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项羽精神探索

司马迁挥动如椽大笔，从轩辕写到汉武；古今兴亡多少事，隐情岂能尽显？仅就《史记》名篇之一的《项羽本纪》来说，尽管人们公认它“是关于楚汉战争的一副惊心动魄的画卷”，“最翔实、最具体地记录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悲壮时代”139，但在“最翔实、最具体”的记录背后，仍有不少隐藏于笔墨背后有待破解的内容。气壮山河、感人肺腑的项羽精神，只有在深入司马迁的心灵深处，寻得解读的密码之后，才有可能较为全面而充分地认知。

一

若想如愿寻得密码，首先需了解司马迁在塑造项羽形象过程中的两大突破。突破之一是司马迁冲荡了丑化项羽形象的宣传堤坝，塑造了一个有违汉朝官方叙述的反秦英雄形象。政治宣传是削弱敌人的无形而有力的武器，刘邦集团深谙此道。自从把项羽视为逐鹿中原的对手，他们就不曾停止过对项羽的攻击与诋毁；与此手段相辅相成的，还有他们不顾历史真相放大刘邦的种种作为。这一切化为迷雾，笼罩在楚汉相争的史实之上。

于是，关乎项羽、刘邦的历史地位与形象塑造，有两大疑团横亘于司马迁面前亟须澄清：一是灭秦之功的归属问题；二是项羽有违“怀王之约”的性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西汉人是怎样认识的呢？张大可先生写道：“刘邦攻下秦都咸阳，后来又建立了汉朝，按通常道理应是刘邦灭秦，西汉时人，无论皇室贵族，官僚士大夫和普通民众，都是这样认识的。” 140这种俨然已成定论的认识，司马迁经过考索，认定是站不住脚的。他在《史记》当中使用“明写”与“暗写”相结合的笔法，揭示了一个刘汉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观点，即灭秦之功应属项羽。对此，张大可先生已论之甚详，笔者不再赘述。

值得细论的是第二个问题。项羽没有执行“怀王之约”，是刘邦集团攻击项羽人品屡屡使用的杀手锏。秦亡不久刘邦便打出反叛项羽的大旗，并以“义愤填膺”的姿态列出了项羽的十大罪状，其中第一条便是：“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史记·高祖本纪》）韩信对策关中，向刘邦陈述灭项大计时有言：“（项羽）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淮阴侯列传》）。随何劝说黥布“发兵背楚”时说：“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黥布列传》）。郦食其劝齐王“归汉”也有“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郦生陆贾列传》）的说辞。经刘邦集团反复渲染，项羽“背约”之罪似乎事实确凿，无可申辩，天下皆知。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于大泽乡振臂一呼，建立张楚；天下群起响应，一片沸腾。原为秦人所逐一灭亡的山东六国——楚、齐、赵、魏、韩、燕，在短时间之内纷纷复活，历史从此进入“后战国时代”。在反秦的各路义军中，项梁、项羽领导的楚军是力量较为强大的一支；公元前208年六月，为进一步扩大楚军的影响，项梁听从谋臣范增的建议，找来战国后期客死于秦的楚怀王之孙熊心尊为“怀王”，让这位已沦落民间、为人牧羊的老楚怀王后裔，担任楚军名义上的首领。楚军与大秦帝国的精锐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不幸于公元前208年九月遭到重创，项梁奋力战死。

得知这一消息，楚怀王快速由江苏盱眙赶赴彭城。当时项梁旧部有三支队伍前往彭城附近驻扎：“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高祖本纪》）楚怀王将这些队伍的指挥权统统收到自己手中，“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同上）。应该看到，楚怀王此举的关键是剥夺项羽的兵权。按照常情，项梁牺牲后，顺理成章接替项梁领袖地位的应是项羽。不甘傀儡地位的楚怀王认为，只有抑制项羽，他才有可能将楚军的大权攥到自己的手中。

在楚怀王如愿实施上述意图的过程中，刘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从项羽、吕臣被解除兵权，唯独刘邦非但安然无事，还地位上升，“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这不仅说明“怀王之偏袒刘邦，极其分明”141，还显示了刘邦与怀王在项梁尸骨未寒之际便结成了共同排挤、抑制项羽的同盟。本来刘邦与项羽并肩作战，任副职，现在刘邦独当一面，而项羽隶属怀王直接领导。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怀王之约”被他们炮制出来，即：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高祖本纪》）

