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图书馆界的救国举措

卢沟桥事变前，中日两国之间矛盾重重，但没有宣战，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举动一再忍让，没有进行战争动员。国民政府的态度，或许希望中日间至少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和平，以为抗日备战创造条件。然而，中国图书馆界对日军摧毁中国文教设施不能容忍，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采取各种措施，表达抗日情绪，以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这些举措形成了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救国模式。战前我国图书馆界的救国形式，包括谴责日本的文化侵略，转移珍贵文献，编印中日问题研究书目、索引、提要等。

（一）谴责日本的文化暴行

日军的文化暴行遭到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一·二八”事变后，1932年2月4日，南京教育文化团体及教育机关等以日本焚毁我文化机关惨无人道，特电世界各国民众，并请主持公道，予以制止。上海律师公会于2月25日通电国联、各国国会及律师，指出：日人残杀市民，夷灭实业文化机关，实足贼文明而羞人类，因此大声疾呼，广求同情。在各种谴责中，中外舆论纷纷揭露日本文化侵略的险恶用心。《大陆报》 《大美晚报》 《大公报》 《申报》 《新闻报》 《时事新报》等媒体请国联调查团鉴定日本野蛮行径时，表示：“当交战之初，商务印书馆先为炮灰之目标，其后东方图书馆……以及若干中小学若干医院，相继轰毁。察当时军事情形，绝无破坏此种建筑之必要，且大多被坏之于战事不紧张之时，……其处心积虑，可供调查团诸君暨全世界人士深长思也。”111

1932年3月16日，上海图书馆职员50余人联合致函国联调查团，声讨日本的文化侵略：“东三省及上海附近各大学图书馆之焚毁，损失尤重。其中东方图书馆与复旦、同济两大学图书馆之损失，更可痛惜！珍贵之图书、海内稀有之手抄本，并已付诸灰烬。不仅图书馆及敝国遭受损失，全世界同蒙其祸。……凡此生命财产之损失，与我国文化上之重大损失，皆唯日人独负其责。”112不少图书馆人以服务于文化机关的地位，号召“为人类文化计，吾人尤应共同声讨破坏文化之蟊贼”113。愤慨之情，难以言表。

中国图书馆界对日本的文化侵略高度警惕。陈训慈指出：“吾人以为国人今后，应惕于日人摧残文化之野心，对于文化事业之被侵害，亦视为国家主权之受损；珍护图籍之心，应与保我土地无异”，将保护图书与保卫领土提高到同一高度。他提醒图书馆界同仁：“宜策万全之道，以防患于未然”，提出：“外侮至此，吾人所应抗争奋勉者何限？惟吾人追怀先民惨淡经营之伟绩，深维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以往之贡献与今后之使命，则对此文化之浩劫，……顾念善后，更当深谋远虑，为今后图书文化事业策兴复光大之道也。”114号召图书馆界同仁与日本进行文化抗衡。

图书馆界对日本文化侵略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纵火焚毁南开大学图书馆，此后湖南大学等图书馆，相继遭到日军摧毁。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文化事业的摧毁不可计数。顾维钧1937年在国联大会上揭露日本文化侵略的行径时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对中国教育文化机关，选为目标，恣意摧残……正如日方已自认，冀以毁灭中国政治机构，消灭中国文化，以遂其征服之迷梦。”115这一结论代表了自1931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尤其图书馆界对日本文化侵略政策的历史认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容否认。日本有没有灭亡中国之心姑且勿论，日军摧毁中国文教设施则为不争事实。

（二）举行抗日爱国宣传活动

抗日爱国宣传是图书馆界应对日本侵略的重要方式，其中以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最为有条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图书馆界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冷静应对，提出国难是对一般民众进行教育的绝佳机会。胡耐秋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灌输政治常识，指示国民责任，造成民族意识，……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刺激去领导他们，使他们能创造出政党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应该捉牢这个动机，充分地供给他们学习的材料。”116为此，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组织了抗日中心单元运动。这个运动内容很多，其中四大活动较有特色：

