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卜辞中的“尸”字补释

我们先来说一下卜辞中的“尸”字。据专家考释卜辞中尸和夷字作“”形，而卜辞的人字作“”形。“尸”、“人”、“妣”、“夷”等字由于形体接近，所以经常混淆而难以区别。所以，专家普遍认可卜辞中的这几个字多混用的说法。郭沫若较早地把卜辞中的“人方”释为“尸方”，还将神尸的尸与人字相区分563，表明他已经开始从“人”字中区分出“尸”字。后来甲骨文中有一字多形的情况，也有一形多字的情况。有些“尸”字其实与“人”根本看不出区别，只能依据卜辞之意而确定。因此，“尸”和“人”在甲骨文中可以说是一形而二字。若硬要从形体上将“尸”与“人”进行区分，在甲骨文中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专家在研究卜辞宾祭的时候，曾经找出多例过去被误释为“人”字的“尸”字，这是对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愚以为区分虽然很必要，可是需要细心地加以辨别。例如，“立人”是卜辞较多见的辞例，如：“辛巳囗（卜）宾贞，立人”、“宾贞，勿隹（惟）翌甲申立人”、“叀翌甲申立人”564，专家曾经引《礼记·礼器》“夏立尸而卒祭”为说，认为这是“敬尸之礼”565。其实，若单从“立尸（人）”二字看，说它是祭尸之事亦无不可，但同类卜辞如“立人三百”566，就很难把它说成是“立尸三百”。因为这里的“立”字当读若涖，指征召三百人前来。同例，其他的“立人”，也当以不读若“立尸”为妥。再说，《礼记·礼器》篇虽然说“夏立尸而卒祭”，但接着又说“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明谓商代是“坐尸”之制567，恐怕很难以“夏立尸”之说来印证卜辞所载的“立人（尸？）”。总之，甲骨文中有些“人”字可以读为“尸”，但有些却很难。 “人”与“尸”两个甲骨文字，是很难从字形上加以截然区分的，我们只能从卜辞文例及文意上仔细辨别，慎重区分。

专家曾经多从字形之微小差异论析两字之别，如谓尸字像东夷人高坐之形，并举《论语·宪问》“原壤夷俟……，以杖叩其胫”为例证明之。此说虽然颇有理致，但“高坐”之意揆之于商周之俗，却难以求证，即令是神尸，亦当是席地而坐。是否坐得稍高些，则难以确知。《仪礼》的《大射礼》和《燕礼》有“重席”之说，但似乎坐者之腿并未伸于席下而类乎后世之坐凳子者。《说文》训尸谓“陈也”，清儒徐灏谓“尸，象卧形，其字即人，篆之横体末笔引而长之。……古者祭祀之尸以人为之，故凡从尸之字多言人事”568。按，徐灏所云“从尸之字多言人事”，即多言活人之事，其使用与“人”字本无区别，以后另造出“屍”字，才表示死人之意，所以从古义上说，尸与人本无区别。《礼记·曲礼》谓“坐如尸”，569《论语·乡党》谓“寝不尸”，570可见“尸”所象形之意必非后世所云“挺尸”那样的僵硬平躺之姿，而应当是在席上的矜庄的坐姿。商代金文有用作人名的“尸”字，作“”571形，与甲骨文尸字字形一致。在周代彝铭资料中，“尸”字除少量用作人名者以外，大部分用作“夷”字。未见有用如神尸之意者，这种情况应当与周代彝铭铭功颂祖的性质有关。

《礼记·郊特牲》述“有虞氏”以下至周代的祭礼时谓“尸，陈也”，郑玄注谓“尸或诂为主，此尸神象，当从主训之，言陈非也”。572段玉裁释郑注之意说：“祭祀之尸，本象神而陈之，而祭者因主之。二义实相因而生也。”573因此，《郊特牲》这里是说“尸，主也”，尸就是神主。从卜辞记载看，商代的神主应有两种，一是神尸，二是作为神主牌位的“示”。甲骨文和商代金文的“尸”，应当就是神尸形像的摹写。郑玄说的“尸或诂为主”，指神尸可以训诂为主之意，但“尸”本身只是神尸而非作为牌位的神主。商周祭祖礼之所以将“尸”作为受祭对象，目的是再现祖先形象。为了达到这一点，在周代祭尸礼上就连神尸所穿的衣服也要类似于祖先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