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取巴蜀茗饮始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顾炎武的判断是基本符合茶饮的历史发展规律的。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唐代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一章，也只是大概推测，茶的饮用，肇始于神农氏，听闻于周鲁公。

饮茶始于神农氏，作为传说尚可，但其历史事实，却无法考证。因为在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茶的记载。而“闻于周鲁公”，恐怕也是陆羽认知的错误。周鲁公是谁呢？周鲁公是西周时期的周公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因被封于山东曲阜，故称为周鲁公。茶饮和周鲁公又是怎样关联上的呢？传说《尔雅》一书，为周鲁公所写，而《尔雅·释木第十四》最早记载了“槚，苦荼”。事实上，《尔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或两汉之间，故陆羽提出的“闻于周鲁公”，就属于认知上的错误。

不仅如此，陆羽的“齐有晏婴”，以及《茶经·七之事》引《晏子春秋》曰：“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此“茗菜”，在现存的《晏子春秋》各种版本中，都为“苔菜”。而苔菜，是紫堇菜的别名，并非是茶。综合上述内容，排除陆羽误引的“闻于周鲁公”与“茗菜而已”两条文献，基本可以认为：在周朝以及其后的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无法觅到关于茶饮的确凿的任何文字记载。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顾炎武的判断是基本符合茶饮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之策攻蜀，大破蜀军于葭萌关，古蜀国灭亡。不久之后，秦军又灭了巴国，从而实现了“先灭蜀，继灭楚，而得天下”的战略构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由丞相李斯负责，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政策，在秦国原有大篆籀文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简化，创立了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来使用，与此同时，也废除了原来六国的文字。只有当全国具备了规范统一的文字，消除了过去六国各自为政的文字混乱状态，关于茶饮的可辨识的文字记载出现，才会在未来成为可能。

商周时期的无釉白陶器

秦国征服了巴蜀地区并统一六国之后，巴蜀地区的饮茶习俗，始才具备了向外传播的必要条件。随着秦人东破荆州，南下江陵，饮茶习俗便逐渐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扩散。两汉时，茶已传至荆楚大地。三国时，江南及江淮一带饮茶之风，已颇具气势。如西晋张孟阳诗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六清，即是古代招待宾客的六种饮品，具体为水﹑浆﹑醴﹑凉﹑医﹑酏。

最早可能出现的茗饮之事，根据顾炎武的推测，大约应在秦朝统一之前的战国末期。而真正有据可考的饮茶记载，则出现在西汉（公元前59年）王褒的《僮约》一文里。其中的“烹荼尽具”“武阳买荼”，则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我国的饮茶习俗，至少在西汉的四川彭山业已确凿存在。若再向前追溯，则缺乏翔实可靠的史料支撑。清代郝懿行在《证俗文》中写道：“茗饮之法，始见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诧，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从《僮约》的“牵犬贩鹅，武阳买荼”与“杨氏担荷，往来市聚”，基本可以证实，在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四川已经建立了可以自由交易的茶叶市场。西晋傅咸的《司隶教》记载：

汉代鸟头形柄杯，高10厘米，宽9.6厘米，口径4.1厘米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陶鬲，古老的炊器

“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蜀妪能在南市售卖茶粥，则证明在当时的蜀地，饮茶已为寻常百姓事。此茶粥，是否如今天用新鲜茶叶与食物先擂后煮出的擂茶，也未可知。

西汉的司马相如、王褒，还有同时代的扬雄，均为四川人，他们都是茶之重要的记载者与时代见证人。西汉扬雄的《方言》有记：“蜀西南人谓茶曰蔎。”

西汉王褒的《僮约》称“烹荼尽具”，东汉至三国时期成书的《桐君采药录》记载：“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晋代郭璞的《尔雅》注说：“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综合西汉至两晋屈指可数的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判断，从史前到晋代，此时的饮茶方式，主要为烹饮、煎饮或煮作羹饮等。

为什么两晋之前的茶饮方式，主要为烹饮、煎饮或煮作羹饮呢？首先，是因为当时的饮食器具比较简陋，饮食还是以蒸煮为主。其次，是由当时的饮食习惯所决定的。根据《桐君录》记载：“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通过现代茶叶的科学研究，我们能够明白，凡是经过煎、煮的茶，往往会浓度较高。如果兼顾到口感的甜美而不苦涩，最恰当的采茶方式，就是应当撷取咖啡碱与茶多酚含量较低的成熟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