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 金山

敬告诸梓里，

莫短英雄气，

发财终需遇时期，独系眼前条命否。

运一至，

转贫为富易。

十万腰缠回家里，

天伦叙乐笑微微。

——19世纪中国南方民歌

1868年，许芹和其他两个幸存的堂兄踏上了旧金山的土地，这意味着他们加入了华人赴美的浪潮，彼时这股历史性的浪潮已经时断时续地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像那些在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上工作的华工一样，许芹和他的堂兄发现自己踏上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这个国家因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为他们提供了狭小的生存空间，但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又让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许芹赴美的经历是成千上万名即将在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上工作的华工的缩影，我们也得以了解19世纪中期在美华人生活的艰辛。

这个陌生的国家给许多华人移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们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段经历。[1]1882年，15岁的J.S.卢克跟随叔叔从广东来到旧金山，20世纪20年代，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卢克记得，他和其他1000多名中国乘客一起下船之后就来到了唐人街，发现“那里挤满了中国人……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得不打地铺，因为唐人街没有足够的床位”。据他描述，卢克也新奇地打量着“美国人”，“在我们看来，他们的长相和服饰都非常可笑，看着他们的打扮，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当时生活非常艰辛，“我们都非常穷，许多刚到美国的移民不得不在各个代办行门前晃荡，捡人家扔掉的卷心菜叶、绿菜叶和水果充饥”。中国人只能在“铁路、洗衣店、餐馆和罐头厂找到工作”，卢克回忆说，“在大街上闲逛也很危险，调皮的男童会朝我们扔石子”。

这种暴力行径不过是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在街头的表现而已，19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包括铁路华工在内的所有华人的歧视非常普遍。过去几年，少数华人因为当地的管理失误或出生在美国而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但联邦法律明确禁止华人移民入籍。美国国会于1790年通过《归化法案》，仅授予“自由的白人”入籍的特权，有色人种被排除在外。内战之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1866年民权法案》，并在1868年通过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在美国出生的非裔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公民权”，但是国会并没有修改1790年的《归化法案》以解决其他非白人的入籍问题。

和卢克刚到美国的经历一样，其他刚到旧金山的华人移民也普遍受到虐待和监视。阿尔伯特·S.埃文斯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文学杂志《大西洋月刊》的资深作家，他生动地描述了1869年11月发生的一件事，那大约是许芹来到美国的一年后。

描述来自亚洲的伟大共和国号抵达的场景时，埃文斯宣称，这是他“在美国看到的最奇特的场景之一”。这是一艘长达400英尺（122米）的侧轮桨汽船，是当时最大的在洋航行客船之一。从1867年首次出现在太平洋到1879年被风暴摧毁，仅这一艘船就运载了大约10000名华人到达美国。1869年，它抵达旧金山后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这艘庞然大物本身就让人啧啧称奇，但它运载的东西更让人好奇：5000吨来自亚洲的货物和1300名中国人，其中许多人可能打算来修筑铁路，此外还有数百名欧洲人和美国人。[2]

船只尚未入港，码头上就聚满了围观的服务生、工人、警探和各个部门的政府官员。当时，旧金山的移民入境手续就在码头上办理。旧金山市的警察局长带领着全部手下，“手持警棍和左轮手枪”，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密切观察着这些入境者。[3]100多名“衣着整洁、安静且有绅士风度的”中国商人在码头上等着迎接他们的“货物”，在劳工契约中，他们被称为“货主”。接下来出现的场景绝不会让好奇的白人旁观者失望。

船只靠岸之后，数百名中国人走出船舱，甲板上立刻变得拥挤起来。埃文斯写道：“甲板上一点空间都不剩，全是中国人。”他们“沉默而新奇地”看着眼前这片“新大陆”，待所有其他乘客都下船之后，“身穿蓝衣的亚洲人才开始源源不断地下船”。两个小时之后，他们陆续上岸，耐心地等待着办理入境手续。埃文斯详尽的描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所有中国人“都留着满族人强迫他们剃的辫子头，辫子一直垂到腰间。这种发型看起来与众不同，相当引人注目。他们跳下甲板，肩上扛着一条竹竿，两头拴着被褥、席子、衣服以及我们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用途的东西，”埃文斯继续写道，“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在25岁上下——很少有人在15岁以下，好像也没有人超过40岁——虽然他们的身材没有白种人魁梧，但是非常健康、强壮且充满活力。他们走上码头，就自发地10个人、20个人或30个人聚在一起，负责接待他们的中介机构通过某些我们难以理解的标志来辨认他们，然后安排他们站在码头的不同位置……等待海关人员的查验。”

