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商务印书馆谢仲礼君在数年前曾来信约稿，希望我能把自己就高等教育的发展或大学管理的一些认知或体会写出来，以供感兴趣的读者批评与讨论，或许能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更好发展添一砖加一瓦。当年在思绪之后，我感谢仲礼君的器重，但婉谢了他的稿约。我告诉他，我认为自己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认知还十分肤浅，体会也不足，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与读者分享，或供读者批评与讨论。仲礼君答曰：完全理解，望今后能有机会合作。仲礼君是一位执着的出版人，数月前，我卸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不久，他再次来信约稿，并十分宽厚地告知可以如前所约从头著述，也可以把在校长任内的文稿、讲话、笔谈等整理、汇集成册。我感谢仲礼君的一片真情实意。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学术声誉最高、学术态度最严谨的出版社之一，能有文字在这样的出版社出版，是任何一位学者都会感到荣光的事。因此，我答应了稿约，并选择了把我任校长14年间的部分文稿汇集成册，并把书名定为“大学的进步”。

为何作此选择？一是因为一个人从领导岗位退下后，大多会想把自己在岗位上曾经做过的事情做一个总结。这既是对自己过去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曾经信任、支持、帮助自己的组织或个人的一个交待。这样的总结、反思和交待，于私于公都是有益的。当然，也有人不做这样的总结，只让客观存在的事实说话，是非功过任由凭说。这也是一种态度。但我还是认为退下后能花点时间对过去做一点总结还是应该的。二是因为我在这14年的校长任内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进步，感受到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日益重视，也感受到教育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发挥的促进作用也日益增大。但也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上、高校内总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心怀叵测地否定这样的发展与进步，特别一些人顶着教授的桂冠，打着了解高校内幕的旗号，肆意诋毁这三十多年中国大学的发展与进步。大学也是社会，没有缺点、不足甚至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善意的批评与揭露，跟恶意的攻击与诋毁，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可惜，这样的不同，在当下很多人的眼中是极为模糊的。厦门大学是中国建校历史最长、最为普通但也最为优秀的大学之一，厦门大学的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大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我把自己过去14年的一些文稿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期望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窗口，从中能看到中国大学的进步，看到大学的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在勤奋而努力地工作、学习的。正是这样的勤奋与努力，大学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厦门大学由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4月创办。厦大诞生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年代，一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年代。陈嘉庚身居海外，但无一刻不心系祖国。他深感国家的破落，根子在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他发出“教育救国”的呐喊，并身体力行，继创办小学、中学，建设集美学村之后，又创办了厦门大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陈嘉庚久居海外，遍游世界，了解世界大学的发展与现状，因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创办具有强烈的世界眼光。他把“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确定为厦大的办学宗旨，他提出厦大的追求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他要求厦大办成“世界大学”，要“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为吾国放一异彩”。陈嘉庚的立意十分高远，他知道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能够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因此，中国一定要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国也为世界培养最好的人才，贡献最好的科技成果，并且将中国的文化传向世界，把世界的文化带进中国。近百年来，厦大始终朝着这个目标奋勇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厦大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厦大紧紧抓住机遇，没有片刻的懈怠，把国际化作为学校的发展战略，确立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2021年，厦门大学建校一百年时，把厦大建设成为一所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厦门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又将厦门大学列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行列。陈嘉庚创校时的愿望与目标，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正一步一步地得以实现。遗憾的是，常有人将在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和竞争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一个追求说成是“西化”。他们用“西化”这样一个极易触动民族情绪的词汇来阻碍大学迈向世界的步伐。我们应该承认，现代大学制度发端于西方，西方的大学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大学是后来者。我们应该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而且在现实中，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学习甚至模仿西方的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中国最初一批大学的创办人或管理者多是从西方学习归来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有了极大的进步，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的大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开放：送出去、引进来，鼓励交流、提倡合作，虚心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自信的一个表现就是能够尊重多元文化，接受多元文化，就是能够虚心地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包括科技，包括教育。当然，西方的文化也有很多落后的、腐朽的东西，但是如何做到去伪存真、去除糟粕、取其精华，首先是必须学习、研究和了解它。中国的大学目前还不能自大，但是特别需要自信，而不要自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人才培养始终是厦门大学的核心任务。从1926年6月厦门大学为学生林惠祥颁发第壹号毕业证书、授予文科学士学位开始，厦门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四十多万名毕业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一份宝贵贡献。厦门大学始终是以大爱的情怀对待学生。目前，厦大私立时期的毕业生在世的已没有了，抗战时期的毕业生在世的也都是超过九旬或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了，就是这些老校友，每每说起当年萨本栋校长为了让学生能养成守纪律、守规矩、守时间的好习惯，制定每年学生报到的截止时间一到，报到处就关门，学生必须等到第二年才能再来报到的故事时，那份感激之情是溢于言表；讲到当年闽西小县城长汀的条件十分艰苦，加上日寇飞机常来骚扰，学校的图书馆经常停电，萨校长就把自己的小汽车发动机卸下来发电，供同学们夜读所需的故事时，更常常是热泪盈眶。厦大这样爱学生的传统是从创校的第一天就形成，并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因此，厦大的学生毕业后，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干哪一行，不论身居什么位，始终都把母校放在心里，时刻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尽己所能地支持、帮助母校发展。厦大的校友们如此爱母校，正是因为当年他们在学校时得到了学校的关爱和帮助，这种爱和帮助，就是对学生最好的教育。通常地说，一个人如果会爱校，他也就会爱国；一个人会爱校、爱国，他也就会爱党，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有条件有可能去实现厦大的百年梦想。因此，爱学生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

