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王学的后三变—同质的发展与完成

《明儒学案》又云：

自此（龙场悟道）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需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需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这后三变与前三变不同。前三变是异质的转变，后三变则是一根同质的发展，是同一个系统的圆熟完成，在工夫上虽有困勉与纯熟之别，在义理骨干上则并没有什么改变。

一、默坐澄心

阳明在濒临生死、百折千难中大悟之后，有如经历一场大病，元气初复，不能不珍摄保养，所以“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收敛是意在复其本心，涵养真体。这里把得定，发散时便能不差谬，所以说“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这“默坐澄心”的工夫，便是要辨识何者是“真我”（本心真体），何者是“假我”（习气私欲）；将真我端得中正，则假我自然对照出来。这是在收敛之中，一步自觉的主客体分裂之工夫（主体指真我，客体指假我）。这步涵养省察的工夫亦是初阶段所必须经历的，所以阳明或教人静坐，或教人存天理去人欲。兹引《年谱》几段文字以供参证：

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所云静坐事，非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才学便需知有用力处，既学便需知有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能有得力处也。

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毫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需痛刨磨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毫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凡人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习气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里面意思，此工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

这是《年谱》三十九岁下的二则记述。前一则是阳明谪期届满，赴任庐陵知县，路过湖南常德，与门人冀元亨、蒋道林等会晤时的谈话。阳明在龙场悟道之次年，应聘主讲贵阳书院，曾提出“知行合一”之论。但学者没有经历涵养省察的工夫，对于阳明指点知行本体（良知本体，亦即心体）的“知行合一”之训把握不住，所以“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后来阳明教人采取“静坐”的方式，正是要人觉察真我与假我，以在“事物纷拏”之中呈露本心真体，所以说“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次一则是该年十二月在北京与黄宗贤（后亦为阳明弟子）等人论学的话。所谓“廓清心体，使纤毫不留”，亦仍然是收敛察识之功。人能识破“私意习气缠蔽”，刮垢磨光，就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真性自然呈露，如此便是“识得仁体矣”。学者不到这个地步，无论说东说西，总不是功夫上的真切语，亦总没有一个操持涵养的把柄。而阳明立教都是从他自己的实践中体悟而得，所以言之恳笃真切。

但一般士人科举时文的积习太深了，满脑满腹尽是功名利禄之念。卑污如此，是很不容易唤醒的。阳明为救时弊，又就“高明一路”接引学者，但顾此而失彼，学者又渐入空虚去了。《年谱》四十三岁下记载：

客有道：“自滁游学之士，多放言高论，亦有渐背师教者。”先生曰：“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接引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

按：阳明四十二岁冬在滁州督马政，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于是便教人静坐，一时亦能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但渐渐地有人喜静厌动，流入枯槁；又有人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到四十三岁四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时，来从学的人日渐增多，阳明为使学者不蹈前病，便只教人以“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的实工夫，而不再取静坐的方式了。所谓天理，即是本心，即是真我；所谓人欲，即是私欲习气，即是假我。“存天理去人欲”虽仍然是主客对照的涵养省察之工夫，但阳明这个宗旨已渐渐地向良知之说而趋了。

二、致良知

阳明四十五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次年正月到达江西赣州，自此直到五十岁都在江西。他平诸寇，擒宸濠，在军旅中讲学不辍。这五年间是他学问与事业的鼎盛时期。四十九岁因遭受武宗近侧张忠、许泰诸佞幸之忌恨谗毁，生死一发，益信良知之学可以忘患难出生死。所以在五十岁时，便正式揭示“致良知”三字为口诀，成立讲学宗旨。

阳明解《大学》之“致知”为“致良知”，致是推致、扩充之意；“格物”则为“正物”，而物者事也，事即是行为的终始过程。吾心之良知不但知是知非、知善知恶，而且是是非非、好善恶恶，所以良知即是天理。将良知扩充到底，使它在行为的终始过程中做主宰，以是是而非非，好善而恶恶，则这个行为便必然是善的。表现一个善的行为，便是成就一件善的事，也就是物得其正，如此则知亦致了，物亦格了。所以阳明说：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见《传习录》中）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即是事事物物皆得其宜、皆得其正，也就是事事物物皆得其成了。这是阳明讲致知格物与致良知教的主旨所在。

阳明在江右（江西）五年，一面讲学，一面成事功。讲学不辍是提撕警觉，故精神凝聚；成事功是事上磨炼，故深切著明。这个时期的工夫造诣，已经超过第一阶段之“默坐澄心”，而进到成熟之境了。兹依前引《明儒学案》之言，将此一阶段的学养工夫之意义，分为三点说明如下：

