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八四〇年，法国大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在他的名著《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说：“严格说来，美国人至今还没有任何文学可言。”哪知事隔不到十年，美国人民便迎来了本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特大丰收。这样说，不是要指责托氏说话没有足够的根据；而是想说明美国文学一旦酝酿成熟，头开得煞是不凡。在一八五〇年前后数年的时间里，霍桑献出了他的力作《红字》（1850）和《七个尖角顶的房子》（1851）；朗费罗出版了代表作长篇叙事诗《伊凡吉林》（1847）和《海华沙之歌》（1854）。梭罗的《瓦登湖畔》在一八五四年出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部美国文学的巅峰之作先后在这时问世，那便是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和此刻摆在读者面前的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
梅尔维尔在写作《白鲸》的过程中，发表了一篇题为《霍桑与他的青苔》（指小说《古宅青苔》）的文章。他在文中预言了美国文学的光明前途，声称有人以为美国文学家中如果出现了一个伟大天才，“那他必是穿着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服装走来的。如果他是写戏剧的，那必然是以英国古代史或是薄伽丘的故事为依据；这是大错特错。伟大的天才是时代的一部分；他们本身就是时代，具有与之相应的色彩”。
他还说：“凡是美国作家都不应该像一个英国人或一个法国人那样写作；让他像一个人那样写作吧，因为那样他肯定会像一个美国人那样写作的。”
读了这些话，读者便可以想见其为人；这些话听起来简直像是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而《白鲸》一书证明梅尔维尔并不是口出狂言。他以一部只有美国人才写得出来，而且是以大气磅礴的史诗风格和气魄来反映美国人的时代精神和生活风貌的作品来说明他所言非虚。
赫尔曼·梅尔维尔一八一九年生于纽约曼哈顿，父亲是商人，母亲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位英雄甘斯沃特将军的女儿。他十一岁时父亲经商失败，十三岁时丧父，家道从此中落。他十五岁便开始独立谋生，当过簿记员、小学教师等。二十岁时他便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习作，二十二岁（1841年1月）时到首次出航的捕鲸船阿库希奈特号上当了一名水手。一八四三年，他入美国海军服役，一八四四年十月在波士顿退伍。
一八四五年，梅尔维尔开始文学创作，从处女作《泰皮》起至《白鲸》止的六部作品都以他的四年海上生涯为创作源泉。《泰皮：波利尼西亚生活一瞥》（1846）与《欧穆：南海历险记事》（1847）写的都是作者在南太平洋马奎撒斯群岛上土著部族中的生活纪实。《玛地》（1849）的故事，作者声明是虚构的。同年还出版了《雷得本：他的首次航行》，次年又有《白外衣，或名战舰上的世界》面世，它揭露了美国海军中一些积弊，特别是残酷的笞刑。
回头来看，前五本在客观上可以说是梅尔维尔为写《白鲸》而练笔之作。《玛地》在文字风格上是《白鲸》的预演，而从《白外衣，或名战舰上的世界》则可见《白鲸》中作者表露的种种思绪的端倪。
《白鲸》的创作始于一八五〇年二月，一八五一年八月完成，中间经过一次改弦易辙式的改写。作者在书中第一百〇四章《鲸鱼化石》开头几段中交代了他写作时心中的宏愿和所以这样写的因由。他的话归结起来便是他要写一部“巨著”，而要这样做，“你必须挑选一个巨大的主题”，鲸鱼正是这样一个“大至包罗万象的题目”，可以尽情发挥。而如果“你以跳蚤为题，决然写不出传世的名著来，尽管有许多人这样试过”。
《白鲸》于一八五一年十月出英国版，十一月出美国版。评论界对之有誉有毁。誉之者目为奇书，毁之者则斥为怪书。前者直感到这是一部冲决了一切传统文体的樊篱的现代史诗式作品。后者则把它说成“一锅用罗曼司、哲学、自然史、美文、优美感情和粗俗言语熬成的文字粥”。
遗憾的是终其一生，梅尔维尔作为《白鲸》的作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中年以后，他放弃以写作为专业，改任纽约海关督察员，暇时写诗自娱。一八九一年，他于默默无闻中辞世。
一九〇七年，《白鲸》开始为文人学士们所注意。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它收入它的《世界经典作品文库》。一九一七年，卡尔·范多伦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中称之为“全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之一”，指出“正是那种思辨与经验的独特的混合赋予《白鲸》以特有的力量”。于是从一九一九年作者诞辰百年纪念起，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梅尔维尔和《白鲸》热。名作家D.H.劳伦斯和E.M.福斯特都有专文论述。前者声称《白鲸》是“无人能及的海上史诗”。