一是中日问题图书中心陈列。为帮助一般民众了解中日关系，该馆将馆中原有的相关书籍挑选出来，又专门前往上海购买了一批，于1931年9月28日公开展览。这些书籍，关于日本的，有熊卿云的《日本国》等21种；关于东三省的，有陈博文的《东三省一瞥》等10种；关于东北的，有《日本新满政策》等16种；关于中日关系的，有蒋坚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19种；关于中日两国人民舆论的，有罗隆基的《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等5种；其他的，有《国际现状概观》等14种。可贵的是，它们自己也编订了数种中日问题书籍。作为一个小图书馆，该馆收集的中日问题书籍不可谓少。书目编订后，该馆进行了流通陈列，同时将书目油印分发给各社会教育机关、无锡各学校，供社会各界参考。这些书籍无疑有利于民众了解中日关系。须注意，该展览距离“九一八”事变仅10天而已！其图书馆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陈列活动持续到10月31日，成效明显。根据该馆统计，陈列前，该馆阅览人员偏向从高到低排列，前三位分别为小说、传记尺牍、工艺及应用科学。这次展览，使阅览人的阅读兴趣发展转移，展览书籍的内容包括史地、政治、社会问题、革命、军事等类，这些书籍的出借率“骤然增高不少”，翻阅地图的读者每小时平均五六个117。展览激发了民众的阅读热情，向社会展示了图书馆界的爱国创意。

二是举办抗日宣传大会。该馆为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租借场所，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抗日宣传大会。会前印刷了宣传品，内容有“田中内阁满蒙积极政策”“抗日救国宣传图画”“大义灭亲影片说明书”等。大会到会人数有1 300多人，远远超出会场800来人的容量，但由于安排得当，秩序良好，大会取得了良好反响。会后，该馆就“民众教育活动中的民众训练问题”“会场中所表现的中华民族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以使宣传活动更为完善。

三是抗日救国心理测验。为了测验一般民众对形势的认识和心理状态，该馆于1931年11月编制了39个测验题目，供读者选择。测验包括认识测验“东三省是（）：中国的，俄国的，日本的”等27题，意志测验“我对于抵制日货的决心：永不再买，日军撤军后再买，没有替代批的就买”等12题。参与测验的有112人。测验结果的统计与分析118，对推动民众运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是国货商标展览会。江阴巷民众实验图书馆联合上海机联会，提倡国货，维护国民生计，于1931年12月在无锡县举行了国货商标展览会。国货商标展览会，共征集到国货商标771件，包括纺织工业类、化学工业类、食品工业类等。展览时间两天半，参观人数700多人，一般民众占多数。展览会取得了良好成效。有人表示：该展览会“是提倡国货的先锋队——提倡国货是阻止国外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直接可以打倒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间接可以解决民生的经济恐慌”，希望继续推行119。通过提倡国货，倡导民族主义。

江阴巷民众实验图书馆举办的各种抗日活动，是图书馆界的自发行为，没有受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指示，是中国图书馆界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本能因应。江阴巷民众实验图书馆举办的这些抗日宣传活动，注重唤起民众爱国思想，灌输救国知识，加强民族认同，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不无积极意义。

此外，在实施救国教育方面，该馆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组织无锡民众励志救国会。东北沦陷、“一·二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更加恶化。江阴巷民众实验图书馆认为，中国的危机，不在日本侵略东北；中国的得救，也不在收复东北，而在于中国人自己。他们相信：“中国是中国国民的中国，只要中国国民个个人肯团结，肯想肯做，中国是决不会亡的。”120为实现民众自救，1932年元旦，他们发起组织无锡民众励志救国会。该会以“互励意志共谋国本”为宗旨。该会成立后，重要工作有缴纳救国基金、油制救国格言牌、出版励志救国月刊、张贴壁报、调查国货及外国货、劝募救国航空基金等，从事社会动员。二是选编爱国故事。为唤醒民众的爱国思想，他们选编了《爱国故事》一册。《爱国故事》共有60篇，其中中国故事42篇，外国故事18篇，每篇后面都有问答题，以加深读者的印象，激发读者的爱国情绪。这些活动，从经济层面增强中国实力，从意识层面激发爱国热情。

