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衡》创刊与学衡派的崛起
1922年1月，《学衡》杂志正式创刊。《学衡杂志简章》标明“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134是为“学衡派”崛起的标志。
吴宓说：“《学衡》杂志由梅光迪君发起，并主持筹办。一年前，已与中华书局订立契约，并已约定撰述员同志若干人。”135又说：“《学衡》创始于梅光迪君，而柳诒徵先生及刘伯明、胡先骕诸君首先赞之。此志之宗旨及理想，实由梅君所草定。予加入略后……”可以说，《学衡》的创意始于梅光迪，但它得以成立，却是得力于梅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同学、在东南大学主持工作的刘伯明诸人的支持。吴宓虽加入略晚，但《学衡》的正式起动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时杂志社及同人集会之所即设在吴的寓所：“南京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吴且自制“学衡杂志社”油漆大牌，白底黑字，悬钉于门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体社员会，便是在这里召开的。他们是：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骕（留美，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萧纯锦（留美，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徐则陵（留美，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马承望（暨南大学教授）、柳诒徵（曾游学日本，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邵祖平（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共8人，以留美的东南大学教授为主。会议定杂志体例，分通论、述学、文苑、杂俎、书评、附录6门。并派定梅、马、胡、邵，分别为通论、述学、文苑、杂俎各门的主任编辑。会议还公推柳诒徵撰作《弁言》，其中说：“谨矢四义：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漫骂以培俗。”吴撰《简章》。杂志封面的“学衡”二字，则请湖南宿儒曾农髯老先生题写。吴宓为杂志的总编辑兼干事。其后充任编辑的人员还有柳诒徵、汤用彤、缪凤林、景昌极等。
迄1933年7月停刊，《学衡》共出版79期。其中，1922年1月—1926年12月为月刊，计60期，即第1—60期。1927年因北伐战争，停刊一年。1928年1月复刊，改为双月刊，至1929年11月，共计出版12期，即第61—72期。1930年总编辑吴宓赴欧游学，再停刊一年。1931年1月再度复刊后，出版变得断断续续，很不正常。同年1、3两月，计出3期，即第73—75期。1932年5、12两月，计出2期，即第76—77期。1933年5、7两月，计出2期，即第78—79期。但无论如何，《学衡》前后坚持出版了12年之久，这在当时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学衡》自第13期（1923年1月）起，每期皆增入英文《简章》及本期英文《目录》。“由是《学衡》杂志遂为旅居中国之欧美人士及英文读者所注意。”它同时向国内外发行，在第60期上有启事说：“国内及日本，每期三角，全年（六期）一元五角。欧美各国，每期四角，全年（六期），二元。”据中华书局报告，在国内各省中，订阅和零期购阅者，以江苏为最多，奉天次之。四川、湖南也较多，其余各省则甚少。徐铸成先生在《报海旧闻》136中曾谈到20世纪20年代他在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图书室里的杂志就有《新青年》、《学衡》和《科学杂志》等。足见至少在江苏，《学衡》在学界还是有着相当影响的。《学衡》还与国外的某些学术机构互相交流。此外，从第1期起，吴宓即按期将杂志寄赠英国博物院、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汉学家Soothill教授；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大学东方学院汉学家伯希和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白璧德教授等。“各一份，历久不断。”137
1928年2月在同样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有文评介《学衡》的特色，其中说：“此志形式上之特点，为：（一）除小说戏剧纯用文言，不用白话；（二）不用新式标点，只用旧式圈点。至其内容，则介绍西洋思想、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与整理国学、阐明道德并重。其文苑一门，每期选录时贤新作、古文及旧式诗词（翻译西诗亦用旧诗体），至新式之诗则未见登载。”138这即是说，《学衡》的特色是形式上守旧（不用白话文与新式标点），内容上中西学并重。这种概括是比较准确的，也与《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相吻合。《学衡》中除了“文苑”、“杂缀”外，其他各栏刊登的文章总数为414篇。其中，文学类72篇，约占总数的17%;史学类158篇，约占38%；评论类（含文化论争及政论）52篇，约占13%。足见《学衡》杂志是一家以文史研究为基础的评论性刊物。
在《学衡》上先后撰稿的作者为数甚多，但就撰稿较多者而言，主要作者约有21人，可列表如下：
