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

提起“治水社会”，自然会与那位出生德国、继入美籍的犹太人魏特夫联系在一起，而魏特夫总是与“东方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三点一串的人和理论影响西方和日本汉学界半个多世纪，至今余音犹绕。魏氏早年先后在德国莱比锡、柏林、法兰克福等大学攻读中国学和社会经济史，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至1937年曾来中国，搜集有关社会经济和历史资料，1937年2月，著名的《食货》半月刊曾全文译载其《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1939年魏特夫入美国籍，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华盛顿等大学任教。1924年魏氏开始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尤其是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更使魏氏名声大振，声誉日隆。西方学界认为，魏特夫的理论“对于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重大贡献”，或认为该书“是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严肃学者的一本必读书籍”，甚至有人将《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认为“确高于马克思和韦伯”（《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出版说明）。日本学界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起步较早，其薪火相传、成果迭现更为汉学界称道。综观日本有关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最早即是围绕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而展开，以此扩衍而来的有关明清水利共同体的论争至今仍难说是烟消云散。当然，反面的意见也是有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魏著出版两年后，即1959年在其《科学与社会》中就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来说明魏特夫的“失实”和“偏见”，李约瑟评论道：“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手头所有的是一本后人只能与‘冷战’时期具体情况相联系才能理解的政治读物，而不是一种成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1959年，第二十三卷）

如果说，魏特夫及其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西方和日本得到高度评价，那么，在苏联和中国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按照魏特夫的说法，早在1929年，魏氏《地缘政治学：地理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俄文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发表，编者即表示不同意作者的某些看法。次年，该杂志拒绝发表魏氏进一步分析亚细亚社会自然基础的文章的续篇。魏氏的另一部著作《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曾被译成俄文，打印稿在许多俄国专家中传阅，他们被要求写一篇批判性的序言。但是“这样一篇序言始终没有写出来，俄译本也始终未曾发表”（1957年导论，见前揭书）。当然，后来的《东方专制主义》自然更不会有俄文版。应该说，《东方专制主义》出版后，在中国也引起了一定反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徐式谷、奚瑞森等人即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第三版英文本翻译成中文，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和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是通过邹如山根据美国文塔奇出版社1981年版英文本进行校订的中文本。此中文本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时距本书初版已二十多年。

《东方专制主义》中文版面世后，国内史学界高度重视。主流的话语是：“对于这样明显有反动政治意图的书，如果任其流行，不加批判，那显然是不对的。”但“对任何涉及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批评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都需要花力气认真对待”。“即使像魏特夫，也还是应承认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汉学家。他对中国问题是花了功夫的。即使是《东方专制主义》这样有明显反动政治意图的书，它的整体倾向和基本结论都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但也不排斥在个别的地方有合理的成分或值得引起注意之点。”据载，自1990年开始，有关方面就组织文章，并陆续在一些书刊上发表。其间于1990年和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过两次专题讨论会，主要集中于从理论上和学术上对魏氏著作进行批判。于是有了李祖德、陈启能共同编辑并在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这是集国内学者19人、多学科专家撰写的集体著述。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是分不开的。由于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和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的需要，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至少是遍及全国人口中心的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统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治水社会又可以划分为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核心地区，治水社会的一切本质特征在中国便得到集中而充分的体现。应该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是，魏特夫早年曾经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和第三国际的工作人员，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学术的研究便唤来了明显的政治意图。读一下魏氏1957年该书初版时所写导论的最后那段话，至今仍令人毛骨悚然：

赤手空拳不能进行战斗。在危机的时候，任何理论上的真空犹如权力上的真空一样，招致灾难。当我们自己方面拥有无穷的强大潜力时，没有理由听任敌人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理由听任极权主义的战略家们在理当属于我们的地盘上，炫耀他们制造的教条。也没有理由听任他们因我们不参加而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有意思的是，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苏联有关《东方专制主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已成历史。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集中批判魏特夫及其治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进一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如今也已声势不再。一切都在远去，一切都似乎没有结束，也没有结果。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促使我们去深思。