当时，秦军主力在重创楚军后，便将张耳、陈馀领导的赵军作为剿杀的主要目标，将赵军主力团团围困于巨鹿城。即将在巨鹿展开的秦军与义军的大决战，将是决定双方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楚怀王将楚军分成两支，一支由上将军宋义指挥，项羽仅为次将，北上救援赵军。另外一支由刘邦领导，西进入关，乘虚攻取秦王朝的都城咸阳，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在北上救赵中，项王成了副职，刘邦为西征军主帅。楚怀王指名让刘邦率兵入关，明摆着是要让刘邦去做关中王。

那么，该如何解读这则日后被刘邦集团屡屡提及的“怀王之约”？有学者提出：

怀王之约，首先是楚国君臣间的君臣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不管何人，只要首先攻占秦都所在的关中，就将成为旧秦王国的合法统治者。从此内容来看，则并不局限于楚军楚将，而是有效于整个反秦阵营，即各诸侯国的。其时，楚国为反秦诸国盟主，楚王所主持制订的内容涉及整个反秦阵营的盟约，自然被视为反秦各国间的公约。142

将“怀王之约”界定为“楚国君臣间的君臣之约”还是符合实际的，但若进而界定为“反秦各国间的公约”，则显然是一种误读。实际上，当时楚怀王的权力绝没有大到足以支配齐、赵、燕等反秦义军的地步。“先入关中者王之”，这一条约完全是楚怀王为刘邦量身定做的，条约的接受者仅为楚国的诸将，故而将怀王之约解释成“反秦各国间的公约”显然是夸大了它的适用范围。

推究对“怀王之约”产生误读的缘由，不能忽视刘邦集团刻意制造的迷惑人心的政治舆论。比如刘邦率先进入咸阳后，便召集当地的父老豪杰说：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高祖本纪》）

耐人寻味的是“吾与诸侯约”一句。刘邦在这里偷换了两个重要概念，将“怀王”说成“吾”，将“诸将”说成“诸侯”。原本是楚怀王与其手下诸将的一个约定，变成刘邦与天下“诸侯”的约定。要知道，楚怀王只是反秦的一方诸侯而已，并不具有号令天下义军的实权，哪有资格与天下诸侯定下这个盟约？楚怀王尚且如此，遑论其手下的刘邦？出于巩固并扩大个人势力的目的，楚怀王抑制项羽而支持刘邦、宋义等，这就是司马迁笔下“怀王之约”的实质。兵权被剥夺的项羽，虽在当时被迫接受了这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条约，但这是否意味着日后也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这一条约？当然无须。厘清了“怀王之约”制定的背景、内容，了解了刘邦集团对该条约适用范围的夸大和混淆视听，其间的是非曲直不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吗？利用“怀王之约”丑化、抹黑项羽之余，刘邦集团还试图实现另外两大意图：一方面，彰显最早入关的刘邦才是灭秦的头号功臣；另一方面，强调是楚怀王而非项羽才是反秦诸侯的真正盟主。

然而司马迁以确凿的历史记录粉碎了刘邦集团的歪曲与污蔑，大力歌颂了项羽在巨鹿之战力挽狂澜、力克强秦的英雄气概。巨鹿之战的伟大胜利，极大提升了项羽在反秦诸侯间的地位，“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项羽本纪》），成为统领各路诸侯的真正意义上的盟主。在项羽领导的反秦义军的抗击下，曾经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很快土崩瓦解。可以想象，项羽名垂千古的历史功绩，若无司马迁《史记》的“实录”，或许早已遮掩于刘邦集团歪曲历史的官方叙述之中。

二

司马迁塑造项羽形象实现的第二个突破，在于他跃过了儒家“德”“力”对峙的思维藩篱，塑造了一个有违儒家道德的悲剧英雄形象。

司马迁深受先秦儒家战争观的影响。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者并非一味反战，他们在激烈批判东周兼并战争的同时，大力倡导有助于实现其理想政治的战争。孟子基于其“仁政”蓝图，推出了一种他所认可的战争模式——“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荀子则将这种模式具体表述为：“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子·议兵》）在他们所描述的战争理论王国中，活跃着两类截然对立的战争人物，一类是以尧、舜、禹等“四帝两王”为代表的“至仁”者；一类是以驩兜、殷纣为代表的“至不仁”者。前者率领“仁义之兵”，所向披靡地征讨后者，发动战争的目的是“禁暴除害”（同上）以抵达王道乐土。

