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达尔文和我们

《物种起源》中几乎没有提到人类。但这本书显然威胁到了《圣经》对人类起源的解释，以及我们聊以自慰的信念——人类不仅仅是动物。放大这些问题可不会为查尔斯·达尔文带来什么好处。他只是在书的最后一章结尾简单地提出，进化科学将“照亮人类起源和历史的研究前景”。在同一段中他还大胆指出，“在遥远的未来”，心理学研究“将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1

这个“未来”确实遥远。1960年，即《物种起源》问世101年后，历史学家约翰·C.格林（John C.Greene）指出：“（如果达尔文可以看到100年来科学界对）人性特征起源这一问题的探索，他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相比他自己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的思考，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至今几乎毫无进展。如果达尔文听到牛津大学人类学实验室J.S.韦纳（J.S.Weiner）研究员的描述，他一定会更加沮丧。韦纳认为‘这一领域充斥着各种困惑，对于人性问题我们还没有什么来自进化视角的洞见’……目前的流行观点认为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类是一种可以传播文化的动物，如果达尔文活在当下，他可能会察觉到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在逐渐回到进化论出现之前的时代，即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存在绝对差异。”2

就在格林这段话发表几年后，一场革命开始了。1963—1974年间，四位生物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共同完善并拓展了自然选择理论。这些观点大大加深了进化生物学家对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行为的理解。

一开始，这些新观点与人类的关系还很模糊。生物学家们可以自信满满地讨论蚂蚁自我牺牲行为蕴含的数学法则或鸟类求偶活动背后的隐藏逻辑，可是谈及人类行为，他们即使有些想法，也只是凭空推测。当时有两本阐述和宣传新观点的著作问世——E.O.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1975）和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1976），可这两本划时代的著作很少谈及人类。道金斯几乎完全避开了这个话题，威尔逊关于人类的讨论则仅限于最后一章——只有28页（全书575页），内容单薄，且以臆测为主。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关于人类的研究视角逐渐清晰。一些学者将威尔逊所谓的“新的综合”引入到社会科学，试图掀起该领域的一场革命，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队伍逐渐壮大。这些学者用改良后的新达尔文主义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并通过实验数据来检验自己的假设。失败在所难免，但也有人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处于劣势的少数派（有时候他们私下似乎以此身份为傲），但已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人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权威期刊纷纷刊出这些学者的文章，而在10年前，他们只能在具有明显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新兴期刊上发表文章。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虽然步伐缓慢，但方向确定无疑。

这里的“世界观”正是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观。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像量子物理学或分子生物学一样，是一套科学理论与事实；与它们不同的是，新达尔文主义理论还是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方式。一旦真正理解这一理论（它比量子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更容易理解），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就会被完全颠覆。

新观念所涉及的问题涵盖从世俗到精神的各个领域，几乎涉及所有重要事物：浪漫、爱情和性（男人和/或女人真的天生适合一夫一妻制吗？什么样的环境会使他们更适合或更不适合一夫一妻制？），友谊和仇恨（办公室政治，乃至广义的政治，背后的进化逻辑是什么？），自私、自我牺牲和内疚（自然选择为什么给了我们强烈的内疚感，即所谓的良知？它真的指引“道德”行为吗？），社会地位和趋炎附势（等级制度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吗？），男女在友谊与志向等方面的不同倾向（我们会受困于自己的性别吗？），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与战争（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地将一大群人排除在我们同情心之外？），欺骗、自欺和潜意识（理智上的诚实存在吗？），各种精神病理学（抑郁、神经质或偏执是“自然”的吗？如果答案是“是”，这会使它们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吗？），兄弟姐妹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为什么兄弟姐妹之间不能只有爱？），父母对子女造成心灵伤害的巨大能力（他们真正在乎谁的利益？），等等。