厦门大学是一所有着极强家国情怀的大学。陈嘉庚在建校之初最早设立的两个学科是师范和商科。因为他是怀着救国的理想来办厦大的。他认为，中国要强大，一是要有人才，所以他办师范以培养更多的师资能去教导更多的学生；一是要有实业，所以他办商科，为国家培养懂经济、懂管理、能够办实业的人才。此后，厦大又陆续设立理学、工学、生物、海洋、法律、新闻等学科，在抗战时期更是设立了与抗战需求紧密联系的土木工程、机电工程、航空等学科。可以说，厦大的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以国家的需要为导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都是围绕着国家的需求而展开。1949年以后，由于台湾海峡两岸对峙，由于福建、厦门的特殊地理位置，厦门大学服从国家的需要与安排，把大多数的应用性学科都调整到其他兄弟院校去，仅剩下相对基础性或理论性的文、理学科。这样的分拆，于国家而言是一种需要，一种贡献；对学校来说是一种损失，一种牺牲。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多数学校都是有出有进，无非是出得多还是进得多的区别，像厦大这样只有调出没有调进的学校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但厦大是一所有家国情怀、以国为重的大学，全校上下都知道这是国家的需要，必须服从。1977年，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厦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同时，两岸关系也开始改善，和平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厦门大学也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厦大的党政领导抓住机遇，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一根本变化，围绕厦门特区建设，围绕台海和平发展，展开了学校的学科建设。主线就是在巩固已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依托现有学科，逐步恢复与建设改革开放的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福建、厦门所需要的学科。这样一个学科恢复调整与重建的过程持续了三十多年，按照“加强文理、重振工科、建设医科”的基本思路，厦大实现了一个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应有的学科布局，而且这个布局紧紧地跟国家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结合，紧紧地跟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相结合。国际上最权威的大学评估或排名机构之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近年来对中国大学的排名，厦大位居中国大陆高校的第12—15名之间，我个人认为这一排名是比较符合厦大的客观实际。虽然厦大在没有任何并校资源的情况下，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是相当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厦大还有潜力，继续不懈地努力奋斗，厦大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十所大学之一。