从人格内涵来看，儒者心目中的“至仁”者即有“德”者，“至不仁”者则为崇“力”者，并由此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德治”与“力治”。“德治”是指统治者通过高尚的德行赢得民心，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力治”是指通过物质手段（如“严刑峻法”“尚武好战”等）实现政治目标。143“德治”与“力治”在孟子的理论体系中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在这里，孟子将“仁政” 与“霸政”“德治”与“力治”分别置于遥遥相对的两极，战争发动者要么归属“德治”，要么归属“力治”，非此即彼，黑白分明。

司马迁深受这种“德”“力”对峙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不仅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篇章中，完全遵循“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模式，描述了夏、商、周三朝易代之际的历史，分别塑造了以商汤、周武以及夏桀、商纣为代表的善恶分明的战争人物；而且还在《五帝本纪》中第一次将黄帝塑造成第一个合乎儒家战争理念的战争英雄144，并将秦汉时人仍相当推崇的“战神”蚩尤145，描绘成一个暴虐为乱的恶人。在“德”“力”对峙的思维定式作用下，司马迁在描述楚汉相争时自然会注意到项羽“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的弊端，但却难能可贵地没有将他写成暴戾邪恶的“至不仁”者，更没有将刘邦写成德行高尚的“至仁”者。相反，出于对项羽英雄人格的崇敬，司马迁将《项羽本纪》写成“最精彩的、最炫耀人的文章”146，使人难免得出“项羽”是其“最爱”的结论。

不过，司马迁并没有因为对项羽的喜爱就回避对其失败命运的思考，比如借韩信之口指出项羽的“不能任属贤将”“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淮阴侯列传》）等；借刘邦之口比较刘、项二人的短长，“此三者（指张良、韩信、萧何）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禽也”（《高祖本纪》）。这些分析基本上能够较为客观地揭示出项羽失败的某些原因，凸显了项羽思想性格的某些弱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当中有些批评项羽的文字，则纯属项羽政敌的污蔑。若联系文章上下文的语境，就能知道那些攻击项羽的表述，并不能代表司马迁对项羽的认知。比如《高祖本纪》这样叙述楚怀王决定西征入关的人选何以是刘邦而不是项羽：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羽散卒。（《高祖本纪》）

“怀王诸老将”是何许人已不可考，但他们为配合楚怀王的夺权以抑制项羽，为推动“怀王之约”得以顺利实施而刻意制造贬项扬刘的政治舆论，则是显而易见的。从司马迁笔下刘邦起兵以来的作为，可知其绝非宽大仁厚的长者。他先后背叛有恩于他的景驹、项梁，可知其知恩不报、背信弃义；战败逃跑途中为加快车马速度，不惜将两个亲生儿女踢下车，可知其自私冷酷、薄恩寡义；平定天下不久便开始屠杀功臣，其行径更是无耻残忍，令人发指。朱东润先生指出：“（刘邦）屡变而多欲，陈平谓之曰：‘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陈丞相世家》）由今日观之，顽钝嗜利无耻者盖莫沛公若也。陈平许项王恭敬爱人，韩信许为勇悍仁强（《淮阴侯传》），其言皆对沛公昌言之，则当时之公论可知。……《高祖本纪》称怀王诸老将言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沛公遂以此攻秦，其语颇多文饰，果足信乎？”147吕思勉亦分析道：“此亦事后附会之辞……是时所急者河北，入关尚为缓图，刘、项安得俱入关？故知史之不可信久矣。” 148 可知非但“怀王诸老将”对项羽“僄悍猾贼”的抨击，以及对刘邦“宽大长者”的吹捧，是不可信从的；而且项羽自告奋勇要与刘邦一起入关，也属“事后附会”。当时秦军主力向巨鹿方向集结，最难打的硬仗将会在河北，怎么可能“诸将莫利先入关”？项梁是被章邯军队打败而战死的，项羽若想报仇雪恨，自然是将刀剑指向河北的章邯，怎么可能避开强敌而要求西行入关？如果对司马迁笔下“怀王之约”制订的前因后果有所考察，便能明白《史记》采用如此文字，并不能代表司马迁的立场。实际上，通过此等“破绽”，曲折透露楚怀王与刘邦在项梁死后联手打击项羽的不义之举，才是司马迁的真正意图所在。

