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存论议辩：学术与数术的关系

观察上古时代数术与学术的演进与分流，能够高瞻远瞩而予以讨论者，以《庄子·天下》篇为著。是篇分析“六合”内外的学问，远见卓识，堪称经典。除了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以外，庄子还讲道：“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若以人类社会为视域，那么“六合之内”就是人类社会，此中的学问，当即我们前面提到的简文所谓的“人道”。庄子为什么说这类学问圣人对它“论而不议”呢？原来，古之数术与学术不分，在庄子心目中那是纯而又纯的“道”，后来圣人对它进行董理，只是初步论列，未及深究，这也就是“论而不议”的意思。学术之萌芽由此滥觞，遂有历史记载和典籍（即所谓的“春秋”与“先王之志”525）出现，即上古经学原典形成，圣人对它有了最初的研究和整理，这种情况正所谓“圣人仅评议之而已，无所辩难”。526在庄子看来，关于“六合之内”的“人道”的学术，经历一个由低而高、由微而著的发展过程，先是将属于“人道”的学术从数术中区分出来，再对于这些学问进行董理，然后进行一些初步的阐释。这种情况就是从“存而不论”到“论而不议”，再到“议而不辩”，这正是上古“学术”发展形成的大致轨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以说学术的发展是对于数术的异化过程。依庄子所论，对于六合之外的数术，首先是“存”，然后是“论”。再联系到六合之内的学术，再由“论”到“议”，以至于“辩”，这样一个存、论、议、辩的过程，对于上古数术的某些内容而言，简直就是点石成金。

“学术”演进的这种情况到了孔子的时代亦大致如此。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527朱熹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528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以整理古代典籍为重，这固然有其自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为上古“学术”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的。如果按照庄子所排列的“存—论—议—辩”的顺序，那么西周春秋时代“学术”的发展则还主要是“存”的阶段，真正到了“论、议、辩”的时候，那就是战国时期诸子蠭起、百家争鸣的景象了。

上古时代的“数术”和“学术”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以认识人文为主的学术虽然滥觞很早，但其基本形态却是在数术的笼罩影响之下，甚至说它是数术的一部分也不为过。数术中人文因素的萌生和发展是缓慢而绵长的，数术与学术这种密切关联乃至融为一体的情况延续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

其次，关注人文的“学术”与关注鬼神的“数术”，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两个不同的思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想进程表明，“学术”地位上升、影响趋强，而“数术”则地位下降、影响趋弱。“数术”与“学术”互动的趋势的苗头已经出现。虽然还不能说以人文关怀为标识的“学术”已经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但却可以看出“学术”已经开始挤占“数术”之下的鬼神迷信的一些地盘，明确开始了靠人文治国平天下的进程，“数术”若再想成为政治观念的主体，那只能是明日黄花了。

最后，由于上古时代的“数术”与“学术”的合一，所以当“学术”兴起的时候，它汲取（或者说借鉴）“数术”的内容，演化某些“数术”为“学术”，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说明这个问题的先例就是《易经》。它作为儒家经典之首，其在儒家经学中地位之重要自不待多言，这部书最初就是占筮之书，529理所当然也就是“数术”之书。夏商两代之“易”虽然已不可详考，但周代的“易”则具存于《周易》书中。它详列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构成了一个严密而完整的占筮系统。《周易》书中不能说没有人文精神的因素，但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人文，而是“天道”与鬼神，此正如《周易·乾卦·文言》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意思是说周易与天地历法鬼神都是相合的，充分体现着天的精神，如果说它在“天”之前，天会跟它保持一致（“天弗违”）；如果说它在“天”之后，则它会完全遵奉着天的意志（“奉天时”）。《周易》既是天道的体现，又是用天道来统率人道（“天且弗违，而况人乎”），以人道上应天道。

解释《周易》的《易传》，其思想肇端于孔子，形成于孔门后学，是由“数术”演进到“学术”的典范。《易传》虽然有不少内容是对于数术范畴的筮卦的解释，但亦有许多超出数术的思想内容，就是对于易卦的解释也多阐发了儒家的宇宙观，强调指出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和某些规律。《易传》的不少论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例如，它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它所说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成为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宝训。从《易经》到《易传》 的发展，可以视为春秋战国时代从“数术”到“学术”演进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方面的典型例证除了《周易》以外，我们还可举出《仪礼》。《仪礼》古称《礼经》，是“三礼”出现最早的书。它的撰著，上源于周公制礼作乐，下迄于孔子及其弟子，方成书而行于世。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个总结。这部书充满着人文精神，记载了周代礼乐之制，但书中却有着不少数术的内容。这从根本上说是周代礼乐使然。《礼仪》所载周代典礼，几乎每一种都有占卜、占筮的内容。并且在许多礼仪中卜筮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有重要影响的仪节。成书较晚的《礼记》一书，其内容不少是对于《仪礼》内容的阐释，例如《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礼记》就有《冠义》《昏义》，它如《仪礼》的《乡饮酒礼》《射礼》《燕礼》等在《礼记》皆有专门的篇章释其义理。至于《仪礼》中相关篇章较多的丧礼和祭礼，在《礼记》书中则有多篇专门的论著以述其义。这些以儒家理念为主干所进行的不少阐释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菁华。可以说，《仪礼》虽然不像《易经》那样全都是数术的内容，但它与《礼记》的关系颇类于《易经》与《易传》，亦可看出由数术向学术演进的轨迹。

总之，上古文明的演进是一个曲折往复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式的上升路线。早期的数术，反映了早期社会人们对于自然与人自身的探索，尽管限于历史条件，这个探索的结论我们今日看来错误百出，但它却是精神、思想发展的一个时段的历史，并且其探索的方法和上下求索的精神是十分宝贵的。远古时代，思想精神中的人文精神因素萌生之后，重“人道”的学术应运而生，但它与数术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学术在社会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数术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补充或推进着学术的发展。

（原载《古代文明》2010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