埃文斯推测，所有人都是“劳动阶层，里面没有学生、小商贩或大商人”。“他们的衣服布料虽然都很粗糙，但是却很干净。崭新的蓝色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马裤，及膝的蓝色棉布长袜，鞋子就是拖鞋或沉重的木屐。”他们都拎着自己的行李，几乎所有人都戴着“用竹子做成的宽檐帽，手持用棕榈叶制作而成的大蒲扇”。

所谓的“中华公馆”是一个以籍贯为基础的在美华人互助协会联盟，非中国人经常误以为它是一个商业组织，这个组织负责接待刚来美国的移民。中国人非常遵守秩序，这给埃文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观察，“在海关工作人员和警察搜查走私鸦片和其他违禁品时，所有人都耐心地等待着，像士兵一样秩序井然”。与赞美中国人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文斯毫不客气地批判了美国政府官员的心胸狭隘和蛮不讲理。埃文斯目睹了他们“毫无根据地滥用暴力”，随手拿起警棍疯狂地抽打中国人。在他眼里，中国人是“最节制、最遵守秩序的一群人”。埃文斯说，如果海关工作人员省去不必要的叫喊和恐吓，办理入境手续的时间就能缩短一半。最后，中国人办理完所有的入境手续，打算前往不远处的华人聚集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唐人街”。有些人乘马车前往，大部分人步行或跑步前往，挑着行李“一个接一个地连着走”。

除了这些人之外，几个突然出现的、衣着艳丽的中国女子也吸引了埃文斯的目光。很显然，她们是远在国内的亲人为在美华商物色的新娘，因为华商已经迈入精英阶层，所以这些女子也与华人劳工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尤其吸引了埃文斯的注意：她和自己的随从走出船舱，他写道，“她的黑色头发被精心地梳成某种发髻，脸上的妆容十分完美，精致得就像某种高雅的艺术”。她的束腰上衣“用天蓝色的绸缎做成，绸缎上还绣着几朵花作为装饰”，她的裤子“是用绣着同样花朵的深蓝色绸缎做成的”，她那“小巧玲珑的双脚上穿着一双精致的鞋子，鞋面用带有金色刺绣的蓝色绸缎做成，鞋底则用抛光的薄木底和白色厚毡毛缝制而成”。她从头到脚都戴着明晃晃的银饰和贵重的宝石，手持“两把扇子，尽可能地遮住自己的脸，不让其他人看到”。埃文斯显然站在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方，能够感觉到她的焦虑。和这位女子一起来的丫鬟护送她找到正在等待自己新妻子的丈夫。不一会儿，十几个年轻的中国女子走下码头，她们可能是签订契约的妓女，被埃文斯笔下的“购买者”带走。这些“购买者”将她们交给“穿着黑色衣服，腰间挂着一串钥匙，面色灰黄的女人”。这些女人就是妓院里的老鸨。这些妓女将“受到可怕的奴役，还要上交肉体交易获取的金钱”。这些妓女穿着样式简单的“丝棉上衣和裤子，涂着俗气的腮红和口红，头上戴着象征着卖淫的花格子棉布手帕”。她们被带到唐人街和旧金山的红灯区巴巴利海岸街后，游荡在那里的中国男性立刻骚动起来。看到坐着妓院马车的妓女经过时，为了吸引她们的注意，这些男性大声喊叫，试图冲上前去抚摸她们或抓她们的手臂。在被带到这座陌生的、令人堕落的城市之前，她们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啊！[4]

