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术的出现：洪荒蒙昧中的进步

上古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在缓慢地巨大运转。其中在精神文明方面也在萌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个阶段的人们来说，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最初的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天地神灵充满着无穷的敬意和神秘感，在“神”的面前，人们展现出两种思考和态度，一是祈求赐福与保佑，二是将神灵的力量化为己有。后来的祭祀与数术，当即由此二者而萌生。祭祀基于人们对于神灵的祈求，数术则基于人们化神力为己力的愿望。人们的这两种态度，都是原始人类对于天地神灵的最初的思考和认识。当时人们的这种认识，无论是哪种思考和态度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幼稚和迷信的，充斥着荒诞与错误，但在那个科学文化远未昌明的时候，对比着蒙昧与野蛮，这已经是一个精神文明方面的很大进步。原始的祈祷祭祀和数术虽然幼稚和迷信，但它毕竟是人们思考的产物，在洪荒蒙昧的时候，从没有思考到出现了思考，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是初期人类的思考与意识（亦即思想与精神）的从无到有的巨大进步。

迄今为止，关于上古时代原始的数术情况的考古资料，以1982年发现于甘肃省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画最为著名（见下图）。

上面居左的是地画，居右的是发现地画的房屋F411地址图。这幅地画多经专家研究，其性质有丧舞说、祭礼说、狩猎说等，还有专家认为是“男性裸体舞蹈的写照”，是以“快乐为目的的同性爱”。494多数专家则持巫术说，就是持上述丧舞、狩猎等说法的专家也多认为与巫术有关。我们可以在诸家说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视角：它虽然是一幅地画，但并非一件单纯的美术作品，而是一个巫术符号（或者说是道具）。它所蕴含的意义在于，位于地画主体位置的三人（左侧一人漫漶不清），皆一手握持阳具、一手绕至颈后，双腿交错做扭动之态。495这些动作应当是调动（或请出）法力广大的神虫来施威。地画所画三位舞者（巫师）下方长形框内的动物形象，可能是以青蛙为原型的线图。两只神虫方向一致，似乎要随着巫舞听从巫师的召唤而涌出，长方形框的左前方的倒丁字形符号，可能是表示神虫涌出的方向。而此方向正指向房屋的中央。此房屋展示的是新石器时代比较常见的居住情况，房屋的中央是一个火塘，人们晚上在火塘周围睡觉休息。有地画的这个房屋应当是一座生育巫术的巫室，巫师在此做法后，男女入住此室有利于生育496。生育之事，在上古时代是一件神秘而又令人振奋的事情，人自何而来，是盘桓在人们头脑中的大问题，女娲造人的神话及屈原《天问》所发出的相关质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大地湾地画所展示的巫术表明，当时人们可能已经将生育之事与阳具相联系，尽管阳具的威力还要靠驱动神虫来完成，但它毕竟与生育之事相关，这应当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类意识的进步。

新石器时代有关数术的考古资料，比较著名的还有河南濮阳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的第45号墓，此墓居中的墓主为壮年男性，仰身直肢，其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像（见下图左），的遗址的一条灰沟中还有蚌壳摆塑的人骑龙图像（见下图右）。

发掘者称此摆塑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具有降龙伏虎的神威”。497对于这一重要发现，专家研究甚多，或以为它象征死者魂升天上，或以为摆塑象征着日月星辰包围着天神。张光直先生认为是巫师“能召唤三蹻的形象”498。所谓三蹻，依《抱朴子·内篇·杂应》所说，即指“龙蹻”、“虎蹻”和“鹿蹻”，乘此三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虽然“三蹻”之说出现较晚，原始时代未必如是，但谓45号墓墓主有“降龙伏虎的神威”，则还是完全可信的。从摆塑位置看，虎头和龙首皆北向与人首方向正相反，而处于人足之部位，很可能寓意谓龙虎皆此人之坐骑。当时虽然未必有“三蹻”之名称，但却未必没有以龙虎为坐骑之意。后世巫师作法时往往能从千万里之外请来神仙显灵降魔，如何请得千万里之外的神仙呢？一种方法就是由巫师之灵魂骑乘龙虎之类神物“周流天下”所立致。若果真如此，则45号墓的摆塑就应当正是此巫师施展巫术的想象情景。

大地湾和西水坡的考古资料，让我们窥见上古时代巫术之一角。可以推想那个时代社会思想中化神力为己力的巫术观念可能是多见的。《山海经》中的记载也可以视为此方面的旁证。《山海经·中山经》载：“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这个传说可能是某种数术的讹传所致，传说的主体是人化为草，草即是人。这里的人很有神性。巫师很可能指瑶草为神，神之灵魂已附于其上，所以瑶草就有了神性。这种草形状葳蕤，枝叶层叠，开着黄色的花，结着果实，令人喜爱，并且吃了它对人还很有好处，视之为仙草，也不为过。所以巫师以之为帝女之化身。《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是一个巫医合一的传说，《大荒西经》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其性质与此相类。所言巫医之名，两者多有相一致者，或者可以视为传闻异辞。氏族部落首领也往往兼具巫者形象，如夏后启，就曾“珥两青蛇，乘两龙”，还能够从“高二千仞”的“天穆之野”，上到天上，“得九辩与九歌以下”499。这种本领非巫者莫之能任。

这是一个巫者具有很大影响的时代。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罗列相关资料说明数术之盛，而是要指出，在数术盛行的时候，人文因素亦在悄然增长。其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人的力量在诸多巫术中越来越居于重要位置。上古巫术本来是神的游戏，但在诸神的影子后面却越来越多地显现着人的形象，大地湾地画中的三名行巫术的男子和西水坡45号墓的居于主位的男子，皆是“神人”的化身。可以说，他们亦神亦人，神人不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天神或鬼神。化神力为己力，表面看来是神力在起作用，但却往往增长的是人的力量。《山海经》当中诸多的人兽合一的形象，很可能就是巫师装扮动物的形象，事传广远，已非其原始形态。

其二，社会组织（亦即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等）对于巫事的影响增强，在巫术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社会组织的力量。相传黄帝时期曾经有这样的大规模的活动：

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500

这些神灵和蛟龙齐集共现，非盛大巫术典礼无以当之。到了帝颛顼的时候，更出现了著名的以“绝地天通”为标志的巫术专业化的举措。到了夏商时代，占卜祭祀之类的数术活动，已成为王室大典，政治力量凌驾于鬼神。至周代礼乐文化兴盛，数术活动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缀，在国家典礼中不再占据主要地位。社会力量（包括后来的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数术的发展空间趋小，而人文精神的因素趋强，这应当是上古时代精神文明演进中的很有意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