一场平静的革命

秉持新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反抗一个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说，这个学说认为生物性并不重要——人类心智独特的可塑性与文化的独特力量一起切断了人类行为的进化根源，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性在驱动人类行为，反而是行为会驱动本性。正如现代社会学之父埃米尔·涂尔干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所言，人性“仅仅是一种不确定的材料，为社会因素所塑造并转化”。他说，历史证明，即便是性嫉妒、父亲与子女之间的爱这种深刻的情感“也不是人性所固有的”。从这个观点看，人类心智基本上是被动的，它就像一个水池，随着人的成熟，当地文化就像水流一样缓缓注入，心灵水池本身无法限制文化水流的内容。人类学家罗伯特·洛伊（Robert Lowie）在1917年写道：“心理学原理无法解释文化现象，就像引力无法解释建筑风格一样。”3即便是专注于人类心智研究的心理学家，也常常将心灵描绘成一张白纸。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为主义主导着心理学，它的主要观点包括：人们习惯去做那些能得到奖励的事情，而不会去做那些招致惩罚的事情，因此是无形的心灵被赋予了形式。在B.F.斯金纳1948年的乌托邦小说《瓦尔登湖第二》中，通过严格执行正面与负面强化，人们可以消除嫉妒、猜忌和其他反社会冲动。

这种人性观认为人性可有可无，现代秉持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称之为“标准社会科学模型”。4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学学过这种观点，有些人多年之后才开始对其产生怀疑。当怀疑积攒到一定程度后，达尔文主义者开始反抗了。

从许多方面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与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描述的“范式转变”相吻合。以年轻学者为主的新群体向前辈们坚守的世界观发起了挑战，他们遭遇到顽强的抵抗，但坚持不懈，最终新思想蓬勃发展。然而，这看似典型的代际冲突却具有一丝独特的讽刺意味。

首先，这场革命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各式革命者固执地拒绝以一个单一、简单的名称称呼自己，然而有了统一的名称才更容易举起革命的大旗。他们一度有过一个统称——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这是威尔逊提出的一个恰当表述。但威尔逊的书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指责他的书蕴含邪恶的政治企图。对“社会生物学”的讽刺漫画比比皆是，这个词被污名化了。在威尔逊界定的“社会生物学”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开始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标签。5虽然他们都信奉着同一套简洁明晰的学说，但却有了不同的名字，比如行为生态学家、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进化精神病学家等。人们有时会问：社会生物学到底怎么样了？答案是，它没有消失，而是潜入地下，在那里逐渐侵蚀传统学派的根基。

这场革命的另一个讽刺之处也与以上问题息息相关。事实上，新观点让守旧者最厌恶和最恐惧的地方往往并不是新观点本身的内容。从一开始，人们对社会生物学的攻击就是本能反应——与其说他们在指责威尔逊的著作，不如说他们指责的是达尔文主义的历史。毕竟，进化论在涉及人类事务方面有着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政治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随后为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冷酷无情的资本家所利用。大约在同一时期，达尔文主义还就行为的遗传基础问题产生了一些过于简单的观点——它们助长了政客对达尔文主义的滥用。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导致许多学者和外行人对达尔文主义的认识一直非常粗浅与刻板——无论是知识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有些人以为达尔文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也因此遭受了同样的误解。

无形联盟

例如：新达尔文主义经常被误以为是一种贯彻社会分层的理论。在20世纪初，人类学家偶尔会谈及道德进步无望的“野蛮人”或“劣等种族”。对于很多辨别力不足的观察者来说，这种态度看起来完全符合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同时也符合后来的种族优越论——其典型代表是希特勒。但今天的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在审视不同文化时，他们强调的是不同文化的深层一致性，而不是表层差异；他们关注的是在各种疯狂仪式和习俗的遮蔽下，那些反复出现的家庭、友谊、政治、求爱和道德结构的模式。他们相信人类的进化设计可以解释这些模式：为什么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都在意社会地位，而且通常比他们想的还要在乎；为什么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都爱聊八卦，而且八卦的事情还相同；为什么在所有文化中，男女两性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倾向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内疚感，而且产生内疚感的情境都差不多；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深厚的正义感，乃至在生活中都信奉“善有善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格言？

重新发现人性竟然需要这么长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奇怪。人性无处不在，却又被我们视而不见。我们总是把生命的基本元素视为理所当然，包括感激、羞耻、悔恨、骄傲、荣誉、报复、同理心与爱等等；就像我们把呼吸空气、自由落体以及地球上的其他标准特征视为理所当然一样。6但事情本不必然是这样。假想一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上述特征的星球上，或者生活在一个不同种族有不同情感模式的星球上，可事实上我们没有。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越是仔细观察世界各地的人，就越是震撼于那张束缚着所有人的紧密而错综的人性之网，同时也越想了解那张网到底是如何编织成的。