撇开魏特夫的治水社会，我们来谈谈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应该说，中国的水利史研究犹如中国的长江黄河一样源远流长。“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古人对水总是给予最美好的期待甚至是顶礼膜拜，“大禹治水”、“水母娘娘”及各地不同版本类似神话般的传说在民间可谓妇孺皆知。在汗牛充栋的二十四史中，自司马迁《史记》立《河渠书》以降，“河渠书”、“沟洫志”、“食货志”乃至“五行志”成为记载有关水及水利事业的固定话语文本。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后来的《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则是专门记录水利、治水、水利工程和水利事业的专书，且不说大量一统志、省志、府志、县志及各种地理书中的水利记载。近人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也有两种颇有价值的著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40本涉及文化领域甚广的丛书中，就有一本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1939），该书分黄河、扬子江、淮河、永定河、运河、灌溉、海塘、水利职官八章，叙述自古以迄民国时代的水利事业，并附简图及统计表，是为第一本中国水利史论著。几乎与此同时，乡贤冀朝鼎在美国用英文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译本），试图通过对隐藏于“地方志、中文‘水利’专著以及正史中大量未被接触过的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去探索中国历史上灌溉与防洪的发展”，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四卷第二节专论“水利工程”（柯林、罗南简编本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对水利技术层面的河道控制、建设和维护，水力提升机械和利用水力作动力源做出了精深的研究，而李约瑟自称如果没有郑氏和冀氏的著作作为“指导”，要想写出水利工程那一部分内容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间虽对清代故宫档案，包括水旱、防洪、航运、灌溉等资料进行过整理，但主要停留在整编阶段。近十几年来，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为龙头单位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1987年，姚汉源先生的《中国水利史纲要》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该书提纲挈领地论述自三代以迄民国历代兴修水利的史实，并对水利史研究的意义、某些发展规律及分期提出看法，但 “本书比较注意工程之兴废，……稍及政治经济与水利之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远远不够，不能成为从经济发展看的水利史，仅能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提供资料而已”（作者自序）。与姚汉源先生为代表的水利史研究相呼应的另一端是中国水利史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继康熙《行水金鉴》、道光《续行水金鉴》后，《再续行水金鉴》 最近问世，水利专家周魁一介绍说，该书汇集了黄河、淮河、长江、永定河等流域及运河的水道变迁、水利工程与水政管理的情况，第一次将上古到嘉庆末年上述水系的源流、分合、沿革、水情、治理等情况系统地予以记录，并胪陈利害得失、轻重缓急，填补了治河档案和文献的空白（《光明日报》2004年12月16日）。不无遗憾的是，水利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主要成果或主流话语仍限于少数水利史专家。水利史研究依然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姚汉源先生期望的那样一种将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角度探讨水利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局面仍然没有显现。

其实，姚汉源先生期望的就是铭铭兄提及的水利社会。从治水社会转换到水利社会，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学术领域。

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中国幅员辽阔，既有干旱困扰的缺水区，又有洪涝肆虐的丰水区。大江南北，朝野上下，古往今来，纵横千年，如何合理配置和利用水资源；如何治水，如何抗旱；如何泄洪，如何节水；都是挥之不去难以解决的持续性问题。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国家层面上，朝廷中有过争论，封建时代与当今社会有所不同；社会层面上，从地方官府宗族士绅恶霸的仗势攫夺，到普通民众的所谓 “滴水如油”、“洪水猛兽”，甚而为争水防洪械斗惨死；技术层面上，从手摇罐提到机械抽取，从堵堰截流到水库大坝；中国人为水可谓励精图治竭尽全力。如果我们把以水利为中心的区域性社会关系再扩展开来，它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社会惯习等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高原上的山西，大概可以算作是那种“缺水区”。你看，一部山西社会发展史，哪个历史时期不是与水纠缠在一起。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传说之一 “大禹治水”就是以山西为中心，临汾尧庙至今仍有据说是“天下第一井”的遗迹。春秋战国时代，境内最大的水利工程晋水渠系已经形成。公元前453年，晋世卿智伯引晋水以灌晋阳城，韩赵魏媾和反攻智氏，三家分晋——战国纷争的局面由此拉开了序幕。宋初，赵光义为取晋阳又一次上演智伯旧剧，古晋阳城失而新太原城出，政治中心由河西漂移到河东。与古晋阳城南北相影的蒲州城（今永济县蒲州旧城）地处黄河干流东岸，汉唐以来一直因与咸阳、长安一河之隔而繁盛于世，河身的摇摆不定滋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唐宋以来，为保护州城和蒲津浮桥，打河桩、筑石堰、填土石、修石堤，谁能计算出耗费了多少劳力和财宝！物换星移，城南著名的鹳雀楼不见踪影，黄河铁牛近千年后成为锈迹斑斑的“出土文物”。光绪《山西通志》载，开挖护城河，修筑护城堤防类似的工程分布在省内十六府州四十个县城。这就是“缺水区”的防洪工程。

