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相学事春茶

《茶经》问世之后，在唐代以降的诗文里，才有了对茶之色、香、味、形、韵等更多的关注和描述。

开元（713—741），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前后历时29年。唐代天宝年间进士，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禅师是禅宗北宗一派神秀的弟子，北宗修禅讲究渐悟，需要“时时勤拂拭”。禅修打坐时，为了“务于不寐”，就会允许僧人饮茶提神。尔后，随着北宗禅法，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北方各阶层的传播，饮茶习俗从此转相仿效，推动了饮茶在北方的快速普及。如《封氏闻见记》所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文中的“邹”，是今山东邹城、济宁一带；“齐”是今山东济南、淄博一带，唐代时，济南又称齐州；“沧”是今河北沧州、天津一带；“棣”为今山东无棣、惠民一带；京邑，则是指今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一带。

唐代陆羽的《茶论》，大约是在安史之乱前后完稿，之后，便在民间以四幅或六幅挂图的方式争相传抄、参阅。陆羽在《茶经·十之图》中记述道：“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

在陆羽的《茶论》（后世谓之《茶经》）不断传抄过程中，茶道大家常伯熊，大概是在《茶论》的争相悬挂、阅示阶段，对之进行广泛润色与修改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其间，还应该存在着多人、多环节的辗转传抄、刊印等错误，才会造成今天《茶经》的版本复杂、文字讹误衍脱，甚至部分章句文理不通，乃至不知所云等问题。晚唐，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云：“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之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皮日休是湖北天门人，与陆羽是同乡。皮日休所见所记，应该是真实的历史，温从云与段磶之都曾在陆羽的《茶论》传抄过程中，补充、增订过茶事数则。

唐代环柄杯，高9.5厘米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陆羽的《茶经》问世、禅宗对北方饮茶习俗的推动，以及常伯熊等人的参与，使得中国内地“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少数民族地区“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封氏闻见记》）。当朝野上下饮茶难舍斯须，嗜好尤甚之时，整个社会对茶的数量与品种的需求，自然会成倍增加。《封氏闻见记》对此又写道：“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这说明，自秦汉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中心递次向东南、向北方的转移，江南、淮南等茶区已崛起为中国产茶的重镇。唐代杨晔的《膳夫经手录》，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写道：“至开元、天宝年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由此可见，所谓的“茶盛于唐”，是指茶盛于唐代中期。唐代中晚期以降，从陡然突增的茶诗与茶文数量，最能客观直白地反映出这一点。从唐德宗建中元年首次开征茶税，也能窥见茶叶生产发展之迅猛。

“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这是世界上首部食疗专著《食疗本草》对饮茶的建议。而在公元659年，由苏敬主持编纂的中国首部药典《唐本草》中，对饮茶的主张，则是“作饮，加茱萸、葱、姜良。”虽然在唐代初期，蒸青绿茶已经诞生，但是，此时对绿茶的审美，可能还尚未建立。因为从孟詵的食疗专著及国家首部法定药典中，我们所看到的权威、标准的饮茶方式，仍是加入淀粉类、茱萸、葱、姜等辅料的煮饮，而茶的滋味、汤色、叶底、香气等，基本没有得到突出与体现。在《茶经》成书之前，最早写到茶香的，大概就是诗人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中的“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而最早描写茶色的，要数岑参的“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在陆羽的《茶经》问世以后，其黄色的茶汤、隽永的滋味、至美的馨香，以及汤花的“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绿茶审美的建立。这也是为什么在《茶经》问世之后，在唐代以降的诗文里，才有了对茶之色、香、味、形、韵等更多的关注和描述的重要原因。

唐代三彩杯，高4.8厘米，口径8.5厘米

唐代带柄白釉杯，高4.7厘米，宽6.3厘米，口径5.1厘米

早期茶叶利用的朴素羹饮，决定了茶叶的采摘标准，会相对粗老些，煮出的茶汤，才不会过于苦涩和刺激。在《茶经》问世之前，很少有人关注春茶与品质的密切关联，因此，晋代《荈赋》采摘的是秋茶，郭璞记载的是“冬生叶”。当绿茶的审美建立以后，陆羽在《茶经·之造》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宜采春茶的概念，“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不仅如此，陆羽还准确点出了“火前茶”的概念。在《茶经·之略》中有记：“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时，于野寺山园，丛手而掇，乃蒸，乃舂，乃拍，以火乾之。”火前，即明前。因为古人在寒食节，有禁火三日的习俗，三日内不能生火做饭，故称“寒食”。把清明节之前一日，定为寒食节。

当春茶可观可赏、品质最佳的观念，逐渐建立以后，唐文宗在太和七年，便废除了冬季制茶的做法。据《旧唐书》记载：“吴蜀贡新茶，皆于冬中作法为之，上务恭俭，不欲逆其物性，诏所供新茶，宜于立春后造。”从此，春茶变得越发贵重。晚唐，刘禹锡在《代武中丞谢新茶第一表》中才有“采撷至珍，自远爰来，以新为贵，捧而观妙，饮以涤烦”之语。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中，才能发出“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之慨叹。在从此之后的诗文中，才能读到白居易的“绿芽十片火前春”，以及韩偓的“一瓯香沫火前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