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津地区的损毁情况

平津地区是中国文化重镇，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均极具规模。“七七”事变后，其图书馆受损情况如下：

（一）南开大学图书馆

南开大学图书馆是“七七”事变后中国第一个被日军摧毁的大学图书馆。然而，不知何故，1938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复刊后，不见对该图书馆的损毁有任何报道或调查。直到战争结束后，1948年，协会才简单地报道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战时的损失：“南开大学南迁时在河内被日军掳去的图书现已得外交部和教育部的协助，从日本国内找回，全部共八十多箱，其中不少珍贵书籍，如《中国海关全书》，从一八六二年第一卷起全部保存，这一套书国内只有三部。”256肯定了该图书馆藏书的价值。

南开大学图书馆损毁不多吗？也不是。1947年，《国立南开大学概况》介绍了该校图书馆的损毁情形：“抗战前，本校图书馆藏书，计西文六万余册，中文二十余万册。抗战军兴，本校首遭轰炸，除事先移出一小部分外，其余完全散失。劫余书籍，二十九年由津运出，经沪港海防而达川滇，其三分之一以上留滞海防，未及内运。海防沦陷，悉数失去。现由重庆昆明迁天津者，西文二万余册，中文一万余册。”257也就是说，仅书籍一项，该图书馆即损失达23万册以上，就当时国内大学图书馆来说，这个数字不能说不多。

南开大学是中国被日军摧毁的第一所大学，在当时引起高度关注。新闻媒体对南开大学被摧毁的经过进行了全程报道。《申报》1937年7月30日援引中央社消息：“二十九日下午津战甚烈，飞机四出到处轰炸，声震屋瓦，以市府警察局、南开大学、东总两站等处为尤甚。现二十九日下午一时许，有轰炸机四架，飞河北在市府上空任意投弹，甚有炸弹八枚同时下降者，办公房舍多被炸毁，同时有两架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投弹。该校秀山堂及图书馆已成灰烬。”258该报31日报道：“三十日下午三时，日机四架，续向南开中学投燃烧弹，现火甚至炽。同时日炮队，亦自海光寺向南开大学射击，共中四弹，该图书馆后，刻亦起火”，“两日来日机在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尤注视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廿九日之轰炸，仅及二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盖在烟火之中”。259

南开大学被毁，社会各界深表痛惜。30日晨，教育部长王世杰往访在南京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致惋惜慰问之意。当天，该校留京的校友也纷纷前往张伯苓处，表示对母校关切之意，张伯苓一一接待。南开大学被炸，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媒体报道：“有若干美国人士，拟进行募捐，复兴南开大学。”260

南开毕业生表示：张伯苓对一般冲动的爱国主张，向抱沉着持重的态度，“今日（南开大学——引者注）不为强暴所顾念，是敌人之坚欲根本摧残我国文化，不难于此可证”261。此种观点，成为媒体共识。《申报》刊载了很多这样的观点，如有人认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大学，破坏我文化机关，是其用心，果然毒辣而残忍。”262《战事画刊》以《敌故意摧残我文化机关》为题，刊登了南开大学图书馆被摧毁后的残垣断壁，图下的说明文字为：“天津南开大学为我国著名学府，敌人进攻天津时，故意派机前往轰炸，图为敌机首次炸毁之该校图书馆。”263不难看出，南开大学被毁，实际上是中日两国在文化领域内的战斗，具有标志性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重要事件，中华图书馆协会竟然在战争初期只字不提，令人殊为不解。

（二）国立北平图书馆

“七七”事变后，袁同礼馆长离平。不久，平馆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行政委员会，其职权为对内掌管内部行政事务，对外则由燕京大学校长、中基会美方委员司徒雷登代负其责。北平图书馆表面上有行政委员会，而实际一切措施，则仍系秉持袁同礼意旨而行。伪政权曾试图影响平馆运作，因经费来源牵涉美国，背景复杂，情形特殊，最终放弃，故平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管理上相对独立，没有受到过多干涉，基本上维持运作状态。

伪政权时代，当局采取文化管制政策。平馆因历年汇藏，甚为浩博，馆中不乏“有碍邦交”的书籍。1937年冬，该馆审慎检查，总共提出中文新书2 245册，中文旧书220册，中文官书1 270册，中文教科书368册，万有文库6册，中文连环图书等53册，西文书311册，总计4 473册，全部装箱封存。1938年6月，这些书全部为北平“新民会”提去。该馆为慎重起见，后来又经人详查一次，凡是疑似禁书，又挑出若干册，其中以期刊为多，封存在一房间，名为禁书库，一概禁止阅览。

伪政权华北教育总署对查禁禁书极为重视，限期平馆清理出四类图书：抗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此要求对平馆来说，不免又有损失。经过几次检查，平馆内部凌乱，尤其是零本期刊，所以在利用上，十分不便。馆务推行因环境变化而有改变，其荦荦大端者包括由从前的积极进行变为消极进行、业务逐渐缩减、图书不外借，等等。总体上看，平馆图书损失不大。

（三）清华大学图书馆

1937年7月，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后，清华大学成立了“国立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12月，伪临时政府成立，伪教育部同时成立。清华保管会于是归伪教育部管辖，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保管处”。保管会先是设在校园内，10月间，校园为日本华北陆军病院分院占用，不久保管会退出清华校园，名存实亡。

