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质疑，保持觉知

大多数人认为，“总是”“从不”这两个字眼不适于描述世事。与此观点类似的一种更科学的描述方式是：某个观点在一般情况下正确，在特定情况下却不一定正确；只要存在例外（即使例外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就不能预测在某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某一结果。某个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未必如此。例如我的腿需要截肢，但大多数截肢手术都很成功这一事实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少安慰。

就解答严肃且重要的问题而言，科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科学数据只能说明一般情况，揭示一般规律。某种药物或疗法是否有效，是由某项针对某一特定人群调查该药物或疗法对于某种特定疾病是否有效的研究决定的。仅仅基于现实的原因，各种各样的人——身体类型不同、基因构造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等——被选作研究被试的概率不可能完全一样。调查的每一方面都是当时能给出的最佳估计，因为，挑选哪些人做研究被试、考察哪些症状或者症状群、关注药物或者疗法的哪些方面、使用哪种测量方法，都取决于医疗界的选择。由于医学问题十分复杂，医学实验不可能囊括所有的未知情况，所以只好用概率来描述作为一般真理的这些研究结果。

敏锐的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你的研究与众不同呢？”我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为了检验可能性，而不是为了揭示一般事实。如果我能让一只狗唱歌，那么我可以说，狗是有可能唱歌的。逆时针研究的结果并没有表明每个人只要谈论过去的生活都能获得同样的结果。不过，研究结果确实表明，只要去尝试，这些改善就是有可能发生的。

一般研究告诉我们的是有关“大多数”人的事实。既然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该怎么做，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做法，那么仅仅参考现代医学研究是找不到明确答案的。医学研究并非不正确，也不是没用，只是我们作为个体，拥有医学研究缺失的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学会把医学研究揭示的一般事实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或者说我们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结合起来。

一件白衬衫染上了一个红点，我们很容易就能注意到。但是，如果这件衬衫是细格图案，那么我们也许注意不到。出于压力、抑郁、劳累或其他因素，我们大多数人对自己都是不大留意的。我们在看自己时，看到的只是一件细格衬衫。但是，我们如果试着留意这个世界以及自身具有的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的话，就可以改变这一点。学会留意新事物，我们会变得更具觉知，而觉知本身能引发更多的觉知。我们越是拥有觉知，就越有可能把自己看成白衬衫，就越容易看到上面的红点并及时将红点除去。

关注周围的世界，并不意味着要我们变得过分警惕。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投向那些与众不同或者会打破平衡的东西。如果我们跟随自己的注意力，那么不用刻意努力或者特别注意，就能捕捉到微小的信号。但是，首先我们得打开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所有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一切皆有可能”，可是，一旦遇到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大多数人会立刻把可能性抛到九霄云外。比如，四肢能再生吗？瘫痪能根治吗？尽管我们同意一切皆有可能，但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能”。为什么我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呢？一种解释是，日常生活经验塑造的心理定式让我们看不到可能性。我们不去仔细思考自己的世界观是否正确，因为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往往是在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形成的。这不是因为我们不注意世界观的内容，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世界观形成的背景。我们没有考虑到，在此处为真的事实，在彼处不一定为真。如果没有想到去审视已有的观念，那么我们就无法更新或者改进这些观念。如果没有质疑的习惯，那么我们就不会去审视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来的、基于哪些事实，更不会追问发现这些事实的科学是否可信。不加鉴别地接受信息会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也许是非常有可能的。

大多数人（包括科学家）都会陷入“假设-证实”的怪圈。一旦认为自己知道了某些事情，我们就会寻找支持这一信念的证据。不幸的是，只要寻找，这样的证据总能找到。如果要寻找证伪我们某种信念的证据，应该也能找到，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做法也许对我们更有利，但是我们不习惯这样做。社会心理学家通常采用多变量交叉设计的方式，考察某一结果在哪些情况下会出现，在哪些情况下不会出现。如果所有人都经常这样做的话，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形成一些更加精确的信念。然而，如果仅仅为自己的信念去寻找支持证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为同一假设收集到越来越多的证据，甚至因此让一个原本错误的信念变得坚不可摧（只为自己的假设寻求支持证据的研究人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的信念，通常源于传统智慧或者专家意见。例如，人们普遍认为，酒精对身体有害无益，专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治疗酒精中毒患者的医生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质疑他们任何一方的观点，而会认为他们的看法是真理。如果我们质疑的话，那么也许会把不可能的信念转化成可能的信念。例如，现在我们都知道，实际上红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