说到什么是大学，人们引用最多的就是梅贻琦校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毫无疑问，梅校长的这句话道出了大学的真谛：“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但是我们后人要完整地理解前人的思想，而不能简单地以实用主义态度，各取所需，甚至断章取义，歪曲思想。梅贻琦是在他就任清华校长的典礼上讲这番话的，他在演讲开篇第一点就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虽然与国外的大学相比，还相差甚远，但与国内大学相比算是很好的。此后，他说到清华要做高深的研究，而做高深研究要有两个必备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他认为以清华当时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容易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讲到这里，他化用孟子的话——“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梁惠王下》），说出了大学之谓的名言，而且说到什么是好的教授，他认为不仅要教书——智识的教导指点，而且要育人——精神修养的帮助。所以，应该全面、准确地理解梅校长关于大学的思想。有人说，他当年所说的大学是包含了大师、大楼和大爱这三大要素的。我完全赞成这样的理解和提炼。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经常借着梅校长的这句话，随意否定中国大学的基本建设与发展，好像中国的大学就是应该没有大楼只有大师。试问，没有大楼，大师如何能够培养一流人才、研究高深学问呢？至少，梅校长认为一个大学二者都是要有的。2003年我出任厦大校长，上任不久，遇到一位理科的学生向我抱怨，说是他们学院教学实验室条件比他中学的实验室还要差！我问他是哪个中学毕业的，并请他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在耐心地听完他的抱怨和诉说后，我默然许久。

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1949—1979年这30年国家对厦大的投入极为有限，校舍建设与设施改善，几乎是靠陈嘉庚、李光前的襄助。所以，厦大的硬件条件差，我是知道的。改革开放以后，条件有所改善，但远远不够，满足不了学校快速发展的需要。虽然自己知道厦大家底如何，但是这个学生的抱怨还是深深刺痛了我。无大楼，何来大师？何以养成专门人才，研究高深学问？所以我下决心在自己的任上一定要尽全力争取在前任们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厦大的条件，让教授们能够更加热爱工作、潜心治学，让学生们能够更加安心读书、愉快生活。14年过去了，厦大的硬件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跟国外一流大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校园还可听到抱怨与批评，但总的来说，教师和学生,已基本感到满意，全校上下认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内涵发展、提升质量。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认可这样的理念——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大师、大楼与大爱完美结合的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厦门大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就是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志。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国有一批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被列入建设规划的大学都制定了详细的规划，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排出了建成一流的时间表，有的2020年，有的2030年，有的2040年，最迟2050年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甚至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我跟许多人一样由衷地相信，我们有制度的优越性，有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关爱、百姓的期许，我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实际上如果按照国际若干最权威的大学排行榜，中国的若干所大学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但是这一切仅仅是根据若干可以量化的指标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把不可量化的要素考虑进去，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或者说再过3年、10年、15年、20年就可以达到，甚至要位居前列，引导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

那么什么是不可量化的要素呢？可以用两个字来概而论之——文化。文化实际上是衡量一所大学是不是一流的最核心指标之一。但是文化既有形又无形，可见又不可见，有时摸得着有时摸不着，很难加以量化来评估、来比较。例如，教师是否热爱自己的职业，教师是否真心爱自己的学生，教师是否自觉地上好每一堂课；教师之间是否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和而不同；教师是否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怀着一颗童心、一颗好奇心去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以功利的目的去从事研究；学校的职员是不是有良好职业道德，甘当配角，尽心尽力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服务；大学的管理者能不能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公权力”的拥有者，不要去跟教师争资源、争利益，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不把“管理就是服务”挂在口上，而是落在实处，等等。如果认真地想想这些“指标”，我相信我们的大学对于自己提出的时间表可能就会有所怀疑了。

