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印度历史中的槟榔

由于南岛先民并没有自己原创的文字，其关于槟榔的历史记忆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传说和故事印证，然而传说和故事并不是可靠的历史，因此要追溯槟榔的历史，还得参考北边有文字书写传统的印度和中国的相关记载。古印度关于槟榔的文字记载最早，数量也很多，至今印度仍是嚼食槟榔的第一大国。

南亚关于槟榔的考古发现很少，因此大多数学者都依赖语言学和历史文献的考证来综合推导出槟榔进入南亚地区的时间，以及其扩散的轨迹。根据托马斯·J. 赞伯伊齐的语言学考证可知，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很可能是最早接触到槟榔的。槟榔在南印度诸语言中的发音比较接近，在泰米尔语中是Addakai，在马拉雅拉姆语中是Adakkamarom，在坎纳达语中是Adike，总的来说都有a-da-kay的音节。这种发音可能是从早期南岛语系的某个西支语族而来，由于南岛语系的西支语族已经分崩离析，我们很难追溯到确切的词源。根据语言学的分析，槟榔和蒌叶皆非南亚原产，而是在原始达罗毗荼语大分裂以前，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前后进入南亚地区的。与槟榔和蒌叶同时从马来群岛被引进南亚地区的还有椰子和檀香木，这些来自南岛语族的异域植物后来对南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些香料的印度教和佛教祭祀仪式，因此也可以说外来的香料改变了南亚人的审美，促进了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与交流。古代东南亚的各种文字，几乎都受到了古印度文字的启发或直接影响。

在吠陀时代（公元前1500—公元前600年）终结以前，古印度南北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少的，虽然槟榔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已经传到了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当中，但是北方以梵文书写吠陀经典的雅利安人似乎并不了解这种植物。两部最重要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ṇa）中，完全没有关于槟榔的记载。这也印证了在佛教和摩揭陀王国兴起以前，印度南北之间的两大族群系统，即北方的雅利安系统和南方的达罗毗荼系统之间的交流是很少的。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的文献是南亚文献中最早以明确的时间记录槟榔的。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古印度文本的独特属性，古印度很少有直接记录历史的文献资料，他们更偏向于以史诗式的文本来记录半真实、半传说的故事，这给后世研究古印度历史带来了大麻烦——年月无从考、人物半真假、事件夹传说。不过斯里兰卡是古印度文化之中的异类，这些来自北印度的移民非常重视自己的传统和世系，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渡海移民身份。斯里兰卡虽然地处南亚次大陆以南，但是它的主要居民僧伽罗人源自今孟加拉国一带，其文化也是属于北印度系统的，僧伽罗语深受古印度梵文和巴利文的影响，后者是摩揭陀王国，也是佛陀主要使用的语言。

约成书于4世纪的编年史书《岛史》（Dipavaṃsa）和约成书于5世纪的《大史》（Mahāvaṃsa）中都有关于槟榔的记载，是北印度诸文体中现存最早的关于槟榔的历史记录。《岛史》中记录了阿育王派遣佛教僧侣前往斯里兰卡传教的事迹，其中提到了阿育王在公元前270年的一次祭祀奉献：

那时，神仙们总是带着神圣的牙签和蒌叶，它们在山上长得很香，很柔软，有光泽，很甜，充满汁液，令人愉悦……还有神圣的甘蔗，一些槟榔果和一块黄色的布。

这段描述与《大史》中的另一个故事相呼应，故事发生在阿育王加冕4年后，当时阿育王正皈依佛教，据说他向佛教僧众分发了大量的“牙签和槟榔叶”。这些故事都是为了说明阿育王对佛教的虔诚和慷慨，当然也说明了在阿育王在位期间（公元前273—公元前236年），他的王城巴连弗邑（Pāṭaliputra）中是有槟榔供应的。《大史》中还有一段关于槟榔的记载，僧伽罗人的国王杜多伽摩尼（Duṭṭhagāmaṇī，公元前161—公元前137年在位）在他的王城阿努拉德普勒建起了一座大舍利塔，此舍利塔至今尚存，中文文献中一般称其为无畏山舍利塔，东晋名僧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也曾描述过此塔：

王于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庄挍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