分析上表的资料可知：（一）在此21名主要作者中，可考者留学生10人，占总数48%，其中留美者8人，占38%。这即是说，《学衡》的作者队伍以归国留学生，尤其是留美学生为中坚。（二）从工作单位与毕业学校看，出身东大或在东大任教者10人，占总数48%；出身清华或在清华任教者8人，占总数38%。这说明《学衡》的作者队伍又是以东南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师生（或毕业生）为主体。更准确些说，前期是以东南大学的师生为主体，总编辑吴宓执教清华后，则变为二者并重。（三）他们多是南北各大学的教授，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王国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著名的国学大师，在国内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柳诒徵、缪凤林、张荫麟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柳诒徵且是南京教育部部聘教授，公认的史学大师。胡先骕是著名的植物学家，时任静生所所长、中国植物学会首届会长、南京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梅光迪、吴宓、郭斌和等精通西洋文学史，吴且为部聘教授、红学专家、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吴芳吉为著名的诗人。汤用彤为佛学史专家。刘伯明等人则为知名的哲学史家。如此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中许多人不仅留学国外著名学府，通晓西学，视野开阔，而且国学功底深厚。例如，梅光迪、胡先骕都参加过童子试，后者且为府学庠生。胡能诗，为南社社员，自谓：“束发毕经史，薄誉腾文场。下笔摹古健，颇欲追班扬。一时冠盖俦，交口称麟凰。”139虽不无高自标举之嫌，却也并非虚言。吴宓承家学，也能诗，后执教清华大学，师从著名诗人黄节，其诗益进。汤用彤能成就为魏晋佛学史的专家，固不必说，刘伯明留学日本时曾从章太炎研究古文字学，其国学之功底可见一斑。
要言之，《学衡》杂志的作者，主要是一批大学的教授，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也就构成了学衡派的基干力量。
《学衡》杂志的出版固是学衡派崛起的标志，但学衡派的势力并不囿于《学衡》，以下几种刊物也曾是他们的重要阵地：
《大公报·文学副刊》。1927年12月，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请吴宓任新增的《文学副刊》主编，吴接受了，其“本意想在新文化运动期刊如雨后春笋的情形下，占领一角阵地，宣传一己之主张”140。该副刊每星期一出版，自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共出313期。除了1930年8月初至1931年9月底因游学欧洲，托浦江清代理编辑第134—194期外，均由吴宓自己任编辑。在这六年中，吴宓长期约请的组稿人有浦江清（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清华大学教授）、张荫麟（浙江大学教授）、赵万里（北京图书馆工作）、毕树堂（清华图书馆工作）五人。时为清华大学学生的贺麟、季羡林等也曾应邀投稿。副刊以“大公无私，立论不偏不倚”为宗旨，翌年，办刊方针又作以下重要的改良：
（1）改介绍批评之专刊，为各体具备之杂货店，增入新文学及语体及新式标点（并增入新诗、小说之创造作品）。
（2）改首尾一贯而全体形式完美之特刊，为一公共场所，每一作者，不论何派何等，均得在此中自行表现，以作者为单位，而不成团体。每篇作者各署名。
（3）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即一切不由宓一人主持，而由诸人划分范围，分别经营。对于该类稿件，有增损去取之全权。宓仅负集稿编次之责，而宓以后因事须出游时，诸人亦可代办各事云。141
《学衡》第77期上刊有广告，这样介绍《大公报·文学副刊》：“内容略仿欧美大报文学副刊之办法，而参以中国之情形及需要。每期对于中外新出之书，择优介绍批评。遇有关文学思想之间题，特制专论。选录诗词及笔记谈丛，亦力求精审。撰述及投稿者，类皆一时知名之士，而编辑尤具匠心。凡爱读《学衡》者，不可不读《大公报·文学副刊》。”这里需指出两点：一是该副刊显然是《学衡》的延伸。《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吴宓主编的两个最重要的刊物，同时也是学衡派最重要的阵地。二是副刊“增入新文学及语体及新式标点”，说明吴宓诸人并不固守反对新文学的立场。
《湘君》季刊。1922年夏创刊，附设于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校内。总编辑吴芳吉，社长刘永济。吴芳吉说，“长兄（指吴宓。——引者）在南京创《学衡》杂志，某因创《湘君》应之”。该刊的宗旨，强调“道德”、“文章”、“志气”，以求文艺与道德之合一，而归本于性情。其内容则以诗文杂著小说戏曲等为主，文言白话，新旧体裁，兼蓄并收，不拘一格。吴芳吉曾将《湘君》与《学衡》加以比较，他说：“两者精神虽同，旨趣各异。《湘君》注重创作，《学衡》多事批评；《湘君》但载词章，《学衡》更及义理；《湘君》之气象活泼，《学衡》之态度谨严；《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中人恪守典则；《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142比较不无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湘君》也“多事批评”，吴芳吉本人有名的多至四论的《吾人心目中的新旧文学观》长文，即刊载其中。《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极为密切，前者的主笔常为后者撰稿，后者不仅时常转载前者的文章，且为之代售。吴宓本人甚至代为筹借资金。吴宓《自编年谱》1923年条下有这样的记载：“二月初，碧柳所经营之《湘君》季刊第二期出版，寄到。宓即召集熟识之学生，在东南大学口字房一教室内，开一小会，讲述《湘君》之特别优点，并为推销。”《湘君》在长沙颇不行销，在外埠尤其是江苏销路尚好。英人庄士敦曾购以分寄国内牛津大学等校。但因经费短缺和内部分歧等原因，《湘君》难乎为继，1924年随着吴芳吉、刘永济诸人应聘分赴西北大学和东北大学执教，遂告停刊了。
《文哲学报》。1922年创刊，南京高师文学研究会与哲学研究会刊行，但其实际主持者乃是柳诒徵、缪凤林等学衡派健将，故柳晚年回忆说“又与学生缪凤林、景昌极等创办《史地学报》、《文哲学报》……”143该报的《发刊要旨》指出：“本志以研究文学哲学为旨，国故西学，齐重互见，古言今说，兼取并论。”“迩年以来，国人盛言西化，文学哲学，谈者纷多……取论立言，其失孔多。罔者从风，甚且掇拾自矜，遂致论者愈众，棼乱弥甚。……（同仁）诚以对于现状，深怀不安，故自忘浅薄，发其区区。”144显然，其旨趣与《学衡》是一致的。故该刊出版后，反对派指斥它沿《学衡》的故智，无非是学衡派“添子添孙”。
