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德谱系学
道德批判是克服消极的虚无主义的重要一环。“弄懂和揭示道德问题——我看这似乎是新的使命和大事件。迄今为止，发生在道德哲学中的事情，我概不承认。”50尼采道德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基督教道德，这也是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上居支配地位的道德。尼采道德批判的特色是“谱系学研究”（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即从道德史、词源学、心理学乃至生理学、病理学的角度剖析道德偏见的起源。他的结论是：基督教道德是奴隶道德，也就是弱者和颓废者的道德，是反对生命的道德。“道德价值的权力意志意味什么呢？……它背后藏着三种权力：1.群畜反对强者和独立者的本能；2.受难者和败类反对成功者的本能；3.平庸者反对杰出者的本能。”51“这就是二律背反：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是在谴责生命。”52
（一）对“好与坏”（good and bad）、“善与恶”（good and evil）的谱系学考察
据尼采自己说，他13岁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善与恶的观念的起源问题。他把好与坏、善与恶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联系起来：主人与奴隶、贵族与教士。在尼采看来，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双方获得价值观念的不同方式上。由于生命本能的匮乏，奴隶在与主人的关系中处于劣势，但他们又不满足于这种处境，于是，心中充满了怨恨并伺机进行反抗。反抗的第一步就是“发泄”对主人的怨恨，进而否定主人，把主人的活动叫作“恶”，之后才借助于上帝的力量把自己叫作“善”，从而形成“善与恶”的价值观念。就是说，奴隶不能自行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念，他们离不开主人，离不开“牧人”。奴隶道德“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53“奴隶道德，根本说来，就是功利性的道德。这里是产生那著名的‘善’与‘恶’的对立的策源地——权力和危险被深感为恶。”54“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55“一切时代的弱者和平庸者的基本倾向就是削弱强者，拉下马来，而道德论断是主要手段。以强凌弱的行动受到谴责，强者的地位恶名在外。”56主人道德则与此相反，它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主人总是从自身出发，以立法者的身份为事物命名。他们浑身是力，充满自信和坦率。他们不是先和他们的敌人比较，然后才人为地造就自己的幸福。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精神高贵者预先自发地创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从自身获得了这一概念，而后才由此引申出一种关于‘坏’的概念！”57“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58与奴隶道德“善与恶”的道德判断相反，主人奉行“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体魄，是一种焕发的、丰富的、奔放的健康，以及维持这种体魄和健康的条件：战斗、冒险、狩猎、跳舞、比赛等等所有强壮的、自由的、愉快的行动。”59在主人身上，“好”是自发的、原始的；“坏”只不过是一种副产品，一种“补充的色调”，是他们为了更兴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寻找的东西。因为他们足够强大，足够自信，所以，他们很少怨恨。“具有坚强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标志是根本不会长期地把自己的敌人、不幸和失误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还有一种忘却力”。60可见，“‘好’与‘坏’的对立含义，同‘高贵’与‘可卑’差不多”。61
正因为主人与奴隶形成道德判断的条件是极为不同的，所以，他们所理解的“好”与“坏”也是完全相反的。奴隶即仇恨的道德眼中的“恶人”恰恰是高贵道德中的“好人”、高贵者、强有力者、统治者。而奴隶道德眼中的“善人”却恰恰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平庸者、低贱者。在奴隶身上，一切都是病态的、畸形的：软弱成了赞美的对象，无能变成了“善良”，怯懦变成了“谦卑”和“忍耐”。由于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盛行，人从活力四射的“金发猛兽”变成了温顺的、有教养的家畜，变成了驯服的人，变成了更加渺小和平均的人，变成了“虫人”。“我们如今已不再能够看到任何会变得更伟大的东西。我们担心的是，人还在继续走下坡路，还在变得更仔细、更温和、更狡黠、更舒适、更平庸、更冷漠、更中国式、更基督化”。62尼采对于“好与坏”和“善与恶”的谱系学考察表明：基督教及其道德产生于怨恨精神，它代表了一种反向运动，是一场反对高贵价值统治的起义。尼采道德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扭转千百年来“善与恶”的价值判断，站在“善恶的彼岸”。
（二）对“良心谴责”（bad conscience）的谱系学考察
基督教道德的另一个“痼疾”是所谓的良心谴责。在尼采看来，良心并不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人心中的上帝之音”，而是一种古老的残酷的本能，由于这种本能受到压抑、无法宣泄，于是转向了自身。说到底，它还是奴隶的道德，
