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关系
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共时研究的特点，以便更好地掌握其研究方法，我尝试以故事研究为例，列一个对照表，大家也许可以在两种研究进路的直观比较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民间文学的共时研究。表中关于历时研究的部分，主要是作为对照项而列出，仅供参考。
表1 故事的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对照表
总而言之，共时研究是基于这样几点预设：1. 研究对象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也即由各自承担一定功能的不同要素（比如母题、程式、大词、节点、叠加单元等）联合组成的有机整体；2. 系统诸要素不是孤立、零散地自由组合，而是按照特定的内在规则联系在一起；3. 每个要素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自足的有机整体。
协同学创始人哈肯（Hermann Haken，1927年生）认为，从进化形式的角度考察，可以将系统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按照特定的游戏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了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当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时，便对外界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特性和能力，这时系统就具备了某种功能。结构是系统产生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外在表现。”[22]结构、要素、功能（关系）是系统研究最重要的三个维度。
事实上，故事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故事是由人创造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审美心态决定着故事的构成，但是，如果将复杂人心加入共时结构的考察维度，需要同时展开的研究角度将会变得极其多样且混乱。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学会悬置部分考察维度，专一地从特定角度不断向前推进，而不是在每一个角度都旁逸斜出、左顾右盼。比如在动量传递实验中，如果我们不能排除地面摩擦、空气阻力和碰撞变形等问题的干扰，就不可能得出动量守恒的结果。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中，“钻牛角尖”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所谓科学方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如何排除“干扰项”。但是，文科出身的博士生一般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会执着于“周全”地考虑问题，“全面”地展开论述，最终写出一篇面面俱到、处处蜻蜓点水的博士论文。
从另一个方面说，民间故事不同于作家小说，它是由许多个体接力创作、自发传播、逐渐定型的叙事类型，表现为一种集体意志的产物。集体意志是无数个体意志的主流方向，是一种合力，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力量。民间故事之所以可以视作一种自组织系统，是因为我们可以将这种稳定的社会文化力量当作一种不变量，内置于系统内部，从而悬置所有其他外部变量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进入，民俗学变得包罗万象。其实，现在的民俗学已经分裂成几个不同方向的小学科，其中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就是界限清晰的两个不同方向。民间文学是基础学科，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则是典型的应用学科。基础学科一般都是单向的单项问题研究，我常常跟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用一万句证一句。一篇论文如果能证明一个观点，这篇论文就是成功的。”这是针对基础学科而言。应用学科不一样，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是个复杂的综合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才能做好保护工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生物形态学还是系统论，在经历了共时研究的初始阶段，建立起完整的理论架构之后，都发展出了历时维度（尤其是进化论）的分支学派，普罗普在写完《故事形态学》之后，还写了一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同一次研究中，他们将共时问题和历时问题合在一起进行了综合研究。共时研究关注类型和共性，很少关注个体和个性问题。
坚持共时研究法，本质上就是为了排除个体的、历史的、偶然的干扰项，让我们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具普遍性的共性问题上。当我们建立起了共时态的理论框架，需要进一步考虑多样性、差异性、独特性，以及发展趋势的时候，历时态的考量维度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所以说，共时研究虽然枯燥无趣，但它是基础研究，可以为历时研究提供一张纵览全局的作战地图。
现代建筑总是先有框架结构，然后内部装修，最后是周边环境的建设。同样，系统的结构模式和自组织机制建立之后，新的研究就会开始关注系统与系统、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外部扰动对于系统的影响。体现在我们的故事研究中，也就是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共时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互阐释。但其前提是共时研究的成熟。总而言之，只有在清晰的系统分类框架之下，我们才能有效地认识世界；基于有序结构框架的研究叫作复杂研究，基于无序的研究叫作混沌。
[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上述引文分别见第160、118、129、118页。
[2]施爱东：《民间文学的形态研究与共时研究——以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引文有修订。
[3]漆凌云：《立足本体：故事研究向叙事本位的回归》，《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
[4]［美］E. 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涂长晟译），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上述引文分别见第520、523、524页。
[5]弗拉基米尔·普罗普（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1895—1970），俄国民间文艺学家，文学结构主义先驱之一，退休前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
[6]［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中译本代序”第4页。
[7]［俄］A. H. 玛尔登诺娃：《回忆弗·雅·普罗普》（贾放译），《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
[8]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А. Н. Афанасьев，1826—1871），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是一名民间文学理论家。
[9]［俄］B. 普罗普：《〈俄罗斯民间故事〉序》（刘铁城、刘铁梁译），《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
[10]许多译者将普罗普理论的核心概念“функция”直译为“功能”，但是《故事形态学》译者贾放认为，汉语“功能”指的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但普罗普的本意指的是故事的基本构成成分，相当于“母题”“要素”，所以，她认为应该将之译为“功能项”（贾放《故事形态学》译后记）。这里为了区别作为关系、作用的“功能”和作为要素的“功能（项）”，采用贾放的译法。
[11]［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上述引文分别见第21、17页。
[12]［俄］安·巴·契诃夫：《文学杂谈》，杭州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杭州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印《外国作家谈写作》（内部学习资料），1979年，第247页。
[13]朝戈金：《问业哈佛》，《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14]朝戈金：《口头传统概说》，《民族艺术》2013年第6期。
[15]朝戈金：《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
[16]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17]朝戈金：《“大词”与歌手立场》，《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18]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137页。
[19]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及有关学术通信》，《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20]［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第17页。
[21]朝戈金：《口头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
[22]郭治安等编著：《协同学入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