《国风》。1932年9月1日创刊。社长柳诒徵，编辑委员有张其昀、缪凤林等。其封面高标宗旨：“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初为半月刊，从1935年8月第7卷第1号起改为月刊。作者主要是东南大学的教授柳诒徵等学衡派诸人。其中，第1卷第3号的《圣诞特刊》、第5号的《国防特刊》、第9号的《刘伯明先生纪念》专刊，以及第7卷第2、3号的《南京高师二十周年纪念刊》，尤为集中地反映了学衡派的文化思考。
由上不难看出，除了《湘君》外，学衡派的刊物都是以东南大学为依托。这就难怪时人有言“南高与北大相抗衡”了（南高为东大前身）。
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又觐庄，安徽宣城人。12岁应童子试，18岁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1911年入清华学堂，旋赴美，初入威斯康辛大学，1913年转往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文理学院。1915年春毕业。是年夏，与胡适、任鸿隽、杨铨、唐钺等在绮色佳城度假，彼此讨论中国文字与文学的问题。胡适以为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梅光迪大不以为然，二人争论愈烈。秋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专攻西洋文学。《胡适留学日记》1915年9月17日写道：“梅君少年好文史，近更摭拾及欧美。新来为文颇谐诡，能令公怒令公喜。”145杨铨1916年2月14日的《题胡梅任扬合影》诗也有言：“觐庄学庄重，莞尔神自奕；糠秕视名流，颇富匡时策。”146这说明，梅光迪入哈佛接受新人文主义后，其见解愈形系统和自信。1917年胡适归国参加新文化运动且“暴得大名”后，他在哈佛也愈加自觉地开始抓紧物色同志，准备归国与胡适诸人公开论战。1918年他终得结识新到哈佛的吴宓，二人志同道合，对归国后的进退作了规划。1920年梅光迪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翌年，应美国西北大学同学刘伯明之邀，转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在这里，他结识了柳诒徵、胡先骕等新的同志，并开始具体筹划创办《学衡》杂志。同年8月吴宓应约归来并出任杂志的总编辑。明年《学衡》正式出版，无异于为学衡派的崛起及其揭出新人文主义的旗帜举行了奠基礼。吴宓说，《学衡》杂志的“宗旨及理想，实梅光迪君所草定”。梅光迪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前几期上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等，总共不过5篇，且1924年后曾两度赴哈佛讲学，甚少过问杂志事，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学衡》和学衡派的主帅人物之一。究其原因，这不仅在于他手定了《学衡》的“宗旨与理想”，为学衡派的创始者，而且还在于他个人的魅力。王焕镳曾比较梅光迪与吴宓说，二人创办《学衡》，年皆未及30。“吴先生勤以纂述，朝夕兀兀，译名著，信达雅远出林畏庐上；梅先生深恶标榜，文不苟作，作必尽摅其蕴，挥斥跌宕，骂讥笑诃，无不极其趣，一文甫出，传诵遍于横舍，士习为之丕变。”“吴先生严肃寡言，动止有程，学子或畏苦不敢亲；先生则舂容间旷，机趣盎然，出辞隽永，动轰座人。至议大政，临大难，则又守正趋义，屹然如山岳之不可憾。……故与人无畛域，人亦不甚嫉之。”147所说容有过当，但他强调耿直不阿，敏于事敢于言，对事不对人，是梅性格的一大优点，却大致不差。只要看看他与胡适在留学时的争论，以及他在《学衡》上的文章，便不难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承认学衡派与胡适诸人间的论争具有学理上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应当承认二者间的此种学理分歧，最初正是缘梅光迪而日明的。对立派常以“梅光迪”作为“学衡派”同义词，其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
梅光迪先后在美国20年，精通英文，西洋文学的修养且在普通美国教授之上，于中西文化学术思想具有辨章源流、心领神会的深厚功力，人多以为是促进中西文化融会难得的人才。但遗憾的是，梅光迪著述不多，未尽其才。胡先骕因之叹惜道：“惜梅光迪不勤于著作，虽有崇高之理想，而难于发表，遂使其所蕴藏之内美，未能充分发挥，因而不能发生重大之影响，殊为憾事。胡适之尝言觐庄之病在懒，懒人不足畏，不幸乃系事实。否则旗鼓相当，未知鹿死谁手矣。”148梅光迪后来曾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45年病逝。著有《梅光迪文录》。
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江苏南京人。汇文书院毕业后赴日，为留学生青年会干事。“与章太炎先生游，治说文及诸子，故于国学致有根柢。”149入同盟会。英占片马，留学生组织国民公会，刘起草宣言。1911年共和成，不愿为官，赴美，入西北大学研究院攻哲学与教育，得博士学位。1915年归国，任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教授兼南京高师教授。1919年起专任南高师训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1923年南高师改东南大学，任文理科主任兼校长办公处副主任，德高望重，无副校长之名而有副校长之实。“庶务慎委，而讲学不倦，东南大学奉为魁首。”150刘伯明尤嗜柏拉图及斯宾诺莎学说，“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之弊”151。他的代表作有：《学者之精神》、《再论学者之精神》、《共和国民之精神》、《非宗教运动平议》等，气势宏大，而持论平实。由于早逝，他在《学衡》上发表的文章不太多，但他不仅是该杂志的创始者，而且是学衡派有力的呵护者。胡先骕说：由于刘伯明的吸引，白璧德的高足梅光迪、张歆海、楼光来、吴宓，连翩归任教授，“不但为英文系开一新纪元，且以养成东大之人文主义学风焉”152。梅光迪也在《九年后之回忆》中说：“民（国）十一年，《学衡》杂志出世，主其事者，为校中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而伯明为之魁。”“《学衡》杂志者，以‘阐扬旧学，灌输新知’为职志，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张，时施针砭，故大触当时学术界权威之忌。