江阴巷民众实验图书馆认为，中国已经危机万分，从事民众教育事业的人，要想负起救国使命，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是爱国思想的灌输和激发，第二是爱国行动的鼓舞和指导。”有了思想，才有信仰；有了行动，才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能救国。不管成绩如何，“尚待我人更大的努力！”121他们的爱国情怀，喷薄而出。

（三）推动图书馆建设

“九一八”，尤其“一·二八”事变后，推动图书馆建设成为社会各界的重要内容。当时的图书馆建设，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上海地区的图书馆建设，一类是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建设。

上海地区的图书馆建设之所以被单列出来，是因为其被赋予民族复兴、文化自救之意。鉴于东方图书馆的损毁、日本对中国野心的认识，并为了实现文化自救，蔡元培等文化名人发表《发起恢复上海文化机关启事》，推动上海地区的文化重建，以对抗日本的文化图谋。其中以东方图书馆的复兴和鸿英图书馆的建设较为典型。

东方图书馆的复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受重创，损失达1千万元以上，但该馆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积极从事复兴。1933年，复兴取得明显成效，企业已有盈余。商务印书馆深感东方图书馆被毁，影响社会文化，恢复东方图书馆刻不容缓。1933年4月5日议决：每年结账，如有盈余，除提公积金及股息外，其照章划归公益金部分，提拨三分之一，作为恢复东方图书馆之用。1932年度实拨45 387元，张元济捐款1万元。鉴于实力充实，1933年4月29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章程》，决心重新建设东方图书馆。该《章程》第二条规定复兴委员会的职权包括“为东方图书馆募捐书籍财物”“为东方图书馆规定适当办法以其藏书供公众之阅览”122。

根据该章程，1933年6月17日，复兴委员会通过了《东方图书馆各地赞助委员会章程》14条、《东方图书馆募集图书章程》16条，以促进复兴工作的展开。复兴委员会主席为张元济，常务委员王云五、蔡元培，委员陈光甫、胡适、〔法〕高博爱、〔英〕盖乐、〔美〕张雪楼、〔德〕嘉璧罗。1933年8月3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东方图书馆之组织及捐助书籍之保管原则》8条，以监管、规范捐助事宜。

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在充实馆藏方面，采取了众多措施：一是征求杂志。该会成立后，议决在基金项下，拨出的款，专门用于收购国内出版的旧杂志及报纸。凡收藏的旧杂志、报纸（商务印书馆自行出版者除外），连续无缺，在三年以上的，或存有全份完全无缺的，如果愿意出让且合用，该会都重金收购。如果捐赠，更受欢迎，但须连续无缺。二是催还书籍。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事变前，借出图书很多，复兴以来，自动归还的也不少。这对于东方图书馆的赞助，与捐赠书籍无异。该馆同时希望没有归还的，不论全部或零册，均请早日归还。三是募捐图书。该会组织的赞助委员会，国内有南京、杭州、北平、汉口、长沙、广州、济南七处，国外有英、美、德、法四国。经多方努力，到1935年时，可以使用的书刊有10万册，并积极规划新馆。东方图书馆的复兴有条不紊地进行。

东方图书馆的复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他们献言献策，推动复兴工作。《中央军校图书馆报》署名“重威”者提出合公私之力，以促其成。具体办法为：1.全国出版界各赠一份于东方图书馆；2.政府机关各将其出版物颁赠；3.各省立县立私立图书馆、公共团体与学校，于其出版物及所藏复本，尽量捐助；4.各省原有官书局若能以省当局之特许，于其出版各书，各寄一份，则古籍大致可备；5.旧家藏书或个人图书积藏不常用者，慷慨捐赠；6.外交界、教育界广为宣传，使国际同情，则外文书籍必源源而来。除协助东方图书馆丰富馆藏外，作者表示：“余更希望全国人士，积极准备自强，争民族之生存，期最后之胜利。”“东方图书馆为暴敌所手毁，誓取东京帝国图书馆之珍藏，以补偿损失。”123从日本取得补充想法的，非止一人。浙江省立图书馆署名“骞”者也表示：凭商务印书馆之实力与影响，期以时日，东方图书馆复兴有望。不过，那些被焚毁的书籍，“遭火宁有再见之日？就中尤以中西孤本秘籍为然”，复兴固然可喜，“若夫过往之受创，与夫所加于吾文化吾民族之羞耻，则仍当永矢不谖，力图湔雪，而兹区区一馆之兴复为犹未足算也，为犹未足当黄龙痛饮之一卮也”124。东方图书馆的复兴被赋予民族复兴的期望。