清华大学图书馆被日军占用为病院本部，除新扩充的书库外，其他部分，全部被利用：楼上大阅览室改为普通病室，研究室为将校病室，办公室改为诊疗室、药房之类。各阅览室、研究室、办公室内的参考书籍及用品，以及由各处移来的教职员及学生衣物图书等，多被移到一处，有的移到书库，有的被焚毁，也有很多不知下落的，如《大英百科全书》《韦氏大字典》及打字机之类，无一幸存。1940年底，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及华北株式交通会社即有整理清华图书的倡议，1941年5月中旬，日本华北军司令部多田部队本部又提出整理清华图书、标本、模型。在这种情形下，清华大学图书馆开始被肢解。

参与瓜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机关进行了分工：多田部队本部，挑选的书籍包括总计、辞典、卫生、建筑；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挑选的书籍包括政治、外交、法制、移殖民、文化；“新民会”负责禁书；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及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负责地志、一般经济及产业、财政、金融、社会关系方面的书籍；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挑选交通、治水、运输方面的书籍，等等。此次参与整理清华图书馆的目的及参与各机关，原先设想是各取所需，扫归私有，所以挑选时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后经变动，各机关所挑选的书籍寄存在近代科学图书馆，其余的交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除关于军事书籍、禁书（抗日、共产、马克思、社会主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宣传品及反新民主义图书）约1万册，各机关所挑选书（其中以方志和科学图书为多，方志一本未留）约4万册（内中多有以一函为一册者，所以准确数字当不止4万册），由军部、“新民会”及近代科学图书馆分别运走外，其余拨交北大，共约20万册。

到1941年9月初，清华大学图书馆拨到北大的书籍大致情况是264：已经清点的，164 741册又1 356函，其中西文书编目的有35 618册，没有编目的296册。西文杂志已经编目的有1 363册，没有编目的有9 521册。西文字典21册，合计西文图书杂志等共46 819册。中文书籍已经编目的平装37 117册，线装72 420册，旧编平装书4 520册，线装45册；没有编目的，平装1 412册，洋装604册，线装1 204函。平装讲义503册，丛书子目索引268册，大学丛书102册，学校年鉴284册，字典29册，小册子152函，书目204册，杂志414册。合计中文图书杂志讲义小册子等共117 922册又1 356函。没有清点的2万余册，多系孤本、残本、小册子及零本杂志等。

清华大学图书馆是当时国内大学图书馆发展的典范，经多年努力，建筑宏大，藏书丰富。根据《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概况》记载，到1934年，建筑方面，该馆书库占地面积为34 313平方英尺，全馆第一、二、三、四层楼及新旧三层书库，占地总面积共为85 404平方英尺；藏书方面，中日文书，203 614册，西文图书50 550册，装订本中日文杂志3 694册，装订本西文杂志18 269册，中西文装订报章2 538册265。然而，这样一座精美图书馆，一夜之间即遭肢解，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疯狂摧残。

（四）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平陷落后不久，日本宪兵队、“新民会”及北平公署等合办兴亚纪念周，组织消灭抗日图书检查团，对于各图书馆书籍进行了大量封存。当时师大图书馆主任钱稻孙于1938年5月请日人米谷荣一为检查长，野村武雄等为检查员，对师大图书馆进行检查。凡违禁书籍，一律送交“新民会”。到10月底，全部图书检查完毕。其中可供阅览的中外文书籍共95 000余册、特藏书籍4 600余册（所谓特藏即不准阅览），送交“新民会”书籍3 000余册，装订好的杂志7 000余册，装订好的报纸300余本。

师大附属儿童图书馆损失。师大附属儿童图书馆及第一附小图书馆，收集的全国出版儿童读物及儿童杂志报章，为全国入藏儿童读物最完备的图书馆。一切设备，也完全按照科学方法管理，为美国图书馆学家Ruth A. Hill所极力赞扬。事变后，学校驻军，图书馆先后被日本宪兵检查了十余次，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中国新兴儿童读物，多为爱国思想结晶品，所以损失的书籍占十之六七。

当然，平津的图书馆损失并不止于此，如师大附属单位很多图书馆都有损失，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被盗窃过。《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载：“北平自沦陷以后，敌对该市所存吾国一切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之宝物图书等，即时起觊觎强夺之念，八月二日竟强迫伪组织将平市古物陈列所全部珍贵宝物图书交出，用大批特制铁箱装配，由火车运往关外，约有三四列车，其余市内公私各方所藏各种宝物图书等，闻敌亦拟最近广事搜集，继续劫运出关。”266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在上述各种损失中，伪组织“新民会”收缴的违禁图书屡屡被提及。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新民会”收缴的书籍没有系统的数据。日本学者鞆谷纯一研究了“新民会”收缴抗日图书情形。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新民会”从国立北平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59个单位收缴的抗日书籍共61 964册，杂志13 820部，新闻纸549部，教科书5万册267。日本学者的这一数据大大低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调查，但补充了协会调查所遗漏的部分。“新民会”收缴的禁书，就是抗日书籍，其目的就是削弱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以维护日伪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