埃文斯想要探寻眼前这一场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中国人的到来不仅会对旧金山或加利福尼亚州，而且会对整个美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他预测，在几年之内，“中国劳工问题将瓦解原有政党，促进他们革新和重组，彻底改变几个州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进而影响美国接下来数代人的命运”。那天他在旧金山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东西方终于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这次会面必将意味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5]

自1848年有人在旧金山发现黄金之后，移民加州的华人数量明显增多，这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在外表、社交方式以及语言方面与欧美人有显著不同。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的到来为淘金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实际上，他们的人数不算太多。加利福尼亚州于1850年加入联邦，当时在加州淘金的人多达58000人，其中大概只有500名华人。在相对简单的个人勘探被需要大量雇工的采矿作业取代之后，华人的数量才有了显著增加。从1852年到19世纪60年代初，每年大概都有六七千人来到美国，其中有一半在美国待了几年就返乡了，另一半选择永远留在美国。[6]

最初，美国人还是欢迎他们到来的。1852年5月，加州最重要的报纸《加州日报》将华人描述为“对美国人口有益的增加”，并乐观地预测，“华人儿童将和美国儿童在一个投票站投票，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并和美国人持相同的信仰”。[7]1854年4月，据旧金山的一家报纸报道，近期大约800名华人乘坐沃里斯顿勋爵号从香港抵达旧金山，该州已经有两万名华人，预计还有更多的人陆续抵达。该报接着指出，华人在该州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矿山和旧金山工作的华人，“已经从极端贫困变为相对富裕”。尽管该报认为华人在“智力、品行和能力等诸方面皆明显不如白种人”，但华人已经在美国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白人天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他们适合做主人，但是谁来服侍他们呢？”该州“已经解放了黑奴，印第安人也在迅速灭绝，大英帝国也不再派遣白人劳工，谁来种植并收获农作物呢？”“公路必须要修，铁路马上也要修筑”，但是“这个国家的白人会从事这些职业吗？”“不会！”该报宣称，但华人会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他们“就是这样的民族”。[8]

19世纪中期，尽管各方对抵达美国的中国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这些移民的具体数目，却没有形成广泛共识。1876年，政府针对华人展开了一项联邦调查，关于具体数目的争议也随之而来。其中一个联邦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确定华人在美国的居住范围，以及华人对该国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品质产生了多大影响。在调查之初，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最基本的问题：到底有多少华人居住在美国？政府官员、市民组织和华人组织提供了大相径庭的数字。

旧金山的社会名流查尔斯·沃尔科特·布鲁克斯认为，这个国家仅有67000名华人，但与华人联系密切的最知名的教会领袖之一奥蒂斯·吉布森估计，仅西海岸就有15000名华人。美国的中华会馆在查看了保存完好的花名册之后表明，当时美国有大概148600名华人。联邦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宣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有20万华人，其他成员则宣称，美国有6万、9万、11万或者21万多名华人。仅旧金山一座城市，预计的数字就从春秋季最低的30000人到冬季最高的65000人不等。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白人对此愈加焦虑。[9]

与数字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反华势力一直坚信，尽管美国国会在1862年通过法律禁止美国公民与美国组织参与苦力贸易，但许多华人并不是自愿来美国的，而是受契约胁迫的仆役。加州这片“自由的土壤”并不适合这类人。

不过，新闻记者深入而独立地调查了华人的入境情况，基本证实华人都是自愿来美的。1869年，一篇详尽的新闻报道专门提出了这样一种猜测，即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的华工并非出于自愿。《纽约晚邮报》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以积极维护少数族群的利益而闻名，该报指出，“几乎所有参与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人都是自愿前来的”。他们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自愿签署合同，并没有违反美国禁止苦力贸易的相关法律。该报指出，一名身份不明的美国商人委托一位华商招募工人，的确有很多人自愿签署了合同。合同的基本条款是，雇主预付华工的旅费，并向中华会馆缴纳了一定数目的押金，如果华工在旅途中死亡，这些押金就用来支付遗体运送回国的费用。这为华工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障。作为回报，一些人以不动产作为抵押，另一些人则接受较低的工资来偿还旅费。待还清债务之后，工人们可以“和雇主重新讨论工资事宜或者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往加州的华工就签署了这样的劳工合同。[10]