当然，上引“怀王诸老将”对项羽坑杀襄城降卒的陈述，即使属于事后附会之辞，也是包括司马迁在内的任何一位喜爱项羽的古今人士所不能否认的。司马迁非但没有遮蔽项羽在襄城的杀戮，还记述了项羽对二十万秦卒的坑杀，以及在齐地对田荣降卒的坑杀等。试想，如果司马迁墨守儒家的思想标准，那么项羽必将成为“力治”类的典型人物而进入史册。贴在“力治”者身上的标签是邪恶，而“德治”者的头上却闪烁着良善的光环，两者分处道德评价的两极。按照儒家的这种逻辑，项羽将与神话英雄蚩尤的命运类似，沦为罪恶滔天的恶人；而刘邦则将与黄帝等人同列，成为诛暴讨乱的正义化身。幸运的是，司马迁最终突破了儒家“德”“力”对峙的僵硬教条，他秉承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在毫不回避项羽缺憾的前提下，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项羽精神，使项羽能以感人肺腑的反秦“战神”形象而永远进入华夏民族的英雄谱系。

三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大力揄扬：

第一，继承了上古神话英雄不畏强权的抗争意识与悲剧精神。

勇敢地“与帝争神”的神话英雄刑天，一次次被天帝打败，但却不惧惩罚，“帝断其首”，他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永不停止挑战。夸父敢与太阳一比高下，与太阳竞走，“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山海经·大荒北经》），焦渴而死。他们虽都失败了，结果令人悲哀，但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为本身，却显示了人类不甘有限而向无限发起冲击的崇高与伟大。“悲剧人物之所以是悲剧人物，就是他反抗的不是他能够战胜的。他反抗的是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反抗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149以刑天、夸父为代表的上古神话英雄，正具有此等人格内涵与精神力量。

项羽延续了上古神话英雄绝不向强权低头、誓死抗争的伟大精神。巨鹿大战前，面对章邯领导的秦军主力，上将军宋义可鄙地玩起了坐山观虎斗的把戏，救援赵军的诸侯则相互观望，按兵不动，整个反秦阵营即将陷入全面崩溃的惨境。危急关头，项羽果断发动兵变，杀死宋义。在司马迁笔下，宋义如此下场实属罪有应得。此人既出于对强大秦军的畏惧，也出于“先斗秦赵”以坐收渔人之利的自私，拒不实施北上救赵的军事部署，不顾赵军命悬一线的危急形势，令大军止步于安阳，按兵四十六日不动。当是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宋义却“置酒高会”，“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项羽本纪》）。项羽是激于义愤才除掉宋义的，而从楚军将领“皆慑服”以拥戴项羽的反应中，也可见此次兵变的人心所向以及项羽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巨鹿大战中，项羽以破釜沉舟的方式激发起楚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同上）　

诸侯将领面对项羽是既敬又愧，敬的是项羽不惧死亡、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愧的是自己“莫敢纵兵”“皆从壁上观”的怯懦。可以想象，如果司马迁没有充分描绘项羽挺身赴险以解救赵军的侠肝义胆，如果没有充分交代项羽的英雄气魄是源于可贵的道义，巨鹿一役还能成为“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茅坤《史记抄》）吗？司马迁何以从楚汉战争的历史废墟中树立起顶天立地的项羽塑像，就在于项羽气壮山河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震动了他的心灵。虽然最终在与刘邦的斗争中，项羽失败了，但他顽强战斗到最后一息，临死仍让敌人魂飞魄散。他的慷慨赴死所显示出的“伟丈夫”气概，再次奏响了上古神话英雄的悲壮乐章，令人肃然起敬，感念不已。