鸿英图书馆的建设。鸿英图书馆是一所私立图书馆，以捐款人叶鸿英的名字命名。叶鸿英，上海著名商人，祖籍福建。1933年6月初，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在上海成立，专办图书馆及乡村教育。该基金会“缘起”表示：上海为中国最大商埠，不过向鲜完备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最多，但暴日侵沪，一焚无余，实在伤痛。本基金会拟建图书馆，“以谋保藏我国粹，及汇合东西文化”125，这与蔡元培等人的设想不谋而合。董事会选举蔡元培等15人为董事，蔡为董事会主席，钱新之、黄金荣、杜月笙、黄炎培等5人为常务理事。会上通过了董事会规则。

鸿英图书馆的前身为1924年7月创设的甲子社人文类辑部，1931年2月扩充为人文社图书馆筹备处。1925年3月，人文类辑部确立了工作范围与方针：“选取关于人群文化之记述，分类庋藏，使修学、著书、施政、行事得所依据，着手之初，偏重于搜集过去及现时重要报纸，选择剪贴而排比之，同时搜集杂志图书，以供参考。”1261933年，鸿英教育基金会合并人文社图书馆筹备处时，基本情况是：杂志共34 400余册（内含寄附书10 248册。根据约定，寄附者于必要时得收回），图表150余幅，报纸自清季以来共40余种，所选辑、审订的史料共83.6万余片，图书、杂志、报纸索引卡片共8.9万余片127，编辑印行的出版物售余品及其版权也有不少。因此，鸿英图书馆以庋藏现代史料而见长，名重一时。

鸿英图书馆的建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蔡元培表示：叶氏此举，“影响所及于国家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前途，固有莫大之贡献，……叶君指定办理图书馆及乡村教育，尤为救国急务”128。有人认为：“目前中国之所以不振，教育文化之不普及，全国民众虽有爱国之心而未能充分表现，亦为主因之一，叶氏捐资兴学，吾人以为乃救国根本之企图。”129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叶鸿英，称赞其“兴办教育，洵为嘉尚”，特授予其一等奖130。鸿英图书馆注重办理图书馆及乡村教育，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的主题一致。通过图书馆进行社会动员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

除了东方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外，上海市立图书馆、申报流通图书馆等，也都在“一·二八”事变后相继开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东方图书馆被焚而造成的文化缺失。上海市中心区大图书馆也都陆续规划建设。“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兴起了图书馆建设的高潮，将上海地区的图书馆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同一时期，全国其他地区图书馆也都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绩。根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31年中国图书馆总数为1 527所，而到了1936年时，则达到5 000所以上。这一增长，不能说不大。不知道图书馆界在图书馆数量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图书馆绝对数量的增加，对传播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转移珍贵文献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益紧张。1932年，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在东北成立，不久，日军又向华北渗透，中国文化重镇北平岌岌可危。1933年5月，教育部致电北平图书馆，指示将善本书籍南运。电云：“北平图书馆承文内阁、清学部藏书之遗，为全国图书馆之最大者，所藏宋元精本及《永乐大典》甚夥。而明代实录及明人集仍系本来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尤为重要。特电。仰将挑有精本南迁，以防不虞为要。”131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贵文献开始向安全地带转移。转移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33年，第二个阶段在1935年，略述如下：

