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争初期图书馆界的应对

一、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

（一）支持全面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一改以前对日交涉的妥协姿态，实施全国总动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号召国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都应该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全面抗战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最后选择。国民政府对日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包括图书馆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中日两国之间的对决全面展开。

杜定友态度鲜明地支持全面抗战政策。抗战展开后，后方有人以“性命要紧”为由，责之恪尽职守者。杜定友对此论调十分反感。1938年1月1日，他在《广州日报》发表《图书与逃命》一文时表示：自中国揭起全面抗战大旗，政府军事当局，谆谆以抗战到底，牺牲到底，以求最后胜利。那么叫谁去牺牲呢？莫非只是前线的士兵，都要驱作炮灰，而我们在后方，只是喊着望着不成？他说：“现在是全面抗战，无前方与后方，无士兵与民众，一律应在最高领袖底下，参加作战。当局对于抗战，已有整个计划。我们只要服从命令，准备牺牲。应进应退，自有主宰。我们也不必誓于阵地共存亡，作无谓之牺牲，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们只有绝对服从命令，置死生于度外。”他呼吁：“人人以邦国为重、个人性命不紧要的决心。在统一指挥之下，抱必死之心，整一步骤。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142很明显，在杜定友看来，全面抗战就是“无前方与后方，无士兵与民众”，一律抗战，就是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服从中央领导，服从战局。这是杜定友一以贯之的态度，也是图书馆界的态度，同时也应该是社会各界的态度。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社会各界做好本位工作，就是对抗战的支持，就是全面抗战的内容。对图书馆界来说，就是做好图书馆本职工作。

杜定友支持全面抗战，源自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反对利用职位牟取私人利益，反对过分关切个人利益。他说：“图书是世界的公物。我保之，则为我用。人得之，则为人用。所以能够留存应用，在乎负保管责任的人。以此类推，凡一切公物，莫不如是。可是我们平时对于公物的观念太差了。每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公。所以对于公事公物，总没有对于个人这样关切。这种心理，也许就是‘性命要紧’这一观念的流毒。人人都知道性命要紧，在紧急关头，自然不顾其他，先顾性命。”143这一观念，与全面抗战的精神背道而驰，有损于国家利益，不利于抗战，不是爱国者应有的态度，图书馆界决不应如此。

杜定友对全面抗战的观点，反映了图书馆界的基本认识，也可以说是图书馆界的共识。陈训慈表示：在抗战的大时期中，每个人都应该尽“国民报国的责任，把精力、能力贡献给国家”。他进而指出，对图书馆界来说，“站在领导民众的教育者的地位，更应努力工作，以尽本位救国的责任”144。馆员无论环境有多恶劣，都应该为其事业尽力。从“一·二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历经各种劫难，中国图书馆界倡导的本位救国观点不仅没有磨灭，反而愈加明晰，愈加坚定，愈加具体。这是国之幸事。

中国图书馆界理解的全面抗战，不只是与日军的军事抗争，而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包括军事、文化、经济等在内。当时较为普遍的观点，设若言抗战，一般重视军事对抗，容易忽略文化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严文郁批评社会上藐视文化抗战的观念，指出，只看到军事，而忽略了政治；只讲究行为，而不顾及理论；只知道物质，而不注重精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全面动员，都不是真正的全面抗战。他表示，所谓全国总动员，“不只是军事一方面，而知识和思想都应该一起发动”。他引用军事将领李延禄名言：“大炮的射程，怎比得上文化的射程？子弹的威力，怎比得过文化的威力？”日军每于通都大邑轰炸，不炸毁银行大厦，而专以文化机关，尤其是图书馆为目标。为什么？这是要摧毁中国的文化机关，从文化上抑制中国的抗争，因此，从远方面体察，不难领会“文化国防”的重要。145

江西省立图书馆熊洪薇认为，这次抗战，是全民的抗战，是长期的抗战。凡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都应尽他的一分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去参加抗战，帮助抗战，以巩固抗战的基础，争取最后的胜利。熊表示：“我们图书馆界的人，向以牺牲自我，服务社会，服务人类为目的，希望在这次抗战中，站好我们的岗位，发挥出我们潜在的伟大力量，去支持抗战，打击敌人。”146“服务社会”是什么？“站好我们的岗位”是什么？就是做好图书馆本职工作，就是本位救国，就是文化抗战。

对全面抗战的理解，见仁见智。图书馆界对全面抗战的理解，是立足本职工作的全面抗战，有一定的层次性：一是无条件地支持政府全面抗战政策，服从于抗战大局；二是在此前提下，做好图书馆的本职工作，以实现抗战救国的目标。对于后者，图书馆界普遍认为文化抗战是全面抗战的内容之一，图书馆界从事的是文化抗战。文化抗战也是一种抗战形式，应该予以重视，而不是漠然视之。

图书馆界支持全面抗战，同时反对曲解全面抗战。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提出全面抗战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误解或曲解，不能正确地执行，因而遇到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图书馆界理解的全面抗战，是支持政府的抗战政策，服从命令。对图书馆界来说，全面抗战，不是说每个人都上战场，而是说要立足本位，做好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是支持抗战政策的基本原则。然而，这样的一个道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不少地方军政和教育当局就不是这么认为。

以浙江省为例。许绍棣曾受派出国考察，目睹各国青年训练很有效果，倾心效仿。归国后任浙江教育厅长，于是在高初中学校尽力推行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进行特殊训练，在学习方面难免有所松懈。其时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对这种特殊训练也并不同情。抗战爆发后，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对许的做法则表示赞同，认为浙江全省都是战区，可以停掉全部中学以办青年团。在省府支持下，浙江省教育厅于1938年初命令杭州、浙西各省立中学一律停办，其中包括历史悠久而声名卓著的省立杭州高中。教育厅停办学校的命令引起了包括校方、教师、学生、家长的普遍不满，怨声载道，尤其那些已经迁出杭州的学校。

