政。随着秦汉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百家之言的文士和带剑犯禁的游侠之士，都必然遭到打击和专政。郭解之被徙移茂陵和遭族灭，就是汉武帝打击游侠运动的一种反映。打击游侠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而民间士庶豪杰却诵义无穷，这不能不催动着司马迁在全国大旅行中去考察一个究竟，所以他对郭解在轵地乡间生活的许多细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司马迁由汉代游侠上溯至春秋战国，对当时的游士、剑客，以及四公子养士，都做了详尽的调查，后来写了战国四公子、苏秦、张仪及刺客、游侠等一系列恢宏大传。当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再回味郭解故事，联想古今游侠、刺客，于是升华出反暴政，反传统道德的理性思维，从而创作出《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这样的优秀篇章。这两篇都是颂扬反暴政的思想。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侧重反映政治斗争，宣扬扶弱锄强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注23。这说明游侠虽不合乎正统的封建道德，但对下层人民很讲“仁义”，很有道德。游侠的出现与活动，是封建社会法制瓦解，匹夫抗愤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是应当肯定的。青年司马迁得以识见其时大侠郭解，这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就这一点，司马迁家徙茂陵也是值得的。

司马迁家徙茂陵，结束了少年时代的生活。他走向广阔的社会，走向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