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劲松于2003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即加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那时正是学校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新校区建设接近尾声，学校正在用人之际。从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劲松入职后的事业进步来看，这是使两者都双赢的正确选择。一是学校选对了人。劲松博士毕业于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的苏州大学历史系，师从知名历史学家王国平先生。王先生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不设常务理事）、教育部历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历史学会会长，长期担任苏州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负责人兼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擅长太平天国史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相关论著。劲松的博士学位论文名为《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研究（1911～1913年）》，据说论文在评阅和答辩阶段都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二是个人找对了岗。江西师范大学与苏州大学一样，历史源远流长，都是海峡两岸同生共长的“双胞胎”高校（苏州大学与东吴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与中正大学，大陆与台湾地区共有六对），历史学专业与学科历史尤为悠久、名家辈出。而在当时，我校的历史学专业与学科建设任务更重，特别是历史学博士点（2010年以前，国家没有分设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久攻不下，成为“顽疾”，亟须补充新力、壮大队伍、凝聚力量、奋起直追，尤其需要“知耻近乎勇”之人。从这两个方面看，可谓人事合一、人岗相适。这正合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老话，“女怕嫁错郎，郎怕入错行”；换句话说，就是“干事创业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只有把个人的事业融入集体的事业才能准确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向，只有集体事业的快速发展才能极大调动和激发个人前进的动力，合力形成个人与集体同心同向前进的大好局面。我和劲松相识并共事，也得益于我们服务的“老东家”——江西师范大学，正是共同事业发展的需要，将我们整合团结在一起。

大凡学习历史的人都有一个职业习惯和特征，就是遇事喜欢谈历史。我也是如此。从加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历史来看，劲松比我早五年的时间，他为学校、为历史学专业和学科建设服务的历史比我长。虽然此前五年劲松的作为与表现无从评说，但仅就“历史积累”而言，这是值得我尊重和尊敬的。从年龄上讲，我又虚长劲松好几岁，是他的学长加兄长。因为专业与岗位角色的关系，我的业务关系就在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所以，我与劲松又是基层团队的战友。古人云：“知人论世。”10年来，我对劲松的印象是很好的。在由我负责成功申报的国家级“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团队”工作中，劲松的表现是突出的。当时由于竞争激烈、高校身份等级分层等原因，我们周围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但劲松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足够的信心，并踏实做好我分配给他的事情。2010年，这个事情顺利圆满结束，劲松也不沾沾自喜，只是很淡然地向同事们道贺便完了。他的这种大将风度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后由我负责并带领的江西省“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创新特色团队”申报（2013）、2011江西省协同创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申报（2015）、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2017）等重要、重大、重点工作中，他都发挥了教研室主任、青年学术骨干的重要作用，成功的功劳他是大有其份的。古人常说，“城墙是细砖垒起来的”。我赞美城墙中的“细砖”，也乐意带头在院、系、专业、学科团队中当好“细砖”，共筑我们的教育共同体、学术共同体这堵“城墙”。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在当下学术管理制度刚性紧约束下，组建专业加学科团队很难，即使组建起来，又因为刚性考核和个人业绩管理等很难发挥团队的合力作用，大家的向心力、凝聚力与合力往往是“内卷化”的。劲松经受了冲击校园的急切之风和浮躁之气的考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定力，值得称道。

北宋词人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其实，人生的奋斗与天上的月儿一样，有阴有晴，阴晴交错，顺利的时候凌风展翅，不顺的时候往往如商家陷入“贩羊猪贵，贩猪羊贵”的窘境。前些年，劲松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很不顺手，虽然认真准备，但结果却屡次擦身而过。在团队中基本上人人都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手的环境里，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有一次，我们又谈到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事儿，劲松颇有难色。于是我就建议他，暂时放它一放，另辟蹊径，扬长避短，将近几年辛勤钻研的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情况好好梳理、整理一下，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时他没有表态。过了些时日，他拿了一份书稿《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的目录给我看，并说，积年研究，接近杀青，全书30余万字，不知能否申报？看来他认真吸收了我的建议，并扎实准备了一番。我当即既激动又高兴。我立马表示：很乐意推荐，希望尽快将书稿送我阅读，并建议邀约中国抗战史专家、图书馆学专家审稿推荐，如武汉大学历史系彭敦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荣维木（已在2017年过世）、高士华研究员等。从我拿到他厚厚的一摞书稿的当天晚上开始，我连续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读完，随即写下了一篇推荐意见。据他告诉我，其他专家都热情而积极地予以推荐。这说明他的研究成果是有厚度的。2017年秋季，我们先后看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公示名单，总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同时，也扫除了劲松发展的“拦路虎”，并治好搁在劲松心头的“心病”。他能顺利地拿到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且是已近于完成，可以立马了结，这是多好的“一举两得”啊！劲松多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艰难，以前既好似“泰山压顶于前”，现在又好比“落叶随风而去”，不管怎么说，只要坚守，只要追求，就一定有收获，就一定能够成功，用“有志者，事竟成”来形容，就再贴切不过了。这就是劲松博士这个项目及其成果产生的由来。