陈训慈对教育厅让学校停学、学生加入青年团的做法也有很大疑虑：“余于浙省兴办青年团事始终不能无疑，非谓非常时期不能有特殊训练，乃谓不能以此特殊训练尽废经常教育也。”针对抱怨学生缺乏纪律耐劳精神而又自由散漫的言论，他表示：“在学校制中尚有轶轨而驰者，岂得尽以军法部勒之？……且家境不同，天禀不同，体质不同，亦不能尽使受军事之部勒。何若有联合中学而更严收健壮果毅旨牺牲之青年为训练团，则正轨之教育不废，而所谓训练团亦更收分子健全纯一之效”，慨叹：“当局计不如此，而一味武断使气骂人，亦多见其识短而量仄而已。”147学生是接受教育的，将来服务国家。让学生加入军事组织，而荒废本位学习职事，为图书馆界所反对。中学尚且如此，图书馆作为社教机关，更不会受到重视。抗战初期，浙江公共图书馆大多关门大吉，几乎完全陷于停顿。

实际上，浙江省的青年团工作也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如在未定组织规程的情况下，就在各学校进行宣传，要求学生参加青年团，每每表示要严格训练以提供战时服务；训练团严重缺乏师资；有学生先参加，后来退出；甚至哄骗学生参加，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有杭州高中学生先参加，后退出。许绍棣对此十分恼火，大骂省立杭州高中学生训育之劣，称：“国家要此种青年何用？”针对态度反复的学生，他甚至表示要“通缉”。陈训慈的评价是“语甚鲁”148。显然，学生参加青年团，不能让学生、教师等满意，培训机构也不能满意。究其原因，就是教育工作脱离了本位，效果自然受到影响。浙江青年团的例子，恰恰验证了图书馆界提倡和坚持的本位救国论：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对抗战的最好贡献。

（二）倡议本位救国

图书馆界认为抗日战争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更关乎民族存亡。金陵大学刘国钧在文华图专发表演说时表示：“一·二八”事变时东方图书馆被毁，卢沟桥事变后南开大学图书馆遭焚，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古都一同沦陷，这都是中国文化上遭受的莫大损失。他指出：“敌人向我们侵略，向我们进攻，不仅是在屠杀我无辜民众，破坏我物质建设，而且要毁灭我们的文化建设。因为文化是民族底生命，而图书馆又为文化的灵魂，所以敌人向我们进攻的第二目标，便是作为文化中心的学校与图书馆，因图书馆能保存文化，发扬文化，推进文化。国家亡，不打紧，而文化毁灭了乃为最可痛心的事！文化存在，民族终有复兴之时，文化毁灭，民族乃真陷于万劫不复之境。”149号召图书馆界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使命，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那么，图书馆界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刘国钧表示：一是“使文化精神延续下去”。从事图书馆事业的人，应该早做准备，随时准备迁移，负责任的人，趁早散开，多多设立分馆、寄存处，以推广图书馆事业；二是对后方“民众的教育和训练应该注意”。针对当时各地直接的抗战宣传，他认为只能刺激人的情感，而不能长久；况且情感刺激越多，效力越小，民众容易陷于麻木或盲目的状态，而且情感刺激也不容易控制。鉴于直接情感宣传的缺点，刘国钧提出应该运用理智的宣传方式，即，使民众明了目前的战事状况和自身应付危机的办法，认清自己的责任，坚定对政府和领袖的信仰，知道我们民族必将复兴，抗战的最终胜利必属于我们。但这种工作不是直接的口头宣传所能奏效，能做这种工作的，“只有从事图书馆事业者最适宜”。因为图书馆“其范围较大，不仅限于进门来读书的阅者，它的工作，可以达到一般社会的人士，可以深入到乡村，所以图书馆的使命是很重要的。我们做图书馆事业推广的人，应该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并充分发挥这一点，以达到这个主要的目的”150。

同时，刘国钧也认为保存文化也是图书馆馆员的职责所在。他说，全民抗战，“并不是说要全国的每一个人都跑上战场，变为勇敢的战士，而是要每人做着各种不同的工作，而向着抗战的目标迈进”。他说：“我们应认定，理智的认识，才能为人终身事业的目标。我们为使民族的生命延续，为使民族的生命持久，对于文化的巨大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潜在作用，是不容看轻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无教育，无文化，我们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将来在民族的斗争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危机”151，勉励图书馆界同仁，以民族利益至上，不能以个人生活问题解决为前提，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从民族对决的角度认识图书馆在其中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并非刘国钧首创，而是文教界的普遍认识。供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陈礼江也认为：“我国以文化水准低下，一般民众对于国家民族之观念，异常薄弱，对于此番有关民族存亡之神圣抗战，认识不清，欲期其一致参加抗战，收效必微。社会教育一向负有‘唤起民众’之责，在此国难严重、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愈觉其使命之重大，亦愈有加倍努力，加紧推进之必要。”因此他认为战时社会教育目标的第一项即为“唤起民众民族意识”152。

即使在图书馆界，刘国钧的观点也不新颖。此前沈祖荣、王云五等都表达过类似看法。不过，刘与沈、王等宣传的时间点不同。沈、王表达此观点时，中日之间只是关系紧张，或偶尔有冲突，而非处于中日两国全面对决地位。刘国钧此时的演讲，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八一三”淞沪会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日正处于民族对决的紧要关口。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刘国钧从民族对决角度认识图书馆的作用，显然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