当然，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山西而言，缺水肯定是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正因为缺水，历代所建中小型引水溉田工程并不比丰水区少。冀朝鼎在统计比较各省的情况后谈到，明清两代，“纵观中国本土十八个省的全部地方志，山西似乎是私人水利工程繁多的一个省。这也许是因为该省在最近五六百年中商业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我看，与其说商人赚足了钱财来兴修水利，倒不如说是缺水的环境迫使人们引水灌田以饱肚腹。明清以来，在三晋大地上因争夺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上演的一幕幕水案悲剧，就是这一缺水区水资源匮乏的集中表现。从现有文献看，水案几乎遍及全省南北各地。境内主要河流如汾河、潇 河、文峪河、阳武河、桑干河、滹沱河等流域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各类水案。水案中涉及争水双方的范围相当复杂而广泛，所谓“晋省以水起衅，诣讼凶殴者案不胜书”，“小者关乎数村，大者联于异县，使灌稍不均或有背其习惯以自利者，则千百之众群起以相争。同渠者，村与村争，异渠者，渠与渠争。联袂禳臂，数十百人相率而叫嚣于公庭者，踵相接焉”（孙焕仑《洪洞县水利志补》），讲的都是实情。其实，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水案背后还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区域社会生活史内容。水案的频发，不仅反映出区域内人口与水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反映出区域间国家与社会，官府与绅民，绅士、商人、宗教、家族、恶霸等势力与一般用水民众，乃至于此民众与彼民众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山西南北各地普遍流传的“三七分水”、“跳油锅捞铜钱”以及方式各异的祈雨、储水、用水习惯，都与缺水、惜水、争水有关。不仅如此，水案前后往往伴随着祭祀、发动、兴工、罚款、罚工、罚戏、请宴等名目繁多的精神和物质活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一旦水案发生，昔日“鸡犬之声相闻”的普通乡民即刻而为“避道而行，不共戴天”的仇敌。官府在每次水案发生后，总是强调若不从严惩办，永杜争端，后果何堪设想，反映的正是水案背后潜伏的巨大社会动荡。

如果说水案反映的是山西地区“丰水区”的情况，那么，在那些严重缺水，甚至是无水的地方就是视水如命。在山西除河谷地带外的大部分山区和丘陵区，人畜吃水历来是难以解决的问题，遑论引水灌田。作者故乡地处晋西南峨眉山区，记得小时候本村千数人口即有七口水井，每口都在百米深以上，汲水用的井绳一个农村壮汉竟难以挪起。吃水的惯习是按户依次轮流，成年人不分昼夜地手拖臂摇，一桶桶摇起又一桶桶倒入各户的水缸。稍遇干旱，水井干涸，壮劳力就得从数百米深的沟里深井中汲水挑回，没有壮劳力的家户，也就只好俩人抬上一桶水。更壮观的场面是干旱季节全村老太太头戴柳条、手提水罐，成群结队呼朋唤友的去沟里祈雨，那真是叫“男女老少齐上阵”。牲畜、洗衣用水一般在共用的池塘（晋南俗称泊池），雨季洪水夹杂淤泥粪土汇流池塘，一年四季牲畜饮用，女人洗衣，小孩游泳全赖于此。“宁叫吃个馍，不叫喝口水”，这句流行的谚语就是晋南地区民众缺水惜水生活的写照。

至此，也想对那个“从前认为华北地区缺乏水利资料”的“误会”啰嗦几句。以作者有限的知识，这样一个“误会”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愈是惜水如油的地区，愈会形成细致严密的用水惯习；愈是有细致严密的用水惯习，愈有可能保存更多的碑刻渠册等资料。我并不敢肯定像山西这样的华北缺水区就比江浙那样的丰水区水利资料相对丰富，但山西有大量丰富的水利资料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并不是后来才形成的。即以蓝克利等中法学者合作的《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第三集《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之洪洞为例，该书仅录水神庙霍泉水利碑刻三十五种，就洪洞水利碑刻而言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知道，水神庙地处霍山脚下，霍山脚下有终年不涸、水量甚大的霍泉。此地以广胜寺闻名，广胜寺又分上寺和下寺两部分，水神庙实属下寺的一部分。元代建明应王殿供奉霍泉水神，水神庙因此得名。除水神庙外廊庑中保存的水利碑刻外，上寺也有一些有关霍泉水利的碑刻。更为重要的是，霍泉流域广阔，波及洪洞、赵城近百村，大小渠道数十条，历来争水成讼，不胜枚举。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不同时期的渠册和碑刻，而这些散失在民间的宝贵资料，需要我们走向田野与社会，去发掘，去搜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年来就在此地搜集到大量这样的资料，仅以碑刻而言，除上举蓝氏资料集所收以外，我们至今搜集到的又有四十通以上，相信随着田野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这种资料还会陆续出现。

（作者行龙。本文原载《读书》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