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转载教育部的调查报告

作为图书馆事业的行政管理机关，教育部调查图书馆的损毁状况，责无旁贷。实际上也确实如此。1939年3月17日，教育部通过上海《申报》重庆通讯，发表了全国高等文化机关受日军摧残之下所蒙受的损失统计232，《会报》进行了摘要转载。根据该报告，中国在战争初期教育文化损失为：

截至1938年12月底，各大学的设备、图书、仪器，或焚或劫，或遭轰炸，损失大半。战前大学及专科以上学校，全国共118所。18个月以来，14所学校受极大破坏，18所学校无法续办，73所学校迁移他处勉强上课，但不能利用其原有的设备。以财产估计，国立学校损失达3 650余万元，省立大学610余万元，私立大学2 260余万元。国立学校中，如北京大学，为中国创办最早的大学，其损失几乎无法统计。其次如清华大学，虽然图书、仪器稍有携出，但损失也达605万元之巨。私立岭南大学图书、仪器的损失，达380余万元，南开大学达375万元。这些财产还可以以数字估计，至于其他不可以金钱估计价值的，则有清华大学关于中国近代史档案所搜集的材料，北京大学关于明清两代档案、名家所藏金石拓片，以及中国地质研究历年所搜集的资料，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都无法恢复，在学术上的损失尤为重大。

在各大学损失中，以图书为最高。以国立学校而言，损失1 191 447册，省立学校，104 950册；私立学校，1 533 989册。总计达2 830 386册之多。但此仅就在沦陷区内的40所学校计算所得，其损失数量已经如此之巨。那些在战区内的高等学校，因迁移过迟来不及运出的，损失也大，例如国立山东大学图书、仪器800箱，其中有藏书76 724册，全部在浦口车站损失。如果加上这些损失，则各校损失的总数还要增加。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大学图书馆损失数量庞大。

至于文化机关，损失也重。沦陷区及战区内的图书馆，总共2 500余所。损失的最低限度，以平均每馆5 000册估计，全部损失当在1 000万册以上。但事实上沿海各重要都市的精美大图书馆，均陷入敌手，例如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北平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清华大学图书馆，杭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都收藏丰富，且多善本名抄，全部遭毁损劫夺。特别痛惜的是私家藏书，此次也几乎尽数毁失，如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苏州滂喜斋潘氏，天津木犀轩李氏，藏本之精善，为全国之冠，且有为公家图书馆所不及者，尽数为敌寇强掠而去。不但书籍，即使昔日刻书的木板板片，也遭劫掠。中央图书馆损失木板7万余片，浙江省立图书馆损失10万余片，广东、湖北所有者，也都尽数损失。全国所藏木板几乎损失十分之七八。中国建立新式公共图书馆，仅30年间的事。此次遽遭打击，不仅精华尽失，且即使普通书籍，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现在仅存的川桂陕甘四省图书馆藏书达5万册者，不过5所，而滇黔等边区，超过1万册的，都不容易有。读物来源问题十分严重。至于西文书籍，则以中国财力，以及购藏之晚，最大图书馆所藏，不过10万册，也尽数毁失，搬出的不及十分之一。所以此次中国图书馆损失之大，遭劫之重，在本国历史上，当然为空前，即使世界任何国家因战事所遭损失，也无如中国所感受之重大。

古物可供学术研究者，当属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及内政部古物陈列所所收藏的名贵古物，但这两处共计损失2 900余箱。私人收藏，苏州潘氏所藏的周秦铜器，与怡园顾氏所藏名画，也悉数与前面的吴兴嘉业堂刘氏藏书一样，为敌寇劫去。这大概可以证明日本方面为有计划的摧残。上海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两大书局储存教科图书千余万册，也悉数被劫，以至于已经损失的书籍无法补充，可补充的书籍也无从购得。教育部调查的结论是：“故敌寇之目的实在整个消灭我国之文化机关，使之无书籍可读，无材料可资研究。”233

教育部的调查结果，代表了国民政府对图书馆损毁的一种认知，其政治价值远非图书馆协会组织和新闻等各界所能比拟。教育部的调查数据和结论，为中国文教机关广泛采纳。1939年1月，由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主导设立的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向欧美国际征集书籍时，发布了《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征书缘起》，其数据和评价，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和评价完全一致234。