该新闻报道指出，和被运往古巴和秘鲁的劳工不同，移民美国的华工并非来自“社会最底层”。几乎所有的赴美移民“都受过教育，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因为他们在许多寄回中国的信件中提到了“大量关于美国的信息”，那些跟随他们的脚步来到美国的人“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也知道自己初到美国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华工来美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挣钱和积累财富，“如果想留在美国，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拥有自己的土地，做一门属于自己的生意”。这位记者提供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也得到了当时其他可信描述的证实。[11]

尽管如此，争议并没有消弭。争议的核心是，当时美国的中华会馆拥有一套严密控制和剥削华工的体系。[12]这一体系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为了满足华人移民的需要、为新移民提供帮助和解决华人内部的纷争，华工的领导者们开始成立一些组织。虽然这些组织被华商控制，但并不是商业组织，而是一种互助组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会馆，负责维护来自同一地区的华人的利益，一般是广东的各县市。出于生意上互助的需要，广东商人经常在中国境内成立类似的会馆，但在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其形式和功能都发生了改变。和中华会馆有过接触的移民和美国人都对这些组织和组织的宗旨大加赞赏。[13]

不过，不熟悉中国人及其处事方式的美国人可能仍会感到不安和怀疑。对于一些人来说，中华会馆不仅是一个神秘的组织，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邪恶的组织。美国的恐华人士经常指控中华会馆为“奴隶主”，这一指控极具煽动性。他们声称，“中华会馆就是一个他们自发组织的专制政府”，与美国的价值观格格不入。[14]

多年来，该组织一直为自己辩护，与华人有广泛接触的学识渊博的美国白人，包括在中美两国与华人长期接触的白人基督教牧师也为中华会馆辩护，驳斥这些无端的指责。比如受人敬重的威廉·斯皮尔和奥蒂斯·吉布森，奥蒂斯·吉布森在福州工作了十几年，直到1865年才返回美国，与加州的华人有广泛的接触。他公正地谴责那些不道德或残忍的行为，如强迫年轻的中国女子卖淫。但是他们也为中华会馆辩护，指责无端的诽谤。吉布森旁征博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写道：“为什么数百名在美国的学识渊博的中国基督徒不断声称，除了妇女之外，他们的同胞在美国从未遭受过奴役或受到契约的胁迫？”他语气夸张地提出这个问题以强调自己的观点，吉布森宣称，“所有赴美的移民都是自愿的”。[15]

来自台山的梁库克是一个小店主，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一条商业街上拥有一家店铺。1876年，他在给加州调查委员会做证时，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华会馆。他曾担任中华会馆最大分馆宁阳会馆的馆长，根据他的记述，该组织成立于1853年，那时候华人赴美的移民潮刚刚开始，他们听不懂一点儿英语，对美国的习俗一无所知，“不管是就业还是去任何地方”，他们都急需帮助。他说，中华会馆的唯一目的就是“照顾赴美的中国人”。据他估计，在中华会馆登记在册的华人总共75000人，因为许多人返回了中国，所以实际人数应该在三四万左右。他通过翻译用自己的话描述了中华会馆的宗旨：

当同胞来到加州时，我所在的会馆会照顾他们，支付他们的食宿费用。之后，会馆会向每个人收取5美元，用来清偿会馆之前为他们支付的预付款、食宿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支付这5美元之后，他们会得到一张纸条或凭证，然后他们就可以买票返回中国。如果有同胞生病、陷入贫困或遭遇不幸，会馆都会给他们汇去5美元并签发凭证。如果一个人借债被会馆发现的话，就不会给他签发凭证，但如果债务人太穷了，无力偿还债务，那也会为他签发凭证，帮助他返乡。[16]

因为宁阳会馆的馆长每年都会更换，因此梁库克只担任了一年馆长就卸任了。他的一项职责是帮助同胞收取来自家乡的信件，另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把死去同胞的遗体运送回国。他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人非常看重死者的遗体，当一个人去世之后，他们负责将他的遗体运送回国，交给他的亲属。一方面表示对亲属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方便亲属凭吊。”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中国的习俗。”其实，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习俗，更重要的是为那些远离家乡的游子提供某种精神慰藉，尤其是那些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的铁路华工。数年来，该会馆尽职尽责地将数千名在美去世的华工的遗体运送回国，让他们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安眠在故乡的土地上。