尼采认为，“负罪”的道德概念实际上源于远古时代的“欠债”的概念，而“良心谴责”则衍生于因欠债而招致的“惩罚”。就是说，良心谴责和罪恶感产生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当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权人的债务时，他必须以其他方式对此做出补偿：献出他的身体、他的妻子、他的自由、他的幸福乃至他的生命甚至来世的幸福。尽管这些不是对债权人所受损失的实物补偿，但债权人却可以从这种残酷中获得快乐。从这种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第一次出现了人反对人的现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下等人”反对“上等人”。“这种快感来自于能够放肆地向没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这种淫欲是‘为了从作恶中得到满足而作恶’，这种满足寓之于强暴：债权人的社会地位越低下，他就越是追求这种满足，而且这种满足很容易被他当作做最贵重的点心，当作上等人才能尝到的滋味。通过‘惩罚’债务人，债权人分享了一种主人的权利：他终于也有一次能体验那高级的感受，他终于能够把一个人当‘下人’来蔑视和蹂躏；如果惩罚的权利和惩罚的施行已经转移到‘上级’手里，他至少可以观看这个债务人被蔑视和被蹂躏。因此补偿包含了人对他人实施残酷折磨的权利。”63所以，人特别是奴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残酷本能：以给人制造痛苦为乐。
莎乐美
国家的产生使社会地位低下的债权人那变态的残酷本能受到了抑制。尼采反对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是主人、强盗、强者建立的。“谁能发号施令，谁就是天然的‘主人’，谁就在行动上和举止上显示粗暴。这种人要契约何用！”64这些人没有理性，没有顾忌，不知道德为何物，也不知犯罪为何物。面对这样的“强力意志”，奴隶那自然地发泄制造痛苦的欲望被阻止了，于是，他们那变态的、受阻的“强力意志”被压退回去，指向内心，即把残酷的本能指向自己，为自己制造痛苦。“正是这种自由之本能，用我的话说就是强力意志，创造了良心谴责，建立了否定的理想。”65为了使这种自我惩罚看上去合乎情理，他们把自己看成了“债务人”，看成了因欠债未还而理应受罚的人。为此，他们还必须虚构一个“债权人”。到哪里去寻找这样一个“债权人”呢？姑且到他们的祖先那里去找吧。人类很早就有的一个信念是：祖先的牺牲和成就是他们得以延续的条件，而且，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祖先的影响和作用有日益增强的趋势。于是，人们认为对自己的祖先负有一种债务。他们不惜用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来偿还这种债务，以某种巨额代价支付“债权人”，他们对“债权人”表现出绝对的服从。“对于祖先及其强力的恐惧，对祖先负债的意识，必然地随着部落本身力量的增长而增长；部落本身越是胜利、越是独立、越是受人尊敬、为人惧怕，对于祖先的这种恐惧和负债意识就越是增长，从无反例！……最强大的部落的祖先必终被不断增长着的恐惧想象成一个巨人，最后被推回到一种阴森可怖、不可思议的神的阴影中去：祖先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神。”66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人欠着祖先和神灵的债的意识与日俱增。特别是随着基督教上帝的问世，“债务人”的负债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于是，他们对自身的残酷和折磨也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是基督教道德中“负罪感”和“良心谴责”的根源。在尼采看来，这是迄今为止摧残人的最可怕的疾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志错乱。尼采把基督教道德家比作蚊子，“他们悄悄地飞到人们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在他们身上叮上一口，使他们最终不得不自己抓破自己。”67实际上，基督教是奴隶和弱者的宗教。而在强者和主人那里，神和人的关系则全然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比如高贵的希腊人，他们造出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不是为了充当自己的“债权人”，而是为自己的生存做辩护，为自己的错误做辩护。“在那个时候，人们不是惩罚自己，而是以更高贵的姿态惩罚犯罪。”68
（三）对“禁欲主义理想”（ascetic ideals）的谱系学考察
禁欲主义理想表现为“讨厌尘世、敌视生命、怀疑感官、摒弃情欲”，因而是一种颓废理想，是有害理想之最。僧侣为什么会坚持禁欲主义理想？尼采认为，支持他们的不仅是信仰，而且还有利益。“在禁欲主义的理想中不仅有禁欲主义僧侣的信念，而且还有他的意志、他的强力、他的利益。他的生存权利与禁欲主义理想共存亡。”69那么，是什么样的利益和需要才会使禁欲主义僧侣敌视生命呢？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这是“生命本身的利益”，就是说，禁欲主义是“以生命反对生命”。“禁欲主义理想起源于一种业已败落，但仍在为其生存而殊死搏斗的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它表明发生了部分生理障碍和心理枯竭。为了反抗这种状况，尚未被触及的最深层的生命本能不断地启用新的工具和新的发明，禁欲主义理想就是这样一种新工具。这种解释当然和那一理想的信奉者的解释正好相反。生命在禁欲主义理想中，并通过禁欲主义理想和死亡搏斗，抗拒死亡，禁欲主义理想是一种用来维持生命的艺术手段。”70这样看来，禁欲主义理想是弱者、病人、垂死者的理想。这些人由于生理的退化或老化而“不能欲”，但为了使他们不厌倦生命，为了使他们仍然有生存下去的勇气，生命本能便给他们制造了一个谎言：他们不是“不能欲”，而是“不欲”，是主动地禁欲。虽然禁欲的生命是一种残缺的、病态的生命，但无论如何生命因此得以苟延。“禁欲主义僧侣看上去是生命的敌人，这个生命的否定者其实恰恰是生命的伟大的保护威力和创造肯定的答案的威力的一部分。”71