其主持者之于校务，亦是非好恶，不肯同于众人。伯明为《学衡》创办人之一，其他作者，亦多其所引致之教授，与其私交甚密者。而以其所处地位，一面须顾及内部之团结，一面又不欲开罪外界之学阀，故其在《学衡》上发表之文字，远不如他人之放言无忌，亦不如其私人谈话之激扬也。”153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刘伯明就不会有《学衡》的问世。1923年底，刘伯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国风》杂志特刊行《刘先生纪念专号》，以寄哀思。吴宓的挽联说：“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154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也挽以联：“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155刘的逝世是对《学衡》及其学衡派的沉重打击，因为东大内部的派别之争随之即起，《学衡》同人被迫星散，他们知道从此结束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刘伯明著有《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安吴堡人。吴氏家族是当地有名的宦商世家。吴宓之父吴建常民初曾任甘肃凉州副都统，后来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07—1910年吴宓在宏道书院求学。1911年入清华学堂。1917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192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归国，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与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吴宓在该杂志上共发表文章42篇（次），为数之多仅次于柳诒徵。同时，作为总编辑，他苦心经营，用力最多。《学衡》所以能维持12年之久，与其努力是分不开的。吴宓说：“予半生精力，瘁于《学衡》杂志，知我罪我，请视此书。”156唯其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学衡》与吴宓的名字密不可分。吴宓在主编《学衡》的同时，还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6年，共出313期。此二刊是学衡派最重要的阵地。所以，就此而言，梅光迪与吴宓虽同为学衡派的主帅人物，但在前者于1924年再度赴美且由是甚少过问《学衡》事后，学衡派的真正的主帅人物，实非吴莫属。在中国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的第一人，是梅光迪；但是，使此种介绍变得系统有力并卓有成效地身体力行，却当首推吴宓。他在《学衡》上组织了20篇译文，约占本刊发文总数的5%，较系统地介绍了新人文主义的学说。其中，他自己译了《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等文近10篇。后来梁实秋征得吴宓同意，将吴及《学衡》上有关白璧德的译文结集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交上海新月书店于1930年出版。《学衡》第68期有“广告”说：“近来中国文坛对于白璧德教授已起了重大的注意。但是他的思想及作品尚无详细的介绍，所以虽然有人赞扬他，而我们不能明其底蕴，虽然有人菲薄他，而我们亦难辨其是非。现经梁实秋先生选辑吴宓先生及其友人所译白璧德最精采的文章数篇，编纂成书，弁以长序，并附插白璧德像一巨幅。倾向浪漫主义的人，读此书犹如当头棒喝，研究文学思想的人，读此书更当有所借镜。”这是中国较为系统地介绍白璧德学说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著作。吴宓说自己“本体思想及讲学宗旨，遵依美国白璧德教授及穆尔先生之新人文主义”。157这即是说，他于新人文主义身体力行。吴宓曾自称“我是东方安诺德”，柳诒徵则径直称他是“中国的白璧德”。他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是《论新文化运动》。吴宓不仅在西方文学史的教学与译介方面卓有建树，更主要的是他最早将西方比较文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引入了中国。他于1920年在《民心周报》发表的《〈红楼梦〉新谈》，被公认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之作，同时复令《红楼梦》的研究别开生面。归国后在清华开“中西诗之比较研究”等课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比较文学的人才。钱锺书1937年在与人书中谈到吴宓时就曾指出：“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学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国‘旧’文学于其视野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15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Synoptical）的学识。”1581924年吴宓受聘到东北大学，但任教只一学期，又转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翌年初，受聘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并任主任。成立该院的目的是要为融合中西、弘扬中国文化，培养国学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吴宓主持制定了国学研究院的章程，并聘定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国学研究院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成绩斐然，培养出了一批出色的学者，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它也彰显了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吴宓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主张。当年清华学生贺麟说：“民国十四年，吴宓（雨僧）先生初到清华，任研究院主任，无疑地，吴宓先生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159主编《学衡》与主持国学研究院，是吴宓在20世纪20—30年代双峰并峙的两大成就，也是人们研究吴宓和学衡派应当兼顾的两个方面。吴宓著有《吴宓诗集》和《希腊文学史》等。