第一个阶段。接到教育部指示后，平馆立刻开始转移工作。本阶段善本甲库装箱情况为：第一批32箱，存德华银行，为宋本书与海源阁书及地志类；第二批30箱，存天津，为元本《通志》 《通考》 《通鉴》类；第三批40箱，存德华银行，为明别集、明实录类；第四批30箱，存德华银行14箱，存华语学校16箱，为史部零种及新购《宋会要》类。此外，还有：唐人写经47箱、金石拓片3箱存德华银行保险库，舆图13箱、乙库38箱存天津大陆银行货栈。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胡适受平馆委托致函教育部时，表示：这些“贵重书籍分装送藏上述安全地点。南中天气潮湿，古本书籍在南方不容易贮藏保存。故我们决定在北方选择妥善地方保存”132，算是对珍贵书籍不能南运给教育部的一个解释。

第二个阶段。随着长城事变、华北事变的出现，北平、天津不安之象日益明显，平馆开始大规模地将善本书籍南运。1935年12月6日，平馆密呈教育部，汇报南运装箱情形：善本甲库197箱；善本乙库107箱；唐人写经49箱；内阁大库舆图15箱；汉石经楚器及金文拓本8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116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书籍30箱；梁启超寄存书64箱，共586箱。133这些书籍分别寄存在上海、南京等地。上海中国科学社，中文书80箱，密封保存；西文书146箱，公开阅览。上海商业储备银行，246箱。此外，1936年初，国立中央研究院收到平馆寄存书籍50箱，1937年1月，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寄存平馆15箱。

这些珍贵书籍在南运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一是经费缺乏。平馆为中美合办，日常运作费用大多由中基会资助。而中基会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不是随时可以支取。1935年善本南运时，所需费用浩大，平馆向教育部表示，这些书籍制箱、装运、租赁货栈等，耗费巨大，希望教育部能予以资助。教育部同样不宽裕，经费拮据，但依然从行政费中移用部分，大部分仍然需要平馆想方设法筹措。个中艰难，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二是保存地点难觅。南运书籍数量庞大，寻找合适的地点较为麻烦。国立中央研究院曾寄存部分书籍，但该院工程研究所称：“惟本所等并无妥善之库房，亦无负责保管之专员，现暂堆存礼堂中，为时过久，恐非善策。拟请贵馆早日设法，迁往较妥之处。比闻贵馆有一大部分书籍已运存上海中国科学社，并派馆员数人驻该社办事。此一小部分，若亦移往彼间，似较相宜。”134其他困难也不在少。

国立北平图书馆转移这些珍贵文献，极具眼光。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这些典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又转运美国，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平馆为保存珍贵文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编印中日问题研究书目、索引、提要

编印中日问题研究书目。“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促进对中日问题的研究，图书馆界编印了许多相关书目，杜定友的《对日问题研究书目》是第一篇专题研究书目。此后，吴宣易发表了关于中日问题的中国书目，章浩有关于满蒙问题书籍举要的问世，徐旭编列了研究日本与中国东北问题的参考书目，张绍典介绍了满蒙问题的日文书籍目录，冷衷写了《研究中日问题参看书目》，等等。

在各种中日问题研究书目中，杜定友的著作开了先河。杜氏的书目在济南惨案后即已经编印。1928年国民政府二次北伐，经过济南时，遭到日军攻击，酿成惨案。济南惨案极大地刺激了国民政府，执政的国民党提高了对日本的警惕。当时杜定友协助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合编《救国雪耻录》，拟定了对日问题的研究书目，旨在深入了解日本的基础上反抗日本的侵略，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九一八”事变后，他增补了该书目，列举了60本图书，包括《满洲现状》 《满铁外交论》等135。这些书目下有作者、出版社、主要内容等介绍，向国人提供了研究日本问题的基本书籍。冷衷的书目分日本研究、中日关系、中日外交事件、满蒙问题、中国外交史（有关日本交涉者）等六编，在杜定友著作的基础上，列举的图书达145种，大大丰富了杜氏书目。