如果禁欲主义僧侣们只是为了苟延自己本已枯竭和衰弱的生命，那么，禁欲主义理想可以说是“无害的”。但问题是，他们借助于这种理想把真正健康的生命视为“邪恶”，而把他们自己所代表的衰败视为“德性”。“他们这些弱者，这些病入膏肓的病人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德性，他们说：‘只有我们是好人、正义者，只有我们是善良的人。’他们在我们中间串来串去，现身说法，他们警告我们说，健康、教养、强壮、骄傲和强力感本身都已成了罪恶的东西，人们有朝一日必须为此赎罪，痛苦地赎罪。”72禁欲主义僧侣就是这样在人们中间销蚀生命，毒化并动摇人们对生命的信念，向健康人和强者实施报复，从而造成了人的整体的病态。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身上弱者的强力意志，把大批失败者、颓废者、落难者、不幸者网罗在自己旗下，充当他们的牧羊人和救星。“我们现在用两只手把握住了禁欲主义僧侣的意义，我们必须把禁欲主义僧侣看成一群病羊的先天的救星、牧羊人、辩护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的非凡的历史使命。他的王国是统治受难者，他的本能引导着他去统治，在这方面他才能非凡，技艺精湛、运气亨通。他自己本身必须有病，他必须从根本上和所有那些患病者、受难者联姻，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并为他们所理解；但他还必须是强者，他的自胜力必须强于他的胜人力，他还必须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强力意志，这样他就可以享有病人的信任和恐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是他们的支柱、阻力，是依靠、是束缚、是教诫师、暴君、上帝。”73
禁欲主义理想长时间统治着人类，其巨大威力到底从何而来？尼采认为，这种威力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是源于其自身的力量，而是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惟一的、没有对手的理想。人类是一种靠“意义”生活的动物，“而禁欲主义理想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意义，直到现在，这还是人类惟一的意义，任何一种意义都强似于毫无意义。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禁欲主义理想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权宜之计’，它解释了痛苦，似乎填补了巨大的真空，特别是关闭了通往自杀型虚无主义的大门。”74随着查拉图斯特拉的出现，一种与之对立的理想亦即肯定生命、肯定健康、肯定生成的理想应运而生。怀有这种理想的人不会像僧侣那样甘愿做病人的医生，作为健康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脱离和病人的接触，从而保持“有距离的激情”。
因为迄今为止的道德实即基督教道德，所以，尼采把自己视为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和“反道德主义者”。凡基督教道德所倡导的价值都未能逃脱他的“铁锤”，相反，很多基督教道德所反对的价值观念则得到了他的肯定。“自私自利”即是一例。基督教教导“无私”的道德，而在尼采眼中，利他主义是缺乏强力感的标志，因而是败类本能的结果。“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使自私萎缩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一个坏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绝对适用于民族。一旦没有了自私，也就没有了最好的东西。本能地择取对己有害的东西，受‘无私的’动机吸引，这差不多为颓废提供了公式。”75当然，“自私的价值取决于自私者的生理学价值”76，只有强者、主人、高贵者的自私自利才有价值，因为他们体现了上升的生命路线。“自私自利属于高贵灵魂的本质。我指的是那种坚定的信仰，即对某种本质来说，就像‘我那样’的本质来说，别的天性本质都必须是臣仆，并且应当为前者作自我牺牲。高贵的灵魂，毫无疑问地会接纳自己自私自利的事实。同时也没有无情、强制、放肆之感，就像在事物的原始法则中被论证的一样：——高贵灵魂为此找寻过一种名目，于是它说：‘这就是正义本身’。”77所以，在尼采看来，利己主义是惟一促进生命的价值观念，只有通过利己主义才能有一个强健的自我，才能爱人。“爱，乃是利己主义的表现”。78
当尼采说自己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时，他绝不是不要道德，毋宁说，他要求的是一种“超善恶”的新道德。“无可怀疑的是，一种‘汝应’的声音同样在我们的心中响起，一道严厉的道德星光同样在我们的头上闪烁——此乃道德的最后的可见光，它仍然照耀着我们的最后的道路，因而至少就此而言，我们仍然是道德性的。我们仍然是道德性的，因为我们不想与任何陈腐、过时的东西为伍，不想与任何‘信仰扫地’的东西为伍，无论这些东西被冠以怎样堂而皇之的名字：上帝、美德、真理、正义、博爱；因为我们拒绝通过谎言的桥梁回到过去的那些理想；因为我们与一切企图把我们拉下水去的东西势不两立；与当代世界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基督性势不两立”。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