胡先骕（1894—1984），字步曾，江西南昌人。曾祖胡家玉，道光二十一年探花，官至贵州学政，后累迁至都察院左都御使。父胡承弼，光绪二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以“步曾”为其字，望步先曾祖学业事功之后尘。母陈氏通经史，谙诗词，予其以良好的教养。一次席上，客出“五龄小子”，对以“七岁神童”，人誉为神童。9岁父去世，家道中落。13岁应童子试，同年入南昌洪都中学堂，是为受现代教育之始。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1912年赴美，入加州伯克莱大学农学院，攻植物学。1914年参与捐资创办《科学》杂志，并参加胡适发起的“读书会”。从翌年起，开始不断在该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1916年归国，任江西庐山森林局副局长。次年受聘为南京高师农林科教授，后兼生物系主任。1922年与梅光迪、吴宓等共同发起创办《学衡》杂志，并为主要撰稿人。胡先骕是学衡派的主将之一，他的代表作《评〈尝试集〉》、《中国文学改良论》、《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诸文，集中抨击胡适的文学革命论。胡先骕能诗，为南社社员，还发表了许多诗作与诗评。正由于他既是出色的科学家，又具深厚的国学功底，擅长诗文，故其于教育改革力主文理兼顾，培养通才。他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致熊纯如先生论改革赣省教育书》等文中，提出了颇有特色的教育思想。1923年秋，胡先骕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1925年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教授。进入30年代后，更先后任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植物学会首届会长、南京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当选为国际植物命名委员会委员。他已成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但仍撰文不辍。著作有《胡先骕文存》、《胡先骕先生诗集》。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江苏丹徒县（今镇江市）人。父柳泉，塾师，家计艰难。5岁丧父，全家靠亲族及慈善机关救济度日。从母亲苦读诗书，17岁中秀才。1900年变法兴学，南京开编译局，受聘入局中编教科书。1902年随缪艺凤先生赴日本考察教育。次年与人办南京思益小学、江南中等商业学堂及镇江大港小学。同时，辞译局事，兼江南高等学堂、两江优级师范教习。1911年任镇江临时县议会副议长及镇江中学校长。1915年任南京高师国文历史教员。后高师改东南大学，任历史学教授。柳诒徵在东大培养了一批英才，德高望重。茅以升在《记柳翼谋师》中说：“我自少年就学之初，即承名师指导，得窥文史之堂奥，先入为主，感到终生受益。”1601922年，他与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共同创办《学衡》。后者与之关系，在师友之间。柳诒徵对梅、吴等服膺的新人文主义，也十分赞成。他在《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中说：“宣城梅子迪生，首张美儒白璧德氏之说，以明其真，吴子和之。盖溯源于希腊之文学美术哲学，承学之士始晓然于欧美文教之自有其本原，而震骇于晚近浮薄怪谬之说者，所得为甚浅也。梅子、吴子同创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彰，其说益信而坚。……美之士夙承白璧德之教，迪生启之以吾国闻，所谓同声相应也。辽之学肇造未数年，雨僧以筚路蓝缕之功，为亚洲建一新希腊，亦华之白璧德矣。学术在天壤，惟人能宏之。二者各以一身肩吾国文教之责，使东西圣哲之学说炳焕无暨，视昔之所播于东南者，益声大而远，岂惟不局于一学校，抑亦不局于一地、一群、一社、一时之事矣。”161柳诒徵是学衡派的一员主将，在《学衡》上著文最多。其中，他的讲义《中国文化史》在该刊长时间连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由正中书局正式出版，三大册，流传甚广，人称鸿篇巨制。他还与缪凤林等人先后创办了《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国风》等刊物，潜心于史学研究，成就斐然。吴宓以为他的史学成就，可与梁启超并驾齐驱。柳诒徵为文止于平心静气的学术研究，对于教育界、学术界虽然也时加评论，但止于笼统指摘，绝不讦诋个人。他的《论近人治诸子学者之失》，论及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诋孔。章见文来信感谢，后相见赠他八字扇面，是《刘歆传》的“精见强识，过绝于人”八字。梁无反响，1922年底到东大讲学，则赠一联：“所见者大，独为其难。”胡适见面，“也很客气”162。其人格与学风，于此可见一斑。1924年因东大风潮，转东北大学、北京高师等校任教。自1927年起，任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前后10年，致力于改革。1937年日本侵华，他不顾个人安危，将本馆24万多册图书，辗转迁徙，终得完璧归赵，厥功甚伟。柳诒徵著述宏富，除《中国文化史》外，还有《国史要义》等。