19世纪，中华会馆帮助了包括许芹在内的成千上万名赴美移民，帮他们度过了在一个新国家的过渡期。他们也用自己的存在、劳动和商业头脑塑造了这个国家。早期，华人移民曾在旧金山市中心建立了一个由商业、住宅、商店、会馆、戏院、赌场和寺庙组成的复杂社区。旧金山的唐人街是在美华人的“首都”，它依然位于最初的位置。虽然地震和火灾改变了这个港口城市的景观，但华人社区保存了下来，并为探寻铁路华工过去的生活轨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时，卡尔顿·E．沃特金斯是加州最杰出的摄影师之一。在铁路线竣工后不久的1871年，他在旧金山的蒙特马利街开了一家摄影馆。这家摄影馆距离唐人街只有几个街区，他雇佣了几个中国人来处理立体影像或其他图像，他的员工也经常拍摄中国人。沃特金斯摄影馆现存的照片中，有30多张是以华人为主角或部分主角的。

沃特金斯照片中的旧金山华人一般都在唐人街的商店、寺庙、餐馆和烟馆里。其中最著名的两幅照片拍摄于19世纪70年代。《旧金山的中国女子》展示了两个穿着丝质长袍的美丽女子，她们坐在一间阳光充足的房间里，房间里摆放着中国南方地区常见的硬木家具，墙上挂着传统的弦乐器和书法作品。照片只拍到了书法作品的一部分，但这些优雅的字迹足以表明房间的主人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房间的布置显然超出了大部分欧美人的想象。图片中的女子可能是母女关系，气氛比较舒适安逸。她们没有裹脚，证明她们不是客家人就是满族人，这两个族群没有裹脚的习俗。从穿着上看，她们所在的家庭应该比较富裕。她们手持彩扇，戴着玉镯和玉环，她们之间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杆烟枪。从移动的光影判断，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沃特金斯在同一间房间拍摄了另一张照片《旧金山的中国演员》，这幅照片展示了一个穿着做工精美的京剧服饰的中国男子。这套服饰用颜色艳丽的丝绸制成，又用红、蓝和金线刺绣，因此闪着耀眼的光芒。他很有可能在内华达山区为铁路华工表演过，或者铁路华工曾来旧金山观看他的演出。他身后的台桌上摆放着一尊布袋佛的雕像，在中国，布袋佛代表着好运和幸福。盛开的水仙花和柑橘类的水果，或许是柚子，表明拍摄时间是1月底2月初的春节期间。[17]

早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旧金山的华人摄影师就因为作品出众而广受赞誉。1854年，旧金山的一家报纸就曾报道了一个名叫周贾的华人的摄影作品。他经营着一家摄影馆，为华人男女拍摄照片，不过他的作品好像没有保存下来。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至少有16位华人艺术家或摄影师在旧金山拍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黎墉，至少从1867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一直从事摄影和创作肖像画的工作。[18]

尽管黎墉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谜，但他留下来的摄影作品显示，他拍摄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华人，还包括一些在旧金山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华工在铁路上工作，他用少许当时流行的“名片照”和“橱柜卡”[19]展现了那些年里中国人的鲜明形象。和那一时期非华人拍摄的作品不同，黎墉的摄影作品并没有给人一种“民族志”的感觉，也就是说，他的摄影作品主要是为拍摄对象服务的，并没有刻意展示一些外来的、异国情调的东西供他人欣赏或学习。民族志式的拍摄手法通常会挑选一个明显不安的拍摄对象，他通常避免直视相机洞察无遗的镜头。相比之下，黎墉的照片都是在他位于唐人街中心的摄影室里拍摄的，照片里的华人看上去都很放松，甚至因为受到关注而显得很兴奋。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同胞来为自己拍摄照片。[20]