讲述这个学术故事，既是为了说明劲松是一位积极追求、严肃认真的青年学者，他的研究付出了经年不辍的辛劳，好成果的取得，一定要像炼钢一样经过烈火、高温造就；也是为了鼓励这种执著的学术精神，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出得了好成果。

那么，《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究竟好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呢？

首先，本书为研究对象“中国图书馆界”设定了一个研究者极易忽略的背景：包括中国图书馆界在内的中华民族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中国图书馆界是中国全面抗战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图书馆界对于中国抗战的胜利付出了代价，做出了贡献，这也构成了中国图书馆界在抗战胜利后发展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当然，在劲松博士研究本问题以前，学术界事实上是忽视的，或者说没有充分注意到此。劲松博士的问题意识由此生发，重在说明和论证：如果说中国图书馆界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中国图书馆界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是国共两党的共识。当时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七一七”抗战宣言）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中共中央则早于此发表著名的“七八抗战宣言”：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如毛泽东在1941年11月6日发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所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由此可见，全面抗战是当时的历史实情。

所谓全面抗战，一是指社会领域的全覆盖，即在抗日战争中国家通过政权、政党等进行国家层面的集体应对，调动一国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以及社会力量，围绕国家主权独立、领土疆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对抗或反抗。其领域看似表现为国防和军事上的，实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为重点、为集中手段，而方方面面密切配合、相互支撑，形成良性互动的整体面对、立体式对决，展现为国家综合实力、民族竞争力与社会生存力的较量。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或缺。如灌注始终的文化力量，就如同近代学者章太炎所谓，龚定庵常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即是无文化即无国家。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即是其理。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二是指中华民族的全员参与，国际上在社会学、政治学使用的概念为“多元参与”，实则一个意思。以国家为中心，社会主体的多元参与，“一个都不能少”，使抗战主体呈现多样性特征。虽说是“多样”，其实是如同近代学者郭沫若所言“一致对外”。身处空前深重的国家危难、民族危机之中，士、农、工、商、学、军各界人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每个人都在发出愤怒的吼声”，“誓死不当亡国奴”，由钢铁般的意志转化为全面抗战的钢铁般的长城。在文化战线，故事感天动地，人物可圈可点，作用可赞可敬。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坚持，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全赖全面抗战政策的有力执行，这亦是不争的历史结论。然而，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史学界多集中于军事、政治和国际外交领域，尤以国共两党军事抗战方面为多，而其他领域和参与力量则涉及较少。1这一研究现状当然与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而且事实上确乎如此的“全面抗战”的历史格局不能对接和对应。因此，调整我们的视阈视线，对“全面抗战”进行一番“全景扫描”，尤其是对过去我们所遗漏、所忽视、不深入的问题，进行新发现或者重新研究，其学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全面抗战”，就包括抗日战争时期文化领域的中国图书馆界抗战救国活动，本书名之为“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因此，从“全面抗战”史观来看，具体到“全覆盖”和“全员参与”研究，本书具有拾遗补阙的价值。

其次，本书的研究紧紧围绕“中国图书馆界参与全面抗战”这个问题意识进行深度展开，梳理并构建了中国图书馆界与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线索和逻辑关系，将历史事实变成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和对象，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起来，使历史主体行为与主体精神有机统一起来，从而汇聚成一套饱满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图书馆界自觉投身于民族救亡的学术话语。