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别号白屋吴生。四川江津县人。家素贫。1911年考选游美，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一年级，与吴宓等同学。1912年因外籍教师侮辱学生，被推为四川省代表，据理抗争，竟被学校开除学籍。自是往走各地，流转谋食，备尝艰辛。他曾自谓：“七岁即以家难飘流于外，为奴行乞，不得一饱，将二十年矣。此二十年中，惟十三至十六时读书北京清华学校，为平生快乐无忧之日，过此则世变日亟，而苦亦愈甚。忆弱冠作客海上，曾连月不能再食，食亦惟粥而已。”163其间，曾任四川永宁中学国文教员、上海佑文社及文明书局校对。1918年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国文教授，并《新群》杂志编辑。1920年入湘，为长沙明德中学教员。吴宓与吴芳吉为挚友，1917年赴美后，不仅在留美的清华同学中发起募捐，定期周济吴芳吉，而且不断为之购置书刊，并行函授。芳吉遂通英文，“学因日进”。故他称吴宓是“良友而贤师”。同时因宓之故，也接受了白璧德的学说。吴宓回国创《学衡》杂志，吴芳吉便与刘永济等人在长沙创《湘君》，“以应宓所主之《学衡》月刊”164。他与新文化运动辩难的代表作，是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他是著名的诗人，虽一生短暂，却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中西学的素养，时代精神的召唤，加之艰难人生的磨炼，使他的诗不仅贴近生活，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而且从形式、内容到艺术风格，都表现出了可贵的创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白屋诗体”。郭沫若与之有文字往来，“尝谓吴君为数千年旧礼教的压阵将军”165。1925年后，吴芳吉曾先后任西北大学、成都大学等校教授。1931年任江津中学校长，次年病逝，年仅36岁。著有《吴芳吉集》。
对于学衡派的兴起，以往论者多斥之为封建复古思潮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失之肤浅。学衡派兴起的历史动因，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学衡派的中坚多为留学生，在出国之前，他们年仅十六七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然而，对于国家来说，其时却值命途多舛之秋：民国虽成，空有其名，袁氏盗国复辟，军阀混战，国步维艰。如果说，吴宓等初入清华，心系出洋，多怀光宗耀祖之思；那么，经历了上述变故之后，他们实已油然生爱国之情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事发后，吴宓在《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中写道：“河山拱手让他人，一纸约章飞孤注。哀我将作亡国民，泪眼依稀看劫尘。十年歌哭成何补，千禩文物自兹沦。醉生梦死生亦贱，酣嬉尚思巢幕燕。只手欲遮天下目，翻诩外交能权变。盈廷衮衮类童蒙，国亡犹望富家翁。豆剖瓜分行自取，飞扬跋扈待谁雄？哀莫大于人心死，江河日下情何已。”这里还仅停留于愤怒指责袁氏专制卖国；而同年在《即事书怀赋赠真吾》中则谓：“谈诗说剑非常业，许国忧民甚旧痴。”“横流孤柱伊谁责？落日中原应有人。”166其许国忧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已是溢于言表。而胡先骕也有“颇思任天下，衽席置吾民”的诗句，表达了同样情怀。167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国人反对“二十一条”抗议声中，吴宓、汤用彤等人即在清华发起组织了“天人会”，“注重爱国精神”，会之宗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而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又欲以我辈为起点，造成一种光明磊落、仁慈侠骨之品格。必期道德与事功合一，公义与私情并重，为世俗表率，而蔚成一时之风尚。”天人会成员先后30多人，包括吴芳吉、刘朴、刘永济等人在内，后来成为学衡派中坚的许多当年的清华同学，均加入了。吴宓后来回忆说，是会成立之初，“理想甚高，情感甚真，志气甚盛”。天人会宗旨的是非，可暂不置论，但它无疑表明，这些莘莘学子不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正组织起来，谋求具体“造成一种学说”，以救国利民。然而，护国战争后，军阀混战，国事愈不可问，他们多陷于迷茫。相信科学救国，“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胡先骕，于1916年归国，才发现“乃今事攘夺，吾谋非所珍”。他先是息影于庐山，后始执教于东南大学，颇为心灰意懒。而即将赴美的吴宓，心态稍异。1917年他在东渡太平洋的轮船上，心中充满着憧憬：“此行何所遇？长途想悠悠。……去矣日已远，回望泪盈眸。异域植良材，仙方期冥搜。学子千百辈，负笈履新州。志士惜日短，因勉追前修。国脉一线存，济川此其舟。”168很显然，他是把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当作此行的最大目的。在美国，梅光迪、吴宓、陈寅恪等人都曾加入了波士顿留学生因愤于国耻于1915年成立的“中国国防会”，目的要唤醒国民，救亡图存。该会在上海刊行《民心周报》，梅光迪曾提出办报大纲9条，供讨论。吴宓作为该会的董事，负责在美组稿、发行。有人劝他不要为报事浪费时光，徒劳无益，吴宓说：“吴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明知《民心》报之无益，然宓特藉此以自收心，而解除痛苦而已。”其拳拳报国之心可掬。同时，在吴宓等人看来，也果然不虚此行，“仙方”终于找到了，这就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吴宓曾反复强调，“我至美洲，学于白璧德师，比较中西文明，悟彻道德之原理，欲救国救世”169。梅光迪则谓：“在许多基本观念及见解上，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乃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思想泉源及动力。”170所以，梅光迪等人在东南大学刊行《学衡》杂志，便是树起了新人文主义的旗帜。为寻求救国的真理，终接受美国的新人文主义，是学衡派兴起的根本动因。此其一。
