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虽然是基督教内部的一次调整，然而它是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给基督教带来的必然结果。由路德首倡的宗教改革，提倡因信得救，主张将信仰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否定教会的统治权和等级制度，否定封建教会的赎罪理论，主张政教分离，为资产阶级建立廉价的民族教会提供了理论论证。路德的理论实际上表现了市民资产阶级希望摆脱封建教会和封建制度的束缚，获得个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
1.加尔文及加尔文教
路德的思想在法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几乎是与路德同时，莫城（Meaux）主教布里索内（Guillaume Briçonnet，1445—1514）和传播路德思想的“莫城小组”（Cénacle de Meaux）就发动了宗教改革。随后，宗教改革思想和新教徒蔓延全国。加尔文（Calvin，原名Jean Cauvin，1509—1564）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理论家。
加尔文虽曾专攻过神学，对圣经和古代教父的著作深有研究，但思想深受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Didier Érasme，拉丁原名Desiderius Erasmus，1469—1536）和路德新教的影响。1533年因宣扬爱拉斯谟和路德的观点而被教会斥为异端，流亡他乡；1536年发表了《基督教原理》（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这成为他阐发宗教改革思想最系统、最重要的著作。与此同时，加尔文定居瑞士日内瓦，开始了他献身宗教改革的生涯，建立了加尔文教（calvinisme），以日内瓦为大本营，并传播到法、英等许多国家，对于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加尔文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它比路德的思想更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加尔文的理论基础是预定论（prédestination），他认为上帝创造一切、管理一切，万事万物皆由上帝所预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上帝对人有拯救和摈弃，也就是说人的命运也是预定的。人的命运乃由上帝的拣选而决定，不以个人的功罪善恶为转移。人直属上帝的统治，而不应属教皇、主教和神父的统治，他反对教会的“救赎”理论和教阶制度、等级观念。上帝的预定是一种宿命、一种必然性，任何人也别想改变，任何祈祷、虔诚和苦行也无法改变。但上帝对各个人的预定是秘而不宣的，谁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因而上帝预定的这种必然性和宿命并没有排除个人的自由和努力。一个人只有勤奋努力，在从事有善于社会的各种事业中获得成功、取得成就，才能证明他是上帝决定得救的人，人在事业上的成功，就是得救的客观根据。而加尔文所说的社会事业主要是指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金融活动；鼓吹财富并非罪恶，而是受上帝恩赐者的成功标志，因而，凡在经济活动中得到成功所要求的各种美德都被看作新教的生活基础。
所以，加尔文的宗教理论成为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理论。他的预定论强调了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必然性，他推翻了中世纪教会宣传的教徒要轻视今生财宝、反对经商致富的教条，鼓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要求。他鼓吹只有勤奋努力、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才能得救，这体现了一种“宗教个人主义”，鼓励人们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而努力奋斗、拼命工作。所以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1。此外，在教条和组织形式上，加尔文主张按照民主的原则通过投票选举教会管理人员，建立一种民主共和的教会组织。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政权形式的要求在宗教上曲折的反映，因为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的地方，人间的王国就再也不能属于君主和宗教了，加尔文的新教理论成为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
新教思想培养了17世纪哲学家们的批判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因信称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地理解圣经的思想，反映到哲学上来就是在理性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要求人们必须以自己的理性、自然之光为根据，敢于怀疑已往的观念和学说，把一切放到理性的面前重新审视和批判。
加尔文派新教徒后来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成为法国社会中一支强有力的宗教力量，组织了同原教会分庭抗礼的教会。除了广大的手工业者、农民、下层教士外，一部分主张将教会财产世俗化的王公贵族也改归新教。加尔文教受到了正统天主教会和封建势力的压制和迫害，对抗和斗争不断升级，直到发生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
2.奥拉托利会、冉森派和耶稣会
除了与正统教会分庭抗礼的加尔文教派之外，在天主教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方面产生了思想特征上与加尔文派比较近的奥拉托利会派（l’Oratoire）和冉森派，另一方面产生了顽固坚持正统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派（Jésuits）。
奥拉托利会是天主教内部的一个团体，1564年在罗马成立，会员皆是主管教会的神父。法国的奥拉托利会是1611年由枢机主教贝律尔（Pierre de Bérulle，1575—1629）创立的，这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宗教团体，修道士可以个人静修，可以任教区里的本堂神父，也可以当哲学家、神学家和大学教授，主要是根据各人的才能、学识、爱好和兴趣自由地发展。该会主张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抛弃亚里士多德而宣扬奥古斯丁，并通过奥古斯丁回到柏拉图（Platon，约公元前428—前348）。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 1641）就是在该会主教贝律尔的敦促下写成的，笛卡尔哲学中较浓的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色彩，大概就是受到该会思想影响的缘故。