（一）收敛与发散圆融而为一：此时他已克服主客体分裂对立之境，所以说“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良知之天理即是天则）”。

（二）未发已发无先后之分：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亦是发而中节之和。从寂感说，良知即寂即感，它自能收敛，自能发散，所以说“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所谓“静而动”“动而静”，意思是说未发之中不是死静，已发之和亦不是盲动—良知之体，静而无静，没有静相，它只是未发之中；良知之用，动而无动，没有动相，它只是发而中节之和，只是天理流行。

（三）知与行合二为一：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知的过程与行的过程是相始终的，所以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阳明之“知行合一”必须纳入他的“致良知教”中来讲，它不是普通所说的“知识与行为”的问题（按：知识与行为或理论与实践的合一，虽然亦可以统摄到“知行合一”中来讲，但一则阳明所倡说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之宗旨，并没有关涉到这一层，二则要想说明这一层的意思，在理论上必须另作思想理路之开发。关于此，请参看下第三、四章）。

学问工夫到了这个境地，便可谓深透而无窒碍了。

三、圆熟化境

阳明在五十岁的秋天自江西返浙江，次年遭父丧，此后五六年间都在越中讲学。五十六岁五月，他奉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往征思田（思恩与田州，在广西西北边区）苗瑶之乱。他九月出发，年底抵任所，至次年春二月，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苗瑶便感化归服。七月，他又便宜行事，袭平了明初以来屡征不服的八寨断藤峡诸蛮贼。阳明终于积劳成疾，上疏告归。十一月，他在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今大庾县）。所谓“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便是指他五十一岁以后的晚年境界—圆熟化境。

不习不虑的良知，并不是习气中的直觉本能，而是随时当下的真实呈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良知为假设，熊十力先生尝面斥之，曰：良知是个真实呈现，怎能说是假设？然冯氏终不悟）。工夫到了纯熟之境，良知永现做主，所以“时时知是知非”；私意剥尽，了无执着，所以又“时时无是无非”。（按：无是无非不是说不辨是非，而是说本体莹澈，了无私意执着，便不会有由主观好恶而生起的自以为是与自以为非）。凡是有所言说，皆是称本心天理而发，无须假借凑泊，以迁就古人之成说或书本上的典故等等，此即所谓“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之意。良知既已永现做主，它便是心灵中的太阳，便是真理之光。一切是非、善恶、诚伪、得失，等等，亦都在良知之明的朗照之中而无微不显。此时，天理自存，人欲自去，这就是阳明之学所以为“简易直截”的地方。

这一点良知真宰是我们最高最后的准则。这个准则仿佛舟之有舵，一舵在握，“无论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与邹东廓书》）。但“言良知须大悟，致良知须笃行”，若把良知当作一种光景玩弄，而不实落用功，或者误以情识、意见以及习气中的直觉本能为良知，则不但辜负此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之良知真体，而且将会造成生命的乖舛泛滥与生活上的文过饰非，甚而败坏世道人心与学术风气。所谓王学末流之弊，正是由于对阳明致良知教的宗旨不能真切把握之故。

学问自有“真”，那是假不来的。误认光景、情识为良知，这是“援假入真”，终必横肆决裂，但这只是体认不够真切，其情犹有可悯可恕之处。至于以良知为假设，则是“援真入假”，这不但事关心术，且将断丧学脉，套句孟子的话，那便是“罪不容于死”了。笔者并无意危言耸听，而是深感学问真理之尊严与人生践履之艰难，才说这样的重话的。熊十力先生常说：“为人不易，为学实难。”这是深知甘苦的老实话，亦是体验有得的真切语。阳明一生的经历，便是一个现成的例证。他成学前的三变，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悟道以后的三变，则是“自我完成”的过程。从“发现自我”到“完成自我”，亦正是他一生践履的过程。这不是思辨的事，乃是实践的事。由此可知，“自我”（德性的我）二字不应作概念看，而应作真实生命看。没有对学问真理的真诚，不从事真实的道德践履，而侈谈“自我”，那必然会“认贼作子”，误妄终生。

附识

·本章论述阳明一生思想之演变与发展主要依据《阳明年谱》。《年谱》系由及门弟子钱绪山主稿，私淑弟子罗念庵校订，完成于阳明卒后之三十五年，在先哲年谱中最为精审。

·本章所述阳明之经历学行亦依据《年谱》。其他有关之征引出处皆已随文注记，不再另列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