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故欲考察学衡派兴起的动因，不可不注意西方乃至于世界文化思潮宏观格局的变动。如前所述，此种变动呈现出三种明显的发展态势：一是缘反思欧战，相信西方文化独尊的所谓“欧洲中心论”根本动摇，东方文化的固有价值愈益为人所认识，东西方文化开始由对立走向对话；二是西方文化思潮正经历着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型，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种种积弊的深切批判和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化；但另一方面也滋长了全盘否定文化传统和归趋于反理性与悲观主义的负面倾向。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自称是科学的人文主义，它既是人们反思欧战与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不愿苟同非理性主义的结果。但是，新人文主义强调了承继人类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却钝化了批判传统的必要性，尤其是轻忽了东方后进民族摆脱封建文化传统重负的急迫性。三是科学社会主义代表西方文化真正健康发展的方向，它缘于俄国十月革命，正日益扩大着自己的影响。此三种发展态势互相激荡构成世界文化走向的大背景，不能不给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变动以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倡科学与民主，高扬理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强调的，但人们忽略了胡适将新文化运动归结为一种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评价一切”的态度，同样有力地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深受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其猛烈批判旧文化，表现出大无畏的反传统精神，振聋发聩，理有固然；而新文化运动存在着简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倾向，也明显地带上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印记。所以张君劢说：“吾与东荪及适之，皆受欧美反理智主义哲学之洗礼之人也。”171白璧德批评新文化运动简单否定中国固有文化的传统，犹如倒洗澡水将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了。他主张中国的“君子”应当继承和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的精神，与西方的“君子”联手，共同推进人类新文化的建设。白璧德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但却未能看到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乃至于矫枉过正，这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具有的巨大的历史合理性。白璧德的判断集中地代表了新人文主义观察中国文化的角度，他并希望自己的中国学生能身体力行。这自然有力地影响了吴宓诸人的文化取向。
其时，新文化运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引起了争论。早在1915年夏，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在绮色佳城已就文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梅光迪、吴宓、陈寅恪等人课余常在一起评论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肯定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文化的助益，非蜕故变新，不足以应无穷的世变；但不赞成陈独秀、胡适诸人全然否定中国文化，失之偏激。他们认为，各国文化互有长短，重要在于善取他人之长以为我用，然而这里的前提是“亦必茂明其所本善，斯能卓然有以自竞。非是则谓之奴从。夫至于奴从，则灵魂丧失，不复有我”。现今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犹如慈母之于亲子，虽甚不肖，但一有病痛，总是千方百计加以调理，使之尽快康复。“一味全盘否定固有文化”，自解民心，是不可取的。172同时，就是欲融合西方文化，以启发国人的情思，也“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而非嚣嚣然者可比。173实际上，这些议论即是后来《学衡》杂志维护传统、慎取西学、“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旨的渊源。时留学生中的激进者多斥梅、吴诸人为守旧，后者则大不以为然。吴宓指出，是非功过，当留待史家定案，不能以局中人自为论断。“故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主张者，而却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辨正也。”174不仅如此，他们相信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传统，为害无穷，并表示古有伍子胥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则曰“我必复之”，吾人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荀子说，有所见，有所蔽。与乃师一样，从新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吴宓诸人贵在自觉新文化运动的弱点，却失之轻忽后者所拥有的历史合理性。故信奉新人文主义，以中国文化自任，反思新文化运动，是学衡派得以兴起的重要内驱力。此其二。