新达尔文主义者即使关注差异——无论是群体间的差异还是群体内的个体差异——通常也不倾向于从基因差异角度来解释差异。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认为，世界上虽不可否认地存在多元文化，但它们是单一人性对不同环境做出回应的结果。进化论揭示出了那些我们以前看不到的环境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比如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关于嫁妆的习俗不一致）。与普遍预期相反，进化心理学家其实认同20世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一个基本学说：早期社会环境能够塑造成年人的心智。事实上，一些进化心理学家全身心投入对该课题的研究，他们决心揭示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且深信只有借助达尔文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要想知道早期经验如何塑造个体的雄心壮志或不安全感，我们首先必须问，自然选择为什么要让它们具有可塑性。

这并不是说人类行为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在追踪环境的影响时，大多数进化心理学家都知晓环境的作用存在严格边界。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具有乌托邦精神，他认为通过适当的条件设置，可以将一个人变成任何一种动物，可这种设想其实从未实现。尽管如此，认为人类体验中那些深植于“本能”和“内驱力”的可怕部分完全不可改变，或者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心理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基因差异，这两种看法也都是不成立的。当然，基因起到了作用（除了基因外，还有什么能决定心理发展规律？），但起作用的并不一定是基因差异。许多进化心理学家支持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假设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是那些最有可能起源于环境的差异。我们在书中会讲到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化心理学家正试图识别出人性的第二个层次，即物种内部更深层次的统一性。首先，人类学家注意到了那些在不同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渴望社会认可，内疚感。你可以把这些人类的共性称为“人性的旋钮”。然后，进化心理学家注意到旋钮的具体调频似乎因人而异。有的人“渴望认可”的旋钮被调至舒适区，所以他相对自信，而有的人“渴望认可”的旋钮被调至不安全区，所以他极度焦虑；有的人的内疚旋钮被调得很高，因此他的良心负担较轻，而有的人的内疚旋钮被调得很低，因此他经常很痛苦。所以进化心理学家问道：这些旋钮是怎么设置的？个体间的基因差异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更有作用的或许是基因共性：各个物种都有的通用发展程序，这种程序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反馈信息而调整心理发展方向。说来也怪，环境影响行为的研究进展大概会源自对遗传基因的思考。

因此，人性有两种存在形式，而人们会经常自然地忽略它们。第一种过于普遍，以至于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内疚感）。第二种的主要功能是让个体差异化成长，因此它自带隐匿性（比如调节内疚感的发展程序）。人性由各个旋钮及调频机制组成，它们都是“隐形”的存在。

还有另一个隐形的缘由，另一个导致人性迟迟没有显露出来的原因：人们很难自觉地意识到所有人共有的基本进化逻辑。自然选择似乎倾向于将我们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而显露出我们意识到的自我。正如弗洛伊德所看到的，我们会无视自己最深层次的动机，而无视的方式会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持久也更彻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怪诞。

达尔文式的自助

虽然本书将涉及许多研究行为的学科——人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但进化心理学是它的核心主题。这门刚刚起步的年轻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即创造出一门全新的心理学。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自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后整整一个世纪都未能被顺利解答的问题：自然选择理论能为普通人带来什么？例如：对人性的达尔文式理解有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吗？它能帮助我们选择自己的目标吗？它能帮助我们区分切合实际和不切实际的目标吗？或者更深入一点，它能帮助我们选择值得追求的目标吗？也就是说，了解进化是如何塑造人类基本道德冲动的，能否帮助我们决定哪些冲动该被认为是合理的？

在我看来，以上问题的答案是：能，能，能，能，最后，还是能。我的这句话会让很多业内人士感到不快甚至愤慨。（相信我，因为我对一些业内人士说过这句话。）长期以来，由于达尔文主义过去在道德与政治领域的误用，达尔文主义者开展工作时不得不背负着沉重压力，他们希望把科学问题和价值问题完全分开。他们认为，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或任何自然运作方式中得出基本的道德价值，如果谁这样做了，就犯了哲学家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毫无依据地从“是”得出“应该”。

我认同这种观点，“自然本性”并不是道德权威，我们不需要遵循任何看起来符合自然本性运作模式的价值观——比如“强权即公理”。然而，对人类本性的真正理解势必要深刻地影响道德思想，而且我会证明，这种影响是合理的。