在他拍摄的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中，一位中国男子坐在一张中式的木椅上，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盆盛开的水仙花。他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展现出了一种自信和力量，甚至让人望而生畏。他穿着一件黑色丝绸束腰外衣，戴着一顶当时在城市生活的华人时兴的宽边帽。黎墉在同样的场景中拍摄了一名女性的照片，她打扮得十分优雅得体，梳着漂亮的发髻，直视镜头时显得很自然，眼神沉着而世故。在另一张照片中，一位自信的中国男子手持一朵花和一本书，桌上的书架上还放着类似中文出版物的东西。他的头饰、衣着和举止都显示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黎墉镜头下的中国人都个性鲜明，显得仁慈而有品格。[21]

摄影并非黎墉表现自己情绪的唯一方式，作为一名辩论家，他与同胞合作撰写了一篇驳斥反华论调的声明，这篇思维清晰、逻辑严谨的声明让他名声大噪。1873年，在从事摄影工作的同时，黎墉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和其他四位同胞合作撰写了一份声明——《以华人视角看待中国问题》。这篇雄辩的声明将矛头直指“美国人民”，后来由奥蒂斯·吉布森翻译并在旧金山市议会上宣读。他愤怒地要求按照国际条约和人道主义精神，公平地对待在美华人。他为自己的同胞辩护，称他们都是“温顺而勤勉的人”，“在铁路线上埋头苦干”，为美国西部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和其他撰写者抗议美国人对“在美同胞”的“严重的歧视行为”，并辩称如果对中国人的虐待不停止的话，中美之间的条约就应该废止。所有美国人都应该离开中国，而所有中国人也应该离开美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用这句古老的箴言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几年之后，也许黎墉践行了他在声明中提出的方法，离开旧金山返回了家乡。[22]

许芹、J.S.卢克和不计其数的铁路工人初次踏上加州的土地时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华人社区，而像黎墉这样居住在旧金山的华人的摄影作品或文学作品，为我们窥探这些社区提供了一个多彩的视角。《大西洋月刊》的资深作家阿尔伯特·S.埃文斯也进行了相关报道，1869年，当伟大共和国号汽船抵达旧金山时，他对华人移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饮食进行了生动而详细的介绍。从货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包括爪哇的咖啡、鞭炮、大黄、丝绸、茶叶和其他广东人喜欢的食品：成吨的大米、鱼干、墨鱼、“鲨鱼的鱼鳍、蜜饯、咸瓜子、烤鸭、精选的鸭蛋、咸菜芽、甘甜的香橼、枣、橙子、姜、熏制的牡蛎和100多种其他的食物以及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远离旧金山的铁路华工也能吃到这些来自家乡的爽口美食。[23]

另一位对中国赴美移民进行敏锐观察的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兼作家丹尼尔·克利夫兰，他最近刚来到加州。华人越来越多地涌入加州，促使他进行了几项关于华人进入加州以及对整个国家影响的研究。他将其中的一份报告寄给了美国驻华大使，大使觉得这份报告中的观点非常有见地，就转交给了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克利夫兰撰写的这份私人报告用词谨慎、实事求是，而且明显对中国人报以同情。他谴责了各地方对华人的暴力行径以及社会和法律层面对他们显而易见的偏见，他认为应该公正地对待华人，这将大大有益于国家。克利夫兰随后对加利福尼亚的华人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形成了一份长达400页的报告，他想出版这份报告，但最终未能如愿。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手写稿中包含了许多敏锐的第一手观察资料，例如对1868年末到1869年初的某个时间点，华人在旧金山登陆场景的详细记述。[24]

在克利夫兰的描述中，华人受到的待遇比许芹所经历的以及埃文斯观察到的残酷得多，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根据克利夫兰的报告，船只到岸之后，在华人移民下船之前，签订劳工合同的雇主和他们的代理人就涌上船只，让乘客分类站好。克利夫兰写道，那些通过“赊单制”才得以来到美国的乘客，必须用未来的工资来支付旅费的本息，“他们像奴隶一样被白人雇主占有，直到整个旅途结束，最后安全交给铁路公司之前，他们一直受到密切监视”。其中的一个场景让他尤为震惊：