天主教会内部的另一个思想倾向比较接近新教的团体是冉森派，因创始人冉森（Jansénius，荷兰原名Cornelius Jansen，1585—1638）而得名。冉森出生在荷兰，后到鲁汶（Louvain）求学，专门研究过奥古斯丁，著有《奥古斯丁论》（Augustinus）一书，1617年任鲁汶大学教师，1619年获博士学位，协助圣西朗（Jean Duvergier de Hauranne, abbé de Saint-Cyran，1581—1643）进行教会改革。后来到巴黎，宣扬奥古斯丁的“恩典论”，认为人生由于原罪而破坏，完全丧失了自由意志，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便会为肉欲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因此人的得救是依靠恩典而非事功。冉森派崇尚虔诚，主张严守教令法规，在生活方式上主张过一种简朴寡欲的生活，该派主要是由一些才华卓越的学者组成。冉森派的主要活动地是皇港修道院（Port-Royal，又译作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该院建立于1204年，又分为巴黎皇港修道院（Port-Royal de Paris）和谢弗勒兹（Chevreuse）乡间皇港修道院（Port-Royal des Champs）两部分。1636年由圣西朗主持，后由神学家兼哲学家阿尔诺主持，该院是法国冉森派之家，帕斯卡尔就曾在该院皈依静修。冉森派一开始就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在法国受到正统的耶稣会派的反对和教会的迫害，冉森派和耶稣会派的争论曾使举国群情激奋；帕斯卡尔的《外省人信札》（Les Provinciales）这一流芳百世的不朽篇章，就是为维护皇港修道院的立场而作的。由于耶稣会派有国王和教皇做靠山，论战的结果是对冉森派的无情迫害，教徒被投进巴士底狱（Bastille），修士被遣散，主持人阿尔诺出走异国，最终修道院被夷为平地。帕斯卡尔、阿尔诺、马勒伯朗士这三位哲学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冉森派紧密相连的。
作为正统天主教的维护者，耶稣会（Compagnie de Jésus，拉丁名Societas Jesu，简称S.J.）是1534年由西班牙人伊纳爵·德·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西班牙原名Inigo Lopez de Loyola，1491？—1556）创立的。该会顽固反对宗教改革，强调绝对忠于教皇，无条件地执行教皇的一切命令，服从会条的严肃纪律，通过布道、开办学校、担任封建王侯的忏悔神父，进行正规的传统教育；像笛卡尔、冉森等人，从小就在耶稣会创办的学校中学习。该会成为法国社会中正统势力和传统意识形态的代表，是笛卡尔、帕斯卡尔、阿尔诺、马勒伯朗士等17世纪哲学家共同反对的对象。
3.关于中国礼仪的论争
除旧教与新教之间的倾轧残杀、冉森派与耶稣会派之间的争论而外，在17世纪的法国，关于中国礼仪的论争似乎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并且这一论争在这个时期的哲学上也得到了反映。
在宗教改革之后，由于新教与旧教分庭抗礼使得旧教的传统势力大为削弱，因而不得不向海外寻求殖民地来壮大势力，这时声称效忠教皇、教会的耶稣会士就成为罗马教会向外扩张的开路先锋，对非基督教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当然，这是与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实行海外殖民贸易紧密相连的。
1531年耶稣会开始向中国传教，最早来华的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到17世纪法国人也开始到中国传教，他们一部分是较早来华的耶稣会士，一部分是较晚的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在1634至1635年间以耶稣会为一方，以多明我会（Dominicains）、方济各会（Franciscains）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一方，展开了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较早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认为中国人敬祖、祭孔、祭天系属仪文之礼，而非祀神之礼，不是异端，应予容留。中国的官方哲学即朱子理学也是有神论，“理”即上帝、天主。较晚来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则尚未通晓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敌视态度，认为中国人的祭祖、祭天是偶像崇拜而非文明礼节，是异端思潮，应予以禁绝，并认为朱子理学是无神论，不能容忍。1645年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一方把关于中国习俗问题向罗马宗教裁判所提出诉讼，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驻福建省主教麦格罗（Charles Maigrot，1652—1730，中文名字“阎当”）宣布中国人祭祖敬天为偶像崇拜、迷信活动，严禁习行中国礼典。这不仅使巴黎外方传教会和耶稣会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而且也侵犯了中国主权。更有甚者，1704年罗马教会稽查异端部明文宣布中国之礼实属异端，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ément XI，1649—1721）派特使来中国宣布谕旨，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触怒了康熙皇帝，康熙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
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从1645年开始到1742年止，共经历了百年之久。争论的激烈程度及其对欧洲特别是法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伏尔泰所言：“在我国到处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积极活跃、嗜争好讼、喜欢争吵的特性，却没有一次争论比这次争论把它显示得更加清楚明白。”2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古代信仰和基督教神学的异同问题，以及在传教方法上是否实行科学传教的问题。这场争论本是欧洲人、法国人开眼看中国，遭受文化冲突的结果。而这场争论又反过来推动或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研究中国问题，宗教人士、思想家、哲学家及其他的知识界人士都来研究中国，在18世纪上半叶，一时间法国出现了“中国潮”。
当时一位在中国多年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李奥纳（Artus de Lionne，1655—1713，中文名字“梁宏仁”），参与了同耶稣会的争论。回到巴黎后向马勒伯朗士介绍了中国的朱子哲学和中国的礼仪，并恳求马勒伯朗士写一本书从哲学上来驳斥中国人，以利于他们的传教事业。于是马勒伯朗士写出了《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本性》一书，在书中指责中国人为无神论者。这样马勒伯朗士就直接卷入了同耶稣会的争论，他本人也因此受到耶稣会的指责。而由于马勒伯朗士的解释，中国哲学成为一种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哲学，也成了后来百科全书派的革命武器之一。
贝尔这位17世纪的最后一位哲学家、18世纪的第一位哲学家也曾参加了这一争论，他同样是站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立场上来反对耶稣会派，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利用中国哲学来反对基督教，并把中国社会作为他所设想的“无神论社会的典范”。由上观之，17世纪法国哲学家的思想，不仅受到了拉伯雷、蒙田、哥白尼、伽利略等文艺复兴的先哲前贤的影响，同时也与宗教改革以来法国内部各教派和宗教团体间的斗争、论战紧密相连，他们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教派斗争的特点。这些是我们在研究他们的哲学时所不容忽视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1页。
2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吴模信校，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