本书的研究，就内容而言，立足于“全面抗战”这个全局、这个整体，具有开阔的历史视野；而又着眼于具体个案，从中国图书馆界与抗战的内在关联、历史线索和逻辑关系展开，爬梳史料，比对真伪，源始察终，既揭示了鲜为人知的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对抗战事业特殊贡献的历史真实，又从民族文化精神支撑的角度，概述了在抗战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形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方法，即西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谓的“见微知著”；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森林中发现树木，细化对树木的研究，从而丰富对整个森林的认识”。本书所形成的结构，涉及战前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中国图书馆界的战时转型、战时中国图书馆的损毁调查、中国图书馆界向国际社会征集图书、推动战时西部地区图书馆建设、筹划战后图书馆事业的复兴等方面，勾画了战时中国图书馆界的体貌，阐述了中国图书馆界“文化救国”的思想与实践，梳理了战时中国图书馆界的文化救国举措，概述了中国图书馆界对全面抗战、有力保存中华文化的成效与贡献，真正做到了以史为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深入研究，对于深化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再次，在新问题的新思考和新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这对于深化抗战时期的中国图书馆界研究，乃至于深化抗战时期的文化研究，更至于形成“全面抗战”的全要素生动内容，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本书的研究，从其学术观点来看，形成了一系列新看法、新思考和新结论。第一，从社会与历史定位来讲，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救国思想与应对措施，属文化救国范畴，是战时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图书馆界遭受重创，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焚毁，损失书籍46万册以上。日本的文化侵略，暴露了日本的文化野心，打断了中国图书馆界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图书馆界立足本位，提出救国建议，应对文化危机。中国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号召实质上就是文化救国。第二，从价值取向来讲，其时中国图书馆界践行“文化救国”思想，是为了摆脱民族危亡、反抗文化侵略、保存民族文化血脉而奋斗的大义大勇；从社会角色与职业品格来讲，中国图书馆界的救国思想与应对举措，体现了中国图书馆界独特的文化思想与文化关怀。如书中揭示，通过转移珍贵文献、搜购沦陷区文献、出版珍贵典籍等形式，中国图书馆界在反对日本文化侵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成效显著，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表彰；通过向国际社会征集书籍，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通过推动大后方图书馆建设，将西部地区打造成中国新的文化发展基地。这些都是中国图书馆界发扬“文化救国”主张的具体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全面抗战，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救国模式。第三，从精神意义来讲，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所高举的“文化救国”思想和实践，汇聚为伟大的抗日精神，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重要构成和时代精神体现，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永恒价值。中国图书馆界在抗战时期具有无所畏惧的历史担当；面对胜利后中国文化事业的重建，又具有一往无前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承载。譬如，1943年，留美学者发表战后中国图书馆界复兴计划，拉开了中国图书馆界复兴的大幕。1944年5月，中国图书馆界三大巨头袁同礼、蒋复璁、沈祖荣同时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展望战后图书馆事业，正式启动战后图书馆复兴工作。图书馆界还就复兴时机、复兴主体、复兴内容等展开了广泛讨论。另外，图书馆界还讨论策划了包括向日本追索珍贵文献、没收汉奸图书等事项。中华图书馆协会拟定了系统的战后图书馆复兴计划。这些讨论成果为战后图书馆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图书馆界在抗战胜利后的复兴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中国图书馆复兴，对内依靠图书馆界的自身努力推进，对外积极寻求欧美大国的支持。图书馆界在战后复兴中承担了众多工作，如接收沦陷区的文教机构、接受欧美大国的书籍援助，为民族文化复兴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中国图书馆界与欧美图书馆界密切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设，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畅通了渠道。这些论述，有助于人们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全面抗战”的基本内涵和要素构成，既见史实，更见精神。“长留精神照后人。”劲松由此认为，战时中国图书馆界在传承传统文化、沟通中外文化、建设大后方新的文化基地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足可彪炳史册；在抗战中发挥“以文化当匕首与投枪”的独特作用，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影响至深至远。这些看法，从历史中走来，以史料为依据，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方法为手段，能够给人以历史智慧的启迪并起到精神穿透的作用。

总之，我认为，本书引文规范，行文晓畅，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观点明确，立论扎实，展示了劲松具有较强的科研驾驭能力和创新拓展素质，能够将自己的布局谋篇与对学术前沿的深入了解有机结合起来。在研究推进中，本书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实现了课题初始确立的科研目标，既讲清了历史事实，也说清了正确道理，还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因此，这是一项立足于学术前沿、填补研究疏漏、学术内涵厚重、有益于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研究成果。

当然，万事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劳永逸，这一课题的深入还需要本着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到底的追求精神去不断探索创造。除了我在此前“两次审读意见”中表达的若干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由国家哲社办按程序转告劲松，受到劲松重视并予以修改完善外，此次获得结项并即将出版的成果，也还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比如，中外图书馆界交往的研究方面，使用的日文资料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富，关于美国图书馆协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交往细节的描述也不够丰满，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的深化还有余地；又比如，对沦陷区图书馆爱国抗争的研究不是很充分，更谈不上全覆盖，也还没有进行归类研究、对比研究，在资料的收集上还可以更加深入细致一些，进一步突破当时资料的点、面局限；再比如，对近年来图书馆研究界（史学外，即跨学科研究）、近代史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应进行学术总结，并针对阙如或有待加强的问题进行必要梳理，在“前言”部分运用一定篇幅使之得到集中体现，在正文的具体研究中也有必要予以运用，这些也还留有余地和空间。如此等等。但我相信，劲松博士还会继续努力，具有更大的学术追求，能够树立更高的奋斗目标，做到像孔夫子念兹在兹的那样“心向往之”，而像屈子所倾心倡导的那样“追善无悔”。

是为序。

2018年7月11日

（本文作者张艳国为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