我曾经见过一位黑白混血儿，他是船上的一名士官，或许他之前也是奴隶，现在他利用旅途中小小的权威，对华人发号施令。他残忍地虐待他们，看着那些无助的华人屈服于自己的淫威，他似乎还十分享受。无精打采的华人漫无目的地在拖船的甲板上挤作一团，像无助的羊群一样任人虐待和禁锢，这是一幅悲惨而绝望的画面。一群铁石心肠的白人手持重棒，像雨点一样打在华人身上，他们时刻监视着华人的动向，以防他们逃跑。

克利夫兰继续写道，白人雇主直接用小船把他们从旧金山海湾运送到上游的萨克拉门托，紧接着被塞进火车车厢，车厢门关闭之后，白人监工还在外面上锁，以防他们逃跑。克利夫兰写道：“即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密的监视和如此残酷的虐待。”他说，在旅途中，一些华人成功地打开车厢跳车逃跑，但是却不幸摔死，其余的人必须在中央太平洋铁路线上像奴隶一样工作，相比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这只是个悲惨的开始。

每一个中国人，包括那些铁路华工的移民经历都各不相同。从新闻报道和流传下来的回忆录我们得知，像许芹这样的人，他们在旅途中是兴奋的；像卢克这样的人，在进入新的国度、见到不同的人时，仍能保持幽默诙谐；对于另外一群人来说，移民美国就意味着噩梦的开始，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不过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人为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J.S. 卢克，1924年8月13日，《种族关系调查》，第27箱，182号，胡佛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

[2] 阿尔伯特·S.埃文斯，《从东方直达的邮轮》，《大西洋月刊》，1869年11月，第542-548页。后来这篇文章又收录于埃文斯的《上加利福尼亚》。其他描写中国人抵达美国的场景可见《日本人的到来》，《旧金山纪事报》，1869年11月23日；另可参阅奥蒂斯·吉布森，《在美华人》（辛辛那提，希契科克&瓦尔登出版社，1877年版），第45页。

[3] 几十年后，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移民的经历将大为不同。从1910年到1940年，中国移民在旧金山海湾的天使岛接受了移民局严厉的审查和讯问，这个岛素来以严厉审问移民著称。

[4] 埃文斯认为，这些不幸的女性都出自广东地区的船民——疍家（《从东方直达的邮轮》）。

[5] 同上。

[6] 《加州华人史纲要》，第18卷，第30-36页。

[7] 玛丽·罗伯茨·柯立芝，《华人移民》（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09年版），第21-23页。

[8] 《加州每日纪事报》，1854年4月22日。

[9] 《联合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国移民的调查报告》（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877年版），第44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10-12页，402页，459页，513页和518页。虽然关于19世纪在美华人的具体数目至今仍无定论，但截至19世纪末，在美华人数量最多时也未超过119000人。美国人口普查，《〈排华法案〉期间亚洲人口比较》，http://www1.udel.edu/readhistory/resources/2005_2006/summer_06/hsu.pdf（存取日期2018年3月9日）；另可参阅《加州华人史纲要》。

[10] 《中国人是自由移民》，《马萨诸塞侦察报》，1869年7月30日，第二版；参阅雅各布·P. 利斯论文集中的《华人契约工》，加利福尼亚历史协会档案；另可参阅雅各布·P. 利斯和阿福诺，《一位加州商人与华人移民签订的劳动合同》，美国社会历史项目，https://herb.ashp.cuny.edu/items/show/789（存取日期2018年3月21日）。在广州江门的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收藏着一份贷款协定，这份贷款协定是一位移民为了获得前往海外的旅费，与当地的一个组织签订的。这份贷款协定收录于约瑟夫·吴，《创业精神：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1861-1899年》（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历史系，2018年），第111-112页。

[11] 《中国人是自由移民》，在当时的美国，最了解中国的人当属S.威尔斯·威廉姆斯，他以牧师和美国官员的身份在中国生活多年。1877年，他成为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他在《华人移民》（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1879年版）这部书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和个人证词，证明华人是自由移民，应该得到和这个国家的其他移民同等的待遇。

[12] 张素芳，《对黄金的追求：美国西部的华人矿工和商人》（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3页。关于中华会馆的历史，参阅麦礼谦，《成为华裔美国人：一部社区和组织史》（核桃溪，加利福尼亚州，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4年版），第3章。