学衡派是与东南大学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要理解学衡派的兴起，还应当了解后者。东南大学最早的前身是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称两江师范学堂。1915年在此基础上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有国文、理化两部，分国文、体育、工艺、农业、英文教育、商业七科。1920年12月，南高将教育、农业、工艺、商业四科划出，筹建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与东大合并，仍称东南大学。东大设文理、教育、农、工、商五科，共27个系。教职员工200余人，学生1600多人。南高、东大人才济济，时校内著名学者有陶行知、陈鹤琴、柳诒徵、胡刚复、秉志、胡先骕、茅以升、熊庆来、竺可桢等，培养出了文理科许多出色的人才。如物理系就培养出了严济慈、吴有训、赵忠尧等著名毕业生。历史系则培养出了缪凤林、张其昀、郑鹤声等著名的学者。人称南高、北大为中国南北两大教育重镇。1935年，《国风》杂志发行纪念南高成立20周年特刊，高度赞扬当年的南高东大是言论自由，注重科学研究的良好学术机关。郭斌和且将南高东大的精神，归结为四点：“保持学者人格”、“尊重本国文化”、“认识西方文化”、“切实研究科学”。175但南高东大对新文化运动颇持异议，这不仅包括文科的教员，而且还包括许多理化的教员在内。胡先骕不必说，著名生物学家秉志也曾在《科学》第11卷上发表《论中文之双名制》一文，表示不赞成否定中国的语言文字。严济慈指出，“1921年南高成立生物系，时新文化运动势张甚，从者众，南高一注于科学，秉志、胡先骕、陈席山、陈焕庸等，称冠国中”176，同样也反映了这一点。时胡适有言，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但南高人不以为然。吴俊升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说：“在文化的使命上，南高的成就，虽然在开创方面不能说首屈一指；可是在衡量和批判一切新思想、新制度，融合新旧文化，维持学术思想的继续性和平衡性这一方面，它有独特的贡献。在有些方面，诚然有人批评过南高的保守，可是保守和前进，在促进文化上是同等的重要，而高等教育机关的文化使命，本是开创与保守、接受与批判缺一不可的。南高师对于文化的贡献，如其不能说在开创与接受方面放过异彩，在保守与批评方面，却有不可磨灭的成就，何况有些方面，如教育理论与方法的革新，农业之改良，体育的提倡，南高还是开全国风气之先的呢。”177这是比较客观的说法。东南大学是一所言论自由、学术研究空气浓厚的学校，说它重保守不应含贬义，因为它重传统而不守旧，重批评而不盲从。很显然，南高东大的此种氛围与学衡派宗旨一拍即合。所以梅光迪到校不久，即在文理科著名的学者中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并在校领导的支持下顺利地筹办起了《学衡》杂志。他通知远在美国的吴宓归来，强调说“今后决以此校为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之地”。梅光迪的判断没有错，除了原有的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等人外，吴宓、汤用彤、顾泰来、黄华等留学美国的同学，相继来归。不仅《学衡》刊行了，《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国风》等也先后问世。东大果然成了学衡派理想的基地，尽管后来发生了变故。所以毫不奇怪，“时流乃加以东大‘学衡派’之称”178。有重传统的东南大学为依托，学衡派的兴起便获得了地利与人和的保障。此其三。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梅光迪诸人情绪化的心理倾向，也值得注意。梅光迪原与胡适是朋友，因文学问题意见不合，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不免产生了对立的情绪。胡适归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名声大噪，梅光迪在美国“深鄙”之，决心招兵买马，与之抗衡。他表示，伍子胥虽覆楚，申包胥却能复之，其与胡势不两立的情绪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不单是梅光迪如此，时白璧德的中国弟子们“均莫不痛恨胡、陈”179，待时而动，一样愤激不平。胡先骕与胡适在美时也是朋友，但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成名作时，却指名批评胡先骕的一首词是堆砌“烂调套语”的代表作，这自然引起了对方的不满。胡先骕随即撰成批评胡适的《评〈尝试集〉》长文，但其时新文化运动“独尊”，胡适“暴得大名”，更炙手可热，故是文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却无处发表。胡先骕心中之愤懑，不难想见。后来该文发表在《学衡》的创刊号上。吴宓在《自编年谱》中谈到《学衡》的缘起时说：“《学衡》杂志之发起，半因胡先骕此册《评〈尝试集〉》撰成后，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无一愿为刊登，或无一敢为刊登者。此，事实也。”180联系到此后胡先骕的文章主要集中批胡适，和梅光迪专门致函胡适：《学衡》出来了，你怕不怕？而胡适也称《学衡》是《学骂》，甚至晚年在台湾还耿耿于怀：既谓“《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181；又当着原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面说，张其昀任教育部长，是“南高征服了北大”，以至于郭很严正地批评说：“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182《学衡》创刊及其学衡派的出现，与梅光迪等主要人物的情绪化的心理倾向不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此其四。
简言之，学衡派的兴起，并非复古势力的反动，而是欧战后在西方和世界文化思潮大格局变动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深刻演进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