本书所论述的许多问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会呈现出自助式书籍的某些特征，但只是某些特征而已，并不算多。接下来的几百页并不会充满精辟的建议和温暖的抚慰。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不会极度地简化你的生活，反而会让某些方面变得复杂，因为它将尖锐地阐明某些道德上可疑的行为——我们容易做出这些行为，而进化让我们看不到这些行为的疑点。当然，我也能从新达尔文主义范式中搜集到的一些简洁而乐观的启示，但在数量上，远不及它所阐释的那些棘手而重大的困境与难题。

但你不能否认进化阐释本身的力度，至少我希望你不会在本书结尾时加以否认。虽然本书的任务之一是找到进化心理学的实际应用领域，但首要和核心的目标是阐述进化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展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如何优雅地揭示人类心智轮廓的。所以，本书首先要推销的是一门新学科，其次才是推销政治与道德哲学所依据的一个新基础。

我努力将这两个问题分开讨论，以区分新达尔文主义关于人类心智的看法和我自己关于新达尔文主义实际应用的看法。很多人认同前者而否认后者，即认同科学观点而否认哲学诉求。但我认为没有人会否认前者与后者的相关性。在观察人类方面，新达尔文主义范式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透镜，一旦认同这一点，就很难在考察人类的困境时将这一透镜搁置在一旁。毕竟，人类的困境正是人类自身。

达尔文、斯迈尔斯和密尔

《物种起源》并非1859年在英格兰出版的唯一一本意义深远的著作。记者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作品《自己拯救自己》同样也是当时的畅销书，并且具有奠定新流派的价值。此外，还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巧的是，正是这两本书提出了达尔文的著作最终所要预示的问题。

《自己拯救自己》并没有强调人们要感触自己的感受、逃离糟糕的人际关系、开发和谐的宇宙力量，或者自助类书籍经常提出的其他建议——营造一种自我接纳及简单舒适的氛围。它宣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美德：文明、正直、勤奋、不屈不挠以及可以加强所有美德的铁一般的自控力。斯迈尔斯相信，一个人“只要运用自己自由行动和自我克制的力量”，就几乎可以实现任何目标。但他必须永远“抵制低级放纵的诱惑，绝不能让肉欲玷污身体，也绝不能让奴性的思想亵渎心灵”。7

相比之下，《论自由》则对维多利亚时代令人窒息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教条进行了强烈抗议。密尔控诉基督教“惧怕感官享受”，并指责基督教的主要道德实践已从“禁止人们干某事”转变为“要求人们干某事”。他发现加尔文教派的思想尤其让人感到压抑，因为他们认为“人性已经彻底堕落，除非人性被扼杀，否则任何人都无法得到救赎”。密尔对人性持乐观的看法，并建议基督教徒也这样做。“如果宗教认为人类是由一种伟大的存在（如上帝）所创造的，与这种信念相一致，教徒们应该相信这种伟大的存在还给了人类足够的天赋，让他们能够去培养和展现各种特质。因此，不应该将天赋予以根除。在伟大的存在看来，他的创造物越接近自己的理想境界，理解力、行动力和享受乐趣的能力越强，他就越满意。”8

密尔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性本恶吗？那些相信的人在道德上往往会像斯迈尔斯一样保守，他们会强调自制、禁欲、驯服内心的兽性。那些不信的人在道德上则会像密尔一样开放自由，他们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会持更加宽容的态度。尽管进化心理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已经给这一争论带来许多启迪，只是它的发现令人既欣慰又不安。

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说，利他主义、同情心、同理心、爱、良知和正义感——所有这些将社会凝聚在一起且让我们人类自视甚高的东西——都拥有坚实的基因基础。而让人不安的坏消息是，尽管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全人类的“天赐恩典”，但它们并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化的，也无法可靠地服务于这一目标。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道德情操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为了与自身利益保持一致而被随意打开关闭的，以及我们是如何自然而然地忽略这一开关切换的。根据新达尔文主义观点，人类拥有丰富的道德装备，但可悲的是，人们爱滥用道德装备，可叹的是，人们对这一滥用一无所知。本书的标题并非完全没有讽刺意味。

因此，尽管社会生物学中最流行的思想是“利他主义具有生物学基础”，但密尔所嘲笑的观点——人性是堕落的、有原罪的观点——不应该被草率地抛弃。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坚信道德保守主义也不应该被草率地抛弃。事实上，我认为相较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科学领域所推崇的人性观，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盛行的保守主义规范中有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对人性的把握与认识要更准确。在过去10年里，一些道德保守主义——尤其是涉及性方面的保守道德——重新兴起，对长期遭到否认的真实人性的再挖掘构成了这一切的基础。