国王杜多伽摩尼在建塔期间曾赏赐给建筑工人金钱、衣物、食物、香花，还有所谓的“Mukhavāsakapañcaka”——意为“五种香口物”。根据9世纪的注文可知，五种香口物是含有樟脑的一种槟榔嚼块，如果这份材料属实，那么这应该是最早的槟榔混合嚼块的证明。

虽然北印度并无关于槟榔的史籍类文献记载，但槟榔一再地出现在吠陀时代的医学典籍当中。吠陀时代的医学，在汉语中一般被称为梵医，即“Ayurveda”，Ayur是生命的意思，Veda是知识的意思，合在一起就表示“生命的知识”之意，当代音译为阿育吠陀。吠陀时代的古印度迦尸国的外科医生妙闻著有《妙闻本集》（Suśruta Saṃhitā），其中将槟榔作为一种药品来记载。

以蒌叶包裹粉状的樟脑、豆蔻、荜澄茄、丁香、香葵籽、青柠、槟榔做成嚼块，可以缓解过多的流涎，对心脏有好处，还可以治疗咽喉疾病。应该在起床后、进食后、洗澡后或呕吐后尽快食用。

比《妙闻本集》稍晚一些出现的《遮罗迦本集》（Caraka Saṃhitā），大约成书于1世纪，详细地记载了槟榔的用途：

人要保持清醒、品味优雅和气味芬芳，应该在口中常嚼豆蔻、香葵籽、槟榔、荜澄茄、砂仁、丁香、鲜蒌叶、樟脑油。

把这两段记载与建筑无畏山舍利塔的工人得到的“五种香口物”相对照，我们可以知道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的南亚地区，将槟榔和其他诸多的香料混合咀嚼，已经是一种人们用以维护口腔卫生的习惯。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求学期间，每日可得到担步罗叶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豆蔻子二十颗，龙香一两，供大人米一升，酥油乳酪石蜜等。其中担步罗叶应为“tembula”，即梵文中蒌叶之意，由此前文推导，应该是用这些香料一并组成嚼块食用。在佛教中，槟榔是重要的供养物之一，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佛门清供”中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从克什米尔地区到斯里兰卡岛，整个南亚地区嚼食槟榔的方法都是一脉相承的，当地居民在从南岛语族传来的传统嚼食搭配中加入了很多香料，由此构成了一种复合的风味。如果经常到台湾岛、海南岛乃至东南亚诸国旅行，会发现一般常见的槟榔嚼块是以蒌叶涂上少许石灰，包裹二分之一个或者四分之一个槟榔构成。然而到了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人们会用蒌叶包裹切成小块的槟榔，再加上各种复杂的香料组成一包槟榔嚼块，至今仍是如此。

在当代印度，槟榔嚼块（见彩图2）通常包括蒌叶、石灰、槟榔、烟草和丁香，但每个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城镇和摊贩用到的包裹物都会略有不同，少的可以是最基本的蒌叶、石灰、槟榔搭配，多的可以加入十余种香料，顾客还可以在摊前随时增减定制，现包现吃。这里也体现出印度饮食文化的特色，即香料繁多、搭配复杂、多味混杂。我们从印式咖喱、奶茶等食品的搭配上也可以看出这种特色。这种特色与中国饮食比较侧重于强调一种味型的特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中国饮食中的胡椒猪肚、沙姜鸡等，都要求突出一味，不能加入太多辅助香辛料使得味型含混不清。

从语言学的推导来看，南亚地区嚼食槟榔的历史大约始于公元前15世纪，而根据文献的记载，首次出现的明确证据表明，南亚次大陆嚼食槟榔的历史大约始于公元前1世纪。这样的差距主要是整个南亚文化不重视记录历史导致的，并不是因为南亚次大陆居民嚼食槟榔的区域不广、时间不长。从孔雀王朝时代一直到现代，整个南亚嚼食槟榔的习俗都是日常而普遍的。南亚次大陆南部及更往南的岛屿，其气候适宜槟榔和蒌叶的种植，因此那里的人们嚼食槟榔更频繁一些；北部地区鲜槟榔价格稍高，加入的其他香料就多一些，嚼食槟榔的习俗也更集中于社会中上层人士（亦未绝迹于平民中）。由于南亚诸国的历史书写传统并不成熟，因此整体来说南亚关于槟榔的记载并不太连贯，可以引用的文献资料也相对较少。