第二，彰显了古代贵族文化的诗性精神。

显然，血统的高贵与否与精神境界的高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古往今来的文献对上层社会荒淫无耻与丧尽天良的大量记述，即为这一定理的明证。但在贫富悬殊的古代等级社会之中，毕竟只有贵族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体系的最坚定的维护者。项羽为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据考证，项燕抗击秦军失败自杀殉国时，项羽只有十岁。楚国的灭亡、家族的衰败固然使他不可能接受系统完善的贵族教育，但他的叔父项梁毕竟颇有乃父遗风，有着不俗的胆略和见识，能在大泽起义后迅速成为统领一方的义军首领，项羽在他的羽翼下长大成人，当会接受其全方位的言传身教。项羽的学习范围不应仅限于剑术、兵法之类的军事范畴，还应涉及贵族价值观方面的内容。项梁会向他诉说家族的高贵与荣耀，会告诫他牢记乃祖的壮烈殉国，牢记国破家亡的血海深仇，从而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灭秦的使命，重振家族的荣光。雨果《九三年》中的主要人物朗特纳克曾不无傲慢地宣称：“子爵先生，也许你已经不再知道一个贵族是什么样的了。那么，请看吧，我就是一个贵族。请你仔细看看。这是很稀奇的，他相信上帝，他相信传统，他相信家庭，他相信自己的祖先，他相信父亲的榜样，相信忠诚，相信节义，相信对君王的责任，对旧法律的尊重……”150 项羽与朗特纳克虽然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在认同、遵循与其各自出身相匹配的贵族价值观方面却的确有殊途同归之处，所以即使一度是项羽的部下后又投奔刘邦的韩信，也说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淮阴侯列传》）。刘邦的重臣陈平也承认：“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陈相国世家》）可见，不仅项羽的英雄气概是继承家族光荣传统的结果，而且他的诗性精神也源于其血液中凝聚的贵族情结。

一般说来，称某人具有诗性精神，不仅是说他能够以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表达生命感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超越现实生活的物质形态以追求某种精神价值。诗性的光辉闪烁于项羽短暂而辉煌的人生之路。在这个“才气过人”的男子汉心中，积蓄着汹涌澎湃的万丈激情。他痛恨不可一世的暴君秦始皇，豪迈地声称：“彼可取而代之。”（《项羽本纪》）这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如出一辙，均可视为浪漫而坚毅的楚国民风的典型写照。反观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高祖本纪》）的感慨，两种不同的对权力富贵的人生姿态彰显无遗：一个是轻蔑，一个是歆羡。轻蔑者凸显的是精神尺度与人格力量，歆羡者则暴露出世俗欲念的蠢蠢欲动与勃勃野心。

秦朝覆灭之后的项羽，虽然在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所向披靡，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个人的使命业已完成，故而急欲结束厮杀征战的苦难，不愿让百姓因自己而卷入苦不堪言的持久战中。于是他向刘邦提议：“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项羽本纪》）刘邦报以嘲笑和拒绝。其实不止刘邦，任何一个计较政治利害的人都会对此加以嘲笑，但察之以体恤民生的角度，项羽的赤子之心又是多么可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楚辞·渔父》）与项羽同为楚人的大诗人屈原，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的价值准则，谱写出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光的不朽篇章。项羽的人格高度固然无法与屈原相比，他也缺乏屈原上下求索的思想自觉，但作为反秦战争中最为勇猛果敢的战神，他对诗性精神的执着演绎也足以感人至深、流传久远。在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他谢绝了乌江亭长的好意，义无反顾地自刎乌江。项羽的死，在《史记》专家吴汝煜先生看来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是他最先提出结束内战、消除人民痛苦的问题，也正是由他自己亲手解决了这个问题”151。他要赶赴黄泉，寻觅那些已经战死的江东子弟；他要以对死亡的抉择，表明他对楚军失败命运的勇敢担当。如此说来，项羽的自刎与屈原的自沉不是具有同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性力量吗？

司马迁笔端含情地描述了项羽这位失败英雄的抗争意识与诗性精神，并进而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悖论：项羽精神固然感人肺腑，但与之如影随形的往往不是欢快的喜剧，而是沉重的悲剧。当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从不萎缩和颓丧；它赞扬艰苦的努力和英勇的反抗”，“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152 项羽精神及其所折射出的这种悲剧魅力，给予后人的便是这种意蕴丰厚的启示和振奋人心的感召。

（本文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