[13] 谭碧芳、张少书和麦礼谦编著，《淘金热以来的美籍华人的声音》（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5页；秦玉成，《文化冲突：华人传统的故乡情结与排华运动》（拉纳姆：美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55页；另可参阅理查德·科尔、加布里埃尔·钦，《从历史意识的边缘出发：华人移民和美国法律史》，《法律与历史评论》（1999年夏），17:2，第325-364页。

[14]  20世纪60年代，冈瑟·巴思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心酸的历史》中重现了19世纪美国的反华浪潮，关于这一历史性的争论富有见地的实质性讨论，可见秦玉成，《百年之谜：中华会馆在19世纪劳动力输出中的角色》，《美国东亚关系期刊》（2003年秋冬刊），第225-254页。

[15] 《在美华人》，第259页，第333-345页。

[16] 梁库克在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词，《华人移民：华人移民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影响》（萨克拉门托，国家印刷局，1876年版），第64-66页。另可参阅1924年7月28日，就中华会馆问题对龙东的采访，《种族关系调查》，第27箱，171号，胡佛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

[17] 卡尔顿·E. 沃特金斯，《旧金山的中国女子》（编号2001125）和《旧金山的中国演员》（编号2001124），收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图书馆。关于沃特金斯有关中国的摄影作品，可参阅http://www.carletonwatkins.org/search.php?keyword=chinese&v=list&c=25&s o=1&tmrg=n&smode=OR&ex（存取日期2018年7月10日）。

[18] 彼得·E. 帕姆奎斯特，《华美的细节：陈丹尼收藏的美籍华人的照片》，《面对镜头：陈丹尼收藏的美籍华人的照片》（旧金山，美国华人历史协会，2001年版），第8-17页。19世纪60年代，旧金山著名的布拉德利和鲁洛夫森摄影工作室雇佣了中国人冯诺、冯亚仙和阿秋。冯诺懂得化学方面的知识。沃特金斯也雇佣了一些中国人，其中有一个叫阿笛的人，1873年，他帮助沃特金斯制作立体照片。张少书、马克·迪恩·约翰逊和保罗·凯尔瑟姆，《美国亚裔艺术发展史，1850-1970年》（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第469-470页。

[19] “名片照”流行于19世纪60年代，大小为54mm×89mm；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橱柜卡”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像摄影形式，大小为108mm×165mm，因通常放在橱柜上而得名。——编者注

[20] 将黎墉的作品与旧金山其他著名摄影师，如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布拉德利和鲁洛夫森拍摄的照片进行比较。参阅收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图书馆编号为2015087、2015037和2015085的照片。

[21] 参阅收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图书馆编号为2015070、2015071和2015072的照片。

[22] 黎墉、杨凯、阿叶、赖宽和庄龙，《以华人视角看待中国问题》，由奥蒂斯·吉布森翻译（旧金山：库维尔出版公司，1874年版），第1-3页，后收录于《在美华人》，第285-292页。

[23] 《从东方直达的邮轮》，埃文斯出生于哈德孙河河谷地带，在移居旧金山之前，曾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短暂地担任过市长一职。克拉伦斯·艾伦·麦格鲁，《圣地亚哥市和圣地亚哥县：加州的诞生之地》（旧金山：美国历史协会，1922年版），第106-107页。

[24] 丹尼尔·克利夫兰，《中国人在加州》，未出版的手稿，《丹尼尔·克利夫兰手稿，1868-1929年》，编号72175-72177，亨廷顿图书馆，加州圣马力诺市；另可参阅1868年5月27日，丹尼尔·克利夫兰写给本森·H. 洛辛的信，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MSSC-B858；1868年7月21日，克利夫兰写给J.罗斯·布朗的信，1868年7月24日，布朗在写给西沃德的信中随附了这封信，《外交函件》，见《总统对第40届国会第3次会议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附属外交事务文件》第530-544页。手稿中专门拿出一个章节描写铁路华工的工作和生活，这部分内容构成了该书后面的一个章节。这部分手稿大约完成于1869年初，那时普罗蒙特里峰庆典尚未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