教育部的调查，新闻界的调查，以及图书馆界的调查，采用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差异很大。不过，不同的调查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以使损失的数字越来越接近于实际损失。对中华图书馆协会来说，尽量收集战时图书馆损毁情况报告，是其一贯做法。当然，教育部的调查也只是1939年以前的数据。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图书馆损毁的数据也在不断地增加。战后，教育部公布了战时中国图书馆的损毁状况，其数据也包含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努力，《会报》没有转载。为了说明战时图书馆损毁的实际状况，本书将一并介绍。

教育部的战后报告，主要体现在教育部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编写的《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235中。根据该年鉴，战时损失如下：

国立中央图书馆。战事发生后，选择重要书籍封存263箱，因事急时促，仅携带出130箱，所有国学书局版150种全部遗失。该馆为防止战时古籍善本流出国外，募集款项，购得3 000余种古籍善本。这些善本除孤本及最珍贵的以航空运输至重庆外，其余因香港沦陷而被日本劫去。战争胜利后被追回运还南京，共计170箱。

南京其他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与夫子庙同毁于火，国民政府文官处、教育部、内政部、外交部及其他机关、学校图书馆被敌人运走不下60万册。中央大学图书馆随校西迁时，舟行川江不慎，沉没10余箱；抵达重庆后，又遭轰炸，损失一部分。原有图书40余万册，战争结束后，仅存18万余册。

上海东方图书馆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上海市中心区图书馆又牺牲于敌人炸弹之下，这是上海损失最严重的图书馆。南市文庙市立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同济、暨南、大夏等大学图书馆，也散失很多。

南浔嘉业楼善本遭敌劫夺，战后虽然归还原主，但散失不少。江阴南菁中学所藏宋版书及创办南菁书院的王先谦珍藏的名本，全遭焚毁。浙江云间姚石子收藏中国典籍极为丰富，沦陷后，被敌人全部运去；上海王绶珊所建藏书楼，收藏地方志达三千数百种，也先后被敌人捆载而去。

前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图书馆被封存，前女子文理学院图书249册封存，封存东北大学图书1 548册（以上送缴伪教育部）。中法大学图书馆损失1 996册，朝阳学院25 110册，中国大学图书馆19 535册，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损失611种，11 022册，北平政治学会图书馆所有图书被伪“新民会”全部劫走，天津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图书馆计65 000余册，全部损失。南开损失也很重，战后追回190箱。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散失图书10余万册，战后追回147箱。岭南大学损失较少，但寄存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图书杂志约11 000册，内有大清实录1 120册，全部散失。该校寄存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图书12箱，也失去6箱，内藏《通报》 （Tung Pao）全份、《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两整套、影印明本《金瓶梅词话》及四种罕传广东县志。广州大学图书全部遗失，保存在省里及香港的，被人盗卖。另有一部分万余册在曲江沦陷时散失。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图书40余万册，全毁于劫。广东省立图书馆1945年7月第二批运出图书15 639册、报纸33种，被敌焚毁。广雅典籍，全部被敌运走。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遭敌焚毁。1940年7月4日，重庆大学图书馆被炸。1941年7月6日，文华校舍遭敌机轰炸。同年8月4日，西南联大图书馆大部分被炸。

湖南大学图书馆于1938年4月1日被炸，全部图书被焚毁。河南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15 000多册。1939年春甘肃省立图书馆被炸，毁坏楼房7间，图书8 000余册，期刊22 000余册，报章67 000余册，器具263件。

年鉴中对国学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北平师大图书馆等损失也有概略介绍，因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会报》上公布的调查重复，且没有后者详细，此处从略。年鉴中公布的图书馆损毁情形，是战后初步调查的结果。资料相对来说较为齐全，只是过于简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转载了战争初期教育部公布的文教机关损毁报告，而《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中的图书馆损失，相当大部分采取了中华图书馆协会提供的材料。在战争后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发出图书馆复兴倡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要求会员从事战时图书馆的损毁调查。这种调查不仅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复兴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也适应了战后教育部统计战时文化损失的需要，甚至也为国民政府战后向日本的索赔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图书馆协会从事的图书馆损毁调查非常重要，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