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反满说”到“理学反动说”

首先看章太炎的“反满说”。作为近代清学史首出范式，章太炎以清代皇权专制与学术思想的互动为切入点来纵论清代学术，但由于学术承继及其作为近代“排满革命”首倡者等原因，他对清学整体性关注缺失，表现为对清代理学及除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域学术严重忽视，“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2

其实，在清代，理学的势力还是深入人心并弥漫整个社会的。虽然与宋明时代大师辈出相比，清代理学思想性逊色不少，但作为意识形态，与专制皇权的休戚与共却是其他学术形态无法比拟的。“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 3清代历朝皇帝不断颁发谕旨，明令书院私塾昌明正学，“一以程、朱为归”。直到晚清，同治元年颁布的谕旨中，还饬令“各教官分日于该处城乡市镇，设立公所，宣讲《圣谕》，务使愚顽感化，经正民兴，正学昌明，人才蔚起” 4。反倒是被现代人推崇为清学之主流的考据学，由于琐碎、脱离实际等弊端，在社会上发展困难重重，“盖汉学之词举世视为无用，舍闭关却扫外，其学仅足以授徒。若校勘金石，足以备公卿之役，而不足以备公卿之欢。……欲得帝王之尊，必先伪托宋学以自固。故治宋学者，上之可以备公卿，下之可以得崇衔”5。

正是由于对清代理学的忽视，章太炎建构的清学史是以江南考据学（具体来说就是吴、皖二派）为中心的描述，因而对于清学不同地域时空的差异在不同地域出现的不同学术范型，缺乏应有的认识。最终，由于剔除了清代理学及对各地域学术范型差异缺乏考虑，章太炎所建构的清学史不是全体清代学派之历史，而只是考据学发展的历史，虽然其中也有其他学派之学者，但都是被否定的，都是凝固的，他们在章太炎建构的清学史中是没有历史的。所以，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变革运动中，面对着同样残破的境遇及民族压迫，为什么江南儒学、华北儒学、关中儒学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以致清帝国版图内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景象？6这无疑是章太炎建构的清学史文本无法回答的。7

再看梁启超、胡适所建构的“理学反动说”。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清学史范式，“理学反动说”的局限在于：第一，径直把清学浓缩为清代考据学，以对清代考据学之判断代替对整体清学之判断及由此导致的绝对化；第二，研究方法上过多错位的比附，特别是胡适对考据学与科学的比附，陷入西欧中心论的窠臼。

一般来说，任何整体结论的得出必须建立在对整体事实综合考察的基础之上。但综观20世纪清学史研究，往往宏大的结论就是建立在几个简单事实的考察之上。“理学反动说”更是如此。梁启超认为“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具体来说就是晚明时代，阳明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 8。晚明情况果真如此？恐不尽然。

首先，说晚明时代阳明学盛极而衰就是不准确的。在江浙地区，由于王阳明死后门户分裂，整体实力确实有所弱化，但这也仅仅是在江浙地区，而此时其他地区就不是如此，如华北和西北关中地区。也正是阳明学向这些地区的扩散，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像鹿伯顺、孙奇逢、李颙等北方王学重镇。特别是孙奇逢和李颙，正是在王学基础上，重建北学和关学体系而成为清代北方学术的两大宗。所以，笼统说阳明学在晚明就盛极而衰，恐不准确。

其次，说阳明学导致晚明学者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更是严重误读。明朝灭亡是各种矛盾综合爆发之结果，虽与士人有关，但也不能全部推到他们头上。大厦将倾，一木安能持之？如果全部是士人的错误，那么宋、元、清等各朝，士人没有“无事袖手谈心性”还是照样灭亡，又如何解释？况且，这样评论晚明学者更是以偏概全。像晚明流行于河南河北以李三才、赵南星、孙承宗、鹿善继、范景文及孙奇逢为代表的“燕南王学”集团就力避空谈心性而主张躬行实践 9，但还不是被清军首先攻破？

再者，说晚明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更是不知从何说起。晚明理学家对当时的社会道德的维系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孙奇逢和李颙，他们之所以成为清代北学和关学的开山，关键并不在于学问如何玄妙高深，而在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巨大的人格力量。《清史稿》本传说他们凡是“有问学者，随其高下浅深，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竖、武夫、悍卒，壹以诚意接之”。甚至那些远在千里，跨州隔省的人，风闻其义，偶一相接，也会身受感召深服其学。难道这样还不能系社会之信仰？

所以，梁启超所谓的晚明理学的腐败情况更多只是存在于江南地区，就是在江南地区，也只是像王艮、王畿、李贽这样的左派王学，但他们当时就被社会视为反面，且旋生旋灭，实力有限，以他们的表现来概括整个晚明时代，无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同时，说清学是因为反理学而来由此把清学等同于考据学也是不准确的。完整意义上的清学是一个集考据学、理学、西学于一体的综合性体系，它不可能都是因为反对理学而产生的，如果都是反理学而来，那怎么在整个清代，理学还是弥漫于整个社会？实际上，由于各地域时空的差异，各种学术在各地域的力量也甚为不同，如流行于清代北方的夏峰北学，它们不但不反对理学，反而在宗师孙奇逢的引导下以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会通理学各派。

正是由于梁启超、胡适所建构的“理学反动说”之局限，很多时候就难以自圆其说10。但他们毕竟是近代的知识人，在进退维谷之际，他们更自觉不自觉地热衷于利用西方的知识资源以摆脱困境。在此，较之于梁启超，胡适走得更远。他颇为自负地认为他是第一个发现了乾嘉学者用于校勘和整理古籍的技巧与西方科学方法相通，即所谓“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11但问题也就是在他称颂清代考据学者的多篇文章中，把考据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画等号，“一时间‘拿证据来’的口号满天飞，‘科学方法’一转而为‘考据学’，再转而为‘清儒家法’”12。不但清学成为“科学方法的试验场”，连“墨子也成科学大家，孟子也会讲民权主义，中国思想史简直要成为不可解的神迹了”13。这难道不是一味地比附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