编制东北问题研究索引。代表作是钱存训的《东北事件之言论索引》136。该索引完成于1931年12月20日，即“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援引时间从9月18日至11月31日期间所出版的中文专辑、小册、重要杂志及报纸。每条目中包括题目、著者及出处。索引分为中日关系剖析、东北事件记述、国际情势观测、抗日救国方案四个部分，共辑录了312篇有关论述。引用的报纸杂志包括《中央日报》 《申报》 《时事新报》 《大公报》 《日本杂志》 《生活》 《社会与教育》 《教育杂志》 《金陵大学校刊》 《现代学术》 《东方杂志》 《时事月报》 《新月月刊》 《法律评论》 《国闻周报》 《清华大学周刊》 《南开大学周刊》 《社会杂志》等39种，涵盖了当时国内著名的报纸期刊，代表了社会各界的基本倾向。

向国联调查团提供《国联调查团书目》137，该书目由吴鸿志编制。“九一八”事变后，应中国政府要求，国际联盟于1932年初派调查团前往日本、中国，调查“九一八”东北事件。吴鸿志为国联调查团编制了该书目。该书目包括China Weekly Review等期刊、图书、小册子等190篇（种）以上，涉及东北、上海等地中日焦点问题，内容有交通、宗教、经济、历史、文化等。每条包括作者、篇名、卷期、时间等，但缺少出版单位等具体信息，不方便一般读者检索。尽管如此，作为提供给国联调查团的书目，该书目已经覆盖了中日问题大部分内容，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总体态度，对国联调查团了解中日事件，发挥了积极作用。

编制战时问题论文提要。吕绍虞认为中日之间“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国人必须有所准备，免致战争爆发，惊慌失措，坐以待毙。为谋学者参考上与进一步研究的便利，期间，他收集了关于战时各种问题的研究论文130多篇，分成动员、政府及行政、经济、财政、金融、战费、粮食、交通、工业、卫生、教育、其他11类138，每篇都附有提要，便于知道原文大意。不仅如此，吕绍虞在重要的论文后面，加上自己评论，成为这篇提要的一大特色。如关于国家总动员，他说：“现在各国对于总动员，平时皆有十分准备，这个准备到了什么程度呢？差不多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家族或大公司的样子了，各事皆统制起来，目的在将他的国力能完全发挥到战场上去，而后的战争，是以民族力量的赌赛，来决定你的生命。我国在这民族竞争激烈之下，要想救亡图存，也只有依着潮流，向前猛进，以求我们民族国家复兴与繁荣，这是我贡献的一点意见。”139诸如此类的评论，充分反映了吕绍虞关于中日大战的思考与对策。该提要在《人文杂志》上分6期刊载完毕。

编辑有关书目、索引、提要等，是图书馆界的职责所在，也是“九一八”事变后图书馆界的工作重点内容。浙江省立图书馆编辑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设有“书报提要”一栏，介绍各种书籍，其中中日问题占据主要地位，如1932年第2期上有《东北地理教本》 《日本国势之解剖》 《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 《二十年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广东省教育会为唤起同胞注意及明了中日事件，以便筹划应付策略起见，特于1932年2月15日起，在该会图书馆举行关于中日问题图书展览会，其中部分为日文及英文著作，尤为难得140；厦门图书馆称：“此次暴日以武力抢占我东北国土，蹂躏我精华，惨杀我民众，蔑视国际条约，破坏世界和平，……寰球所共愤。凡我同胞，应抱定卧薪尝胆的精神，以达复仇雪耻之目的。”141为使民众了解世界大势，该馆汇集了大批抗日救国图书，在其馆创办的《厦门图书馆声》上连载多次，欢迎各界到馆浏览。诸如此类的抗日救国活动很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意识空前勃发，社会各界提出各种救国方案。图书馆界洞悉日本文化侵略的潜在意图，一面谴责日本摧残人类宝贵文化的罪恶行径，一面立足本位，以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为己任，从事社会动员工作。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是建立在做好图书馆工作基础之上，编制了有关中日问题的目录、索引、提要等，倡议设立随营图书馆，呼吁图书馆员以忠诚精神在国难中打开一条生路。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无论在工作实践，或是理论探讨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形成了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救国理论与实践。这是图书馆界救国方案与其他各种救国方案截然不同的地方。“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图书馆界在转移珍贵文献、进行社会动员方面成效明显，客观上说，与此前本位救国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