最近，习总书记对“厕所革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将这件小事提升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上。这是完全正确、卓有远见的。可以断言，如果世界的大学有一个厕所的干净、整洁、卫生、文明的评估或排行，中国的大学排名肯定不高。不知有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人才培养质量最高、科学研究做得最好、对社会进步影响最大的大学厕所是否也是最干净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最好的大学一定是把厕所当作文明、文化的重要组成，一定是尽心尽力地保持厕所的整洁、卫生和文明。这一切就像基因一样都已经溶入他们的血脉之中。所以，我认为，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在可量化的指标上都达到一流的标准，这是基本的前提；但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我们如何去看待那些无法量化的指标：我们如何把大学文化的建设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把营造一流的大学文化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目标，因为这些是很容易被忽视、被省略的。厦门大学是一所十分重视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学校。在建校之初，就制定有校训、校徽和校歌，“厦门大学”的校名近百年从来没有变过，厦大把“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确定为自己的精神，把创办人陈嘉庚尊称为“校主”，让世世代代的厦大人都感恩这个伟大的人。毛泽东赞誉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完全无愧于这样的赞誉，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祖国奋斗，就连他最终的遗嘱通篇是为他所创办的学校作安排，虽然这些学校早已都是公立了。厦大尊称他为“校主”，除了感恩之外，就是要让厦大的学生永远学习他爱国爱校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人。陈嘉庚爱国爱校还体现在爱学生之上。我们还是通过厕所这个“小事”来看校主陈嘉庚是如何关爱学生的。到过厦大、听过介绍厦大的人都知道，陈嘉庚当年建的学生宿舍在楼内全都没有厕所，厕所建在宿舍楼的后面，厕所与宿舍楼是分开的。这是陈嘉庚的疏忽吗？不是，他是有意为之；这是陈嘉庚为了省钱吗？也不是，厕所分开建还可能要更多的钱。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要锻炼学生，他不希望同学们太娇惯，大冷天、大热天、刮风下雨要往外跑，路虽不远，但也是有点苦的；二是讲究卫生，厦大坐落在岛屿上，当年是很缺淡水的，他当心厕所在楼内，卫生如果不到位，会影响同学们的健康。从这样的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陈嘉庚对学生的大爱情怀。陈嘉庚爱国爱校爱学生对厦大每个教职员工的影响都很大，这也形成了厦大的一个传统、一个文化，厦大也称之为“校主文化”。所以，在过去的14年，如何很好地传承并弘扬厦大的百年传统与文化，是我感到压力最大也是最用心去做的事情之一。卸任后，回想过去14年的工作，觉得欣慰的是自己做了自己该做的一份努力，感到遗憾的是，还有很多工作做得不够或者说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厦大人一定会把厦大的传统与文化很好地传承与弘扬。

14年的时间确实不算短，在过去14年的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文稿可能有数百万字，要说想说的东西也确实很多，仲礼君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资深编辑，他很认真地建议我这本书的内容一定要精选，篇幅也不宜过长。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好。所以，我再三思考之后选择了我认为在这14年的工作中，从校长的角度看最为重要的若干部分作为选编的范围。当然，这绝对没有认为其他工作就不重要的意思，例如党建工作，就是学校最重要的工作。我是校长，也是学校党委常委，对党建工作义不容辞地负有重大责任。特别是2011年9月之文同志调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振斌同志2012年4月就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在这中间的七个月，我实际上是学校党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可以说，在这七个月中，我尽职尽责地与学校党委班子的同志们一道很好地完成了学校党建的各项工作或任务。但是，党建工作毕竟是由党委书记主抓，在党委的领导下我自觉地将此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一部分，积极配合党委书记做好工作。所以我也就没有专门把党建工作列入选编的范围。这绝不意味着我不重视党建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会认为所选的这些内容是最重要的，其中的缘由都体现在这篇序言中了。这也是我写了这么长一篇序言的原因所在。

中国大步向前的步伐无人可以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一定能够实现，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国肯定有若干所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厦门大学一定是位列其中。厦门大学在过去近百年尤其是近40年的进步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在这本书中记录了其中14年的若干片段。进步不是只有成功而没有失败，不是只有坦途而没有曲折，不是只有喝彩而没有非议。恰恰相反，每一步进步都是在艰难中推进，在曲折中完成的；每一次的成功都是在不断地探索、学习、试错、纠错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我在离任感言中说：“虽然在跑的过程中，并不总是跑得又好又快，又平又稳，常有跌跌撞撞，曲折艰难，但是没有掉棒，我尽自己的全力跑完了这一棒。”这一切在这本集子中都可以看到，在很多讲话里，我直率地批评了学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这实际也是在批评自己。我特别希望这些不足和问题的解决能够有助于推进厦门大学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当然，如果对其他高校也有借鉴意义那就更好了。

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商务印书馆、感谢谢仲礼编审为本集子的出版所做的一切；我要衷心地感谢张建安、黄宝秋、余宏波、刘宁、杨柳、杨扬、郑振伟诸同志，他们为文稿的搜集、整理、校正等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动，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这个集子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出版；借此机会，也让我再次衷心地感谢在过去的14年所有支持、帮助、关心和爱护我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和朋友们。

朱崇实

201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