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什么是故事形态学？

故事形态学，顾名思义，就是形态学方法的故事研究。其开创者是苏联的一位中学老师普罗普[5]。他对生物科学有一种偏爱，他说：“自然领域与人类创作领域是分不开的。有某种东西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它们有某些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6]他毫不讳言自己借用了生物学的形态学方法进行故事研究，他在名气如日中天的时候甚至说：“我选错了行当。我应该当个生物学家。我喜欢给一切东西分类并把它们系统化。我想，我要是干生物学我会取得很大成绩的。”[7]

普罗普的研究对象，是A. H. 阿法纳西耶夫[8]先后整理出版的八册《俄罗斯民间故事》（1855—1863年）。书中对每个独立故事都进行了编号，合计624个故事，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民间文学读本，堪比德国的《格林童话》。普罗普对这套书推崇备至，他在该书重印序言中写道：“阿法纳西耶夫在事业上已大大超出自己的德国前辈。格林的集子中，每一种故事都只有一篇，没有异文。而阿法纳西耶夫却懂得异文的意义，尽量发表他所掌握的异文。在格林集子中，故事的连续性只偶然见到。而阿法纳西耶夫……将自己的材料编成系统，同时做出了分类。”

普罗普认为，故事研究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也就是“全世界故事类同的问题”。只有清楚了“类同”，才能发现真正的“独特”；只有看到了“稳定性”的部分，才能找出真正的“差异性”。而这些类同和稳定性的要素，只有通过形态学的研究才能被发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普罗普决定从阿法纳西耶夫的故事集中选一批故事出来进行形态分析。

普罗普选中了故事集中的幻想故事（又称魔法故事），也即从编号50到151的103个故事（其中52有两个编号52a、52b）。普罗普认为：“幻想故事向来不以突出现实为特点，也就是说，这种俗称为‘瞎话’的故事，好就好在它的虚构性。”[9]正因如此，幻想故事在民间故事各类别中最具“故事”地位，最适合用来进行故事形态学的分析。普罗普认为，对于抽样分析来说：“包含各种情节的100个故事已经绰绰有余。……在理论上它是正确的。”

通过对这103个故事的比较研究，普罗普发现，虽然故事中的人物身份（角色名称）各不相同，但他们常常做着同样的事情、选择同样的行为。所以，他认为故事中的角色名称是可以随意变动的，行为才是不变的，需要着重研究的。他将这种不变的角色行为定义为“功能项”[10]，这个概念显然也是从生物形态学上借用过来的，相当于具有特定功能的生物器官。

在以往的故事学中，跟功能项最接近的概念是母题（motif）。但两者又不太一样，母题涵盖的范围更广一些，包括了所有重复出现的故事要素，以一个句子来打比方，就是包括全部重复出现的“主语”“谓语”“宾语”。而功能项则悬置了其中的名词性母题，只考虑那些重复出现的“谓语”，也即角色的行为。比如，沙皇赠给好汉一只鹰、老人赠给苏钦科一匹马、公主赠给伊万一个指环，其中赠予者和受赠者都是可变的，而赠予的行为以及赠品的意义是不变的。所以普罗普强调说：“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是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过是要附带研究一下的问题而已。”[11]

当我们考虑主语和宾语的时候，我们发现故事是无限多样的，而当我们只考虑谓语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的变化是有限的，全世界的故事变来变去都是从少数几个“元故事”中变出来的。普罗普将103则神奇故事的全部功能项排列出来，发现所有的神奇故事，都可以用31个功能项来进行概括。

对于功能项的理解，我们还可以举著名的“契诃夫之枪”为例来做个说明：“如果第一幕里您在墙上挂了一管枪，那么在最后一幕里您就得开枪。要不然就不必把它挂在那儿。”[12]同样，如果英雄离家，他就一定要建功立业，如果他什么也没干就回家了，那么，这次离家就是没有意义的，它不应该出现在故事中。概括地说：如果故事中强调了某个细节，或者主人公做出了某种行为，这个细节或行为就必须具备一定功能、是有意义的，作家文学常常把它叫作“照应”或者“打伏笔”。

普罗普的31个功能项几乎囊括了神奇故事所有情节中有意义的谓语成分。他还有一个重要判断，认为这些功能项的排列顺序永远是同一的。具体的某一则故事中，行动可以减省，并不需要出现全部的31个功能项，但是，功能项的顺序是不变的，正如撬门行为一定是发生在偷盗行为之前、战斗行为一定是发生在主人公离家外出之后。

既然在具体的一则故事中，31个功能项中的一些是可以减省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故事中有没有一些功能项是必需、不可减省的呢？我曾经以孟姜女故事为例，归纳出9个环环相扣、不可减省的功能项，为了区别于普罗普的功能项概念，我把它们叫作“节点”：“故事的节点网络构成了一个自足的逻辑体系，某个节点被篡改后，必然会发生连锁反应，可能引起故事逻辑结构的全盘崩溃，或者导致原有故事主题的全面消解，因此，节点就成了同题故事中最稳定的因素。而只要故事家不篡改故事的节点，任何相容母题的进入，都不会影响到同题故事逻辑结构的变化。”（本书第三章）由节点以及节点之外的功能项，我讨论了一个故事传播“稳定性”与“自由度”的问题。我想表达的是，从形态学理论出发，我们的故事研究还有许多可做的工作，前人研究的终点，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起点，如此这番，我们这门学科的理论大厦，才会更加高大、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