如果现代达尔文主义确实在道德上具有保守的倾向，这是否意味着它在政治上也支持保守倾向？这是一个棘手而重要的问题。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一种恶意混淆而加以拒斥，这种做法很容易，也很正确。但考虑到意识形态和人性观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的漫长且复杂的关联，人性本善问题在政治领域投下的阴影不能被这么随意忽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尽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含义几乎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区别一直存在：相比保守主义者，政治自由主义者（比如密尔）更乐观地看待人性，并倾向于支持更宽松的道德氛围。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道德和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否真的有必要，尤其是在现代背景下。按理说，新达尔文主义具有明显的政治意涵，但一般情况下，其实又没有。就此而言，它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摇摆的频率差不多——只是向左倾斜的稍微激烈一点。（尽管马克思可能会在新范式中发现许多他不喜欢的东西，但他也会认为新范式的某些部分很吸引人。）更重要的是，这一新范式说明了现代政治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接受某些道德保守主义的理由，这是意识形态一致性的问题。同时它还表明，某些保守道德主张会通过自由社会政策得以实现。

达尔文化的达尔文

在论证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时，我会把查尔斯·达尔文本人作为第一案例。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将足以阐明进化心理学的基本原理。1876年，达尔文在其自传的第一段中写道：“我试图写下以下关于我自己的描述，就好像我已经是一个死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回顾自己的人生。”（他以超然的语气补充道：“我并不觉得这有多难，因为我的生命即将结束。”）9我想，如果达尔文能够在今天以新达尔文主义视角来回顾过往，他大概会像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来看待自己的人生。

在本书中，达尔文的人生不仅仅是案例，它还将作为一个微型测试，检验其自然选择理论的现代改良版的阐释能力。进化论的支持者——包括达尔文自己，也包括我——长久以来一直声称进化论强大到足以解释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天性。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么随机选择任何一个人，他的生活都应该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得到清晰的阐释。好吧，达尔文并不是我随机选中的，但他确实适合成为测试对象。我的看法是，相比任何其他视角，从达尔文主义视角分析达尔文的生活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我们会得到更合理的阐释。从这方面讲，达尔文和他所处的环境就像所有的生物现象一样。

不过达尔文看起来又不像其他的生物现象。当我们想到自然选择时，脑海中浮现的东西——无情地追求基因自身利益，冷酷的适者生存——与我们想到达尔文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并不一致。人人都称他礼貌且仁慈（除非有些情况使他很难兼顾两者，比如当谴责奴隶制的时候，他可能会很激动，如果他看到车夫虐待马，他可能会发脾气）。10达尔文在年轻时就形成了温文尔雅的性格和毫不矫揉造作的作风，这些优秀品质随后并没有被名声所腐蚀。“在我见过的所有杰出人物中，他的魅力最无可比拟。”文学评论家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曾这样评价他，“在他的单纯和友好中，有一种让人近乎怜悯的成分。”11借用《自己拯救自己》最后一章标题中的一句话，达尔文是一位“真正的绅士”。

达尔文读过《自己拯救自己》，但他其实没必要这么做。那时51岁的他已经是斯迈尔斯的名言——生命是一场与“道德愚昧、自私和邪恶”的抗争——活着的化身。事实上，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达尔文正派过头了，如果他真的需要一本心理自助书，那适合他的是一本20世纪晚期出版的自助书，即那种教人如何自我感觉良好、如何争当头名的书。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是一位极具洞察力的传记作者，他认为达尔文饱受“挥之不去的自我轻视”和“过度活跃的良知”之苦。鲍尔比写道：“强烈的自谦与道德原则是达尔文性格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让人敬佩，也是他受到亲人、朋友和同行喜爱的原因之一，但不幸的是，这些品质发展得过早，而且程度过高。”12

正是因为达尔文过度谦逊，过度道德又极不野蛮，他才是一个有价值的测试对象。我将努力证明，自然选择无论看起来与他多么格格不入，其实都可以解释其品性的成因。的确，达尔文是这个星球上最温和、最仁慈、最正派的人，这是事实。但他和我们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也是事实。查尔斯·达尔文也是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