然而怎样来具体分析、认识和欣赏《白鲸》，这在美国文学批评界至今还是个话题。最近两三年中，仅梅尔维尔的评传就出了三种，其中梅氏全集的首席主编赫歇尔·帕克教授所著的《梅尔维尔传》刚出了第一卷。论述《白鲸》的整体或某一方面的专著和专文则几乎年年都有。就译者所见的而言，有两点是这些批评家所公认或认为不言自明的：首先他们都以为《白鲸》中一些写法是现代派小说艺术特色的前奏，诸如时空的交叠、叙事语气的转换（如第五十四章《“汤—霍”故事》中以实玛利从叙述当前事情转为回首往事）以及一些意识流的章节（如几处戏剧形式的内心独白）等等；其次是他们都谈到这部作品的多义性。自从现代派大家T.S.艾略特对莎士比亚剧作的意义作多层次的剖析和阐释以后，启发了许多同辈和后来者。《白鲸》可以说是作这种阐述的范本。比如说，读者可以跳过许多有关鲸鱼与鲸类学以及社会批评和哲理思辨的章节，把《白鲸》仅仅当做一个人与鲸生死相搏的海上惊险故事来读；好莱坞两次拍摄《白鲸》的影片（第二次在一九九七年上映）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好看固然好看，但作品的内涵和韵味损失得太多。这可说是阐述《白鲸》的最低层次。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背景上来读，那时来自各国，向往新大陆的移民纷纷到西部去开疆拓土，创立基业，既轰轰烈烈，也艰苦备尝。美国捕鲸业正是这场大进军的一个海上方面军，它依仗着美国工业为它装备的先进的捕鲸船，赶上并超过了十八世纪英、法、荷等捕鲸大国，一跃而居世界首位。这样读《白鲸》便可感受到它多么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创业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它所蕴含着的史诗气派。这就大大地深入了一层。如果把《白鲸》当做叙事人以实玛利的故事来读，那么，故事以以实玛利为了逃避陆地上的生存烦恼，到海上去以求解脱开始，接着他结识了卖头颅的食人生番季奎格，把他引为知己，两人一同上了披谷德号；在大海上，他探求起人生的不可捉摸的奥秘来，发了许多感慨，有社会政治批评，有哲理性思考，大多幽默隽永，亦庄亦谐；最后，作者在船鲸同归于尽时使他成为惟一的幸存者，好来讲述这个富于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
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处于全书中心地位的船长埃哈伯和白鲸。作者对埃哈伯着墨并不多，让他亮相也晚，然而正因如此，对他的一勾一勒，都仿佛刻在读者心上。至于白鲸，则千呼万唤才在结尾高潮中露面。埃哈伯代表人在复仇狂热中丧失了人性的恶，这一点比较明显；至于白鲸是不是代表自然界的恐怖力量，这一点，作者的态度似乎有些游移不定；读者可以从《白鲸之白》这一章中有所感觉。这一对生死冤家的搏斗，其结果是没有赢家。从这一方面、这一层次来看《白鲸》，它正暗合希腊悲剧的精髓。而结尾中船将沉时，一头鹰自天而降，正好被印第安人标枪手塔希特戈一锤子钉在桅顶上。这一神来之笔更在悲剧的顶点抹上一笔神话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着意在追杀白鲸之前写了埃哈伯对“疯孩子”比普的慈父般的关怀和《交响乐章》一章中对在家中守候着天际归帆的娇妻稚子的难以割舍的亲情。这感人肺腑的两笔恰好反衬出这个复仇狂的残人以逞的铁石心肠。
关于这部具有极大复杂性的美国文学杰作，可说的还有很多，这里只想就初识《白鲸》的读者可能有的意见谈一点看法，这种读者批评家曾有过的意见就是《白鲸》中各种文体杂陈，作者还多次打断故事的进程，给读者上鲸类学等等的大课，令人感到大煞风景。简言之，《白鲸》大异小说的常规。对此我们不妨再引托克维尔的一段话来解释。那是对早期蓬勃兴起的美国文学的一个精辟的预言：
“大体说来，一个民主国家的文学从不会表现出贵族文学工整有序、循规蹈矩以及讲究技巧和艺术的特点。它往往忽视以至鄙视形式的完美。它的风格往往是奇特的，不正确的，累赘不堪，松散无度，而且几乎总是强劲有力、狂放大胆。作家们会力求很快写成，而不太计较细节的尽善尽美。篇幅短的作品较长篇巨制更为常见。将会出现粗鲁的未受教化的思想的勃勃生机，其品类众多，且有异常的繁殖力。作家所致力的将是惊世骇俗多于取悦逢迎，用于引发激情之处多，用于满足高雅品位之力少。”[1]
这是托氏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写的，《白鲸》问世在其后十余年。然而除了篇幅这一点之外，可以说句句都在《白鲸》身上应验了。预言的精髓在于它道出了民主精神与作家的创作态度、文体与风格之间声气相通的关系。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来看待《白鲸》的种种不合常规，易遭人诟病之处。因此缺陷未必不与长处有关，有的简直同时也是长处，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人品与作品，此理相同。
梅尔维尔的民主精神，特别是他的反对种族歧视，主张不论肤色，人类一律平等的立场使《白鲸》大为生色增辉。小说一开头，他就讲了个以实玛利与蛮子季奎格的出奇有趣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在以实玛利眼里，季奎格从一个食人生番很快变为自己的伙伴，然后是知己，终于升华为勇士和冒死救人于怒涛之中的英雄。如果拿这个故事和《鲁滨孙飘流记》中的鲁滨孙和星期五的故事比较一下，则梅尔维尔能刻意表现蛮子贱民的纯朴勇敢、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其思想境界实是难能可贵。
以上就如何看待这部小说的全局为读者提供一二视角和思路，供大家参考。至于具体的人物情节等等，读者尽可细细品味，形成自己的看法。译者就不必在这里饶舌了。
小说本文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纽伯瑞图书馆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赫尔曼·梅尔维尔全集》第六卷译出。该卷编者为哈里逊·海福德、赫歇尔·帕克和G.托马斯·谭赛尔三位教授。译文中大部分注释系根据企鹅古典文库本由哈罗德·皮佛教授编订的《白鲸》卷的详注摘译或编译。
成时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1] 引自《美国的民主》英译本，1994年伦敦版，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